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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晝」是美濃客方言人群生活細節中的一環，也是地方社群文化的一環——正確來說，在發展成為成功的農耕民過程中，「食晝」反映的可說是美濃客家社群的勞動文化。我在美濃生活的十年裡，經歷過相當多的「食晝」，一個吸引我注意的，就是從原先單純地就是去登席、包禮，到後來關注其整場宴席對於「時間」的掌握，有某種帶急迫感的特色。急迫感是怎麼產生的呢？

原住民的題材到底該由誰來拍攝？有人主張原住民本來就應該自己拍攝自己。但，也有人提出疑問：「拿起攝影機的原住民，還是不是原住民？」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清明節，最近幾天，天鵝城的朋友們一定又為了這個深具華人文化特色的儀式，忙得不亦樂乎。且讓我把時光撥回2009年，談談清明節與華人認同的關係。
眾家朋友可能會問道：清明節與華人認同有何關聯？這麼說，清明節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之一，不論是受英文教育、華文教育、馬來文教育，或者是信仰基督教、傳統宗教、佛教的華人朋友們，大多選擇在清明節回到祖先在馬來西亞的落腳地點上墳祭拜。

當美國軍隊正式進入伊拉克，校園裡到處可見反戰的標語，爭論戰爭的必要性，而考古學者們則激烈的討論著到底考古學家應不應該與軍方合作，搶救戰亂中可預期流失的文化資產。贊成者認為考古家應該盡力搶救將會消逝的文化遺物，這些考古學者將遺址及博物館的位置交給軍方單位，希望軍方在攻擊時可以避開這些地點，甚至積極與軍方合作，〝訓練〞軍人〝認識〞考古文物，負起考古學家〝專業〞的責任。反對者則一方面質疑此戰爭的正當性，強調考古學者不能置身事外，一方面更深層的思考考古學的本體論、道德觀及其政治性。

「分居風暴」 是剛贏得201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伊朗電影，去年更囊括了柏林影展的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與最佳女主角，也被眾多影評人與電影評論雜誌書選出為去年年度最佳十大電影的第一名。 如果這些還不夠說服你去觀看這部電影，那我想特別強調的是，不像很多名過其實或賣弄玄虛的藝術電影，這是一部完全實至名歸的作品，值得你一再的品嘗。

這幾年在印度進行流亡藏人研究時，到哪裡找哪些人是我們下田野的例行前置作業，要能夠順利達成任務，就得避免和達賴喇嘛的講經或灌頂法會行程撞期，因為這些活動都吸引成千上萬印度境內流亡藏人或國外信眾匯聚，找旅館搶訂車票還算小事，麻煩的是，我們要訪談的對象都不會有空，雖然他們也會很看重我的到訪，但是很抱歉，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

當妳/你做任何事情之前，應該要先回答這個問題：妳/你為何要念人類學研究所？

如果妳/你的回答是想要在人類學界獲得一個學術工作，那麼對進入研究所這件事，就要再多加慎思。我沒有任何統計數據來支持這個觀點，但是近年人類學博士要在人類學系找到終身教職，並不比大學搖滾樂團獲得唱片合約的比例來得高。如果搖滾樂是你血液中的一部分，沒有人勸阻妳/你將搖滾樂團視為終身職志，而你對人類學也有類似感受的話，那麼我會說「拼下去!（Go for it!）」 否則我會提供其他建議。

戲劇如何成為人類學家思考當代社會文化性質的素材與媒介？甚至，這戲劇對於人類學家在面對新時代與思考重新建構知識的可能出路時，可能產生何種作用？這是黃應貴教授於今年二月十五日在中研院民族所午餐時間給了一場名為「新時代的教科書：日劇」的演講所關注的問題。文末，我將以另一位同樣受到戲劇影響的人類學家Michael Taussig的作品為例，探究戲劇或劇場如何可能有助於我們釐清被研究對象社會文化中幽微難解的側面，促使我們反思自身知識之理論預設所造成的侷限，甚至進而誘發新的人類學思維。

2009年底，當我準備要把過去田野的心得集結出書時，書的內容還沒完全定稿，而我心裡想的是要選擇甚麼樣的封面。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繪畫，原因無他：雖被譯為民族誌書寫者，ethnographer不就是兩個字根（ethno+grapher）的結合？儘管有Geertz以來美國人類學界層層疊疊地對民族誌的內涵加以闡述翻轉，對我而言，「描繪族群圖像的人」仍然一語道盡民族誌工作者的核心。然而，回首來時路，撇除那些惱人的傳教士和探險者不提，這項工作真的是一項獨佔事業嗎？

我作台灣原住民的研究，在學校也教授「台灣南島語族研究」的課程，但對於平埔族的認識長期以來卻一直侷限在文獻的閱讀，直到所上有一位西拉雅學生–段洪坤–入學後，「平埔」和「西拉雅」對我才開始逐漸有了不同的意義……那一年我擔任他們班的導師，也開始在學校新成立的原住民中心協助相關事務，積極地舉辦原民週活動，鼓勵原住民學生成立社團，但是卻常很自然地忘記洪坤也是原住民，這時洪坤總會幽默地對我表達抗議，讓我驚覺到自己在潛意識裡對於平埔也和一般社會大眾一樣，有著他們已然「漢化」的刻板印象。2009年八八風災重創小林村，風災過後的兩個月，我得知小林村仍決定照常舉行夜祭之時，便主動詢問洪坤是否可以協助安排我前往，當時他正為協助小林重建工作忙得焦頭爛額，但依然一口答應了我的不情之請。

選前一天親戚朋友們和我通電話時，都說一句；「這次有可能」（意思是「有可能」政黨輪替）。這些親友並不能簡單地被定義成「綠」的，應該說他們心底最大的渴求是希望台灣能夠有一個政黨輪替的正常民主政治的架構。我們心照不宣這個超脫於競爭的意願，然而更耐人尋味的卻是親友們的那句：「這次有可能」…，那麼難道從來沒有「可能」過？

值此新年，談論「山寨」話題，時光彷彿倒流到四年前蒐集博士論文期間，曾在代工廠上班，利用假日到深圳羅湖去旁觀仿冒品消費買賣的日子。然後經歷過兩岸甚至各國媒體對「山寨」話題發燒、德國設計展(DMY Festival)今年甚至以Copycat為主題舉行論壇，這個話題彷彿方新未艾。

Laha Mebow（陳潔瑤）導演的第一部電影《不一樣的月光：尋找沙韻》海報上寫著：台灣首部『原住民導演』的電影，若真如此，就是里程碑，不論如何，的確是部值得探討的好作品。

記得多年前第一次去到金銀島出田野，我透過G島某教授的介紹，順利地住進她的一位學生的家中。這位學生的家長身居政府要職，家中非常氣派。他們家中兼營了好幾項生意，有出租公寓，有經營美髮等等事業，因此僱用了大約十五名的菲律賓籍員工，分別在不同的家族經營的事業中工作。
按照以往的想像，寄宿的家庭會是田野的開端，透過跟寄宿家庭的熟稔，再經由他們的協助，引介我去認識相關的訪談對象。但是住進來一天後，我就發現我的寄宿家庭的成員，每天都要去公家機關上班，剩下我一個人與幾名菲律賓籍的員工待在家中，甚至我們聊天的時間都比我跟主人聊天的機會多。於是我對當地的第一印象其實是來自於這些外籍工作者對於他們僱主的認識跟想法。

賽德克‧巴萊的討論至少牽涉到7 個問題──這些問題不是我對影片內容的疑惑，不是要去問導演的（雖然如果有機會交流也很不錯），而是問自己的。每一個問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也未必有清楚的對錯，而是立場的選擇──在這些價值觀裡面，在這些思考範式中，評論者站在哪裡？而我又選擇要站在哪裡？

我看完上集太陽旗時，到處寄信要朋友去看，覺得好像是自己的榮耀。看完下集後，我也不覺得導演阻礙了我們繼續尋求［歷史真相］的動機和努力。那天我獨自開車在眼前平坦又白晃晃的柏油路上，想到這部電影導演本身的探索，他帶來的全台的討論和探索，我突然想到湯湘竹導演的兩部電影的名稱：［山有多高？］［海有多深？］。對照到賽德克巴萊的探索，是阿，山有多高？海有多深？我流下淚來。台灣，你的探索，是我們的未來。歷史，可以是過去，可以是未來。

在論文修改接近尾聲時，一次和指導老師的討論中，老師忽然說了：你不覺得應該在論文的開始便說明你本身與遺址的關係？什麼原因把你帶進了這個田野？你研究的開端，你為什麼對這樣的議題感興趣，甚至寫了一本論文？你為什麼選擇了特定的理論取向來尋找答案？當我們透過你的詮釋看到了過去的社會時，你又在哪裡呢？

我到埔里教書後，最先認識的賽德克人就是一直在歷史上被描述為「親日蕃」幫助日人追殺莫那魯道的Toda支群。到春陽作田野後我發現，基本上他們是不談霧社事件的，比較熟之後才從一些報導人口中聽到和過去所知道很不一樣形象的莫那魯道。我並非認為Toda人的口述記憶呈現了更多的「歷史真相」，它其實是主流論述強大力量下，所發展出另一個被壓抑的對抗式在地觀點。漸漸地我能體會Toda人長期的沈默與無奈，不願參加霧社事件紀念儀式的心情，以及霧社事件本身所牽涉的複雜族群與部落關係。

今年二月天鵝城的好友老張寫了一封伊媚兒給我，表示天鵝城的永安亭大伯公廟(福德祠)即將舉辦第四屆「福德文化節」，他是籌備會主席，「I have no idea，不知要辦什麼東西才好」。我說：「Don’t worry，我可以幫你策劃一場研討會」。研討會題目最後確定為「福德正神研究國際研討會」。由於沒把握能否辦第二屆，因此就沒有放上「第一屆」。我孤狗了這個名稱，確定沒有重複，就這麼辦。

H是A村最具勢力的黑道大哥。而我與A村初次結緣，則是廿年前的事了。當時該村正結束了一段轟動全國的反污染抗爭，立場一向堅定的草根運動組織在兩三個月之間掩旗息鼓，做為抗爭焦點的工業建設於是在維安單位護駕下順利過關。為何A村抗爭會從持續數年的轟轟烈烈急轉直下，最後草草收場呢？這個問題，從地方到中央、從社運界到學界一直有各種說法，其中最為信實但也最為隱晦的理由，便是地方黑道的態度轉折。

（續）但這幅觀光發展富裕蓬勃的圖像下，還是有一些遺憾的。
住在對街的Pak M，我幾年前進行家屋調查的時候訪問過他，記得他還是國立大學經濟系畢業的呢，曾經當過司機，今年卻每天看他坐在自家的雜貨店門前一動也不動看著人來人往。他家有個小朋友，很喜歡敲著小鼓咚咚隆咚地，也讓我每回抬頭看到他還是沒有離開地坐著。我問Pak Ng，為什麼他不工作？Pak Ng聳聳肩說，他剛賣了家裡的田地給一家飯店，拿了好價錢，但是從此他就什麼都不做了。

在台灣東海岸面對觀光浪潮席捲而來的都蘭，大家對於觀光的想像和討論，讓我想起我所認識的峇里島的小村面對觀光發展的故事。觀光原本並不是我的研究主題，發展也不是。但是看到認識多年的朋友們所擔心的問題，也刺激自己開始思考，要發展，真的只有觀光一個選項嗎？而假如要發展觀光，部落的生活將面臨什麼樣的改變課題？我有一位研究工作上的好夥伴，從與他的相處與學習中，我看到峇里島上發展觀光過程的改變，和一個人可以為一個村子帶來的一些力量。雖然這不是什麼完整調查後的結果，只是一個朋友的故事，但是，也許從這裡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在面對發展的困惑時的，一點點希望。

聽我的父親說，我的曾祖父非常熱情與好客。日治時期，在高雄鄉下老家門口的小屋內，每天都會泡茶請人享用，聊天喝茶之餘順帶兼作不收錢的「民宿」。某次有一對從嘉義北港步行來下港作生意的父女在此暫時停歇，曾祖父很熱心地讓兩位外地人暫居。沒想到這個決定也同時改變了他其中一個兒子的運命。年紀輕輕就隨著父親到處作生意的女兒表現地很勤快，引起當是也很年輕的祖父注意。後來，這個女孩成為我的祖母，那年，她十六歲。

很久很久以前，因為參與紀錄片拍攝的關係，我有機會走訪阿里山的鄒族部落，當時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具有深厚文化意涵的Mayasvi（戰祭）、Homiyaya（小米收穫祭）和Kuba（庫巴：男子集會所），因此活動的領域都是在兩個大社達邦與特富野。將近二十年後，因為參加一個部落觀光的行程，我再次踏上久違的鄒族土地，和一群年輕的小朋友一起探訪山美和新美，這兩個在我過去經驗和人類學文獻中都相當陌生的鄒族小社。

火熱的八月，有人還在看”芭樂人類學”嗎? 更不可思議的是，有人還要寫”芭樂人類學”文章。有如美國一位小說家所說，八月只是為秋天做準備。 酷熱的仲夏不是應該拿來作夢嗎?既然如此，我就昏沈沈的寫個夢境，只是它不是一個普通的夢境，我以為我是在夢境裡。

記得幾年前在花蓮，一個八月天的午後，與一位朋友見面。這位朋友身手俐落、外表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很多的中年有形T。閒聊了一陣，他忽然提起前幾天，他收到他的伴16歲女兒給他的一張卡片，上面寫著感謝我這位朋友十多年來對她的養育與付出（…）。朋友語氣平靜娓娓道來的事情，原來是一張爸爸節感恩卡的故事。

小學時候學校老師總是交代我們要回去告訴父母親，不要再食用豬油了，改以植物油取代，否則容易得腦溢血。回家之後我們總是複述一遍這個「時代性標準版本」。母親向來對於接受新知識不落人後，報紙電視也三不五時做廣告。但是有次母親耐不住她的疑問對我說，鄰居兩個媽媽也有同感的是，當時一般的植物油（也就是大豆油）不比豬油好。她們的論證是，用大豆油之後，抽油煙機上面留的油漬更難洗掉，那些東西吃下肚不是更麻煩。再者附近山頭上有一寺廟，裡面的師父都吃大豆油，中風的也不在少數。我那時不大相信母親的經驗法則，一直到最近看了相關更深入的報導之後，不得不讚嘆媽媽們當年的經驗說或直覺說。

要怎麼稱這種經驗性的知識？這時候Geertz有一個著名的篇章：Common Sense as a Cultural System.立刻在旁招手。

頭幾年參與國際會議，總是恭敬地捧著厚厚的議程表，早早就把自己景仰的學者和關連的議題圈了起來，倘若遇到多場次共同進行而感興趣的講者同時段前後出現在不同的場地，哎，心中的掙扎和奔波於不同場地之間的勞頓那就別提了。可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變得比較不那麼，嗯，宗教性了呢？

約略是自從我發現，國際學術會議中的種種發表，也像是一種儀式語言開始吧。

2011年才過了一半，我們就已經歷了兩個末日。先有台灣王老師的511大地震預言，緊接著是「美國王老師」坎平（Harold Camping）神算出的521末日審判，當然事後都證實只是虛驚一場，但末世烏雲依然罩頂，明年還有流傳已久的2012人類末劫說等在前頭。末日預言出現的歷史幾乎就跟人類文明史一樣長久，有關世界盡頭的警示，一方面反映了面對現況的批判省思，另方面則具現了「毀滅重生」的集體期盼，意涵其實是相當積極的。

在所有學科之中，人類學擁有傳統最為悠久的末日論述。

長久以來我一直關注傳統舞蹈的當代實踐，既稱之為傳統，就跟記憶脫不了關係：舞蹈如何成為一種社會記憶的體現，並與歌謠敘事、時間和空間等表徵體系相互參照，構築出文化內在的詮釋支點？回顧幾年來蒐集到的原住民舞蹈素材，我試圖藉由對舞蹈的深層分析，使得原為物理學的空間元素與向度，以及解剖學上的肢體動作序列，能夠被賦予一定的識讀性（literacy），跳脫舞蹈一向予人不可言說、難以捉摸的特質，透過當代族人們的實踐，有效地被辨識、經驗、理解與詮釋。

台灣首部以原住民語言發音為主軸，由陳文彬導演所執導的《靈魂的旅程》上個月15日同步在台北絕色、國賓影城、新竹大遠百威秀上映，恰逢民進黨總統初選的敏感時機，馬英九、蔡英文先後分別應邀前往觀賞，為這部片在新聞版面上提昇了不少知名度。

網路上對這部電影的介紹中特別強調：

「全片耗時三年，導演選擇在新竹縣尖石鄉鎮西堡深山裡的泰雅部落，搭景重建泰雅古部落樣貌。劇中服裝、道具、美術及語言等，都經過長期細心考據的工作。」

導演陳文彬在去年底於新竹縣尖石鄉受訪時也表示：

「此片在拍攝時搭建許多茅草屋與竹屋，希望藉此振興觀光產業與活絡地方經濟。」

這些報導對於把《靈魂的旅程》視為是一全新創作的觀眾而言，應該是頗吸引人的宣傳。然而，對於知曉此片乃是由陳文彬導演前一部短片《泰雅千年》為基礎發展而來，並從比令‧亞布側拍的紀錄片《走過千年》得知重建這些古代泰雅部落過程裡留下諸多紛爭的人而言，看到所謂的「泰雅古部落」再度被搬上檯面作為宣傳重點時，恐怕會和我一樣覺得愕然與諷刺，也對於陳導演究竟如何看待他與部落族人的關係和互動感到不解。

底下是本月初登在學生刊物的一封我寫給交大校長的信，希望她能夠關心交大在竹北的新校區計畫正引起的在地爭議與危機。我把它重刊在芭樂人類學，希望您讀過以後，如果跟我有一樣想法，可以幫忙將意見傳送給她。我在本文最後設計了一封意見信樣本，你可以剪貼簽名後直接寄給交大校長信箱，呼籲她成立一個校內的特別委員會面對處理這件校園和社會大事。

這大概是我所有田野故事中最哀傷的一個。

2000年的某天，剛好有些事情要在城裡處理，就沒有去田野工作。快到中午時想到郵局寄東西順便吃飯，於是便走到了城中心去。沒想到縣城裡唯一的主幹道兩旁擠得人山人海，問了問旁邊的一位老鄉這在做什麼，在嘈雜的人聲中只聽到幾個濃重的四川腔的字，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正想是不是再找個人問的時候，只聽到聲浪像炸開來似地，人群向聲浪的反方向擠去，整個人也就跟著被擠了過去。在擁擠的人縫中看到幾臺小卡車從馬路的那頭開過來，等到看清楚車上的狀況時，腦袋像是被重擊似地整個人呆住了。

災難是一面照妖鏡，照出社會結構的緊張與不平等，彰顯不同文化的模式，也反景出歷史的記憶與層疊的連帶。身為一個人類學家，由於自認對日本文化的了解只是間接而片段，對災後社會景況也沒有一手的觀察，如果說要寫篇典型的文化人類學分析，討論日本文化對災難反應的影響，我著實不敢下筆。然而總覺得芭樂人類學在這個當下需要寫點什麼，幸好人類學還至少有兩項特色：全貌觀以及比較觀點，因此這篇文章，我想試著從這個角度初步的談一些目前的觀察與想法。請先容我從一段（不全貌也沒比較的）記憶談起。

在2008年中，當我準備前往馬來西亞砂拉越天鵝城[i]做田野研究之前，寫了一封電郵給一位馬來西亞研究專家。他在回信時提到，當地人非常喜歡談論臺灣的種種議題，學者有的選擇迴避，有的則是選擇面對。接下來我住在天鵝城13個月，為了合乎田野倫理的要求—-對於當地人瞭解民族誌研究者本人的社會文化的需要，採取開放誠實的態度—-我自始至終都選擇面對。事實上，透過對臺灣人身分的討論，我更能了解他們對華人認同的深刻想法。

對流亡印度的藏人而言，如果說達蘭薩拉是行政中心的Washington D.C.，那麼位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 Manju Ka Tila就是他們的New York City。當我們從台北搭機到達德里之後，就會被在地協助的藏人助理「帶」到這裡歇息落腳，雖然Manju Ka Tila和德里機場分別位於德里的兩端，德里本身幅員廣大外，加上繁忙的交通，約30多公里的距離幾乎要花費一個小時才能到達。但藏人到了德里，就習慣性地來到這裡，唯有在藏人聚集的地區，他們才覺得有安全感。

御宅男SAL9000或是前往虛擬歌手演唱會的粉絲，並非盲目的追求者；當今的評論也不是「自卑、缺乏自信心」或是「現實跟虛擬已經傻傻分不清楚」等不屑語彙。用人類學概念說明的話，不了解一個人所處的文化，便無法理解他的行為舉止何以如此。當數以千計的一群人為了同一興趣而具備相似的生活模式時，在過去也許可以稱為「盲從」，但在今日的世界裡，這叫做「意義的豐富性」。這不是因為現代比起古代情境來得更為複雜，而是當代的發聲以及集結方式比起以往更容易推翻權威的論斷。

百年、千年或萬年以來，無論風吹草起或天搖地動，它們只是靜靜地看著人情冷暖、隨波逐流，而隨著時間飄逝，它們或是慢慢的灰飛煙滅、或是安安靜靜的守著原來的位子等待自己的伯樂出現。『它們』就是考古遺留，是我們祖先的遺留，是一件件我們於土裡或海裡所發掘出來的各類物質，也是考古學者眼中的寶物。不同於整齊劃一地排列在小格子或小櫃子的文字檔案，直到再次出現於世人眼前以前，天地就是它們的休息的處所，它們是另類檔案。

前不久所上學生舉行資格考，其中一個同學以蘭嶼觀光的交換食宿現象為題，他的文章中提到了Mauss和Malinowski兩個大佬，但老師們仍不滿意。「交換」在人類學是多麼重要的概念，怎麼可以只提這兩個人！我非常同意同事們的看法，因此只敢在芭樂人類學裡談禮物和交換，那就不必去和一大堆人類學的big man對話了。

編完最近一期以「公共人類學」為主題的人類學視界，感覺意猶未盡，總覺得最近有關人類學公共參與的討論，似乎少了甚麼。到底人類學家做為人類學學科建制的一部分，如何放進我們現在談的公共性的脈絡裡討論？公共人類學包不包括人類學學科建制的公共化，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更精確地問，公共人類學是不是只有在某種公共化人類學的過程中，才能顯露其最大批判力量。

很多時候博士論文題目的決定完全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言的。在煩惱博士論文的田野地時，剛好有個到中國田野的機會，雖然對於田野地處於一個完全陌生的狀況，只知道要去搶救一個即將被三峽大壩淹沒的古代鹽業生產遺址，其他問題都還沒想清楚就出發了。

在一個為控訴農田被強迫徵收的記者會現場，我在台下聽著主持人宣佈：某某大學老師帶著他的學生來到這裡為被縣政府踐踏的農民加油打氣，現場響起一片熱烈掌聲。這些老師們和學生們的現身和幫忙，確實給當地居民帶來很大的鼓勵。旁邊我自己系所裡的同學看看我，小聲地說：「老師，為甚麼同學們都不來」（真正的問號應是：老師為何不帶同學來增加正義的聲勢？）。一時之間，我也難以回答。便小聲地說：人類學不是一個立刻可以「使用」的學問。同學回答:「歐，像某某老師說的：學院派的」。我覺得我越描越黑，真的是難以一言道盡。在記者會上，地政學者向大家闡述土地政治的倫理，社會學家說明農地和農村價值在整個社會的重要，律師解釋如何在現有法律結構裡進行訴訟。人類學家不僅感覺毫無用處，還必須解釋為何不帶同學來到現場互相培力

緊張緊張緊張，刺激刺激刺激。到底火箭會不會升空？

「火箭」是民主行動黨的黨徽，這是反對黨陣營人民聯盟(民聯)的3個成員黨之一，以華人佔多數的多族群政黨。在天鵝城，你如果說「火箭」，大家都會明白所指的就是民主行動黨。如果不方便開口說，只要舉起右手在胸前，握拳伸出食指，這是首相納吉強力宣傳的「一個馬來西亞」(satu Malaysia)，然後向天空伸去，這就是「火箭升空」。聽說首相的智囊團對此搖頭不已，當初付給公關公司打造形象的鉅資，就這麼讓天鵝城居民給胡亂消費去了。

「海角七號」的走紅讓魏德聖導演頓時成了振興低迷國片市場的英雄，大眾的注目和期盼也隨之聚焦到導演籌拍已久的下一步影片–描述霧社事件的「賽德克巴萊」之上。魏導的光環與「賽德克巴萊」五分鐘史詩般的預告片讓許多人對這部即將殺青的大片充滿期待。但我必須承認，以莫那魯道作為「賽德克巴萊」（真正的賽德克人）之典型是否恰當，我個人一直是憂心多於期待的，尤其是關於影片會如何處理 Toda人的位置與觀點。
不過爭議卻發生在意料之外的場景。

Kaka的朋友說，足球比賽很無趣，常常一群人踢了大半天還掛零。對Kaka而言，在足球場上，實力堅強與看好度或許確保能跨過一定門檻，卻不是通往大力神盃的保證；贏球必須因緣俱會。即使球員努力拼鬥了許久，在最終哨聲響起時無法進球，宛如經歷一場Sisyphus式磨難的試煉，都無法抹滅球員奔跑行進時瞬間身體移動與鬥智彼此完美結合的存在時刻，亦不能否定在時空壓縮的情境下，球迷與球員悲喜與共的conviviality。

世界盃本週進入四強賽事。支持巴西中場 Kakà先生的Kaka身為作者，特地選張他在上屆世界盃起腳射門的帥照以嚮讀者。巴西人認為足球應是Joga bonito（play beautifully），消除不公平與不具運動家精神的手段，強調公平競爭、個人的創造力（「森巴足球」的腳法）與團體默契，足球是‘play from the heart’，才有資格成為beautiful game。做為球迷的Kaka相信，這才是令觀者感受真正愉悅的足球。

面對這個號稱吸引最多地球人目光的遊戲競賽，做為人類學家的Kaka主要從兩個層面來討論：博奕做為一種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作用形式的意義，以及探討世足賽涉及暴力與狂歡這類「非理性」情緒如何被建構，從而可以對當代社會的情緒政治有另類的理解與定位。最後，Kaka回到個人層次來討論足球如何成為這個時代年輕孩子想像未來與經驗個人存在的憑藉……

偶然的機會在一家麵包店的架上看到這本書「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木村阿公的奇蹟蘋果」，覺得好奇買回來看，發現是今年看到最好看的一本書之一，甚至在這樣讚美時，都覺得有點冒犯，因為那是一個用心照顧蘋果三十年的感人故事。
近年來相關主題的書籍和故事在台灣也掀起不小的浪潮，到底這個被催動的感情狀態來自於何處？人類從遠古時代就知道煉鐵，只要他想要的部分，不要他不要的，人類從來就不是自然的，深深懂得掌控自然獲取所需。這樣的掌控性讓人類從農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也邁入了生物科技的時代。但是這個掌控的趨力是朝向何處發展呢？

2008年9月12日的辛樂克颱風，重創了知名的觀光區廬山溫泉，像玩具般倒塌在河裡的飯店透過新聞報導一再播放，讓人怵目驚心，但其實更令我震撼的是官方對這個事件的回應…..今年二月，鄰近廬山部落的春陽村接到縣政府一紙公文，告知3月4日將到春陽活動中心舉辦「廬山溫泉區遷建選址春陽溫泉階地規劃說明會」。經過部落裡的幹部多方瞭解，才知道縣政府和中央多次開會評估後，覺得廬山溫泉當地地質太過危險，原址重建不可行，為了業者的生計，為了南投的觀光事業，縣府選擇尚未被大量開發的春陽溫泉作為遷建地，決定在此重新開展廬山溫泉業的第二春….

Kaka自投羅網且來寫政治文，而且還自找死路地寫（社會學與政治學最熱衷的）當代國家。Kaka認為，當我們的研究對象先後進入了新自由主義體制後，人類學家必須擺脫過去對政治與權力關係的僵化看法，先浸淫在現象中去嘗試新的提問與可能性，從而有可能找到重新建構與掌握社會範疇（例如政治與經濟二分）的切入點。首先聲明，appearance不是Kaka創意的發想，是重新閱讀Karl Marx與Michael Taussig的作品後，反思這個概念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新自由主義國家構成的幾個關鍵面向，並探尋此概念的極限。

最近終於看了《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這部有名的日本電影，除了充分理解為何談此議題的影片會獲得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它也引起我的好奇：到底男主角是如何「變成」專業的禮儀師的？影片的重點當然不在討論社會制度，也對於日本的生死與殯葬文化沒有太多著墨(關於此點可觀賞《楢山節考》)。但職業病使然，讓我邊看電影邊想這些問題。前兩天又收到婦女新知的通訊，其中提到台灣的禮儀師考題終於開始有了性別平等的觀念，再度挑起我對此行業的好奇心。於是，我上網把考題找了出來。一看之下，覺得這真是人類學的命題哩……

觀看『油症」的過程實在痛苦。痛苦，因為對受害者長期的身心痛苦雖無可能感同身受卻仍心驚難安。痛苦，也因為驚覺自己對於多氯聯苯事件雖然早有耳聞，卻從不曾花心思與時間進行瞭解。我，或許就像多數的台灣人，毫無基礎地認定這是一起早已獲得解決的歷史事件 。而這正是導演在片中透過並置多氯聯苯事件與美麗島事件所試圖凸顯的一個對比：同樣事隔三十年，歷史給了美麗島事件的受害者們一個公道，卻徹底遺忘了油症受害者。

前晚到交大「中正堂」（奇怪的名字）觀看「眼淚」，一個百味雜陳的觀影經驗。看完的第一個念頭是有好多人身不由己，人人都會犯錯，我們誰也沒有辦法對「錯誤」置身事外。
我突然慶幸我生在台灣，在一個不太宏偉的社會空間裡，一部片子可以從南到北，從西到東免費被觀賞，我們不多不少的人可以在觀影後留下來，相互交換感想，從正義、暴力、懺悔、階級談到報復和同理。我們的距離不太遠，得以聽到相互的嘆息、感受到對方的沈重，走出那個空間後，我們願意用另一種眼睛看這個社會各個角落。

盡管硬芭樂似乎不受歡迎，我還是決定要在芭樂寫篇政治文，因為35年前的今天非常政治──蔣介石去世，國家宣布「國喪」一個月，娛樂活動暫停。 蔣介石遺體移靈慈湖。35年後的4月5日，桃園縣政府主辦2010年「OPEN蔣春季慈湖旅遊季」活動，蔣介石銅像穿上花布衣、打扮成原住民拿著拉拉山的水蜜桃、裝扮成料理魚的廚師，還有個騎金馬紅匹風好拉風。但將蔣介石「創意變裝」，只是個好玩的觀光行銷？甚至是個「顛覆威權」的行動？

關於田野，我有話要說。

身為一位深具批判精神的亞洲區域知識份子，我得考察一下關於『田野」的翻譯政治與其(不)可譯性。到底{ field =『田野」，fieldwork =『田野工作」} 此一如今普遍被接受的翻譯鏈結起於何時？更重要的是，這個翻譯鏈結構連著此地哪條文化脈絡，激發何種文化想像？ 一個比較性的觀察是：在印尼人類學界用語裡，field = lapangan，而此字強調的就是『在地、臨陣、在場」的意思 (e.g. 從農村到城裡打工幫傭的家務勞動者會以 orang lapangan 來指稱在農村負責交涉一切打工事務的地頭蛇) ，而這種fieldworker = 地頭蛇的想像既不田也不野，其實反而比較符合當代多數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實況哩。 於是我又懷疑：會不會是因為『田野」這個中文詞彙的長相美氣氛佳，意涵豐富動靜皆宜，因而使吾人憑添幾許關於fieldwork的譯/意/溢外想像？

2006年7月，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出資，委託吾鄉工作室拍攝一部關於泰雅族遷徙故事與傳統生態知識的影片，即為後來在幾個國際影展嶄露頭角，頗受好評的《泰雅千年》（該片贏得41屆休士頓影展民族與文化白金獎）。這部約卅分鐘長度的劇情片場景設定在年代未知的遠古（當所有泰雅人都穿著類同現今文物館展示的「傳統」泰雅服飾及頭飾的時代），一個「典型的」泰雅部落為了尋找新的獵場而向外遷徙，片中情節包括泰雅族狩獵規則、知名的gaga、男女性別分工等等，翠綠的山林取景加上泰雅古調的背景音樂，的確是部很悅目的片子。

很特別的是，在《泰雅千年》拍攝工作進行當中，泰雅族導演比令亞布全程側拍漢人團隊與部落居民的合作過程，這部記錄片即為《走過千年》，後被選為2009年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的閉幕片。不同於《泰雅千年》所營造的浪漫化情懷，《走過千年》所呈現的，是一群滿懷理想但對部落現實無知的漢人誤闖政治叢林（包括原漢族裔政治與部落派系政治）的曲折歷程。

第一次看到人類學者Robert Rhodes寫「我類」的七項特質時，心裡連驚七下。這些個個一針見血的人類學者特質是：孤僻人士(the loner), 軟科學派(the soft scientists), 龜速(the tortoise), 愛唱反調者(the naysayer), 傳教士(the preacher), 狂熱的浪漫派(the romantic zealot)，最後致命一擊是：可以被取代的人(the replaceable)。這每一項特質，不論同意與否，都可以長篇大論討論一番。不過，心驚之後冷靜想一想，我以為，「軟科學」是質化研究的共通特質，絕非人類學的獨門功夫；歷史學者「唱反調」的本事也經常令人讚嘆；我們也不見得比社工或經濟學更為勝任「傳教士」；至於「狂熱的浪漫」程度我們也有機會小輸哲學家或文學家。但在「孤僻」、「龜速」、以及「可以被取代的人」這三點特質上，我類似乎真的無人出其右哩。雖然這篇短文的目的其實是在於討論與去年「八八水災」有關的議題，我卻想環繞這些特質來談談我參與「八八水災」後的相關行動時，對人類學的矛盾感想。

就我看來，台灣人類學正面臨空前巨大的挑戰與危機：後殖民或全球化現象的論述回擊、原住民自決意識下的入境（研究）許可證、在地人類學觀點帶來的衝擊、流動社群的離散回應、學術書寫修辭的刻板堅持、全球都會城市的描繪、混雜主體的不確定性位置和模糊邊界、網路社群的變裝身份。這些挑戰都具備一項相似的性質：所有的主題都圍繞在我們周遭，以一種「流動」的性質表達當前正在改變的「不確定性」。「文化」何時停止改變過？明明文化人類學不正處理「變遷」的過程？何時這類議題卻交由比較文學、歐美研究、哲學等取得發表的先決機會？

自1989年進入台大、開始接觸人類學，我對體質人類學與考古學即充滿興趣。看過『迷霧森林十八年』後，對於Dian Fossey為大猩猩研究的犧牲奉獻更是充滿了憧憬，開啟了我的「體質人類學追求之旅」。體質人類學的範圍很廣，這趟旅程比我原先想像的充滿了更多的探索與轉彎。我從單純的對人骨有興趣到了解基礎的人骨應用研究與分析、CSI影集從看熱鬧到看門道。這篇小文章的目的是希望鼓勵學生多接觸不同的東西，並讓大家知道，一個文學院出身的學生也有可能唸醫學院的課程！

去年11月底陳雲林第一次來台後，我在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發表了題為「民主憂鬱的困境」的短文。事隔一年，陳雲林第二次來台，擾攘之中，有感而發，因此將該篇短文，藉芭樂人類學一角，重刊一次。尤其最近台灣民眾開始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宣稱的真諦：主權問題已超越了過去國共內戰甚至民進黨執政後的台獨爭議，已經超越了飛彈部署的心理恫赫效應，甚至也非一中或兩國的舊時代國族思維。這個真諦指出的是：所謂中國主權已紮紮實實地觸及台灣內部的政治戰線。

剛從費城回來, 想分享一下我參與今年美國人類學會年度會議的感想. 今年會議的題目是: The End/s of Anthropology, 意思是: 人類學的結束/人類學的目標. 在那麼大的會議場上, 幾千人匆忙地來來去去, 四天一直聽演講, 逛書展, 跟老同學們集合,老實說,很難感受到人類學有”結束”的危機. 不過, 聽一些panel後, 也可以看得出來人類學21世紀的狀況與目標的轉變.

今年的下半年，台灣的劇場，飄逸出一股濃濃的「原」味。先是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專業表演藝術團體「原舞者」，在世紀風災莫拉克重創原住民部落與台灣山林之後，於九月中旬整裝重演以阿美族神話為基底改編的神話舞劇《大海嘯》。在國家劇院實驗劇場的檔期應是年前就敲定好的，但是誰也沒料到居然演出前一個多月會遇上東、南台灣遭逢世紀大浩劫，這齣舞劇以神話為本、但卻複音指謫當代社會枉顧自然過度開發山林的功利追逐，可說及時地對莫拉克水災提出一種另類註腳，一種有別於媒體、輿論的究責觀點：當不同文化、出發點的人群交相指責對方是禍首之後，對著別人的指頭終究要回到自己身上，是「我們」、而不是「你」或「他」，才是這場浩劫的集體製造者。這樣的演出橋段令人好奇，這是居住山林但卻遭受土石流侵襲與遷村威脅的原住民族人，在無力阻擋國家與資本主義長年刨土掘根的衝擊之後，面對必然劫難的一種領略嗎？

在日本殖民時期進入原住民部落嘗試宣教的日本人，井上伊之助是其中最著名的。但是他的宣教計畫卻始終沒有獲得殖民政府的許可，甚至禁止他傳道。所以他不能在原住民部落公開傳教，只能以醫療服務的方式，讓原住民感受到他作為基督徒的生活與行事為人，間接而隱涵的影響原住民。他待在原住民部落的時間，自始至終沒有讓一個原住民受洗，因此從客觀的數據而言他的宣教並不成功。我們若能深入了解他為何要去原住民部落宣教，以及他在原住民部落中的經歷，或許能幫助我們了解日本殖民主義和原住民宣教的關係到底是甚麼。

兩個月前聽說我的指導老師也用facebook。蝦米？我受到很大的刺激，也開了一個帳號。我只是低度使用者，對玩game也沒興趣，不過身為一個有職業病的人類學家，無處不是田野，玩facebook沒寫田野筆記，也稱不上什麼「將facebook作為book的文本分析」，只是有點「參與觀察」的經驗拿來分享 。這種沒把握（i.e.不負責任）的文字在研究論文叫做「初探」，網路行話叫beta版。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我可能會大肆批評，這種不介入紛爭的熱情，是長期帝國統治、殖民遺緒、和戒嚴體制留下的產物，是進入民主體制的障礙物，我們必須進入一種法律與日常生活的時刻交戰狀態，以理解現代性與公民社會的真諦。然而自從和一批人類學家稱兄道弟之後，我為了表達對人類學的敬意，態度倒躊躇起來。就如同一位朋友向我抱怨客家族群明明受惠於政黨輪替，享有客委會、客家電視台等等法定上和實質上的地位躍升，為什麼開出票來有些地區還是一片汪洋大海。過去大抵也附和著這種喟嘆，自從有了文化素養之後，我倒回答了一句「這也是多元，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脾氣暴躁的社會改革者。」。同樣地，我怎麼看待這個「不介入紛爭的熱情」……

2008-2009，台灣政權再次輪替的一年。過去幾年擾攘的恫嚇威脅突然停歇，代之而起的是和解的呼籲。這個突然的轉變，逼得我們得將台灣民主放在一個全新的架構來理解。

這個和解的新情勢必須和過去超過一世紀的戰爭修辭一起看待，包括了一連串的過去與未來的衝突：第一次中日戰爭（或稱甲午戰爭、日清戰爭）、霧社之役、第二次中日戰爭（或稱八年抗戰、支那事變）、太平洋戰爭、228事變、中國內戰、韓戰、冷戰與最近的獨立戰爭想像。這些衝突與事後的和平處理關連了美國、日本、中國與台灣島內的人民，影響了東亞的區域政治，也形塑了一世紀以來的台灣政治版圖。

也許並非偶然，在這個時代的轉折點上，過去一年發生在台灣的幾起大眾文化事件都和戰爭論述有關。海角七號，創下歷年來國片賣座最佳紀錄，述說了一個受到60年前戰火下的愛情啟發的現代跨國浪漫故事，這個殖民愛情因為日本戰敗而瓦解，男主角被送回母國日本，被迫和他的台灣愛人分離。60年後這個戰爭愛情故事因為七封收不到的情書在無意間被發現、打開與閱讀而曝光，也同時促成了當下的另一段跨國姻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