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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的世界社會論壇,或「文化」如何卯上「宗教」

作者:包頭巾的菜丁丁

Khemais Ali是個突尼西亞人,今年已近五十。 Khemais 大學畢業後就離鄉前往敘利亞,浪遊中東與歐洲二十幾年,在德、法、義都住了很長的時間。無論在何處, Khemais 總選擇在旅館業工作,這關乎他的信仰。身為一個存在主義與無神論者,Khemais 信仰旅行與抵抗;就像不斷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他選擇以無止盡的出發與不駐一地的自由做為生存與抵抗的方式—或者更精確的說,生而抵抗,終至於生於抵抗。這位中年文青在突尼斯街頭的人潮中對我背誦卡謬名句:「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an un-free world is to become so absolutely free that your very existence is an act of rebellion。」

「但那並不容易啊」 ,Khemais 彷彿自語:「那非常不容易。」

 

當我在2013年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開幕大遊行遇見Khemais時,他正結束20幾年的自我放逐,回到突尼西亞才三天。聽到這裡我忍不住開玩笑說,我上星期就來突尼斯開農民之路的內部會議了,對這市中心附近的交通與店家可能還比你清楚得多呢。一個離開20多年的人,回鄉頭幾天會做什麼事情?Khemais跑來世界社會論壇當志工。遊行中他頭戴一頂海軍藍毛線帽,身穿格子呢衫與棕色外套,伸手向我索取「say no to REDD+」的紅白貼紙。大部份人拿貼紙是為了貼上衣服或手臂,好讓自己的身體和遊行一起說話,成為無數喧騰過街的符號之一。只有少數人在拿貼紙時會問我REDD+是什麼,為什麼要反對REDD+? ( REDD 是一個聯合國推動的減碳計畫,全名為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REDD+是升級版,但問題依舊。)而那正是Khemais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於是,從 REDD +計畫如何在印尼蘇門答臘島南部以保護雨林之名驅逐原住民再把保育成果轉為碳交易利益、到突尼西亞的反對運動與歷史、再到世界社會論壇, 我和Khemais 開始在遊行中邊走邊聊,直到終點。從2001年首度在巴西舉辦以來,世界社會論壇(以下簡稱論壇)已成為各地反新自由主義與另類全球化運動的重要社會空間。(關於世界社會論壇作為一個「開放而不中立的空間」及其與「運動」的差異析辯,可參考論壇發起人 Chico Whitaker 2011年來臺演講的講綱。)每兩年的冬春之際,來自世界各地上萬名社會運動者集結於此,進行另類社會實驗的交流與串連、思索資本主義以外「另一個世界」的可能。

photo from http://www.fsm2013.org
photo from http://www.fsm2013.org
 

 

今年是論壇首度來到「阿拉伯」世界,並選擇在2010年底首先引爆「阿拉伯之春」一系列革命運動的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舉辦。 一位論壇主要組織者Aymen Talbi 指出,選擇突尼斯一方面是向「阿拉伯」世界近年來風起雲湧的大規模民眾運動致敬與聲援(也因此今年的論壇主題正是2010-2011年突尼西亞革命的關鍵字「尊嚴」),一方面也認可突尼西亞在地公民社運團體(如Tunisia Leagues of Human Rights)對於論壇長期的深入參與。但任何有意義的聲援必得始於學習;論壇還沒開始,在地運動者就已經為我與同行的農民之路夥伴們上學了一課:所謂的「阿拉伯」世界與「中東」都是西方殖民者的說法;此屆論壇則以阿拉伯語的「Machrek」與「Maghreb」分別指涉「中東」與「北非」,並在論壇中設置「Espace Maghreb-Machrek」( Maghreb-Machrek空間),讓全球與會者有機會好好了解Maghreb-Machrek的在地經驗與觀點。美中不足是,「 Maghreb-Machrek空間」與其它panel的場地分處於El Manar 大學校園兩端,這點限制為想要兩邊都跑的與會者帶來些許障礙。

文化差異,尤其是語言的差異,始終是國際社運串連的重要課題。在由資本與精英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裡,是以英語的主導地位搭配資本與技術高度集中的專業翻譯(全世界的大型會議用翻譯設備皆由少數廠商壟斷)來跨越語言差異。在此語言差異被視為資本流動的障礙,翻譯則是創造無國界資本空間的工具。相反的,在如論壇這樣的另類全球化空間中,英語不再有主導性地位,而僅與阿語、法語、西班牙語共為主辦單位使用的四個語言之一。更重要的是,從2004年第四屆的孟買世界社會論壇起,上千名來自歐洲各地、專業或非專業的翻譯志願行動者(communication activists)即固定為論壇進行免費的翻譯工作。這些志工以「Babelistas」(源自聖經中人類語言分化起始的巴別塔傳說)自稱,他們拒斥翻譯的客觀與工具性意義,轉而強調翻譯徹頭徹尾就是一種政治介入,並由此堅持從擬定方針與議題階段就投入論壇的溝通與籌備工作。

然而 Babelistas 的網絡畢竟還是以歐洲為主,也因此在論壇首度跨入 Maghreb-Machrek世界的此刻,具有中介歐語/阿拉伯語(尤其英語/阿拉伯語)能力的志工還是不足。加上 大部份的突尼西亞人母語為阿拉伯語,在校習法語,日常生活中則法語阿語混用,較少人能(或願意)以英語溝通,因此這次論壇只有 「Maghreb-Machrek空間」能提供阿拉伯語翻譯,其它場次就往往僅有法語、英語(有時沒有)、西班牙語之間的翻譯。這是僅通英語的我在論壇現場(只要一離開農民之路的翻譯志工)就會遭逢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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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多年而能通英語、義語、法語、阿語的Khemais Ali於是成為我的 Babelista。而翻譯對 Khemais 也著實是一種政治介入,是他想讓我這位亞洲人理解突尼西亞政治的政治行動。當地媒體報導此屆論壇有六萬人參加,國際與會者與突尼西亞在地人各佔一半。(論壇新聞稿則指出,會前有 4578 個團體註冊,其中四分之一是突尼西亞本地的組織。國際與會者有 兩萬名,分別來自 127個國家,在五天內參與1000 個場次、50 個展覽 、70場音樂會與100場紀錄片放映會。)然而是在 Khemais善意而熱心的翻譯與中介下,那另一半的與會者之於我才終於鮮明具體了起來,而不再只是在突尼斯街頭對我大叫「Chinois」的好奇青年或是文字資料上面目模糊的「起義人民」。

3月26日當天開幕遊行的出發點是以突尼西亞開國國父命名的Habib Bourguiba大道 。2011 年底到2012 年初,來自突尼西亞各地的百萬群眾正是佔領了這條大道與其它的城市中心,與國家武力對峙近四周,終於迫使執政二十餘年的強人Ben Ali於1月 14日下台並出逃至沙烏地阿拉伯,再由大選選出三黨聯合組成轉型政府。

 

然而Khemais告訴我,「尊嚴革命」後的突尼西亞並非如大家所願順利步上社會改革與政治轉型之路。論壇前不到兩個月,一位反對陣營(Popular Front)的重要領袖Chokri Belaid在自家附近被刺客以行刑手法處決,兇手至今未明。Belaid下葬之日,突尼西亞總工會UGTT(Maghreb-Machrek諸國中最大 )發起大罷工,五萬人怒返 Bourguiba大道,抗議轉型政府的主導勢力、伊斯蘭保守派政黨 Ennahda 姑息政治暴力。3月16日,上萬民眾再回大道抗議 Ennahda 緝兇不力。眾人咸信Belaid之死與激進的伊斯蘭Salafi份子有關:2012 年起,Salafi激進份子以「保護革命」之名攻擊藝廊、知識份子、電視台, 近幾個月又攻擊突尼斯的酒吧、劇場與電影院,在街頭巷尾對政治異己進行肅清。

Belaid生前常直言譴責Salafi份子的暴力,令人悚然的是,2月5日當晚Belaid才在電視上呼籲當局正視政治暴力,隔日早晨就已命喪槍下。雖然Ennahda否認與兇手有關,但似乎無人相信。一群手持Belaid相片的遊行參與者表示:「大白天在街上發生的事情,Ennahda只要透過google map資料就可以知道是誰幹的。所以這中間一定有鬼。 」Khemais 則激動的說:「革命之前當局還用法律限制言論自由、把政治犯關進牢裡,現在他們連法律都不用管了,直接殺人斃命!」 他的看法呼應社運領袖 Jalila Hedhli-Peugnet 的批評,認為Belaid「活過了獨裁者的專政,卻活不過 Ennahda的民主。」 (報導

Image of Chokri Belaid above the words “We Will Avenge [Him]” (Courtesy of Wikimedia Commons)
Image of Chokri Belaid above the words “We Will Avenge [Him]” (Courtesy of Wikimedia Commons)

 

政治暴力之外,「尊嚴革命」後的突尼西亞正經歷著嚴重的失業問題。2013年3月的突尼斯街頭,正當 Ennahda 準備以允許論壇舉辦換取國際好名聲時,底層員警與機場工會紛紛集體抗議,一名遭不當裁員的警察澆油自焚勉被救回。3月12日,一位27歲的香煙小販Khazri 爬上Bourguiba大道旁的市立劇院頂樓自焚,落地前全身90%灼傷的他高呼「 This is the youth; this is joblessness」。沒有人知道突尼西亞有多少像Khazri 這樣的失業青年;可以確定的是, Khazri 為家計流落街頭當小販、又遭警察追緝自焚而死的故事,和兩年前引發「尊嚴革命」的另一位青年 Mohamed Bouazizi的命運竟如出一轍。

政治失控、經濟無著,中產階級也對轉型政府失去信心。一家美麗的四姊妹,大姐二十出頭,小妹才九歲,聽父親打電話說論壇遊行已經開始,從郊區住家搭了半小時火車趕來共襄盛舉。兩位最年長的姐姐,一位讀電機系,另一位想當牙醫,笑指一棟大樓說那是建設中的「文化中心」;這個中心從她們小時候就已經開始蓋,一直蓋到她們長大了還沒蓋完。對她們來說,突尼西亞的公共建設早已成為執政者向波灣諸國舉債、再讓親信經由工程中飽私囊的白手套,這中間讓渡的不只是納稅人的權益,還有缺乏天然資源的小國之於波灣經濟體的相對主體性。 突尼西亞對波灣勢力的經濟傾斜事實上始於1980年代Bourguiba執政晚期,當時即開始結合波灣資金、歐洲技術,與突尼西亞勞力引入成衣業外資。另一位強人Ben Ali於1987年奪取了政權,經濟上則進一步朝新自由主義靠攏,大舉向波灣國家借錢,也為自己埋下波灣油價不穩、政權隨即垮台的因子。2011年的革命換了執政者,但沒有改變權力結構與發展路線。就在論壇期間,突尼西亞爆出了當局與IMF(國際貨幣基金)祕密商議以進行結構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換取十六億美元的貸款。(詳見連結

另一方面,革命之後,突尼西亞對於波灣經濟體的依賴不但未減,還因為執政勢力從強調世俗主義的強人政治轉為以伊斯蘭為基礎的Ennahda黨,而進一步在文化政治上也朝伊斯蘭保守主義傾斜。這是激進的Salafi勢力在街頭興起的背景,也是我在突尼斯街頭與論壇期間感受到突尼西亞中產階級最大的危機感來源。 四姐妹對我說:「我們不要基本教義派,我們要的是開放、多元與和平。」一位女性學生運動者Radhia則說:「伊斯蘭對我們來說不是宗教,是文化。…我祖母說她從小就沒在包頭巾。過去不包、現在不包、未來也別想叫她包!」

Radhia的「文化 VS 宗教」對立說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考線索。在Radhia的語境中,「文化」代表的是世俗主義標舉的「開放」與「多元」,以對比「宗教」在此所指涉的單一專斷與不容許差異。然而「文化」是否永遠「開放」,而「宗教」則本質性地排除任何「多元」與「差異」?顯然這之間皆不存在任何必然關係,否則人類歷史上也不會出現焚書坑儒與文化大革命,更不會有宗教交流的可能。只是,此刻突尼西亞及其它伊斯蘭國家內政上的折衝與對立確實常被(無分內外觀察者)理解為「現代/開放/世俗/西化」與「傳統/保守/宗教/伊斯蘭」之間的對立。這樣的論點在此次世界社會論壇中也常為學者所用,直指「阿拉伯之春」後的伊斯蘭世界正經歷一場日漸兩極化的發展與衝突,追求民主開放的世俗革命勢力與伊斯蘭保守的基本教義派執政者間正上演著一場場「意識形態戰爭」,而解決之道則有待自由民主的改革勢力來有效「橋接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間的對立」,「將意識形態對立轉化為文化交流 ,對話才是王道」(連結

各位,是不是很有點似曾相識? 因為學者的論述邏輯中同樣預設著「文化=民主=開放=交流=對話」的等式,而且把「文化」與「宗教」切開來,彷彿「文化」是世俗主義的禁鬻。不過還更關鍵的是,雖然這一串「民主=現代=世俗主義」等式在多元文化主義進步列車下仍然難逃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命運(請謹記相對主義之政治正確性),然而這套論述真正厲害的預設是,只有「文化」(與它的「民主」、「開放」、「現代」、「世俗主義」朋友們 ),才有資格、也有能力被賦予橋接差異、溝通對話、消弭對立的歷史任務。

其實只要回溯Khemais與他的朋友們所告訴我的突尼西亞現況與歷史,這一幅被過度簡化的二元對立圖像就立即迸現一些起人疑竇的裂隙:那不斷往新自由主義靠攏的,難道僅只於「世俗的」、追求「現代化」的Habib Bourguiba 與Ben Ali政權?而那祕密向IMF商議貸款的,豈不正是強調「保守」、「宗教」與「反西方」的伊斯蘭Ennahda黨? 而只要再多往歷史張望一下,我們會看到突尼西亞(或者印尼也是)獨立建國六十年以來、由上往下的現代化進程、國家世俗主義以及強人政治,皆讓民間的反對力量只能以「伊斯蘭運動」的形式興起。無論Bourguiba 或是Ali,都在下台前對數千名「伊斯蘭份子」進行大規模的壓迫行動。這究竟是「宗教」與「世俗主義」的對立,還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或任何針鋒相對的行動者之間相互增益的依迴辯證關係?

期待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改革勢力來「橋接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對立」之說還有另一個問題。2013年在突尼斯,首度跨入「Maghreb-Machrek空間」的世界社會論壇中最強勢的主導性議題就是巴勒斯坦。除了開幕演說(全為女性講者)裡有兩位主角來自巴解運動,向來強調「不代表與會者發言」的論壇也在3月30日的閉幕遊行中由萬名與會者共同紀念源自1976年3月30的巴勒斯坦土地之日(Land Day)。這樣的議題設定與強度在在顯示,任何認為Maghreb-Machrek世界的問題應由其「內部」勢力(無論是「世俗」還是「宗教」那一邊)解決的想法,都是輕忽歷史與枉顧現實的。有學者指出,1967年的六日戰爭提前斷絕了Maghreb-Machrek世界裡所有世俗國家主義的改革之路,因為六日戰爭所帶來的羞辱適時提供所有以「傳統」、「伊斯蘭」、「受害者」之名進行政治動員的最佳能量。而仔細一想,九〇年代的兩次波灣戰爭,以及2001年起綿延至今的反恐戰爭又何嘗不扮演著相同的功能?或許,所謂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事實上正是西方新帝國主義軍事工業複合體的最佳盟友,兩者相輔相生,缺一不可。差別很可能只在於,前者穿著「宗教」的舞衣、後者踏著「文化」的高跟鞋;兩者一起在迴旋反覆的暴力相向中,相擁舞出一齣又一齣「文明衝突」的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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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頭巾的菜丁丁 街頭的世界社會論壇,或「文化」如何卯上「宗教」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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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聽到那些支持保守的Ennahda黨與激進的Salafist的人想法?
在埃及也有類似的問題,但好像不是世俗與宗教這種兩元對立的簡單說法。

'Egypt's 'Spoilers' Threaten Democracy'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3/02/25-egypt-spoiler-p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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