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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異域

寧夏入秋

作者:薩爾達

在以黃河中游為中心所展開的中國史中,其他地區向來被認為是帝國邊陲,以及文化上的相對弱勢,但在歷史恆流中,這種帝國與邊陲的關係卻有許多變化與值得討論的空間,不但中心之中又有中心、有次中心、次次…中心、泛中心,其界限既缺乏固定的形式,族群也常是一種交叉式的存在;更別說許多時候遠方的中心並不及於邊境,尋常百姓不過是過著自己的生活。

就在2009年入秋前,薩爾達達達的馬蹄終於奔出北京,環繞著以四川盆地為(假想)中心但就是不進入四川的田野旅行(這是因為薩爾達從碩士時期開始就只在四川做田野,幾年以後突然有種過家門而blue的念頭)。由寧夏而甘肅、青海、陝西、雲南…由最為人熟知的後期(明)長城,到幾乎沒有熟人知道的早期(戰國)秦長城。這在地圖上是一條曲折蜿蜒的路線,彼此卻有千絲萬縷的關聯,只因每個區域都有無限種歸類的可能,可被或同或異地歸納在一起,就如同這些地方被我籠統地稱為「邊境」。這種想像很可能是不對的,就像固原的「故秦遺民」而今只管在邊坡闢了幾畦菜田、放上幾隻羊,對上方蜿蜒隆起的土堆並不在意。昔日牆垣的防禦目的早已不復存在,所欲包圍守護的「中心」(約在今甘肅臨洮)而今也已成了另一個邊境。所謂「中心」,不論對當時或現今戍守囤懇的人而言,恐怕都只是一個遠方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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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固原境內,戰國秦長城)

然而在互為想像的世界裡,「遠方」有時也很實際:例如西周時期來自於不知道哪一個海域的貝、北周時期的玻璃碗、波斯薩珊的鎏金銀壺、鐫刻著異域風光的金戒、還有唐的羅馬金幣…皆出於一個邊境之地,為空間和時間上的他方留下想像的憑據,並且隨著時間不斷疊架、改動,無有固定,如同流動的絲綢之路從來不只唯一,像固原這樣控管了要道的地方也非無二。固原所在的是長安至敦煌這一段(河隴道)北線的要道,早在秦之前,善牧的民族變在此出沒如鬼魂般緊密相伴,即便少有定居,他們的蹤跡也從未被輕易抹去,時而清楚明白地落下一地馬骸殘骨,青銅兵馬器兀自威風,在沙塵吹散之際,墓葬和殉牲皆歷歷在目。像是常見於北方荒原的圈石墓以及反映生殖崇拜的石雕。

只是「化外」之民有時也會進入那條線之內,並且很可能在轉身之間就自別於原來的同族,甚至將之驅離(例如秦與其他戎族的切割)。遠方的國家或遣使來訪、或帶來商隊,在盛世絡繹於途自不待言,雖多祀於王侯、也漸落入尋常百姓家。由長安出發的商旅在這裡吐出咽喉,奔向一串串奪目寶石般的綠洲;到隋唐,已有眾多戴著高帽的粟特人(Sogdians)東來在此落腳,啣咬了故鄉的金幣,將他鄉化為故鄉在此長眠,也將金箔覆面的習俗與富貴一併交予後世,希望胡旋舞能沒日夜地轉著,安慰墓門之內的寂寥。這裡成了扼守要塞的堡壘型城市,在戰鬥的歌舞中瞥見繁華起落。由高平城、到安定郡,再到平涼城,揭示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征戰與對和平的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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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鎏金銀壺,固原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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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的駱駝可是駝了不少貨物,固原博物館藏)

戰火間歇中,由西而來的佛教因緣在此鑿開了須彌山石窟,佛教造像當漸入「中土」,卻由身形嬝娜的「曹衣出水」與高鼻深目轉為莊嚴典雅的「秀骨清像」(簡單而言便是盡量不強調肉身體態),漸次刻入了中國式的靈魂。連對佛教藝術缺乏認識的敝人都能明顯感到其不同,但不知當時西土來的僧人是如何看待這種風格上的轉變?他們同時是優秀的匠人(或許也是藝術家)與宗教家啊!是不是正是由於他們的融入「中土」才在無形中轉化了這一切?是否也在他們雕刻刀起落的同時暗渡了胡風沙塵的節奏。商業活路、宗教滋養與藝術上的創新皆伴隨著戰爭的死亡而來,既諷刺又自然,對統治者來說同樣都是控制人民的手段吧。興廢佛教之間,人民俯仰其中除了無奈被迫,是否也有了更多樣的選擇?一件件夾雜著中、西式風格的作品是否意謂新養成的品味?不同文字(例如西夏與漢文) 混搭的經文又為當時的文化交流下了何種註腳?這當不只是「漢化」二字便可輕易帶過的吧。

從獫狁到匈奴,再到烏桓、鮮卑、突厥、回鶻、吐蕃、黨項(西夏)、蒙古,賀蘭山下的族群從來沒有少過,彼此間的衝突也從來不缺乏。在賀蘭山綿延不絕的岩畫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數個雅好在岩石上塗鴉的不同族群,除了歷時長久,筆法風格與主題亦各自不同──他們所關心的戰車、狩獵,以及形似太陽神(?)的許多人面頭像,都以岩畫的形式保留了下來。更有甚者,氣候上的變化在岩畫中似乎也略見端倪:由早期尚可見到水產,到後來此一主題的消失,而以駱駝、羊、虎、犬等獸類為主(當然岩畫在定年上有其困難,這要留待後話了)。

事實上,陰山、賀蘭山這條山脈連線正好是荒漠和草原的分界,其東西二側便呈現不同的風光。許多研究者探討游牧民族的形成以及其特化時都同時提到氣候這個因素,所以我們或許可以假設這種無形的疆界多少造成了不同生態區位的經濟特化,以及當氣候惡化時族群間的衝突加劇。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很方便解釋為什麼看似「較進步」的農業定居要時時轉向「較落後」的游牧生活,尤其當氣候變得乾冷的幾個時期。但如此解釋卻也容易忽略二種產業的相容性與互補作用,例如季節性的輪番實施。對游牧民族是落後、掠奪者的想像,也很難解釋他們在其他物質文明上的成就(例如金屬器),以及豪華的墓葬常有甚於農業定居者。

雖然在以中原為中心的世界觀裡,他們都是環繞邊陲作怪的異族,歷史上也一再強調中原與他者的兼併融合。但這卻導致我們缺乏正視「他者」自身的發展與「異族」彼此之間的關係,雖則對於前者已多有研究者提出檢討,但卻難免又落入主、客體的爭辯之中。例如蒙古與西夏間的衝突,若改而以蒙古為中心討論蒙古帝國所締造的世界史,失去其他元素如宋、遼、金在此間的作用,恐將只是以彼代此而已。如果不能放棄傳統對邊境與他族的想像,考慮族群各自的生存條件與選擇邏輯,不但種種背離「常識」的考古場景將持續考驗我們,現今對於族群關係理解上的困境也恐怕很難得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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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霧中的賀蘭山闕,素有「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之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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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蘭山岩畫與西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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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達 想像的異域:寧夏入秋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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