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 anthropology covers things that are Grotesque, Unabashed, Apostate, Virid, and Auspicious about anthropology!

從傳統中解套

考古家的「新」使命

作者:江芝華

剛出刊的美國考古學雜誌(Archaeology)中,有一篇報導介紹著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煤礦開採地Blair Mountain的社區考古學,看著文章裡描述我研究所時期的B同學如何與當地社會運動者合作,積極推動當地的社區考古學及阻止煤礦公司的大規模移山運動,忽然把思緒又帶回到數年前的校園裡,我們倆在實驗室裡的討論。



當時美國軍隊正式進入伊拉克,校園裡到處可見反戰的標語,爭論戰爭的必要性,而考古學者們則激烈的討論著到底考古學家應不應該與軍方合作,搶救戰亂中可預期流失的文化資產。贊成者認為考古家應該盡力搶救將會消逝的文化遺物,不論是博物館內的蒐藏抑或是具有重要〝文化意義〞的考古遺址,這些考古學者將遺址及博物館的位置交給軍方單位,希望軍方在攻擊時可以避開這些地點,甚至積極與軍方合作,〝訓練〞軍人〝認識〞考古文物,負起考古學家〝專業〞的責任。反對者則一方面質疑此戰爭的正當性,強調考古學者不能置身事外,一方面更深層的思考考古學的本體論、道德觀及其政治性。

〝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的這個概念是一個當代社會的建構,當代人對於文化遺產〝價值〞的賦予源自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在特定脈絡下產生的,對於積極與軍方合作的考古學家而言,其所定義出來的〝重要〞文化遺產反映的是另一個形式的西方價值觀下所認識的〝過去〞,對這些考古家而言,他們對其所定義下的特定〝過去〞負責,忽略了深究這個所建構出的〝過去〞所處的脈絡關係,而將其視為中立的存在,為獨立於現在的存在,就像在面對深厚的考古層位時,把自己放置在特定區塊的地層內,而無視於不同地區、層位間交互相疊、綿延連續的複雜互動。更遑論再深究,對於當地人而言,什麼才是〝重要〞的文化遺產呢?或者,他們眼中的〝文化遺產〞為何呢?



身為考古學家的樂趣之一,便是在於透過人類各種物質層面的證據來探索這漫長歷史過程中,不同人類關係如何建立、鞏固、斷裂及再重建。這樣的過程是跨越時空界線,可以充滿無限的浪漫想像,而更珍貴的是,人類的存在不分性別、種族、宗教、社經地位等,皆會或多或少的在這有形的世界留下其線索,而考古家透過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可以一步一步的掀開這些過程,這些故事訴說著人類社會的各種可能性,挑戰了我們對於自己的認識,尤其是單一物件常常呈載超過單一個人甚至是數個社會的故事,是無法適用於單線的當代及過去的二元界分。

考古家Yannis Hamilakis(2009)便指出,〝考古學者所處理的不單是過去人群所遺留下來的物質文化,更是處理現存的人群及物品(things)及其彼此間無盡互構的過程〞, 因此,〝考古學者得責任不是在於面對一個抽象概念的過去或是考古學家用物質遺留所〝建構〞出來的過去,考古學家的責任應該是在面對現存的當代社會,一個融合了多元生物或非生物共存的現在,並對一個符合道德性及社會正義的未來負責。〞



也因此,考古家是怎樣也無法置身當代社會的脈動之外的,也由於清楚知道可能所受的限制,必須更明確承認自己的限制,揭示自己的立場,運用本身特有的知識系統,對這個當代社會提出更多的可能。就如Blair Mountain這個計畫所顯示的,這個計畫的開端是由於當地的煤礦開發商計畫把Blair Mountain的山頂移平以利開採煤礦,這種大規模開發的計畫只是再一次顯示出資本家的貪婪,不在乎對於環境的破壞,不在意這樣的開發方式可能對於當地勞工市場的威脅,無視於Blair Mountain本身在美國工業發展、勞工運動等的歷史意義,因此一場結合了考古家、勞工團體及環保團體的社會運動便在當地展開。而身為考古學家的B同學,不但招集了學校的同學們從北美西岸飛到東岸去協助考古工作,更進一步改變他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從研究人類早期狩獵採集聚落到歷史考古學中的戰地考古學(battlefield archaeology),並思索社區考古學的重要性及可能性。對於〝傳統〞考古學者而言,一個距今不到一百年,出土的遺物則是玻璃瓶、彈頭、錢幣、鈕扣等近代遺物的〝遺址〞,可能不太具有〝文化遺產〞的價值,然而對於其他考古家而言,透過這些物品及考古脈絡,我們所看到卻是20世紀初,一群生活在極有限物質條件下的礦工如何展開及面對這一場激烈的勞資戰爭,一個在文獻歷史紀錄上不太有發言權的人,透過了這些真真實實存在的物品,留下他們的故事,而他們故事的價值不但在於對於這段歷史的見證,更成為當代人再一次面對大資本家壓迫時,反抗的動力及助力。



考古學從來不曾置身於當代世界之外,只是你選擇承認或否認這項事實,而考古家的研究便反映了其面對這項議題的態度,考古學也不是對現代社會毫無影響,而是考古家是不是自己放棄或忽略了這份獨特的社會影響力。我們對於過去的詮釋不但深受我們對現在認識的影響,更深深影響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歷史考古學家Mark Leone便曾直接說,〝我的研究便是思考如何運用考古學來改變社會,使之成為一個更具社會正義及民主的環境。〞 他積極的批判考古學如何被當代資本主義意識型態所影響,忽略了特定人群的歷史,更透過歷史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去訴說非裔美國人早期的生活,這段曾經被忽略卻刻印在土地上的歷史。

由於一篇雜誌的報導,讓我想起好久未聯絡的朋友,想起當年一起閒談的種種,當時在那小小實驗室內的兩個研究生,一方面為手上具〝千年價值〞的日本繩紋陶片繪圖,一方面討論著遙遠的伊拉克,取笑、質疑著彼此研究的價值,看樣子,他不但找到熱情之所在,更找到與這個社會的連接點,而我呢?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江芝華 從傳統中解套:考古家的「新」使命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2722)

回應們

請注意:名字後有 * 表示發表者非本網站認識的人,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1

如果這軍人因為低頭辨認古物而誤踩地雷,那可真變成一種社會脈動了。
所以你的熱情倒底在哪裡? 你都不知道的事,還來問大家?

2

這篇誠懇而精采!考古研究的政治性,以及考古學家可能有的社會影響力,過去在台灣比較少聽到討論,很高興芝華寫了這篇邀請大家一起停下來思索的好芭樂。

如果考古學是在訴說過去的人群的故事,從什麼角度來說故事、說出什麼樣的人的故事,以及說出來的故事如何與當代社會連結,都是研究者無法迴避的課題。有反省能力的研究者在過程中重新檢視自己的價值觀與立場,重新尋找自己熱情的所在(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哩),幸運的話,可以覓得一個感動他人也感動自己的故事。

3

Anderson在民族主義的散播裡有類似的論述:遺址的國家化(誰的遺址?)。這也是邱斯嘉說的,當印度某地挖出來的東西不符合印度當局的民族宣稱時,連夜被剷平的故事。考古有它的政治性,這確實是考古學應該問的,這篇真不錯的提問。

4

〝我的研究便是思考如何運用考古學來改變社會,使之成為一個更具社會正義及民主的環境〞...

丁丁有一個夢,一個小小的夢:希望台灣人類學的下一個百年,也可以說出這麼豪氣的話啊!

5

很喜歡這篇文章。我大學不是讀人類學的,但是我是以色列tel Burna考古隊的一員,明年要去以色列唸古近東考古研究所。很開心看到這篇文章。在今年暑假剛好也在以色列Abel Beth Ma'acah聽到類似的題目,討論"Archaeology & Politics",由Hebrew U的Dr. Amnon Ben-Tor。Anyway,您說的真的很好!

回應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