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晝」是美濃客方言人群生活細節中的一環，也是地方社群文化的一環——正確來說，在發展成為成功的農耕民過程中，「食晝」反映的可說是美濃客家社群的勞動文化。

所謂「食晝」，是「去食晝」的簡稱，就字面的白話意思即指「去吃午餐」。午餐可以是包括在午間舉行的宴席，而宴席的目的則遍及婚喪喜慶。就地方通例來說，「食晝」依據菜色可分「粗席」與「幼席」，吃粗席的就稱「去食晝」，參加粗席的廟會喜慶午宴說是「去登席」，而婚宴則常另稱「去包禮」，後者更強調去宴席上包紅包的禮物交換文化。

登席美濃開基伯公滿年福

原則上「粗席」與「幼席」依餐點規模而定。早期傳統鄉間社會不管婚喪喜慶都是粗席，而後受經濟發展才發展出菜色較多、內容叫較細緻的幼席。當代的鄉村婚宴已多為幼席，然而由村中廟宇斂錢舉行慶典之後舉行的粗席，依舊常見於美濃鄉間，因此包含「登席」、「食晝」至今仍活躍於美濃人的歲時節令生活之中。

美濃粗席的登席宴基本上其菜色幾乎不會有太大的出入，端視開給外燴師傅的每桌單價而定。基本上在美濃地區其粗席料理大多依以下系列來辦理：（1）大封（滷三層大塊五花肉）、小封（醬炒三層切塊五花肉）；（2）高麗菜封與冬瓜封；（3）梅乾扣肉；（4）清蒸鮮魚（黃魚或鱸魚或白鯧或小尾石斑魚等）；（5）快炒青菜（豆干炒芹菜、豬皮炒鹹菜、鴨爪皮炒小黃瓜、薑絲鳳梨炒黑木耳等）；（6）薑絲炒豬腸；（7）滷雞；（8）羊肉爐；（9）發泡魷魚；（10）湯品（酸菜鴨肉湯或下水湯或肉丸湯等）；（11）冰品（乳酸菌飲料或冰棒等）。

美濃福安天后宮登席（攝影：洪馨蘭）

粗席的菜色呈現出所謂「典型」的客家菜特色，換句話說，今天坊間常說的客家美食，其實指的並非單純的「客家家常菜」，通常反映的是客家鄉間辦桌的一種宴席料理。相對於菜色的研究，我在美濃生活的十年裡，經歷過相當多的「食晝」，另一個吸引我注意的，就是從原先單純地就是去登席、包禮，到後來關注其整場宴席對於「時間」的掌握，有某種帶急迫感的特色。急迫感是怎麼產生的呢？以下我簡要列舉幾例來說明一般食晝的內涵。

在美濃宴席中存在某些特殊的節奏與規律。宴席通常選擇在日正當中的午時舉行，早期一律表列中午12時開席，而其燃炮準時開席的比例，幾乎高達九成九，遲到者往往找不到位子坐，菜色也已端上多道。開席時間的不拖延是一特色。另外，宴席時間的長度，也多在二刻鐘到三刻鐘之間（即30-45分鐘之間），之後即告結束，這在當地的粗席中幾乎是一種常態：例如2011年1月2日（舊曆臘月廿八）星期日中午12點，位於美濃靈山腳下的瀰濃開基伯公，舉行滿年福登席。這一天的登席從端出白飯至民眾打包離席，總長54分鐘，實際自第一項菜到冰品之間的食飯時間，為40分鐘（見表一）。我坐入事先落名（向福首登記）的第30號桌，並以數位相機拍攝自入座後至宴席結束之間的上菜，以及宴席前社區裡小學所提供的表演活動與期間穿插的敬酒等社交活動。表二則是2009年4月18日（舊曆三月廿三，媽祖誕辰）星期六，在美濃福安莊天后宮（地方習稱媽祖廟）舉行的登席宴。天后宮管理委員會未採嚴格的座位分配，依事前口頭登記，當日自由心證帶著紅包納錢找位子坐（通常會找有認識的人同桌）。宴席準時在12時整燃炮端出白飯開始，在兩分鐘後端來第一道菜，至同桌的婦人開始起座打包，宴席時間總長36分鐘，我所在的桌次自上菜後實際上菜的時間則為30分鐘（見表二）。

上菜節奏很快吃飯節奏也跟著快

我在文中所指的時間觀，就從這類宴席正式開席（燃炮）第一道至最後一道的上菜速度談起。由於實際吃飯的時間並不長，卻有多達十樣主菜，舉目望去村民們多低頭夾菜添飯，頂多同桌的人相互倒酒聊天，即便稍停筷子也不可能「慢慢享用」，因為下一道菜「不一會兒」就會端上來。許多有經驗的田野工作者多有傳聞，笑談美濃人吃宴席，上菜像是用「拋」的；這亦鮮活地表達該種非屬從容優雅、或單純熱鬧的宴席氛圍。

美濃人吃粗席要求簡潔有力不拖泥帶水，是當地典型的辦桌文化，這是有集體壓力的存在。我們通常到伯公下登席時，一旦出菜過30分鐘後，就會聽到同桌或鄰桌的老伯姆唸唸有詞：「做麼介唷，出菜出到不知幾慢的，沒人按閒的咧！」（幹什麼呢，出菜這麼慢，誰那麼閒啊！）前述在美濃廣善堂一頓平均間隔144秒就上一道菜的登席宴，我問同桌鄰座住在美濃山下的伯姆，上菜這麼快是因為什麼原因，她的回覆是：「端菜的人(也)想要早點歸去食飯，下晝大家還要做事啊！」（端菜的人也想要早點回家吃飯，因為下午大家都還要去忙工作啊！）習慣上通常參與食晝的居民也都出聲表示「等一下還要做事」，也就是說不能讓人覺得你是悠閒地來吃宴席的，就算是大家都知道你通常沒什麼田事要忙，也都是要說說等一下要帶孫子、或屋家裡外還有清潔還沒做完等事，這種「表演」是必須的，否則會讓人有「你這人怎麼那麼清閒（不勤奮）」的負面感。而又如果年輕一輩的在開始打包的時候就表示很多工作要忙，所以點個頭打個招呼就離席，那可真是「知禮」的表現，一方面知道要「表現出」勤奮工作的態度，另一方面，懂得把菜留給同桌長輩（包）。確實，打包的速度也非常地精準，冰品或甜品一上，同桌開始進入「分配」階段，包好迅速走人，登席隨即散席，晚到一點的候選人是沒人理會他在台上說些什麼。

打包有其禮數也需要一種[表演

菸草在美濃(攝影_Hung Hsinlan)

早期一桌在正午12點整開席的料理，為了讓賓客以及受聘來端菜的人都能準時在12:30前離席返家並上工集合，加快出菜的速度變成一種文化。也就是說，這種壓縮時間的宴席，反映了當地特殊的農作勞動時間。多年來，許多不知文化的外來貴賓，或許慢點到連喜宴都已經散場；而這麼短的宴席時間，也考驗著選舉時政治人物的跑場技術。

因為「沒閒」，所以一般的登席用餐以簡潔快速取勝，其中正面突顯了勤奮工作在美濃社會的重要性。在本文所探究的宴席時間觀裡，出菜出得快，是因為「沒人那麼閒（吃那麼久）」，又或說「來滕手端菜的人也要趕著回家吃飯準備做事」，這些話語的背後傳遞的也正是那種將這種非日常吃飯視為「休閒」，與勞動價值相互抵觸的思維邏輯。

宴席出菜的速度所呈現的「沒閒」（沒空）吃飯，反映了以下三種生態環境與文化思維：第一，菸草勞力密集因把握時間勞動，因而排擠了正常的宴席用餐時間；第二，勤勞作為一種美德與意識型態，沒閒吃飯正是一種勤勞的表現；第三，我認為它同時也展現美濃當地一種對於時間上的「省儉」文化，是省儉性格的一種再現（representation）。另外，美濃人對於「省」的意識型態，除了表現在時間上；「省」之哲學也表現在鑽研各種節省成本的積極研究心。有時候，「省」的計算邏輯不見得就是完全符合經濟理性，裡面屬於非理性（意識型態）的文化邏輯還是看得出來。存在弔詭的成本計算標準，是美濃小農的思考慣習（habitus），往往以為「省到、賺到」，輕則自我安慰，狂則自我剝削。此類例子不勝枚舉。

對於可用之時、可用之地的善加利用，且強調要用於「生產」（而非休閒），這是「省」之觀念之下所形成的時間觀與土地觀，而被視為休閒的宴席吃飯，若耗費過多的時間在上面，則是一種浪費。所以「省」的目的在於鼓勵人們務實地進行生產，這反映出客家的生態環境以及生存條件，同時也型塑著當代的客家文化。這種利用時間、空間的作法，在面臨文化會遇的時候，若無法嘗試讓對方理解，就一定會出現誤解，「小氣」、「吝嗇」、或缺乏精緻性等刻板印象，就會如烏雲般遮住了客家人特有的文化心性。然而，透過以上的分析，客家人透過「省」所展現的人、地、社會，實際上讓我們看到一般視客家人「較為保守」的刻板印象，實際是有誤的，客家人不管在原鄉、在臺灣，還是下南洋，那種對於努力提高土地生產價值、對於時間單位價值的使用之積極性，是一點也不保守的。

關於空地

我住在南投好一陣子了，看到不同年代所蓋的房子彼此緊緊的挨近交錯著，常常是同一條街有二排二層的舊型樓房，轉個巷弄就是頗為巨大的一排透天厝，然後這條街終止於一個號稱向台中七期重劃區豪宅看齊致敬的新型封閉社區(價格卻絕對”在地化”)。但是這排街道空間符號鎖鏈卻不終結於此豪宅社區，它也不容易延伸到下一條街，其實這條鎖鏈常常被打斷，常常被打斷在一塊空地上，讓人難以掌握整條鎖鏈的意指(signified)，也讓人難以掌握這塊空地的符指(signifier)，空地有些長滿的藤蔓雜草，偶而矗立幾棵檳榔樹，有些空地則被不知從那裡來的阿公阿嬤開闢成一畦畦的菜園，在這個菜園裡又仿佛像是模仿這排街道交錯的各種建築物，生長著空心菜、小白菜、蘿蔔等等，菜園看似混雜卻井然有序標誌出每位阿公阿嬤的勞動成果，不容逾越。

這些空地的主人是誰？他們是拒絕都市發展的釘子戶嗎？他們是沒有解決所有權糾紛的地主嗎？他們是愛好泥土味的人們嗎？無論如何，這些空地似乎像是症候(symptom)般的拒絕被納入到街道直線開展的敘事，它們也像個痕跡般隱含的敘說出街道直線開展前的敘事──從前這裡可都是農田啊！然而，當我們說它們是「空地」時，當它們並置於嶄新建築物的空間裡，其實正好呈現出它們的時間性，此時它們是空地，之前它們可能是農地，誰知道多久之後它們會出現向台北文林苑都市更新後價格暴衝的豪宅看齊致敬的封閉社區。都市發展蠢蠢欲動，不斷要將空地納入它的符號鎖鏈，極欲將細小而多元的空地意涵限縮為巨大而單一的現代敘事。在南投(&在台灣？)空地難以成為空檔，只是軌跡，承載發展列車往前奔馳的軌跡。難怪這裡的人總是說，買房子不能單單看到中意的房子有亮麗外表以及兩旁開闊的空間，因為沒人能夠保證旁邊的開闊地何時會變成何種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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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夢想

 Michel Foucault最早的著作除了談瘋狂、談規訓，還有夢，雖然談夢並不是他最著名的主題，不過還是有其在心理學界的追隨者。Foucault談夢不像是Freud認為它拼貼出人們的狂想、妄想、幻想，對Foucault而言夢反而呈現出人們最初的想像，它其實是一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有自己輪廓、形態、邊界的空間。如果Freud認為夢是現實生活的折射、反射、歪射，有意識無意識的，那Foucault所說的夢是先於、外於、不同於現實生活的世界。奇妙的是，Foucault所說的夢是個不同的世界，竟然和某些認知神經科學對於人類心智運作的假設頗為相似，他們因而設計了許多高級的電腦遊戲，來測試在認知之外感覺真實的機制。

關於電腦遊戲如何可以塑造一個完全不同的真實，我想有更多的人比我更有經驗；特別是上課時打開自己電腦，遊移在教授的”諄諄告誡”和虛擬空間的學生們，根本不需要上面那一些”學家”來諄諄告誡，就已經身體證成了夢世界(dream world)的存在，儘管這個夢世界可能已經沒有Foucault原本所寄望的平行、顛覆、戲謔的味道了。夢世界最成功、最出名的例子當然非迪斯尼樂園莫屬，迪斯尼樂園創造一個迷離世界，跨越並且連接了人們的原初想望，而它回過頭來也塑造了現實世界的某些方向，當然迪斯尼樂園以兒童為主要的訴求對象，因此它給的夢似乎總是快樂歡愉的。不久前，美國Kansas州有人提議要建造以諾亞方舟(Noah’s Ark)這個聖經故事為本的主題樂園，則是將夢世界帶到宗教與啟示的新層次了。

而南投本身就是一個大夢境，大的夢世界，當然這個夢境對於每個人的意義和效果都不一樣。這個夢境、夢世界其實不是夢，它是真實的空間，是南投人每天生活的空間。而(我的)問題就出在這裡，當我以為我是真實的生活在一個空間，這個空間的主要架構卻是為別人的夢打造的，為一個先於、外於、不同於生活世界的夢打造的。就單只舉一個例子，南投北邊的主要大動脈國道六號的開通，連接第二高速公路到「內山」埔里，連接平原和山區，連接城市和鄉村，但是這條大動脈卻不是專門為南投人的需要而建造的，它是為來自北邊的台中和台北來的遊客量身訂做的，因為國道六號和第二高速公路的交接點是開在台中霧峰！所有南投縣的鄉鎮如果要利用這二條高速公路到埔里內山區域，全部要往北開到中投邊界才能往東通到埔里內山。

再來，國道六號的全國記錄是在短短約三十公里的路程開闢了四個交流道(首尾不算)，其中在國道六號穿越的國姓鄉境就有二個交流道，相隔不到十公里，而這二個原本不在高速公路局規劃的交流道，是南投縣眾多的政客齊心向中央政府施壓得來的，因為二個交流道的興建「將會帶來遊客順道踏訪國姓」，很難想像國姓人或埔里人會利用二個交流道來往交通。很顯然的，這條全程高架的國道六號，遇山打隧道，遇水便架橋，數百根高聳的橋墩怵目驚心(或是慣用語：人定勝天)的直立在烏溪河川，它「其實是一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有自己輪廓、形態、邊界的空間」，平行又垂直的和南投人的生活空間交疊，它是別人的夢空間。但是我不能抱怨太多，因為我也是這條大動脈的受益者，藉著大動脈成為活絡的紅血球，來來往往於平原和山區，城市和鄉村；我不能抱怨太多，因為我(&埔里山區的人？)的夢在遠方，就如同遠方的人的夢在埔里，以及現今最大最長的夢──日月潭，現今最大最長的追夢者是大陸遊客。

空地夢想

南投的「空地」不是只有出現在市區裡，它也常常出現在山坡地，說山坡地有很多空地似乎是件很奇異的事情，山坡地除了種植檳榔樹以及其他各種的果樹之外，不就是滿滿綠色的植物，雖然我們不會直接用「空地」去形容這些山坡地，但是我們也不會覺得它們是空在那裡沒有用處。阿勇就不是如此想了。阿勇在埔里擁有四分地的山坡地，他和太太本來在都市打拼，後來父親年紀大了把阿勇叫回來，畢竟家裡這大片山坡地也需要有人照顧，傳承下去。現在這塊山坡地種些甚麼呢？竹子，最多的是竹子，竹筍因此也是最大最有價值的產物；還有香椿，香蕉等夾雜在竹林之中。因為這是片頗有坡度的地，對老父親而言，這樣的作物型態大概是最適當的方式了吧，而且照顧這片山坡地已經讓老父親和母親從早忙到晚了。

企圖心很強的中年阿勇看到很多「空地」，那些「空地」不是分散在這些竹林和果樹之中，這片山坡地基本上就是一個「空地」。阿勇從今年開始要把這片山坡地從入口處到最高點開闢一條步道，步道兩旁要種植櫻樹。櫻樹？是的，這幾年特別是今年台灣燃燒起莫名的追逐櫻花熱潮，阿勇已經作了註記，要讓櫻花作為嶄新夢世界的先鋒。然後，這條步道要用甚麼材料和方法來施工呢？木頭、石頭、需要扶手、生態工法？他對我不置可否的回應鐵定是頗為失望，我不僅對這些工法毫無所知，而且因為我的身體真實的喘息在攀爬這片山坡地上，四肢並用上氣不接下氣的以致於我看到的只是不斷的竹子，以及阿勇間斷看到冒出頭的竹筍嫻熟拔取竹筍的身影。最後，終於到達這個夢世界的想像邊界，山坡地的最高點，目前這個未來符號鎖鏈的終點是一片黃土，再往上往旁走是別人的地了，這塊稍微平坦的黃土地目前其實只能容下幾個人的佇足。阿勇鼓勵我極目遠眺，是否看見起伏的山谷、是否聽到各種的蛙鳴聲、是否看到滿山處處點綴著開滿白雪的桐花？阿勇提到未來這裡要蓋座涼亭，要用甚麼材料和方法來施工呢……

source: buildingtw

這塊地在阿勇所住的老三合院旁邊有一個小水塘，老父親在水塘養了一些草魚，阿勇認為草魚還不錯，但是要再擴建水塘，朝向生態池的方向設計，讓草魚和未來具有生態保育的植物和環境共存，因為那最終除了青蛙之外將會復育出現螢火蟲。螢火蟲？是的，賞螢熱早已蔓延在台灣低海拔的山區，只要有好山好水，對於生態環境極其敏感的螢火蟲就能夠神秘的到訪。當然阿勇期待的來追尋快樂歡愉童趣的賞螢客，決不需要神秘的到訪。在這個未來的夢世界裡，遊客正是這套想像符號體系的最終指涉，在場的櫻樹、步道、涼亭、草魚、青蛙、螢火蟲，以及這些事物全部合起來的空間，因為這個不在場的遊客才得以變成互相指設的符號。於是「遊客」不是阿勇的狂想、妄想、幻想，他們是阿勇以及其夢世界的原初想像。弔軌的是，這個原初想像必須讓現實存在的世界先變成阿勇心目中的「空地」，然後他的夢世界才能堂皇許諾各種欲望事件未來能夠在這個既真實又想像的空間不斷發生。

四月下旬的某個晚上，我和阿勇在他的老三合院喝茶，看到幾隻提著燈籠上下盤旋的螢火蟲，我忽然想到阿公阿嬤在城市空地開闢的一畦畦菜園，在這個我們不經意就會習以為常的空間裡，許多夢想交錯、飛翔著，當然這些夢境對於每個人(生物)的意義和效果都不一樣！

後記與前言

這篇文章從word的空白文件開始，好像人們堆疊他們對「空地」的書寫。我慢慢的以文字建築這一片我所感覺的南投，它晚近的變化，這些是「地方感」的變化嗎？

芭樂人類學從本周開始連續五次會有不同的寫手，書寫他/她所處的地方(或是城市)，當我們嘗試書寫地方(或是城市)時，一方面想要窮盡台灣各個大區塊(後來沒成功)，另一方面不可能窮盡地方(或是城市)書寫的可能方式(這個倒是很容易成功)，我們想要的是身處這個地方(或是城市)的人類學家，可以如何書寫它。本篇是先鋒，敬請各位讀者期待芭樂人類學這個新的實驗──主題書寫。

2011年初春，我進入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現已更名為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教書，也定居在都蘭部落裡。偶然的機會，在同校同仁的邀約下，參與「競標」教育部的「大學小革命計畫」徵案。初任教職，滿腔的熱血恰巧想好好地來「革命」一下。

「如果讓我來帶一堂關於台灣原住民的大學課程，我會怎麼教？」腦海中不斷浮現這個問題。

經過反覆地自問自答後，我決定以自身的親身經歷為範本設計一個自以為不同的大學課程「東大發力森」。

「這是一場跨越文化界線的實驗！」我替這門課下了個核心的意旨。

「透過身體的實踐，放大靈魂的可能性！」我繼續為這門課給了個方法上的指導原則。

然後，在沒有心理準備的狀況下，這個小革命案居然通過了。因此，我找來碩士班裡跟我有類似經驗的研究生協助，結合東大周邊幾個原住民族部落青年會組織，把選修的學生當作卑南族年齡組織中的「發力森」階級成員一樣訓練，有時在學校湖畔，有時在各部落，有時在海邊，有時在叢林，有時在河邊…就這樣天真地利用臺東大學地理與人文環境的優勢，開展了這一場「跨越文化界線實驗的課程」。

為了想達成芭樂人類學部落格成立以來最短文章的紀錄，我把很多的講話放在影片裡頭，欲知詳情，就請看以下這個大部分由手機拍攝的影片吧。

林先生對人類學一直有著一種令人好奇的興趣，因著他的鼓勵，北藝大舞蹈系第一屆畢業生就有人負笈海外深造人類學。雲門舞集也出版了卑南族和鄒族的傳統儀式歌謠。在他的堅持和現任院長平珩的要求下，至今北藝大舞蹈系的原住民舞蹈課程，不但學傳統舞步、原聲吟唱，學生們要學習不同族群的咬字、唱腔、甚至做頭飾、繡情人帶。我曾經忍不住地要探聽林先生的「人類學之緣」，可惜他短短回覆幾句：「我覺得同學應讀，你又擅長，如此而已。談不出大道理，不要浪費你的時間吧。」。

總之，99學年度春天學期後來開的這門課程名稱叫「看見文本」，林懷民先生起了個頭，再由我的同事陳雅萍博士負責組織各項細節。林先生特別要求這堂課不要比照一般選課流程制式處理，他要找出那些真的有好奇心的種子，所以最後決定由研究所與大學部各年級老師推薦學生參加，三位老師分別和學生細談當代藝術作品、書與電影：陳界仁的創作、李維史陀的《憂鬱的熱帶》，林先生則帶學生看希區考克的電影。

後來這堂課的學生真的涵蓋從大一到研究所高年級十名不到的同學，在我負責的六週的授課時間，我很難得地從頭到尾只帶一本書。《憂鬱的熱帶》是一本可以改變人生的書（看到這裡有人會按讚吧）。我和來自不同年級的學生一起翻閱厚厚的書本，並驚異地發現作者對於原住民社會變化的冷眼和歐洲文明的自我批判，在半世紀後讀起來仍然真實而鮮明。對舞蹈系所的學生而言，更是難得的文化啓發經驗，不管是自嘲、冷眼批判、或是兩者兼具，我這些和書中所言有相當時空、文化和背景距離的學生們，卻很顯然地為之著迷（這點絕對也要感謝譯者燃燒生命地為文字注入靈魂），我們細細地品嚐箇中字句，並任由我們的思緒時而飛躍到巴黎、亞馬遜河流域或印度。這樣的跨文化想像，竟然也引發了不小的迴響，可以從以下一首詩作看出端倪。

這首詩作〈給李維史陀的一首詩〉是臺北藝術大學舞蹈表演與創作研究所研究生黃志雄的作品，這是一項課堂作業，主題為「和李維史陀一起旅行」。「看見文本」的課程每位同學要就所閱讀的文本提交一份文章，為了鼓勵同學能有充足的發揮，所以我開放可以透過不同的創作書寫形式，於是就出現了這篇令我驚艷的作品。

志雄是馬來西亞來的僑生，曾經是雲門舞集的團員，他的身體表現能力佳，纖細而延展性強，擁有典型的亞洲舞者特質。他是個全才型的藝術才子，不但能跳，能編，能寫還能畫，成就指日可待。對於文化、文明他也有優於常人的敏感性，在寫這篇文章之前他自己造訪賽夏族的矮靈祭和泰雅族的烏來，並在烏來編創了一首三十分鐘長的現代舞〈溯●烏來泰雅〉，曲末用了一段泰雅吟唱和古調，未料當地人仍覺得古調旋律太單一。種種感懷，他寫成這篇詩作的第二部份〈在旅途中遇見原住民〉，這部分因為篇幅之故我未收入，尚祈作者見諒。現在志雄回到家鄉馬來西亞繼續他的創作，從他鄉回故鄉，在往返異、同文化的旅程，他仍然不停地反思、提問。為了鼓勵他，也回憶我們一同和李維史陀共行的那段時間，今以芭樂人類學一角張貼他的詩作和更廣大的讀者共饗，希望能激勵更多芭樂種子的跨種雜交，或許可以看到更多詩意的、會跳舞的、有芭樂味道的新品種出現。

給李維史陀的一首詩

黃志雄

序

克勞德‧李維史陀先生

我不會寫詩

我只是  極度好奇

如果你多活1年

高齡102歲的你會不會再寫一本哀悼《憂鬱的熱帶》的一本書？

旅行‧死亡的一種

一、

旅行的結束即宣告某種死亡

而記錄死亡不就是一紙死亡證明書

作為死亡的明證

記憶  彌留

形式  氾濫

速食旅行意味著人人手持一本旅遊聖經

只要遵循作者的旨意

必遊景點  必吃美食  必買禮品

集滿所有必做列表上的事項

印證  評比  算計

再以數千張的數位照片仿效聖經一隅

展示旅行  宣告成就

昂頭闊步     優越高雅

為了展現旅行而旅行的饕客們

當年放映一大堆幻燈片時絕望等待

現在退隱後信徒反而佔據

旅行呀

好像原石跌落古井的底部一般

一口叫複製的井

注入約八分滿的熱水

蓋緊碗蓋  靜候三分鐘  攪拌後既可食用

本品絕不加防腐劑  食用後拉屎不殘留異味

切記  回收

二、

哀悼

一場莊嚴的告別儀式  如同旅行

旅行者在揮別現處的時空前  整裝 穿戴

用

行李   總結過去歲月所殘留的記憶

換取差異體驗

撼動習以為常的慣性模式

帶

護照   從這一刻開始蓋章

行蹤  掌控  被掌控

從那一刻開始標籤

貼上  卸下  貼上

快速通行道還是身陷人龍

權益  保護  對待  優惠

花

錢財   一夕之間成了百萬富翁

也可能拮据如住在貧民窟

買  異國情調  聲色光影

談  議價的空間  還要考慮匯率迭起

甚麼東西都可買

甚麼東西不可賣
價碼  承擔就好

提供一切服務

滿足所有需求

品質  辦不辦得到  再說吧

三、

「想看到沒有被汙染的地方」

要在人煙出沒以前

關鍵字是  趁早

讓腎上腺素分泌

猶如野地求存般

危機潛伏  所以魅麗  斑駁

如果幸運之神眷顧你

讓你身處沒有被汙染的地方

你會發現  你是那個地方的一個汙染

那一年花蓮和太魯閣之旅

我走過險峻的天然峽谷

峭壁聳立  礫石層露

大自然的規律因生存而滋長

我所披帶的身外物微不足道

即便卸下所有束縛

蒼白的皮囊包裹不住呼之欲出的慾望

必要與不必要的

放得下與可以再放下的

生存本質的

生存以外的

過度發展的觀光區不可怕

更可怕的是人文與美學被觀光模式同化

交易湊碼換來的是配套主宰

幸福配套  豪華配套  情人配套  獨一無二配套

幸福是商品 有其價碼

配套以外 再加碼吧（也都還是配套之一）

學會看見汙染

才知道什麼不是汙染

再來是減少汙染

從心開始修行

哪怕走火入魔

人終究餘下灰燼

一縷清風  消失殆盡

四、

這一場破壞力評比

我提名 我們

文明與不文明的爭辯中留下瘡痍滿目  泥凝滿地

權勢與利益的瓜分中彈藥遍佈  核武要公然否認

戰爭  競爭

泡沫  幻影

真槍實彈

粉墨登場

呼隆族、伊洛魁族、加勒比族、吐比族、印地安人

若干年的槍林彈雨後  你們  還在嗎

電線桿的電報線是否不再下垂

現在是人工標誌的無線網路世代

文明人不談野不野蠻

用做的  明裡  暗裡

把感官刺激濃縮到兩小時以內的影音

用億來算計的煙火

流行在臉書上怨聲載道

歡迎來到這娛樂盛行的「共享」世界

金銀島因為素來是個良好的深水港，又是遠洋漁船的補給站，因此自1970年代開始，便開始設有一些狄斯可舞廳、酒吧，供這些遠洋漁船的船長跟船員休憩和娛樂。當然，也有特種營業場所因應而生。到金銀島討生活的女性，早年都是菲律賓女孩。但在2000年左右，先後有六、七家的卡拉OK吧僱用中國籍的女性，數量上超過了菲律賓女性。因為她們多數聽不懂英文，所以這個防治愛滋病的計劃，只好找我去做口譯。

聯合國的愛滋病防治計劃的內容很簡單。跟我一起工作的大姐負責用英語解說如何正確使用各式各樣的保險套，我則是進行現場口譯，然後翻譯她們的問題給大姐；宣導課程結束後，再遊說他們接受篩檢。在上宣導課之前，我們也做了一些基本資料的調查。我很驚訝的發現，這些中國來的女性多半是30歲出頭，家中有小孩要養。在家鄉時聽在這裡工作的姐妹說，這裡的美金很好賺，而且該姐妹要回去了，必須要找一個人接替她的位置。她們不疑有他，就過來了。原本以為只是來這裡當服務生，但來了之後才發現，如果不接客，就還不起應該給人蛇的錢。所以多數女性還是接了。大家都想著，做個三年就不做了，賺了錢就回老家去。

菲律賓女孩的故事也沒有比較好。早年剛開始來金銀島，什麼工作都要做。後來因為中國人進入這個市場後，走低價路線。菲律賓人因為會講英文，開始走高價位路線，服務歐美的客人，而且可以選擇接不接客的空間比較大。不過，這群菲律賓女孩的背後，可能有個跨國的集團在運作。他們將女孩在該地服務滿三個月後，就送往其他島國。同樣地服務滿三個月後，再送去其他島國，在馬里雅納群島的幾個島國中，形成一個循環的圈子。這樣的遷移是為了保持男人們的「新鮮感」。過了幾個月後女孩再回來，當地男人可能已經忘了她們的臉孔，又覺得她們是「新女孩」了。

那些無法克制的敵意

自從當地人知道我在幫忙這個計劃做口譯後，開始有一些人主動提供他的性冒險的故事、這些中國女人如何攬客的故事、或者她的老公嘗試不同國家女人的評價等等許多性生活的資料，這就是後話了。不過，這些意外開啓的話題，倒是讓我理解了我在進入田野之初所感受到當地女性對外國女性的不友善，而男性卻又太過友善的狀況。

不只一次，當地男性笑容滿面的對我說：「我真的很喜歡中國女人」。如果是當地女性初見到我，而在我身邊沒有當地朋友陪同的話，她們就是一臉充滿蔑視與敵意的態度。某位官員的夫人，在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我剛好坐在她丈夫的旁邊。她除了充滿敵意並且用鼻孔看我之外，她的先生也趕緊叫我跟一位男性朋友換位置。在田野初期，我幾乎無法跟當地女性建立友誼，連找寄宿家庭都沒有辦法。有一次，我去某個村子作調查，透過有力人士的介紹，寄宿在當地一個當地知識分子的家中。但是女主人無法克制的懷疑我是不是跟她丈夫有一腿。第一天住進他們家，她就問我：「你到底是怎麼認識我的丈夫？」。接下來，她每天監視我的行動，看到我就擺個臭臉，也不肯跟我聊天。有一天，鄰居跟我八卦說，這家的先生在另外的村子還有一個家庭，這家女主人還能讓老公願意偶爾回家來，可見她真的很忍耐。我聽了大驚，才瞭解她的敵意所為何來。後來有一天她終於對我發飆：「我不想管妳在做什麼研究，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覺得非常的挫折，很快的就搬離了那個村子。

於是我跟一位當地朋友聊起這個事件，他才告訴我，「戰後，進來金銀島的外國人多為美國男性。當地的女人趨之若鶩，搶著跟他們約會或者結婚，讓當地男性非常生氣，當時的狀況是，當地的男人對外國男人很有敵意。在1980年後，開始開放外商投資，並且引入觀光業後，很多外國女性來到這裡。像是歐美、日本、台灣等，有些甚至嫁給了酋長，在這裡獲得了土地。尤其是卡拉OK吧引入後，很多當地男人流連忘返，讓他們的老婆非常生氣。經常有太太去那裡找先生，揪着耳朵拎回家去。自此之後，當地女人就對外國女性非常的有敵意。她們認為這些外國女人來這裡就是要偷她們的男人的（steal their men）。」 過沒多久，當地全國婦女會在開會的時候，討論到了卡拉OK吧的議題。她們希望政府能把這些卡拉OK吧關掉，因為她們的先生都去那些地方找女人，經常不回家。不回家就算了，連錢也不拿回來[1]，讓她們缺少儀式所需的費用。但是政府也拿這些卡拉OK沒辦法。

我後來又去問了其他人，包括當地的女性朋友，在當地住了很久的其他外國人，以及其他的研究生，大家都不置可否的同意：「她們（我們）痛恨外國女人。」我重覆著說：「對，她們（你們）痛恨外國女人。」

田野方法的修正與知識生產的再思考

經過了那次事件後，我就自己租了一間小公寓，白天出去作訪問，晚上回到自己的住所整理資料。雖然還是居住在村子內，但是我擁有自己獨立的空間。搬了家之後，我的田野調查的情況才穩定下來。很顯然的，「住到當地人家中」這個田野調查法在當地不太適用。後來的一位女研究生，想去某個村子作研究。經過跟當地的朋友討論，他們認為還是在城裡租一個公寓，用每日往返的方式去做調查。跟這位研究生合作的報導人意味深長地對她說，「妳對當地女人而言，有性魅力上的威脅性（sexually threatening），但是不住在當地應該就不會有太多問題。」該研究生非常年輕也非常女性化，報導人認為她甚至連住在當地都要避免，以免讓全村的女人都抓起狂來。

在2011 年年底，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舉辦了一場「性別與人類學知識」的研討會，會中許多女性田野工作者分享了他們在田野中的處境，以及因為性別的身份而導致在選擇議題，與人群互動上的差異，如何影響人類學知識的產生。這些經驗的分享，讓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知道研究者的性別身份對某些事件的解釋會俱有哪些獨特的洞見，同時也會有其限制。我的這篇小短文也希望能對這個議題有所貢獻，同時也想指出，理解當地對妳的性別身份所引發的緊張跟情緒，並且做適當的田野方法的調整，可能是在田野存活下來很重要的一步。

[1] 在當地，丈夫必須負擔妻子家中所舉行的傳統儀式的費用，包括美金與當地貨幣。

video in the village project

不過從本地一些原住民影像工作者的記錄作品，我們觀察到原住民影片製作過程進入的社會互動之場景有其特別之處。在這些社會場景之中，拍攝者與被拍攝者所戮力對焦的社會實在，是奠基在兩造雙方的族群、文化與情感上的連帶，以及對於文化身分的磨合與協商之經驗歷程。族中長輩深具文化動能的（身形言語之）敘說，如何被後輩晚生及其手上的攝影機器「看到」與「聽到」，刻畫著這項影片計畫經歷的互動與交流。尤其在原住民影像工作者來回往返於不同向度的意義／載體之間，進行「轉換」與「翻譯」的種種嘗試與努力，導引出來的結果，將關係著這一件影像成品所能夠傳達的族群、文化之敘說與力道，進而能夠更為積極地介入台灣主流社會關於原住民書寫與意義競逐之場域。

甫獲金穗獎「記錄片優等獎」的《Alis的心願》，是布農族女性導演莎瓏．伊斯哈罕布德於2011年完成的作品。片中主角Cina Alis是高雄縣桃源鄉寶山村藤枝部落的布農人，這位74歲的Cina在影片中講述許多關於自己70多年來，在南台灣山區部落，居住、生活過的地方。這些散佈在深山裡的「無名」地理區塊，在Cina Alis細細回溯這一輩子曾經「走到」、「停留下來」、「居住生活」、「離開」的故事、回憶中，逐漸有了自己的形體容貌，有了自己的「名字」稱呼，成為一個個讓人可以觸摸得到「真真實實」的地方。

導演莎瓏在整部紀錄片中以Cina Alis的生命故事為基底，沿著那張有GPS定位的Goolge（衛星）地圖，亦步亦趨跟隨著Cina Alis口述節奏的步伐，以影像的動靜態，畫出一張有時間縱深、有記憶套疊、有親人關係、有工作勞動，有土地、天空、動植物、氣候、空氣與溫度感覺，相當能夠敘說、充滿情感質地的部落／遷徙地圖。這幅生動、源源流長的影像地圖，是在Cina Alis與莎瓏．伊斯哈罕布德共同進入影片攝製「事件」當中，啟動探尋（舊）部落的腳步，一起繪製完成。

64分鐘的影片時間，脈動在「聲音」（比較是Cina Alis的印記）與「畫面」（比較是導演的印記）的應對、互動、以及往前再推進的來回與循環。影片所呈現的系列音-畫之影像動作，纏繞著影片主角與導演各自發展卻又彼此承接的兩個敘事軸線。這兩條敘事軸的互動方式，常常在Cina Alis口述講話持續進行的同時，承接在導演鋪陳的畫面以及所營造的影像聲響空間中，讓意義的敘說能夠延展與深化。這兩條敘事軸同時交織並嵌入口（述）說故事（storytelling）與數位說故事（digital storytelling）的介面當中，創造了意義生發與溝通理解的可能與空間。尤其，影片中（Cina Alis）所提及之人事物都經過（導演）仔細的梳理，使得這些往事故人清晰浮現，與自己有了關聯，也讓「過往」經由「當下」的說故事，而與「未來」能夠橋接起來。

能夠將過去、現在與未來通過自己的生命歷程串連起來，除了顯示個人生命故事及其經驗的韌性與強度之外，故事被（導演與紀錄機器）專注聆聽的樣態，使得故事的意涵與講述者的意向更為顯露，穿透著敘說的力道。例如，Cina Alis回想大伯Dama Biun不願離開生活其中的山林部落：「他的心裡，不願意離開這裡到別處，到以前就稱為是別人的土地上。他的心裡想，一定要跟家人住在這原來的地方，到永遠。如果要把我們趕出來的話，我先用槍把你們通通打死，然後我再自殺」（《Alis的心願》）。導演／攝影機因為傾聽的聚精會神，也讓其他閱聽人在別的時空場合，進入類似的情境、狀態，因而能夠「聽到」、「聽懂」Cina Alis或Dama Biun希望留在原來地方的願望與強烈主張。

Cina Alis在影片中講的故事，不外乎關於移動、遷徙、落腳、種植、勞動與工作。的確，透過影片我們知道Cina Alis以前跟著家人住在山裡的部落，生活所需仰賴種植、捕獵以及採集（愛玉）等勞動工作來維持。從紀錄的鏡頭我們同時看到Cina Alis到現在，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釀糯米酒、打米糕、刺繡、蓋雞寮、照顧孫子，在忙碌的日常工作當中，還能與弟弟、晚輩一起跋山涉水走回自己出生時的石板屋，去看看七十多年未曾回來的舊部落。Cina Alis對以前生活記憶的相當深刻：「這片土地是我的阿公很努力找到的。從台東過來，經過Usuzu，到達這裡Ubukudav，這片土地。我的阿公很辛苦，找到這一塊土地。（…）[這塊土地]日本話叫Kauamuku，布農話叫Ubukudav，我就是在這裡出生的」（《Alis的心願》）。

Cina Alis與家人重返Ubukudav這塊土地，而故事的時間點也跟著回溯到Cina Alis出生的年代。Cina Alis回憶她出生到現在，家人、族人一再遷移的生活處境。但身處不斷遷徙、移住的變動中，不太改變的是族人、家人勞動的身體以及與土地、自然的關係維繫，「種小米，把家裡整理好」（《Alis的心願》）一直都是這群不斷移動的人們不變的生活態度。這樣一種生活態度落實為家人、族人一起在土地上勤快勞動，分享成果並敬畏上天，一種與人、與土地、與自然、超自然維持一種倫理有序的生活方式。攝影機前面Cina Alis活出來的生命經驗與生活方式，非常不同於馬總統眼中（慈濟所提供）的生活方式（註：馬英九總統於永久屋落成時說：「慈濟所提供的，不只是一棟房子、一座教堂，或者一所學校，或者，一個農場，更重要的，慈濟也提供了一個生活方式」（《Alis的心願》）。）。Cina Alis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生活，是馬總統所說的「這一種生活方式」的另一種。

原來，Cina Alis講故事的一個核心要旨，在於提出族人們所活出來的「另一種生活方式」，其實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我們的生活是落實在族人每日的共做、共享，以及對土地、動植物的共生與維護，這其中還含納了對自然、環境、天候的觀察與經驗的累積。在此「我們的生活方式」，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代表的將不僅僅是不同的敘說或主張，它同時也是一群人與自然、與環境、與土地所建立、經營的一種持續、永續的關係：「我是在這裡出生的。我喜歡這裡的風。我們不喜歡在城市，因為很熱，不是在平地出生，喜歡待在這裡。在山上有涼涼的風」（Cina Alis）。

自1939年的集團移住到2010年搬進永久屋，Cina Alis與部落的族人們，已被迫搬遷了很多次。莫拉克風災後，藤枝部落塌陷，重建的希望渺茫，大部份族人都放棄了，只剩下少數人仍在等待，希望有一天能搬回山上，Cina Alis就是這些少數人中的一位。Cina Alis並未住進永久屋，目前與兒子、媳婦、三個孫兒一起在六龜租房子住。對於遲遲不能回去原來地方生活，她語重心長地說：「在這裡誕生的人，很麻煩。心裡很難過。被政府趕走。如果被政府趕走的話，心裡很難過」（《Alis的心願》）。雖然如此，Cina Alis還是認真地想著如何回去原來地方「自力救濟」，將水管接好、水池修好，這樣就可以種很多東西，養活自己與家人：「嘴巴在笑，心裡在想要怎麼生活。不知道要怎麼呼吸。我要種芋頭、種小米，就很好了！每天要吃，吃Cinavu就好了。作夢啦！夢想」。

鏡頭如實傳達了Cina Alis的真切想望。由於想望的真切夾帶著力量，Cina Alis的願望或許終於能夠成真。

部落老人講的故事，與影像工作者聽到的再現的故事，都是這個族群的文化，但是兩者之間還有不同，因為兩者出自不同的世代、個體觀看的視野也有差異，這些被再現的文化其實是座落在盤根錯節的不同時空脈絡裡。部落老人講古，並不是等著被紀錄、翻譯與轉述，其實他／她們是創造了一種意義和實在。這個版本的意義與實在是有別於被影像化的再現故事，而這些再現／故事，則共同創造可以被辨識的身分認同軌跡。

認同是一種「文化事物」，同時也是一種「社會關係」。原住民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原住民身分在特定社會空間中互動的結果，也常可以觀察到一種新的原住民性這件文化事物，經由影片工作而被創造與注入既存的社會文化場域。也就是說，在（影片內外之）社會位置的再生產當下，具現部落身份的現代時／空交錯與凝結。

2010年，頂著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博士逐漸消退的光芒（如果有的話），以及一個位於窮鄉僻壤卻顯得躍躍欲試的年輕大學擔任了五年助理教授的資歷——正因為這兩項調性確實並不一致，讓我很陶醉在一種唐突且帶有古典人類學況味的奇妙氛圍——我透過一些重量級卻因此額外顯得行禮如儀的推薦函之後，取得Fulbright「資深學者」獎學金。再次地，這又是一次令人感到名不符實的困窘標籤。那年的夏天，我隻身前往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訪問。在同年度，與我共同前往亞洲中心共有四人：我、一位歐洲A咖漢學家、一位身任大學副校長且認真修課的中國經濟學家，外加一位喜馬拉雅山登頂兩次的中國億萬富翁。

一同前往劍橋的（何其幸運地！）還有一位台大考古學教授。這名燕京學社聘任的教授在未來將會目睹我一篇投稿到人類學期刊，後來遭編輯委員會以「涉及刑事誹謗罪」退稿的一切過程。他總是用訕笑的姿態鼓勵我，恐怕注定了二人未來以男性獨特的情誼方式，渡過各自互不相干卻又彼此嘲弄的人生。（我感謝他！）經過總共六審的過程——與審查委員們論戰超過40,000字數——這篇三年來以馬拉松式修改超過500遍的論文，最終卻相當意外地以「獲得刊登」迅速收場。「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季，一位書寫者」用後現代意境來表達這篇論文「一粒麥子不死」的際遇，頗具超現實震慄。在這一年的東岸生活裡，我完成了近十萬字的中文書寫，分別刊登在四份屬性不盡相同的台灣期刊中（其中三篇是TSSCI；其中兩篇正是先前答覆審查人意見的40,000字內容）。某種程度上，我發現自己頗能忍受，甚至相當安分於這種杜斯托也夫斯基筆下主人公的孤獨生活。以一種事過境遷（後事實追尋？）的心態回顧此一過程，這種書寫過程總帶來一份不確定的樂趣。

我並不清楚這種「不確定」是否帶有冒險、自信，外加些許頇愚成份的總和。我前往麻州劍橋前，尚未安排居住處所；台灣Fulbirght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好心地警告我：「你最好趕緊找到住所，我們不願意你凍死在街頭。」（接著她們提供劍橋地區同學會的聯絡方式。）抵達波士頓當天，我直接前往亞洲中心報到，領了學生證（哈佛行政大樓的安檢設施簡直媲美海關一般令人歎為觀止），和一間兩人共用的迷你研究室。（當下我發現「睡在研究室」這個想法已是一種幻覺。）

這間狹小且沒有窗戶的密閉研究室在二星期後來了一位德國籍漢學家，在往後兩個月的相處中，老先生持續問我去過燕京圖書館沒？我總是急忙回答「還沒還沒！我會去的，只是現在有點忙⋯⋯」老教授以中文調侃我：「你今晚打電話給你媽媽（懺悔）：『媽！我到現在還沒去燕京圖書館。』」當時我正苦惱於另一篇期刊論文的改寫，在老先生叨念的那兩個月內追讀了近三千頁的民族誌資料⋯⋯（寫到這兒，腦袋裡突然間傳來周董的歌：「你打我媽，我叫你爸，這樣對嗎？」⋯⋯）

總之，我先借住在先前這位考古學教授的客廳，一星期後幸運地在craigslist上頭找到一間極其便宜的公寓，與一位上海復旦大學的副教授數學家共享了未來十個月的半穴居生活（圖中窗戶即是地面高度；右圖是除夕夜自己做的料理）。這種生活與哈佛大學Fulbright訪問學者此一光環構成一項「金絮其外」的最佳寫照：「既平行又高對比」正是人類學調查的特色，這是一種生活在小心維護、隨時有意外的不確定處境；也正因為如此，它形塑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學科樂趣——在那兒開始了我的「地下室手記」。

 

對我來說，人類學生命總是在反諷的處境中發現自己的唐突與無助：聲望與身分、頭銜與實力、野心與能力、改變與安置、不穩定與不知從何而來的好運。以葛茲的自嘲說法：「不知是我到得太晚還是來得太早？」；或者按李維史陀的話語來描述，這是一種垂直閱讀下和諧音與不和諧音的堆疊理解；或者依Appadurai的觀點：「動盪不安也許是活在無所不在的現代性裡最令人興奮的收穫」。這般的人類學生命，不管在田野生活、進修訪問，還是論文書寫，甚至三者根本雜亂成堆（jumble）捆在一塊兒，因此使得自己掉入一個「混亂的多重歷史」旋渦之中（或者按我的話語：「反諷使我們得以更看清楚事物的本質，而因此讓自己戰戰兢兢地生活」）。我用了葛茲生前最後幾篇文章中的最後一句話「Jumble is with us late and soon.」作為這篇短文的標題，期待自己可以學習欣賞這種「不確定」性質。

或許我們可以反過來思考：的確，「不確定」讓人感到不安；但是，「安定」是否會因此削弱了一個人的想像能力？在一場例行的導生聚會中，一名大一導生因為自己僑生的身分（父親香港人，母親台灣人）向我詢問公職的報考資格：「我想畢業之後取得公職，然後到山地鄉鎮服務原住民！」我為這孩子的志向因而就讀原住民學院感到無比驕傲又帶有一絲難過。又或者，在上週末在台大社會學系舉辦的全國高中生「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習營」口試中，一位接著一位的高中一年級學生斬釘截鐵並帶有自信地向口試老師表示：「我富有正義感，嫉惡如仇，因此我喜歡法律。我希望將來成為法官或檢察官。」基於一種濃鬱的情感、成人世界的運作規則、學院知識的教育職責，以及身為一位人類學家的特殊經歷，我想告訴她們：「孩子，你的將來有無限種可能性。」

現今這個更為廣泛的世界正朝向片斷、分散、多樣、拆解而移動著，這使得事物現象具備更多元的特質，或是自身成為持續多元化的內容。人類學家因此將在更不具秩序、不勻稱，或是無法預期的處境下工作。[⋯⋯] 而人類學生命正處在如此富饒趣意的時代，以及這項多變不定的專業之中：我羨慕這些即將承接此一時代的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An Inconstant Profession〉，2002）

我總喜歡在課堂裡與學生們分享這段想法：「在如此不確定的追求下，在這樣不同的人群裡，在這麼分歧多樣的時代中，並沒有太多的確信或是封閉的感受，甚至連到底在追求什麼都不是很清楚。但這是一種度過人生的絕佳方式。」葛茲如是說（中譯本《後事實追尋》2009:227）。當今世界的秩序，按照他的說法，正像是一場突發式地方風暴或是嘈雜的攤販市集；也就是說，此一秩序完全不具任何韻律。在如此的大環境下，事物的發展似乎顯得既紛亂且令人感到無所適從。但是，借自並且翻轉Robert Darnton的話語，或許可以適切地期許此一維特根斯坦式的處境：「在探索的途中，那些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恐怕正是最讓人寄予厚望之處」（《貓的大屠殺》，1984:262）。我知道，這些令自己感到不安的時刻，都將成為日後我最懷念的細節所在。

清明節與華人認同

眾家朋友可能會問道：清明節與華人認同有何關聯？這麼說，清明節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之一，不論是受英文教育、華文教育、馬來文教育，或者是信仰基督教、傳統宗教、佛教的華人朋友們，大多選擇在清明節回到祖先在馬來西亞的落腳地點上墳祭拜。在馬來西亞，最負歷史盛名的華人義山（墓園）是馬六甲（舊稱麻六甲）的三保山（Bukit Cina）及青雲亭（寶山亭）（圖一與圖二），在1983年政府為了發展計畫準備強勢整平，引發華人的抗爭與串聯。而在各地的華人義山，雖然不如三保山那麼有名，卻全都是華人葬祖先骨骸於此，認同這塊土地及自己華人身份的根本。話說回來，這個認同跟三保山事件後形塑的泛華族意識關連不大，而是大部分深植於鄉屬（籍貫）意識，各個鄉屬有自己的義山，採用自己祖先流傳下來的方式來祭拜。

圖一　馬六甲三保山

圖二　青雲亭

在天鵝城的華人社群有七個鄉屬（方言群或籍貫），更是目前佔砂拉越華人族群人口最多的福州人的發跡地，散居各地的遊子在華人農曆新年未必會回到天鵝城，但在清明節大部份會設法回來。平日交通尚稱順暢的天鵝城，到了清明節一出門就塞車。在墳地則因燒化大量金銀紙帛，終日煙霧瀰漫。即使說1901年由黃乃裳帶來的大批福州移民有許多基督徒，但後世子孫依然有可能改信傳統宗教，在祭拜時焚香燒化金紙。基督教衛理公會為此在墓園樹立一塊看板，請後世子孫尊重先人的宗教信仰（圖三）：

圖三、衛理公會墓園看板

金紙店生意興隆，而且福州人常用的金紙「滿金」頗受歡迎，老闆娘說，「有些漳泉人或客家人覺得福州人特別有錢，所以也會買滿金，希望能跟他們一樣（富裕）」。金紙店也同時供應紙紮的機車、汽車、房屋、衣帽、化妝品，以及面額高達一百億的冥府鈔票、車船票與國際冥府護照(圖四)。可見得人們相信不僅生者經常跨國旅遊，亡者也有此需要。

圖四、國際冥府護照

即使大家抱怨清明節的種種不便，但這個節日成為鄉屬公會及同學會舉辦年度晚宴的極佳理由，不僅是慎終追遠，更能呼朋引伴，親朋好友齊聚一堂。其中，隱含著悠久歷史情懷以及鄉屬認同的儀式，就是哥羅多島的公祭。

哥羅多島公祭

在天鵝城的七個主要鄉屬當中，漳泉人、客家人、潮州人與廣惠肇人維持在清明節前往天鵝城對岸的哥羅多島（Pulau Kerto），以公會或慈善社名義舉行「公祭」祭拜「老祖」。最早來到天鵝城的華人先驅在1850年代開始定居在哥羅多島，陸續過世的先人就葬在哥羅多島的義塚。隨著砂拉越王國的國王白人拉者布魯克（White Rajah Brooke）於1863年在天鵝城興建宣示主權之用的布魯克堡，華商漸漸移居到天鵝城，但依然返回哥羅多島埋葬故舊骨骸，直到1920年代在天鵝城外的木杰立麻（Bukit Lima）設置新的義塚為止。這個祭祀老祖的習俗象徵這四個鄉屬的先驅者地位，這是相對於1902年之後來到天鵝城鄉區墾荒的福州人、廣寧人、興化人而言。同樣在1900年代來到天鵝城巴剎（城區）居住的海南人，雖然人數甚少，卻團結建立了自己的義山「厚德山」，在那裡舉行海南人的公祭。

據這些先驅者後代所流傳的一則共同傳說，以往四個鄉屬的後人都在清明節當天（正日，四月四日）前往哥羅多島，大家都必須從天鵝城的碼頭搭船前往，先到者先祭拜，但是後到者往往需要苦候數個小時。有一年，為了先來後到的順序發生爭執，拉者政府介入調解，由四個鄉屬抽籤決定順序。漳泉人抽得正日，其他三個鄉屬則往前排，客家人四月二日，廣惠肇及潮州人四月三日，但廣惠肇一大清早出發，祭拜結束後，才由潮州人接著舉行儀式。

哥羅多島公祭的地點是「廣福山亭」(圖五)，中間祭台的石碑寫著「廣東福建義山之公塚」，年代是清同治丁卯年（1867年），立碑者是「廣福公司」(圖六)，也就是當時天鵝城在林曼岸河沿岸店家的福建幫（以漳泉人為主）與廣東幫（客家、潮州與廣惠肇的統稱）所組成的超幫（跨越方言群）組織，只可惜廣福公司留下的文獻資料很有限。

圖五、廣福山亭

圖六、廣福山亭中間祭台石碑

如今四個鄉屬各自祭拜的事實，顯示他們並未發展出一個共同祭祀老祖的傳統，或者說沒有一個以廣福山亭為名義所建立的認同。各個鄉屬依據自己的儀式規章，準備各自的祭品、祭文，用自己的語言來跟老祖致意。在2009年清明節期間，我參與了其中三個鄉屬的公祭，再加上一個由部分漳泉人士加上幾位福州人老闆所組成的「祭拜小組」自辦的公祭（三月廿九日），在六天之內，一共去了哥羅多島四次。所幸通往哥羅多島的陸路暢通，不需要搭船，驅車前往約半小時。

祭典的內容大同小異，參與者先在公會門口集合，敲鑼打鼓後啟程。抵達哥羅多島之後，清掃廣福山亭內外，擺放祭品，對公塚的祖先以及土地龍神行禮，由主祭者讀祭文。祭祖的最高規格祭品全豬全羊是不可或缺的，再加上烤雞烤鴨、糕餅水果、茶酒米飯這些依循華人文化傳統的祭品，以及具有本地風味的檳榔、荖葉、捲菸等等。老祖喜歡的東西還包括鴉片。有一位報導人說：「政府禁止鴉片之後，我們每年祭典還是會偷偷準備一些。到了十多年前，主辦祭典的爐主想盡辦法就是買不到，我們只好就這樣去公祭。祭典即將結束，爐主向老祖卜杯，確定他們是否已經吃飽喝足，結果都得不到老祖的聖杯（一正一反表示同意）。我們終於想到是沒有鴉片的關係，於是向老祖請求，現在政府規定不能買賣，求求他們戒掉鴉片。老祖終於同意，這才得到聖杯」。

三個鄉屬群體在祭典上各具特色，漳泉人希望老祖賜予福氣財運，所以準備了大量的金銀紙帛，一群人花了一個多小時才燒完（「祭拜小組」也是如此）。客家人展現超高的效率，一個上午跑完廣福山亭以及兩座往後建立的客家義山公塚，大家還藉此機會到已故會長林廣明墳前，敬上幾罐他生前最喜歡的啤酒。潮州人不忘展現其優雅氣息，準備了好酒好菜以及鍋具，祭典結束就在廣福山亭裡面升火，炒肉、炒粿條、切乳豬一起享用。好酒則等到晚上的清明聚餐舉行「標酒」，讓自己人競標以充實公會經費。

圖七、漳泉人準備給老祖的金銀紙帛

圖八、客家慈善社在客家公塚的祭拜

圖九、從古晉專程回來的潮州大廚正在炒肉

儀式結束之後，大家回家梳洗一番，晚上參加各自鄉屬公會所舉辦的清明晚宴。透過祭拜老祖以及晚宴，這些鄉屬又再次宣稱自己屬於先驅者後代的地位，而且在平日以福州話及華語為主流的天鵝城社會中，藉著這個共同節慶跟同鄉聚首，以鄉音聊天，緬懷先人及昔日的美好時光。

當時美國軍隊正式進入伊拉克，校園裡到處可見反戰的標語，爭論戰爭的必要性，而考古學者們則激烈的討論著到底考古學家應不應該與軍方合作，搶救戰亂中可預期流失的文化資產。贊成者認為考古家應該盡力搶救將會消逝的文化遺物，不論是博物館內的蒐藏抑或是具有重要〝文化意義〞的考古遺址，這些考古學者將遺址及博物館的位置交給軍方單位，希望軍方在攻擊時可以避開這些地點，甚至積極與軍方合作，〝訓練〞軍人〝認識〞考古文物，負起考古學家〝專業〞的責任。反對者則一方面質疑此戰爭的正當性，強調考古學者不能置身事外，一方面更深層的思考考古學的本體論、道德觀及其政治性。

〝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的這個概念是一個當代社會的建構，當代人對於文化遺產〝價值〞的賦予源自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在特定脈絡下產生的，對於積極與軍方合作的考古學家而言，其所定義出來的〝重要〞文化遺產反映的是另一個形式的西方價值觀下所認識的〝過去〞，對這些考古家而言，他們對其所定義下的特定〝過去〞負責，忽略了深究這個所建構出的〝過去〞所處的脈絡關係，而將其視為中立的存在，為獨立於現在的存在，就像在面對深厚的考古層位時，把自己放置在特定區塊的地層內，而無視於不同地區、層位間交互相疊、綿延連續的複雜互動。更遑論再深究，對於當地人而言，什麼才是〝重要〞的文化遺產呢？或者，他們眼中的〝文化遺產〞為何呢？

身為考古學家的樂趣之一，便是在於透過人類各種物質層面的證據來探索這漫長歷史過程中，不同人類關係如何建立、鞏固、斷裂及再重建。這樣的過程是跨越時空界線，可以充滿無限的浪漫想像，而更珍貴的是，人類的存在不分性別、種族、宗教、社經地位等，皆會或多或少的在這有形的世界留下其線索，而考古家透過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可以一步一步的掀開這些過程，這些故事訴說著人類社會的各種可能性，挑戰了我們對於自己的認識，尤其是單一物件常常呈載超過單一個人甚至是數個社會的故事，是無法適用於單線的當代及過去的二元界分。

考古家Yannis Hamilakis（2009）便指出，〝考古學者所處理的不單是過去人群所遺留下來的物質文化，更是處理現存的人群及物品（things）及其彼此間無盡互構的過程〞， 因此，〝考古學者得責任不是在於面對一個抽象概念的過去或是考古學家用物質遺留所〝建構〞出來的過去，考古學家的責任應該是在面對現存的當代社會，一個融合了多元生物或非生物共存的現在，並對一個符合道德性及社會正義的未來負責。〞

也因此，考古家是怎樣也無法置身當代社會的脈動之外的，也由於清楚知道可能所受的限制，必須更明確承認自己的限制，揭示自己的立場，運用本身特有的知識系統，對這個當代社會提出更多的可能。就如Blair Mountain這個計畫所顯示的，這個計畫的開端是由於當地的煤礦開發商計畫把Blair Mountain的山頂移平以利開採煤礦，這種大規模開發的計畫只是再一次顯示出資本家的貪婪，不在乎對於環境的破壞，不在意這樣的開發方式可能對於當地勞工市場的威脅，無視於Blair Mountain本身在美國工業發展、勞工運動等的歷史意義，因此一場結合了考古家、勞工團體及環保團體的社會運動便在當地展開。而身為考古學家的B同學，不但招集了學校的同學們從北美西岸飛到東岸去協助考古工作，更進一步改變他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從研究人類早期狩獵採集聚落到歷史考古學中的戰地考古學（battlefield archaeology），並思索社區考古學的重要性及可能性。對於〝傳統〞考古學者而言，一個距今不到一百年，出土的遺物則是玻璃瓶、彈頭、錢幣、鈕扣等近代遺物的〝遺址〞，可能不太具有〝文化遺產〞的價值，然而對於其他考古家而言，透過這些物品及考古脈絡，我們所看到卻是20世紀初，一群生活在極有限物質條件下的礦工如何展開及面對這一場激烈的勞資戰爭，一個在文獻歷史紀錄上不太有發言權的人，透過了這些真真實實存在的物品，留下他們的故事，而他們故事的價值不但在於對於這段歷史的見證，更成為當代人再一次面對大資本家壓迫時，反抗的動力及助力。

考古學從來不曾置身於當代世界之外，只是你選擇承認或否認這項事實，而考古家的研究便反映了其面對這項議題的態度，考古學也不是對現代社會毫無影響，而是考古家是不是自己放棄或忽略了這份獨特的社會影響力。我們對於過去的詮釋不但深受我們對現在認識的影響，更深深影響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歷史考古學家Mark Leone便曾直接說，〝我的研究便是思考如何運用考古學來改變社會，使之成為一個更具社會正義及民主的環境。〞 他積極的批判考古學如何被當代資本主義意識型態所影響，忽略了特定人群的歷史，更透過歷史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去訴說非裔美國人早期的生活，這段曾經被忽略卻刻印在土地上的歷史。

由於一篇雜誌的報導，讓我想起好久未聯絡的朋友，想起當年一起閒談的種種，當時在那小小實驗室內的兩個研究生，一方面為手上具〝千年價值〞的日本繩紋陶片繪圖，一方面討論著遙遠的伊拉克，取笑、質疑著彼此研究的價值，看樣子，他不但找到熱情之所在，更找到與這個社會的連接點，而我呢？

在伊朗幾位偉大的導演，如 Jafar Panahi 目前因為批評政治當局，還在監獄中服刑； Abbas Kiarostami選擇放逐在國外拍片；世界的電影愛好者又再度看到這樣一部來自德黑蘭的精采作品，不禁要為伊朗電影未來的發展慶幸與喝采。

這是一部狀似單純的家庭劇，一對爭吵要離婚的中產家庭夫妻，妻子希敏為了要讓他們10歲的獨生女能成長在一個更為自由與開放的教育環境中，選擇要移民到國外；但是她的丈夫納德，不願意離開伊朗，因為他的父親罹患了歐克海默症，需要他們的照顧。雙方僵持不下，要申請離婚又無法說服法官批准，最後希敏選擇與丈夫分居回娘家，讓上班的納德與上課的女兒，繼續陪伴隨時需要有人照顧的父親。離開前，希敏透過認識的女友人，介紹了一位貧窮但伊斯蘭信仰虔誠的女人來擔任白天的看護。結果，事情一件接著一件，他們的父親在看護帶著她的女兒外出時，跌倒受傷；盛怒下的納德把懷孕的看護婦驅趕出門。被推倒在樓梯的看護竟然流產住院。 看護那位失業、脾氣又火爆的丈夫前來興師問罪，開始啟動了無情的法律程序，納德的自我辯護與反擊，希敏與其他女人私下進行的溝通與調解。所有的大人與小孩都被捲入一個道德與倫理的漩渦中，到最後沒有人能倖免，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

當事者都不是壞人，相反的他們單純與自以為是的正直，讓觀眾無法不同情他們的處境。他們也沒有惡意要撒謊，只是選擇性的隱瞞對他們不利的細節。可是到最後，兩個破碎的家庭，失去的信任與天真，剩下來的就是互相之間的愧疚與虧欠，以及不知道要如何面對的未來。

這個電影內斂而沉穩，在複雜嚴肅的情境中，又穿插著幽默與反諷。近兩個小時的長度，卻絲絲入扣，不會讓人覺的冗長。導演對電影中的每個人都賦予他們鮮明的性格，並慷慨的讓他們的錯誤與缺點，都得以理解與同情。而特別令人讚佩的是從主要的角色到次要的配角，每一位演員，都成功自然的詮釋了這些尋常又堅定的人物，讓我們完全的沉浸他們的世界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伊朗的電影，時常以兒童為他們的中心，成功的引導出自然的童星演出，已經發展成一種鮮明的特色。這部電影也不例外，看護那個聰靈乖巧的小女兒與納德家堅強早慧的女兒，提供了這部電影當中幾場最為動人心弦的演出。

電影雖然描寫的是日常生活瑣碎的事件，但導演有意的將對當前伊朗社會的批判，不慍不火的隱藏在人們互動的細節中。他除了暴露了階級的差距與意識形態的差異，更讓觀眾感受到無所不在的父權式的法庭制度與僵化的官僚系統。 然而讓我們更能會心體認到的是，以男人為主導的這個裝腔作勢，義正嚴辭的世界，其實是仰賴女人在背後奔波，交涉與妥協，來互相體諒與解決問題。這個社會中固執與嚴苛的外表，是靠默默的受苦與綿密的人情網絡支撐起來。這似乎是所有的虛榮的父權社會，包括台灣，都共有的現象。

在電影結束的時候，似乎所有的努力都悲劇性的失敗了，我們面臨的是所有人的遺憾與悲傷。 然而，我們卻不會感到絕望。因為在尋找解決危機的過程當中，我們目睹了卑微但高貴的尊嚴，以及受傷卻仍然堅強的親情。雖然家的前途仍然晦暗不明，但孩子卻在我們眼前勇敢的長大與成熟，他們將更堅毅的面對未來。

分居風暴
Nader and Simin：A Separation

導演： 阿斯哈法哈蒂 Asghar Farhadi
編劇： 阿斯哈法哈蒂 Asghar Farhadi
演員： 佩曼莫阿迪 Peyman Moaadi 。。。。Nader
萊拉哈塔米 Leila Hatami 。。。。。Si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