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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憂鬱

作者:莊雅仲

前言

去年11月底陳雲林第一次來台後,我在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發表了題為「民主憂鬱的困境」的短文。事隔一年,陳雲林第二次來台,擾攘之中,有感而發,因此將該篇短文,藉芭樂人類學一角,重刊一次。尤其最近台灣民眾開始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宣稱的真諦:主權問題已超越了過去國共內戰甚至民進黨執政後的台獨爭議,已經超越了飛彈部署的心理恫赫效應,甚至也非一中或兩國的舊時代國族思維。這個真諦指出的是:所謂中國主權已紮紮實實地觸及台灣內部的政治戰線。

觀察美國歐巴馬總統11月訪中效應,中國政府的全球戰略地位正在重塑它的內部動員與國際影響力。這個快速崛起的全球勢力已經移除過去台灣辛苦建立起來的政治與法律界線,中國不再只是海外的市場機會或軍事威脅,中國因素已轉換成內部的政治問題,深深地鑲嵌於在地的權力競逐過程。尤其嚴重的是,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下的中華民國或台灣主權論述,已越來越無任何意義。

當下重要的課題或許是如何處理當前這個脆弱的「和平」狀態,一個失衡賽局下的不穩定結果。有點弔詭的是,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是:我們必須快速但深入且批判地了解中國。在台灣,透過來往兩地的台商、政府資助的學術交換以及旅遊工業,這個認識中國的事業已進行多時。不過我們仍必須尋求另類的接觸,已打破多年來的認知障礙,並反制快速竄起的中國一定強的帝國主義思維。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全方位的資訊合作架構協議,或稱ICFA (Information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包括雙邊的網路資訊開放、出版開放以及批判文字開放。

重刊正文

民主如果也有生命週期的話,馬英九執政的這半年,台灣政治正式進入了憂鬱期。如果陳水扁的8年是熱情與失望交錯的鬱卒期,馬上台之後則是緬懷政治的起始。過去成為現狀的逃避空間,現在則是某個光榮過去的不幸後果。過去讓人緬懷,而現在則令人憂鬱。

這個緬懷的政治起因於國內兩大政治勢力都不願正視現實,使得從經濟到社會福利,從兩岸交流到國家認同等問題,都無法得到一個具體持平的看待。這一個現實牽涉的是:台灣從解嚴到現在的20幾年間,到底在政治、文化與社會的不同領域都起了什麼樣的變化。我們的政黨組織與公民團體在新的政治文化下如何轉型與調適?弱勢或移民文化的現身與發聲如何告訴我們民主生活的有限?經濟、福利與環保又在什麼樣的社會願景下被調節?在地怎麼認識自己,跨國又如何連結他方,以對抗全球化的同質力量?

大家也許都承認,過去20年台灣在這些方面都交出了不錯的成績單,至少不同領域都有人在努力。可惜的是,我們的兩大政黨,以及因之而起的選舉動員論述裡,卻鮮少開誠佈公地看待這些向上的轉變所帶來的新政治過程。以這次陳雲林來台所導致的種種紛擾為例,我們看到國民黨竟然又以戒嚴時期的「暴力黨」來稱呼國內最大的反對黨,但民進黨也不遑多讓,立刻以「復辟幽靈」回敬由700多萬張選票選出的馬政府。20年來各方的努力,彷彿一夕不見。國民黨咒罵從李登輝到陳水扁的所謂失去的10年或20年,民進黨則自憐地以為過去幾10年只有他們在為民主打拼,別人則都是反動力量。兩方都緬懷20多年前那個簡單的邏輯,國民黨只要主打穩定牌,指控民進黨的暴力,就可以穩操勝算;民進黨則將國民黨視為是邪惡的惡魔黨,壓迫社會上一切進步力量。

就是這個緬懷政治讓我們看不到對方,至少看不到對方的變化。兩大黨都口惠地說自己知道台灣社會的良善力量,勤下鄉,要長住,不管透過步行還是鐵馬行,都說已經瞭解不同角落人民的可愛與可敬。但不知為什麼,就是看不到同在台北都會,雖有不同想法,但應該都很愛台灣的政治同行。這些政治同行們,一樣都經歷這20多年來的改革,同樣試圖詮釋一個變化中的文化與社會,並為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尋找一個出路。

先撇開容易引起爭端的國家認同不談(其實沒有了壓迫性的國家主導的民族主義,認同爭議並非完全無解),我們看到兩方的政治工作者都曾為台灣社會的現在盡過一份心力。早期國民黨的經濟專才們的確擘劃了讓一個世代的年輕人賴以維生的經濟基礎,民進黨的黨外世代則引進到現在仍是努力目標的進步價值,包括環保、福利、女權、勞動權與原住民權利。李登輝與他的國民黨政府讓許多的這些價值實現,包括推動健保、廢除刑法100條與國會全面改選等。我的研究也顯示,從陳水扁到馬英九市府一貫的社區培力政策,是台北進步政治的源頭。陳水扁8年執政,地方活力也許是一個意外但珍貴的成果 (看看海角7號)。馬英九在台北市府時則特別保障同志人權,深獲國際組織讚揚 (比如年度盛大的同志遊行)。

就是這些雙方勢力都曾參與的社會與政治行動定義了台灣價值。可能連當事人都不一定清楚,甚至否認──但我們的確曾經手牽手走過動盪的年代!這20年如此,之前的40年又何嘗不是。不管當時的時代主題是什麼,是高壓的恐怖,還是蕭條的悲哀,或是運動的悲壯,甚或勝利的狂喜,我們都一起走過,共同承擔。當然階層、性別、族群與身世背景讓這些承擔的強度不盡相同,對時代意義的詮釋不盡一致(甚至衝突),不過我們相信不同的團體或個人都有誠意超越限制,突破障礙,認識對方,努力消弭過往的悲劇,承續曾經擁有的幸福。

以這樣的胸懷,我們願意重看這次陳雲林來台過程中的暴力。暴力誠然不對,但思索暴力的起因卻更是當務之急。前面提過,緬懷過去的政治讓我們看不到他人的轉變,他人的成長,我們總還是設想對方就是20幾年前的樣子。因此國民黨立委可以指控地上的石頭就是「預謀」的證據(想想1988年的520事件),民進黨也可以將警方過當的值勤等同威權的「復辟」。正是這樣理直氣壯的誤解,讓暴力在那些瞬間成為可能,憤怒控制了場面,因為大家以為警棍之下的只是「暴民」,石頭所砸的則是復辟政權的「爪牙」。忘了這些人其實都是我們的兄弟姊妹,跟我們一樣有血有肉,會歡笑與哀傷。

這正是這個民主憂鬱期的困境:過往的意象被帶回,意欲成為目前的真實。憂鬱其實並非完全負面,至少讓我們停下腳步,反省自我。只是自我突破的力量,在於不要被過往的成見左右,過去不是牢籠,反而應當是使得我們得以掌握並突破現況的上升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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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雅仲 民主的憂鬱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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