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 anthropology covers things that are Grotesque, Unabashed, Apostate, Virid, and Auspicious about anthropology!

趙恩潔

愛麗絲歐巴桑合體,任教於南方衝組中山社會 。書寫印尼跨宗教文化政治張力,思索全球政治經濟性別族群。貧農就醫改宗彰基教世家, 賽德克與布農族人陪伴長大。波士頓博班時期結識長蹲印印巴巴土黎阿富汗等各路學者,初訪爪哇時住進爪哇穆斯林-爪華混血-天主教-印度教混搭家庭而大腦線路重拉。知識之狩獵採集者,同志之無限期好友。不合格四季春聯:我們都是機器人;我們從未現代過。

[iGuava主題專號][2017民族誌影展]有時父母,有時自己:七部家庭紀錄片的風格與美學

父母是我們的陰影,我們記憶中的光亮,我們長成的再版。父母是我們自己, 我們的羈絆,我們的輪迴。2017民族誌影展〈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系列用影音訴說我們與至親之界線的模糊,把苦楚酸甜,彼此靈魂拉扯的影子,重重地敲在我們心上。

新南向政策從虛心學習語言與文化開始

台灣的南向政策過去一直僅思考經濟與戰略上的利益,根本上缺乏虛心學習東南亞歷史與文化的態度。甚至,許多人預設東南亞並沒有「文化」可以學習。這是最嚴重錯誤的觀念。

[iGuava主題專號][2015民族誌影展 5之3] 文化的雙螺旋

文化其實一直都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糾纏的。本次民族誌影展中許多影片都呈現了這「文化雙螺旋」現象,以下介紹三部影片,分別探討雷鬼頭的起源(印度、牙買加)、摩洛哥的公路電影(阿拉伯、好萊塢)以及親密關係中的宗教衝突(正統、世俗猶太教)。

如何培養多元史觀:從東南亞史、伊斯蘭史出發的人類學觀點(下)

歷史的意義,不只在於過去發生了甚麼,而是此時此刻我們能容納多少過去的影像與聲音,尤其是那些被遺忘的、被嫌棄的、被禁止的。我們人人都可能是歷史的天使,並且超越天使,因為我們永遠可以選擇挺身而出,阻止從天堂來的那場風暴。 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值得更好的歷史課。

如何培養多元史觀:從東南亞史、伊斯蘭史出發的人類學觀點(上)

關於歷史教學的改革,本文從東南亞史與穆斯林文化史的視角,提供另一種景觀。透過東南亞史與中東史研究中所發現的一些具體知識,來襯托出當今台灣一般人對於「歷史」的想像,如何過度依賴舊版西方中心進步史觀下的過期罐頭知識,而多元史觀的缺乏,又如何繼續豢養根深蒂固的文化種族主義、與不自覺地歧視非西方社會的世界觀。

[iGuava主題專號] 抗爭之心 (318週年系列5之1)

太陽花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的發生,與Web3.0的關係匪淺。抗爭的升級,是因為科技的「升級」。升級到了最後,或許發現自己最需要的,其實不是升級,而是回歸到最低的人的社會向度與需求。抗爭之心在鞏固communitas期間,其實是不分你我,拆掉階級隔閡,展現互助的經驗。 我們追求的,其實是真真實實的「互惠」經驗,而我們抗爭的,則是那些加高階級藩籬、凡事以利益優先、沒有溫暖人情、也想像不出社群面貌的生活經驗。因為我們在抗爭的升級中創造了新的自我,我們也才找回了我們自己。

言論自由與排外歧視的界線: 從巴黎卡通畫家屠殺事件談回符號意識形態及族群關係

[本文經許多讀者的批評建議而修正,並應讀者要求加上資訊來源出處。文章大部分取自筆者2009年的舊筆記,實非專為屠殺事件而寫。文章僅提供不同角度,提供思考可能。文章短,無法包山包海鉅細彌遺,可能造成誤解,請見諒。也感謝廣大給予正面支持的讀者。] 法國查理週報編輯總部遭到恐怖份子攻擊的屠殺導致十二人死亡事件,讓許多評論者紛紛架構起二元對立的世俗vs.宗教辯論,甚至「文明衝突」的理論。

一個國家,三個總統:印尼2014總統大選的世紀奸巧

七月十六日這一周,雅加達流行一個笑話:印尼這個國家現在有三個總統:蘇西洛(SBY)、佐柯威Jokowi(JKW)還有普拉博沃Prabowo(PB)。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這故事坦白說有點複雜,印尼的政治「分分合合,沒有原則」,不過還是勉強可以在一篇文章內說完。

價值觀升級

你有沒有常常聽到一句話,覺得聽了很無奈:「啊這世界就是這樣啊,潮流就是如此,不可能改變。」 還有另外一句話:「啊你反對資本主義,不然我們是要變成北韓嗎?」是不是也很無奈?我們該如何回應? 其實,在服貿爭議紛紛擾擾之中,我們赫然發現:我們不是只有產業需要升級; 我們最需要的,其實是價值觀升級。

[iGuava主題專號 3-1]我是人類:紀錄片作為對「次人」的民族誌干預

在觀影、支持紀錄片與影評的行動中,我有一個清楚的立場:既然任何證詞都是一種社會與自我共構的表演,而任何知識都是境況式的(situated),我將「特別相信被屈從者那更廣闊的觀點位置」(“trusting especially the vantage points of the subjugated”)(Haraway 1998: 193)。如果攝影必然牽涉到暴力,我們合理化它的方式就是利用它來抵抗更大的不正義。我同意Susan Sontag所說的,符號的氾濫不能讓我們以為對真實的追尋就毫無意義,因為這等於是無視於世界上還是存在真實的苦痛。

選擇死亡的方式:賽德克巴萊與台灣新記憶

是誰規定一部史詩巨片一定要有一位英雄?什麼樣的歷史電影才能讓人不急著進行道德批判,進而能夠更深一層探討歷史,甚至是人性?以一個近乎消逝的族群為主軸的故事,如何才能避開多元主義的陷阱—透過影像的再現本質化、單一化與固化一個「文化」, 好符合主流社會的各種矛盾的道德想像,對被壓迫者進行二次文化剝削(如相信阿富汗社會極為「父權」,其女性必定悽慘被虐、現代澳洲原住民可以舉辦「傳統」儀式但不應該再進行群婚、魯凱族藝術家最好畫百步蛇而不是當達利、愛斯基摩人不應該對現代科技很熟悉,所以看到唱片應該咬一口,或者不遵守「伊斯蘭法」的穆斯林並不是「真的」穆斯林)? 賽德克巴萊最讓我佩服的地方,就在於它成功地說服我,即使是一部商業片,也可以對歷史進行有深度的詮釋。即使是一部商業片, 也可以做到避開非黑即白、善惡對立、重蹈現代歷史教科書英雄情結過剩與正邪對立的扭曲思維。一部商業片,也可以把少數族群的尊嚴與掙扎,轉變成主流社會自己的故事。一部商業片,也可以問出不是選擇、填充、是非,而是深論的大問題。而這個大問題——由莫那魯道的口中說出,但更寬廣的代表著被壓抑的集體靈魂之吶喊——就是「選擇死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