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世界與台灣的政經局勢與社會震盪，以一種我們不甚熟悉的方式進行著：可預期的往往意外地變得不可預期。在亞洲方興未艾的極端右翼與民族主義思維，橫掃了西歐與美國。話語權與政權旁落的左派思想，持續著他們的憂鬱。在台灣脈絡下，「亞洲例外」的天朝左翼持續發威，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開始向下紮根，企圖結合左派社會經濟正義與民族自決的聲音，不絕於耳。民主政體的存續問題與地緣政治可能重新洗牌的後果，再度成為焦點。伴隨而來的，是跨國區域經濟體系是否重組與如何重組的問題，這再次考驗著當代國家如何調整其與資本、與人民、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過去這一年，我們目睹「後真理」（post-truth）正式成為台灣社會用以分類及定性論述與邏輯的「常識範疇」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個不想被蒙蔽的，都必須建立一套找尋並顯明真相、真確性、客觀性乃至於歷史事實的方法與知識。另一方面，訴諸負面情緒的論述持續增生，二者相濡以沫。

統治者與權力的更迭是去年台灣社會的主軸，但我們要進一步追問：政權輪替是否真的如我們所願，有機會讓我們去面對人民、社會與政府這三者間應有的政治互動關係？有關轉型正義的訴求、論述與各種實作，就是人民與各種組織希望促使政府去實現此一政治理想的應然。實際上，轉型正義的推動過程波折不斷，因這涉及到台灣社會對「錯誤」與「對」的看法及在地的「正義觀」：

轉型了沒？

2016月5月之後，台灣踏上所謂第三次政黨輪替。如同大部分的人一樣，我還在持續觀察與體察它的動向。政治上和經濟上，台灣深受到國際情勢的影響，瞬息萬變，不容易率性而為。倒是有一件事是小英政府可以充分的掌握方向而且也正在按照自己的進度在做，也就是所謂的「轉型正義」。舉其大者，「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提出與討論；2016年下半年由行政院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8月1日「原住民族日」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並宣布將設置「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等等。

每個人都知道這不是件容易的工作或事情，小英政府也不是第一個提出轉型正義的政府，同時民間也一直有各種處理轉型正義的呼聲。人們甚至對於它是否該成為一件的「事情」，或是它是甚麼「事情」都難以有共識。還好這篇短文只是芭樂人類學年度回顧，無須大做文章。

我只提一點。依照政治學者黃長玲的說法，轉型正義主要包含了三項任務：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與歷史記憶的保存，其目的在於使受壓迫而分裂的社會得到和解，並確保過去侵犯人權的事件不再發生（黃長玲 〈真相與和解的可能〉）。很明顯的，當代人權(human rights) 概念隱含校正錯誤（right the wrongs）。人類學豐富的民族誌資料告訴我們，每種社會都有一套機制解釋不幸（misfortune）以及分配由此而生的責任，儘管這些機制千奇百怪，它們所想要達到的效果卻常是令人驚嘆的。例如人類學家Evans-Pritchard的名著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1937)中研究的「前現代」非洲Azande社會，企圖理解為何不幸的事件(從現代人的眼光許多是意外或巧合)會發生，這時他們從受害者個人的社會關係尋求答案，然後神占與巫術提供了連接的角色，把現代人認為無關的二組發生—不幸和受害者的社會關係—關連起來了。

我當然不只是藉此要說人類學的知識可以參與此項討論(Bravo! Anthropology!)。我也不是天真的認為「簡單」社會的千奇百怪機制可以不經「轉型」簡單的套用在理解台灣社會上。我要說的是，轉型正義必須要在很多層次和台灣人的「正義觀」對話和連結，否則此事只會治絲益棼。雖然如上所說，轉型正義不是件容易的工作，難有共識的事情，但是掌握不同層次的對(right)，和錯誤（wrongs）的概念，應該是「真相與和解」重要的一步。

持續轉化，新年新希望!（容邵武）

在促成轉型正義的過程中，訴諸歷史事實以追求正義的聲音更出現在總統對原住民公開道歉這個歷史事件。在此事件中，不僅觸及了原住民與目前的政府之間在政治與法律位階關係，實際上涉及了台灣社會中不同人群或族群間的關係，是如何轉變成今天我們所知的樣貌？

我看蔡英文總統向原住民的公開道歉

蔡英文總統以國家領導人身分，於2016年8月1日原住民族日邀請原住民族代表到總統府，對於原住民族四百年來承受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公開表示道歉。儘管原住民族與社會大眾對於道歉地點、方式以及諸如「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作用、「原住民基本法」等相關法令的訂定等實質問題有不同意見，這個歷史性舉止同時帶出幾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首先，總統從人的生存與價值的立場，直指四百年來不同政權對於原住民征伐、屠殺、經濟掠奪以及種種歧視所帶來的傷害，這是與以往以文明化、現代化或國族主義的論述迥然不同。但是，當道歉是在當代國家體制下且以政府之名行之時，如何定位移墾者與原先住民之間政治、法律位階等關係？

其次，當把時間擴展到四百年並以此作為思考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基礎時，雖然跳脫現代國家體制與思維的限制，這個歷史圖像卻是以移墾者與原住民的接觸為歷史的起點，侷囿於統治/被統治、移墾者/原住民之間關係的區分。如果能結合考古與歷史的視角，意識到臺灣作為南島與東亞文化交會之處的特徵，或能以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待臺灣島上長期以來多元人群與文化互動的複雜面貌，以及臺灣與不同時期的住民在此多元政經力量連結的區域歷史過程中的角色，以對於當前我們要怎麼定位臺灣不同時期住民的後代，以何種方式共同生活在一塊土地上的展望，開啟更多樣性的想像與討論。（陳文德）

隨著蔡英文上台，中國以緊縮來台觀光客的人數做為要脅手段卻未能如願。但是過去八年多以來，中資一條龍的運作模式，早已深入許多市鎮的觀光旅遊業，更有不少中資以人頭或資本更新進入房地產與金融業。事實上，台灣的國際貿易與觀光業相當大程度與政治處境有關，特別是深受由中美相互角力的國際地緣政治影響。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與台灣現任總統與政府的互動方式，有別於過去歷任總統。這意外的「親密」關涉了美、中、台各自在政體屬性、經濟利益與外交策略三個面向進行擘劃、算計乃至於博弈：

戰爭與和平與戰爭(待續)

8年前，我幫芭樂人類學寫了網誌的第一篇貼文，題為戰爭與和平，評論2008年馬英九總統就任後，台海情勢突然「和緩」的意涵。川菜事件後 (蔡英文總統和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電話連線事件的暱稱)，中國軍隊各種挑釁意味濃厚的動作，讓我覺得當時的題目可以改成「戰爭與和平與戰爭(待續)」，這個永恆重複的戰爭狀態，說明了中國最近對其周邊區域主權宣稱的暴力本質，「我們必然會再度遭遇戰爭：這是和平的秘密符碼」，如同上篇文章警告的，我想到傅科的字句。

國內政治依循這個戰爭邏輯的轉化，值得進一步觀察。就算是前8年的「和平時代」，台灣民主受到來自對岸不同程度的攻擊與詆毀仍然所在多有，除了中國政府一貫恫嚇伎倆外，軟性的有郭台銘惡名昭彰的評論，和加拿大籍學者任教於北京大學的Daniel Bell的「學術性」攻訐，以反證他認為中國應該實施以儒教為基底的賢能政治，也就是精英領導。當攻擊轉熾，隱晦式的學術批評變成赤裸裸的航母示警，國內政治情況如何轉變？我們關心的是民主如何承受類似或明或暗的攻擊，而不致倒退：或者限縮某些權利，或者塑造內部的代罪羔羊，或者強調愛國主義，等而下之，甚至進行暗中監控。

真正和平的曙光必定來自於民主的堅持，捍衛台灣政治裡自由、多元、異質與批判的精神，是看到真正和平的必經之路。這是一條艱困之路，因為會有太多的引誘，逼使我們改走一條看似捷徑的萬劫之路，也就是威權老路，一旦陷入這個魔鬼的陷阱，將無以自拔。民主一旦沒有靈魂，敵人是否能長驅直入，就沒有人會真正在乎了。(莊雅仲)

台灣經歷了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化過程，習於舉債「建設」的縣市政府與中央政府都正面臨極為嚴峻的財政困境，發不出薪水的苗栗縣府以及一堆被列入財政昏迷指數瀕臨破產邊緣的地方政府，將各種代價委外經營（例如，一元新台幣）、活化閒置土地與資產、設定地上物經營權（下限50年）等方式，讓財團低價搶租不少精華地段與資產，以籌措稅收或降低才赤字。除了環團之外，地方青年為了保護古蹟與遺址等文化資產而前往地方政府抗爭的個案，時有所聞。這不僅呼應了將地方社會將文化資產勾連到地方歷史起來的全球趨勢，更涉及到常民如何近用專業知識的問題：

考古知識的公共化                                       

去年年底，花蓮王的一句 “活人重要還是死人重要”，帶起了今年度的漢本遺址保存運動，一群來自四面八方不同背景的網路鄉民組成線上團體-漢本前線，在臉書上展開搶救遺址的活動，並發起各式連署活動、製作懶人包、召開公聽會、記者會，更積極參與地方及中央文化主管單位的文資審議會，成為促成漢本遺址成為國內第八個國定遺址的推手之一，雖然遺址最後還是不敵龐大的通車壓力，無法達成前線所訴求的遺址現地保存，仍維持原有的搶救規劃，但是這一系列的活動卻吸引了民眾對於文資界最冷門的〝遺址〞開始產生興趣，也激起了一群關心文資議題的青年朋友們對於目前文資法修法中〝遺址〞項目的注意。

 一樣是文資，考古遺址對許多人而言卻一直是陌生的，所以漢本前線的組成似乎宣告遺址不再是這麼遙不可及，不再只是屬於考古家了解的神秘世界，更告訴考古家，遺址是屬於全民的，對於過去的知識及見證過去存在的遺址，社會大眾是有權利知道的，考古家有責任將考古遺址的故事說出來，而遺址保護仰賴的是社會大眾的共識，凝聚共識的首要工作便是認識遺址，當遺址的意義及重要性能被了解，遺址的保護才有可能，對考古家而言，與其消極被動地全台到處進行搶救，或許致力於將考古知識公共化才是積極做到遺址保護的工作吧！（江芝華）

除了藉由登錄文化資產以證明地方社會的「主體性」之外，透過族群正名或成立一獨立的新族群的意識與想法，一直是平埔族各族群努力的目標。直到目前，承認平埔族群的政府機構最高只到六都，尚未及於中央，因這涉及到原住民身分法的修法問題。去年屏東縣政府推動的「熟註記」，我們不只看到地方社會如何透過各種文化展演與物質表意，來建構自身做為一個獨立「族群」的意義，更看到戶政單位是以怎樣的「歷史事實」與「客觀基礎」做為「族群」身份的證據：

「你熟了沒？」：2016年屏東「熟註記」

2016年9月9日屏東縣政府開始推動「熟註記」，亦即設籍屏東縣的民眾可以至戶政單位根據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本籍現戶及本籍除戶簿查詢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在種族欄中是否有登記為「熟」；若有，即可登錄「熟」註記，但並未涉及「原住民身份法」之身分認定。除了以「熟註記」做為縣內平埔族群正名的第一步之外，屏東縣文化處2015年提出「沿山公路馬卡道族文化廊道」計畫，以高樹鄉泰山村加蚋埔、內埔鄉中林村老埤、萬巒鄉新厝村加匏朗三個聚落作為恢復平埔夜祭的據點，展開馬卡道族的文化復振；2017年推出馬卡道族文化教材希望透過學校教育讓學童認識「自己血液中的平埔原住民底蘊」。

屏東縣並非第一個辦理「熟註記」的地方政府，台南縣政府(2005)、改制後的台南市政府(2010)、高雄市政府(2013)、花蓮縣富里鄉(2013)都曾辦理過。2016年屏東縣開辦「熟註記」的時機恰好可以放置在以下脈絡來理解：8月1日蔡英文總統在「原住民族日」為回應平埔族群正名的呼聲，提出讓平埔族群獲得應有的權利和地位，早日落實「保障平埔族群身分，歸還完整民族權利」之政策主張；10月7日行政院召開「平埔族群民族身分法規檢討研商會議」，決議「以修正原住民身分法的方式，認定為『平埔原住民』。」

我們看到地方政府嘗試界定一種基於生物性血緣的人群身份認定，並且將之與「傳統文化」復振與族群文化教材相互連結，將那些過去原來作為國家治理策略下的人群分類範疇（如「熟番」、「熟蕃」、「平埔族」）當作一種理所當然、真實存在的實體。然而，我們必須更加審慎地思索以下幾個層面的問題：國家的人群構成與特色在當前政府的國家建構當中被賦予什麼樣的意義？如何界定以及由誰界定何謂「平埔族群」與其文化？哪些人去申請「熟註記」？他們對此身份註記有什麼看法？而那些沒有去申請的人又如何看待？等等牽涉當代的族群政治與社會脈絡的複雜面向。（陳怡君）

相較於多元族群的人們希望透過文化展演與戶政制度來確認自己做為「族群主體」（ethnic subject）的意義，（為數不少的）多元性別人群則希望透過同性婚姻法案的通過，確保具有公民身分的自己，能夠同享國家對已婚者、合法配偶或家屬提供的法律權益，成為真正的法律主體。事實上，同性婚姻法案之所以引起正反雙方高強度的辯論，除了關乎性少數能否成為法律主體的問題，更關乎台灣社會能否意識到，當代家庭的基礎已從結構轉移到個人、從義務與傳宗接代轉移到情感慾望和倫理導向：

同婚不同萌？

2016年11月「婚姻平權」修正草案送入立法院二讀的過程中，引發了贊成方與反對方的劍拔弩張的對峙，各方人士紛紛出籠，從個人、中小學校教師、宗教團體、社運團體、學生社團、學界以及法律界，論戰平台從網路社群媒體、網路電視直播到電視政論節目直播，戰鼓擂動，漫天烽火。之後，護家盟更高聲要求修性平法與刪除同志教育，捍衛男女有別，維護傳統家庭倫理。

從護家盟的論述中，我們看到不乏律師、法學教授與醫師等具備邏輯訓練與科學知識的人，習慣性地將親屬、國家、法律與宗教這些在現代性之下具有清楚邏輯的領域，抽取出好用的段落（好用就好，不管脈絡），先化約那些不可化約，以表象相似的理由而任意對概念進行置換，將片段、意象與似是而非的概念，彼此嫁接、拼湊成充滿滑坡謬誤的突梯荒謬劇。他們所構做的後真理「知識」，只是為了合理化自己的「信仰」（或意識形態）更為了化解將來無法在既有親屬關係中「角色自我」的存在論焦慮。做為情感—欲望主體的同志日益顯影時，護家盟越發強烈感受到「角色自我」與家庭這個「聖域」即將土崩瓦解的焦慮。他們並未意識到，做為情感—欲望主體的人，才是建立當代家庭的基礎，甚至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進入了親屬稱謂的角色規範中，幸福就能唾手可得，甚至以「幸福的核心家庭」的想像，來要求家人（我還真的認識這樣的人），質疑同性婚姻。這種將「自我」與自主思考交給了「幸福的核心家庭」這類物化的信念，等同於放棄了人做為自由主體的可能性，亦放棄了為家的生、滅而負責的倫理主體。（鄭瑋寧）

若說婚姻平權與同婚議題是關乎人做為情感主體以及公民的法律主體性問題，客編觀察到一例一休與年金改革方案討論，在地方社會激發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熱情」，強度更甚同婚議題，直逼統獨爭議。事實上，這兩個法案涉及了勞動與分配的社會工程，重塑那影響勞動主體如何度過從工作到死亡的結構性力量。這既是對勞動條件的調整，也是生命經濟學（bioeconomics）的重新建制：

勞動與分配的社會工程：一例一休與年金改革

歷經幾番抗爭，2016年12月6日通過了勞基法部分條文修訂，最受矚目的就是砍七天假與一例一休，勞方希望週休兩例的理想再度被擱置。但是法案上路以來，卻只見資本家委屈哭訴一例休造成人事成本增加，有的含淚漲價，有的計畫擴大聘用臨時人員或外包。當初捍衛一例休的資本家，哀求政府考慮彈性工時，甚至喊出單週160 小時才算過勞。弔詭地是，許多基層勞工對一例一休無感。他們不相信勞檢，更清楚知道公司高層有辦法對例假日與休息日進行乾坤大挪移，甚至柔性「勸導」員工簽署同意書加班，以節省高額的加班費。我在地方社會中遇見的部分勞工，認為政府管太多，修法阻礙了他們自願加班賺取加班費的機會。平時抱怨薪資過低的勞工認為加薪無望，只好加班自救。長期處在彈性勞動與原子化的環境中，讓地方社會的勞工只想一切自求多福，甚至不奢望能領到年金。

年金改革不僅觸動了目前的制度設計明顯有利於特定職業類別，更涉及了世代間的緊張與潛在剝削關係如何獲得緩解的問題。反對方不斷地將特定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制度，當成獨立客觀的事實與「真理」，證明自身領取高額年金的合法性。對照之下，支持方以工作能力的有無，以及世代互助的觀點來理解重新設計年金制度的意義。就此，年金改革涉及了人們以怎樣的視角來看待自己與他人在經濟生活中的關係性：既得利益者偏愛以去歷史化的論述，合法化自身特權的「似真理性」（truthiness），以及自身個體的生命經濟學之優位性。至於支持改革者，則是從他人（年輕世代）的未來這個視野，以共構新的生命經濟學來達成彼此存有的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與經濟社群性（economic sociality）。（Kaka）

編輯手記

各位朋友，

新春順心如意！

今年年度回顧的形成過程，本身就是學術社群內的一場微「政治」實驗：私下請託與內部公開徵稿之後，客串小編決定放棄緊迫盯人的催稿模式，讓所有寫手依照自己的生活節奏來決定交稿與否。換言之，今年的芭樂ㄓˋ，是在研究者的工作、私人生活安排與遭遇各種突發狀況所構成的歷史機遇之下，由研究者主觀投入意願共同完成的作品。每個人投注在某個事件與現象的一小段時間，是其他人理解台灣社會當下的歷史時刻與環節。

芭樂ㄓˋ既是「我為人人」的歷史人類學書寫，也是「人人為我」的當代人類學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