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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的護照」

美國「北太平洋探險」旗艦文森尼斯號的故事

作者:洪廣冀

將近十年前的耶誕節前夕,我人在美國首府華盛頓,趕著在美國陷入耶誕節連假的死寂前多抄幾筆史料。還記得那時候的行程是:平日就到史密森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檔案館,晚上到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假日到國會圖書館。在看檔案的空閒間,我就到各博物館的商品店,構思要給爹娘及老妹購買什麼耶誕禮物。 每當我掏出卡來刷時,我總會想起一封由植物採集家萊特給他哥哥的家書。1855年6月10日,人在日本下田的萊特得意跟他哥哥報告,他花了八十美金替家人購買禮物與紀念品。只是,「你不能跟媽說」,萊特寫道,不然「她會說我過於奢侈,而我會死在貧民窟中」。

今天是耶誕夜,我想講一個關於一百六十三年前耶誕夜的故事。

1854年12月下旬,有艘名為文森尼斯號(Vincennes)的美國風帆戰船(sloop-of-war)在台灣與日本列島間的海域上航行。文森尼斯號是一個名為「北太平洋探險」的旗艦。兩年多前 (1852年8月),有鑒於日益增多的捕鯨船與貿易船開始頻繁地在中美間的海域上穿梭,以及由海軍將領培理(Matthew C. Perry, 1794-1858)率領的日本探險(the U.S.-Japan Exploring Expedition, 1852-1854)已然揚帆,準備以壓倒性的武力為後盾,要求閉關自守的德川幕府開港,為美國於太平洋的戰略佈局揭開序幕,國會撥給海軍部門十二萬五千美元的預算,要求海軍部門組織一趟探險,系統地調查白令海峽、北太平洋,中國海等海域。該調查是為了「航海與商業的目的」(for naval and commercial purposes),「並非征服而是發現」(not for conquest but discovery),國會如此規定。

文森尼斯號航行圖
此圖依據本文作者從檔案中抄出的經緯度座標、由中研院GIS中心的玉亭繪製

即便如此,1854年3月,當探險隊抵達香港時,艦隊指揮官林戈爾德(Cadwalader Ringgold, 1802-1867)卻收到各式各樣來自美國外交官與僑民的請求,希望林戈爾德能扮演許多美國政府早應該做、卻因種種理由卻步的外交與軍事任務。這對林戈爾德來說是個兩難。儘管在出發之前,海軍部門已對林戈爾德三令五申,即北太平洋探險的目的是純科學的,林戈爾德不得讓其率領的艦隊介入任何外交事務,林戈爾德還是認為,做為美國人民的公僕,他無法對那些已經遠渡重洋、以身犯險之在華美國僑民的利益棄之不顧。於是,在停泊香港期間,林戈爾德並沒有如計劃般地率艦前往日本展開細緻的科學調查—相反的,他命令他的艦隊執行各式各樣非科學的任務,像是搭救船難的水手、追捕海盜、協助美國外交官與太平天國展開協商等。可以理解,林戈爾德面對的是下屬日益升高的不滿,以及層出不窮地抗命。林戈爾德自知他花了大量心神方得以成型與成行的探險正在解體—氣急敗壞之餘,他下令逮捕那些抗命的軍官,準備等培理自日本歸來後,由培理來主持軍事法庭,以決定該如何處分這些頑劣份子。

壓垮北太平洋探險的最後一根稻草發生在 6月。在收到廣州僑民的求援,表示一名叫做「洪秀全」的土匪頭子正率領一群暴民寸寸進逼廣州,林戈爾德決定揮軍前往抵制。不料,當他踏上廣州的土地,他便感染了瘧疾,隨即被送回香港治療。 對於林戈爾德不幸的遭遇,北太平洋探險隊成員保持著無感甚至是幸災樂禍的態度。在一封日期為1854年7月25日的家書中,探險隊成員及植物採集家萊特(Charles Wright, 1811-1885)表示,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間,林戈爾德已經「瘋得像隻臭蟲般」(crazy as a bedbug)。緊接著,萊特列出他所聽聞的林戈爾德是如何瘋癲的傳聞,像是林戈爾德熱情地擁吻一名「黑鬼」、林戈爾德跟他的男僕在船艙裏玩騎馬打仗等。 

艦隊指揮官林戈爾德
Cadwalader Ringgold (source: wiki)

讓瀕臨解體的北太平洋探險得已回歸正途的關鍵人物是日本探險的指揮官培理 。是年7月下旬,培理結束與德川幕府間的協商、以神奈川條約結束日本長達兩百餘年的鎖國後,他乘著旗艦薩斯奎哈納(Susquehanna)停靠香港,準備返回美國。他前往檢視堪稱日本探險之接續的北太平洋探險。他簡直無法相信他的眼睛。在一封致海軍部門的信件中,培理抱怨道:「與探險艦隊關聯的每一件事,均在一個混亂狀態」(everything connected, with the Exploring Squadron, [is] in a state of confusion)。

培理迅速地採取行動。他解除了林戈爾德的職位;他撤銷林戈爾德在神智不清之際下的諸多命令(例如不停翻修與整修船艦);他也釋放那些被林戈爾德羈押的軍官;最重要的,他將尉級軍官(Lieutenant)羅傑斯—原本僅是北太平洋探險中約翰.漢考克號的指揮官,時年四十二歲—擢拔為整支艦隊的指揮官,責成其完成林戈爾德已經仔細構思、卻未能執行的探險構想:以史無前例的科學方法蒐集東亞的航海與自然史資訊,讓北太平洋探險得以提升美國科學研究於世界知識版圖中的地位。

在羅傑斯的率領下,文森尼斯號與鼠海豚號於9月12日離開香港,朝日本駛去。羅傑斯很快就發現,他低估了當地氣候的無常。在離開香港的十日間,兩艘船艦被強風急浪而困在臺灣海峽中央。9月21日當天,悲劇發生了。當羅傑斯示意、要鼠海豚號前往台灣避風時,鼠海豚號遭到強風吹走—該艘船艦與上面搭載的五十二名船員,從此消失在東亞海域上。這是南北戰爭前美國探險史上前所未見的船難。 

但羅傑斯還是執意指揮文森尼斯號北行。 12月13日,文森尼斯號在琉球略作停留、取得補給後,便航往日本。兩週後,文森尼斯號接近鹿兒島灣,而羅傑斯選定該灣為北太平洋探險的第一個調查點。 羅傑斯明白此舉可能的風險。畢竟,即便培理於1854年2月與德川幕府簽訂了神奈川條約,理論上終結了日本的鎖國狀態,該條約所開放的港口僅限下田與函館—也就是說,若羅傑斯將文森尼斯號駛進鹿兒島灣、要求補給甚至從事科學調查的話,將會被認定是違反條約。

即便如此,羅傑斯還是決定要試探他可以把條約違反至何種程度。如當時美國輿論的主流見解,羅傑斯認為德川幕府將日本國門深鎖、拒絕與絕多數的歐美國家交流(唯一的例外是荷蘭)是不道德(immoral)且沒倫理(unethical)的。在他的日誌中,羅傑斯寫道:「我認為沒有一個國家有著隔絕自己的權利—就像沒有人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握著他的財產」--因此,就如同「在每個文明的國家」,每個人都會透過繳稅與交易等方式為「一般的福利」(general welfare)作出貢獻,每個國家也不能把其「土壤與生產力」(soil and its productivity)據為己有,而必須為「國家的社群(community of nations)貢獻它的一份」(must contribute its share to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文森尼斯號航線圖
依據本文作者從檔案中抄出的經緯度座標、由中研院GIS中心的玉亭繪製

12月28日,文森尼斯號駛進鹿兒島灣,一艘小船隨即出現,搭載著二十名左右的日本官員,緩緩地逼近。不清楚這些日本人的來意, 羅傑斯邀請他們登艦,並招待他們法式調酒(French punch)。緊接著,羅傑斯交給他們一張列有補給物資的清單,表示他們亟須在鹿兒島取得補給,好繼續下一段的旅程。官員們則回應他們會照辦,但要羅傑斯同意絕對不能有任何登陸行動。羅傑斯答應了—即便他知道補給只是幌子,目的是要試探日本官員的態度,了解是否有機會能登陸調查。但日本官員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離船後,羅傑斯隨即發現許多裝載著各類蔬果、清水、家禽的小船緩緩靠近—與之同時,也有不少搭載著持刀武士的船隻出現在文森尼斯號四周, 顯然是要提醒羅傑斯不得做出任何違反神奈川條約的登陸行動。

即便如此,仗著文森尼斯號在武力上的優勢,羅傑斯還是下令登陸從事各類測量與採集。如他在致其導師、美國海軍天文台(United States Naval Observatory)主管毛利(Matthew Fontaine Maury, 1806-1873)的信中所說的,從地理位置來看,鹿兒島灣理應在中美與中日貿易上扮演關鍵角色—只是,在鹿兒島灣得扮演如此關鍵角色前,羅傑斯認為,該灣的自然史與空間資訊得為世人熟知才行。羅傑斯認為這是他的職責,也認為這是北太平洋探險可為人類文明做出的貢獻之一。 

植物採集家萊特自然不放棄這個親炙日本植物相的機會。在其家書中,萊特寫道:「那天的當地人給我們沒有騷擾,我在松樹和灌木叢的陡峭的山脊上徘徊,沒有任何障礙」。 眼見鹿兒島官員似乎怯於與探險隊成員正面衝突,羅傑斯翌日還是下令登陸。但這回鹿兒島官員不再允許美國人在他們的土地上為所欲為。在其家書中,萊特寫道,他不時被前仆後繼的日本官員死死糾纏。他們包圍他、擋他的路、做出頻繁的手勢與發出讓人費解的聲音,萊特抱怨道,讓他無法在岸上盡情採集。 隨著時間過去,北太平洋探險隊成員與鹿兒島官員間的對立日益升高。在一次登陸行動中,一名非裔水手把一位日本武士擊倒在地。為了避免釀成更大的衝突,調查隊長布魯柯(John M. Brooke, 1826-1906)下令全隊撤回文森尼斯號。以為回應,羅傑斯派遣一整隊全副武裝的軍官與水手,護衛調查人員執行測量任務。他並下令軍官在岸邊練習射擊,警告鹿兒島官員還是閃開、不要干擾他們的工作比較好。鹿兒島官員並未因此退縮。他們以手勢表示,若美國人不立即離開岸邊的話,他們將會在美國人面前自刎與切腹。 這樣奇特的威脅方式多少起了嚇阻作用。在其家書中,萊特抱怨,由於鹿兒島官員的多方阻撓,他僅採到「約七十五種」的植物標本。 

植物採集家萊特
(source: wiki) 

文森尼斯號於1855年1月6日駛離鹿兒島港,繼續探索日本列島南端的島嶼。羅傑斯對他在鹿兒島官員前的「軟弱」感到不滿,決定在後續的旅程中採取更強硬的態度,期能嚇阻其眼中不知輕重與天高地厚的日本官員。1月19日,當文森尼斯號停泊在喜界島附近時,他不再以要求補給為幌子而逕自率領探險隊成員登陸。眼見岸邊已有日本官員集結,他便與其舉行會談。不過,察覺該會議無法得到任何結論後,羅傑斯便離席,要求探險隊成員一同前進,準備深入喜界島以執行必要的測量與採集工作。緊接著,他看到一名持矛武士策馬奔來,大有以武力迫其撤退之意。在此緊急時刻,依據羅傑斯在日誌中的記述,他冷靜地走到武士面前,亮出隨身攜帶的來福鎗,而該日本武士隨即知難而退。 同樣的,1855年1月22日,當羅傑斯與探險隊成員登陸奄美大島、且看到當地武士一字排開、準備以弓箭抵禦他們深入島內的企圖時,他也掏出來福鎗與之對峙。在其日誌與致海軍部門的信件中,羅傑斯滿意地表示,此弓箭與來福鎗的對峙並未持續很久—原本雄赳赳氣昂昂的武士很快就如戰敗的公雞一般地低頭離開。 日後,在總結這段經驗時,羅傑斯告訴海軍部門,要在日本從事科學觀察,他必須持有某種「觀察護照」--但與其說是任何外交文件或理性溝通,羅傑斯認為是槍械與軍火才是在日本土地上可用的「護照」。 

USS Vincennes at Disappointment Bay, Antarctica in early 1840
http://www.pem.org/collections/1-maritime_art_and_history

 

以上段落來自於一篇我正在完成中的文章:「到底什麼是科學革命?人蔘、大鯢與美國第一回的達爾文爭議」。在這篇文章中,我首先比較了科學知識社會學與行動者網絡理論是如何處理「科學史中的革命」這檔事,進而引入晚近科學史中廣受討論的「拼裝觀」來試著找出第三條路。那麼,到底什麼是科學革命?我的回答很簡單:拼裝。相較於科學知識社會學者筆下的紳士科學家,或是行動者網絡理論討論的計算中心,我試著呈現的科學家比較像是個工匠。這些科學家之所以能在科學史上留名,我試著證明,理由不是他們提出什麼驚世駭俗的理論,而是仰賴他們把眾多人與非人的元素「兜在一起」的巧手與巧思。不過,我也主張,一個從拼裝觀出發的研究,並不能只在證明「研究者關切的事物為一類拼裝」即可為功—畢竟,如果說拼裝觀表達的是一類本體論立場,那麼,世界萬物無一不是拼裝。更重要的,我試著說明,拼裝觀的研究者有必要以更紮實的史料與田野工夫,經驗地說明各類人與非人的元素是如何匯流到行動者身邊,而行動者又是以什麼想法與手段將這些元素組裝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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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故事意猶未盡,歡迎讀者於12/26(二)至台大科學史沙龍,洪廣冀老師將講一個更龐大、更深刻的故事。

第一講【什麼是真理?什麼是科學?從實驗室的歷史談起(台大思亮館國際會議廳,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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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廣冀 「觀察的護照」:美國「北太平洋探險」旗艦文森尼斯號的故事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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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s interesting as watching paint 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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