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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1990年代

人類學的台灣研究

作者:莊雅仲

前一陣子為了瞭解竹北璞玉新園區開發與土地徵收,著手進行了一點相關的政策與法律的考察,才發現1990年代 (獨台會案到2000年政黨輪替間),須要再被重新訪視與研究,官方所謂寧靜革命其實並非比喻,而是應該照其字面意義來加以理解:這段期間開始或完成的許多政策與法律工程,直接且革命性地但在不受注意的情況改變了台灣社會狀況,其效應仍然深深主宰今天的生活。



政治科學家用民主鞏固或概念試圖了解這些轉變,文化研究者則挖掘民主化的新極權本質 (解嚴了嗎?),社會學家援引新自由主義理論來談新治理機制。這些大型理論雖然都觸及了這個轉變社會的部分面向,但卻無法提供視野以具體地掌握國家計畫實施的日常細微影響與回應。

舉例來說,檢討璞玉計畫牽涉到的空間形式與土地倫理問題、在地與社區意義問題或是發展與環境問題,發現在這10年間,這些專業與日常概念歷經不同程度與層次的再發明、再建構與再介入。官方透過制定或修改比如土地徵收條例、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獎勵投資條例、環境影響評估法等,加上提出並執行大型國家建設計劃比如亞太營運中心、綠色矽島到現在的愛台建設等,轉換了整個社會的願景想像與感知結構,重編織了一個立體的意義網絡,改變了體系運作的方式與日常的生活型態。

到目前為止,這些細微處仍然脫離人文與社會科學家的掌握。1990年代,看似剛過卻又有些距離的年代,除了1996年擦槍走火的飛彈危機吸引世人目光外,似乎少有令人驚訝激動之處,成為現在的歷史學、社會/人類學和政治科學的三不管地帶。歷史學家很少將眼光放至台灣的現代化與民主化問題,自不待說;政治科學則陷於實證主義和制度政治的泥淖中;社會/人類學家雖然試圖掌握這個關鍵年代的日常意義,卻常將這10年看成是1980年代的不完美結局,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不算快樂但還可以的生活,或是民主化的應付場面的序曲,只為了引介21世紀的政黨輪替大戲進場。

我們必須歷史化1990年代,以了解這個10年如何重結構化了台灣社會,重塑意義、價值與美學標準,重建生活風格與型態。人類學家長於透過空間移動來進入異己生活,時間卻總是民族誌研究不方便的變項。對年輕一代的人類學台灣研究者來說,1990年代多是他們去國求學的年代,返國田野的過程「自然地」異己化了當時的台灣社會,從現在往前看,意外地將時間變成田野重要因素,因而不經意地解消了民族誌現時的天真。過去人類學界以「本地人類學」來標籤這樣的民族誌經驗,不過1980年代中期之後的批判風潮後,我們不再滿意這樣的殖民主義思考模式與研究安排。



這篇短文是一個網路書寫計畫的呼籲,重訪台灣1990年代,再脈絡化我們這一代人類學工作者的田野經驗起點,也是人類學台灣研究的重要建立時刻。在這個民主10年裡,各種力量試圖按他們的需要建立新遊戲規矩,卻總是招致更多更雜的說三道四的力量介入。追求瞭解這個民主新生活一直是許多年輕人類學者之所以投入台灣研究的原因,致力於探索這個學門的(原始)新任務,標舉學門的在地責任,及從這個責任產生出來的倫理/知識探索。回到1990年代,將可以使我們更清楚看透這個倫理/知識探索的時空脈絡,讓道德想像或是對他人的責任成為不間斷的自我批判的憑藉,成為人類學知識內在無法脫離的重要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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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雅仲 書寫1990年代: 人類學的台灣研究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1822)

回應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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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覺得人類學家對1990年代的意義不盡然都是「將這10年看成是1980年代的不完美結局...只為了引介21世紀的政黨輪替大戲進場」那麼悲慘
畢竟許多人以那個時候的田野資料寫成博士論文,和其他單篇論文
有些人書寫時也還沒有政黨輪替

芭樂雖然多半寫的是當代的田野與社會觀察,倒也有一篇精采的1990年代田野的紀錄:
欣怡的後勁田野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917

不過重新界定一個「1990年代性」(如果有的話)似乎是可以嘗試的事情
本文認為「民主新生活」是其特徵之一。但一般若以之來做為歷史分割下刀處,通常不都會以解嚴來切嗎?為何要等到1990?

2

我比較認為獨台會案才是一個新時期的開始(雖然時期化總是有背後的意識形態),當塵埃落定,才是面對生活的開始,91/92終於兩國會都全面改選,但這兩次劃時代選舉,其實都有點反高潮,暗示著新時代的來到
另外,當然很多人在90年代書寫過,或書寫過90年代的事情,但歷史化90年代的書寫希望是不一樣,是回到未來的掙扎與努力再支持這個歷史化(借用電影情節的比喻),欣怡的後勁田野文章,剛好也許不是刻意地說出這個歷史化的重要性,她的第一次田野應是進入這個新時期前,第二次則是2000以後的事,歷史化了1990年代,這樣子重返田野(或回到未來)的意義就呼之欲出了,當然只是我的建議...

3

既然兩次提到我的短文,好像不能繼續潛水了。我的後勁田野是在1990-1991年做的,原文用意當然並不在論證1990年代的獨特性,但的確希望傳達一點點以今觀古的意味,觀看某種在地的環境性、反抗性(或如雅仲所言的“感知結構”)如何在1990年代初期抗爭失敗之後那幾年逐漸萌芽,成為當前的地方政治基調。不過那篇只是抒情散文,無須再把它闡釋的比原文更精深。

倒是,說1990年代是“歷史學、社會/人類學和政治科學的三不管地帶”,我覺得是過於大膽的斷言。先不談國內的相關文獻(不是不重要,是太多,無法簡要地談),只就英語文獻來說,就有相當多文章與專書在處理1990s年代的種種變化,包括李登輝與政體轉型、國族建構與全球化、地方運動到環境運動等等,這些研究並不都是在1990年代書寫1990年代,其實有一大半是在21世紀之後才發表的,也自然必須處理到世紀之交的轉換,詳細的整理會遠超過部落格回應的scope, 我就在此打住吧。

4

莊雅仲老師你好,我是台灣好生活電子報的總編輯關魚,剛把這篇短文網摘推薦到好生活的歷史散步單元讓更多讀者參考,留言跟你說一聲:
http://www.taiwangoodlife.org/storylink/20110728/4148

5

處理1990年代的論文是很多,不過我把它們還是放在寫1990年的事情這個框框,歷史化1990年代需要另一個書寫策略,當然我也還未確定這個策略是甚麼碗糕,所以才會在這呼籲一下新書寫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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