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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丁丁

從宜蘭到棉蘭做印尼都市族群研究,返鄉定居後跨足農食議題與新農運動研究。任教於交大人社系,下課後變身蔡丁丁與土拉菜菜子,參與「土拉客實驗農家園」、「松園小屋」、「守護宜蘭工作坊」等在地實踐團隊,希望用碗筷與鋤頭光復生活主權,打造以農為本、萬物共榮的社群人生。

生命在此會於一瞬:《昆蟲誌》審讀記

《昆蟲誌》是一種介入性的學術工作(engaged scholarship),告訴我們另一種書寫是可能的,另一種學術是可能的,只因為另一種、更多種的世界是可能的。那神秘的騎樓小攤,或許也正如《昆蟲誌》裡人蟲相遇的每一個神奇時刻:許多生命在此交會於一瞬,在傾刻間把萬物變成閃耀著微光的另一個世界,雖然終將消失不見,但已經為我們揭示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更多可能。

丁丁歷險記(一) : Gayo高地的風

2014年8月,我在蘇門答臘島西北端Bukit Barisan山脈環抱的 Bener mariah 醒來。海拔一千兩百公尺的熱帶高地常年涼爽,清晨的空氣更近乎冷冽。我穿上棉蘭朋友的uniqlo羽毛衣,走出房門。客廳裡,年近八十的男主人ayah已經做完晨禱, 頭戴黑色Peci、身穿家居灰毛衣、下半身圍著沙龍,正以鼻頭快要碰到電視螢幕的距離關注總統大選的憲法法庭爭議新聞。

把國家還給人民,把土地還給生活

國家怪手毀田,人民雙手種田。重返土地,就是一場永不停止的公民不服從與拆政府行動。返鄉不一定要擁有土地,返土也不一定都要務農。無論選擇用舌頭還是鋤頭來光復個人與台灣的糧食主權,都是對新自由主義資源掠奪的挺身抵抗。可以確定的是,當我們藉由土地正義許願一個可以重建眾生衡平的未來,土地運動就絕對不會只限於土地所有權運動。重返土地,從今天起:把國家還給人民,把家園還給生活,把土地還給生命。日常,也可以是最激進的革命。

街頭的世界社會論壇,或「文化」如何卯上「宗教」

世界社會論壇今年首度來到「阿拉伯」世界,並選擇在2010年底首先引爆「阿拉伯之春」一系列革命運動的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舉辦。 一位論壇主要組織者Aymen Talbi 指出,選擇突尼斯一方面是向「阿拉伯」世界近年來風起雲湧的大規模民眾運動致敬與聲援(也因此今年的論壇主題正是2010-2011年突尼西亞革命的關鍵字「尊嚴」),一方面也認可突尼西亞在地公民社運團體(如Tunisia Leagues of Human Rights)對於論壇長期的深入參與。但任何有意義的聲援必得始於學習;論壇還沒開始,在地運動者就已經為我與同行的農民之路夥伴們上學了一課:所謂的「阿拉伯」世界與「中東」都是西方殖民者的說法;此屆論壇則以阿拉伯語的自稱「Machreck」與「Maghreb」分別指涉「中東」與「北非」,並在論壇中設置「Espace Maghreb-Machreck」( Maghreb-Machreck空間),讓全球與會者有機會好好了解Maghreb-Machreck的在地經驗與觀點。

農民之路,農民指路

農民之路並非反智的輕視科學,而是希望在過度偏重專家知識的科學迷思中,重新找回屬於農民的在地智慧。因此,他們從不問「最好的農法是什麼?」而是不厭其煩的殷勤探問:「在地的農法是什麼?」重視在地,並不意味著封閉保守,而是將農業發展的希望主體與知識權威由專家的「腦」再放回農民的「手」。農的知識永遠是實踐的知識,而實踐的知識必定是在地的知識。也因此,農民之路做為全球農民串連的組織平台,亦積極促進農民之間的分享與交流,也就是他們所稱的"Farmers to Farmers"(簡稱F to F)。通過F to F,知識不再被學者、專家與研究員壟斷,農民也就不只是「生產農作物的勞動者」,而更是「生產農作知識的思考主體」。

丁丁幫農記 (下)

其實福壽螺這種好逸惡勞好吃懶做又兼膽小怕事的習性跟叮叮還蠻像的,只是人螺殊途,該開的殺戒還是要殺啊阿彌陀佛。在H的調教下,叮叮於是學會了誘螺、撈螺、撿螺與踩螺等一連串聽起來好像很厲害的戰技,立下無數汗螺功勞,戰功彪炳直升宜蘭軍區冬山軍團柯林旅秈稻香米連七星上將,同時也為阿仁嫂家的鴨子加了不少蛋白質與鈣質。鴨子們享用福壽螺後立刻下了好幾顆大鴨蛋,輾轉被送上叮叮外婆家的餐桌。福壽螺吃秧苗、鴨子吃福壽螺、叮叮吃鴨蛋…距離稻米成熟還有超過三個月的時間呢 ,叮叮卻已經建立起一條「從產地到餐桌」的在地食物鏈了

丁丁幫農記 (中)

叮叮當初一腳踩入家中的水田,其實都是被騙的。

2010幫農記 (上)

「反正政府規定你要戴安全帽,你就去買,買來以後要不要戴是你家的事情!」

看不見的農村

二零一零年初夏,我陪著來台講學的指導教授到宜蘭參觀大宅院友善市集。爛漫陽光中,我興奮地向老師逐一介紹每個攤位的小農與他們背後的故事。老師長期在印尼雨林裡做田野,近年並把研究觸角伸往日本山村與美加西北岸的溫帶雨林,對生態與農業議題有深入的比較性視野,也因此與市集小農很有得聊。回程途中兩人聊性不減,談起各自的新研究主題,我說打算把研究目標移向印尼農村,因為發現自己過去十年來雖然去印尼像去自家灶腳,但其實活動範圍多限於城市,因而對印尼農村認識貧瘠。老師連連點頭稱是,末了加上一句:「對嘛,認識你那麼多年,你以前根本從.來.都.不.關.心.農.村!」 老師說話向來實在,所以我只能在心裡默默地淌了幾滴血,之後開始對自己O.S.:我不是不關心農村,只是看不見!

稻亦有道,相思無盡

無論務農、做工,還是亦農亦工,相思寮牢牢攀隨台灣近百年的農工發展,一直內在於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也因此相思寮雖小,卻從來不曾脫離島國的歷史脈息。相思寮是農村,但也不是農村,至少不是台灣這個把自我認同牢牢建立在所謂「傳統農業社會」之對立面的「現代工商社會」眼中的農村,因為台灣農村百年來從不單純只是以農維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給自足與世無涉,彷彿亙古永恆屬於傳統並因此註定在台灣的未來缺席。相反的,相思寮的居民積極靈動,緊隨時代脈搏百般努力尋找活路與出口︰無論白天做會社工晚上砍蔗葉,還是出外漂浪當移工,相思寮的居民從來就不是封閉被動的農民,相思寮也從來不是落後頹圮的遲暮農村,而正是台灣社會的縮影;相思寮是我們。

痛苦的芭樂

觀看『油症」的過程實在痛苦。痛苦,因為對受害者長期的身心痛苦雖無可能感同身受卻仍心驚難安。痛苦,也因為驚覺自己對於多氯聯苯事件雖然早有耳聞,卻從不曾花心思與時間進行瞭解。我,或許就像多數的台灣人,毫無基礎地認定這是一起早已獲得解決的歷史事件 。而這正是導演在片中透過並置多氯聯苯事件與美麗島事件所試圖凸顯的一個對比:同樣事隔三十年,歷史給了美麗島事件的受害者們一個公道,卻徹底遺忘了油症受害者。

一個關於「田野」的紙上踏查

關於田野,我有話要說。 身為一位深具批判精神的亞洲區域知識份子,我得考察一下關於「田野」的翻譯政治與其(不)可譯性。到底{ field =「田野」,fieldwork =「田野工作」} 此一如今普遍被接受的翻譯鏈結起於何時?更重要的是,這個翻譯鏈結構連著此地哪條文化脈絡,激發何種文化想像? 一個比較性的觀察是:在印尼人類學界用語裡,field = lapangan,而此字強調的就是『在地、臨陣、在場」的意思 (e.g. 從農村到城裡打工幫傭的家務勞動者會以 orang lapangan 來指稱在農村負責交涉一切打工事務的地頭蛇) ,而這種fieldworker = 地頭蛇的想像既不田也不野,其實反而比較符合當代多數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實況哩。 於是我又懷疑:會不會是因為「田野」這個中文詞彙的長相美氣氛佳,意涵豐富動靜皆宜,因而使吾人憑添幾許關於fieldwork的譯/意/溢外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