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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籤: 人權

論好客(Of Hospitality):為什麼我們應該允許王丹緊急赴台就醫

王丹請求盡速返台就醫的例子是否全然是一個法律程序問題呢?或者是一個知名人士的關說特例問題?或者是一個外國人與公民權享用的問題?除了人道主義的角度之外,在我看來,這整件事所牽涉的問題其實就是當代哲學家德希達﹝J. Derrida﹞所討論的Hospitality﹝好客接待﹞的法哲學問題。這就是一個主權政治與其如何接待「外國人」的問題。

[iGuava主題專號 3-1]我是人類:紀錄片作為對「次人」的民族誌干預

在觀影、支持紀錄片與影評的行動中,我有一個清楚的立場:既然任何證詞都是一種社會與自我共構的表演,而任何知識都是境況式的(situated),我將「特別相信被屈從者那更廣闊的觀點位置」(“trusting especially the vantage points of the subjugated”)(Haraway 1998: 193)。如果攝影必然牽涉到暴力,我們合理化它的方式就是利用它來抵抗更大的不正義。我同意Susan Sontag所說的,符號的氾濫不能讓我們以為對真實的追尋就毫無意義,因為這等於是無視於世界上還是存在真實的苦痛。

或許,這也是另一種展演?

這大概是我所有田野故事中最哀傷的一個。 2000年的某天,剛好有些事情要在城裡處理,就沒有去田野工作。快到中午時想到郵局寄東西順便吃飯,於是便走到了城中心去。沒想到縣城裡唯一的主幹道兩旁擠得人山人海,問了問旁邊的一位老鄉這在做什麼,在嘈雜的人聲中只聽到幾個濃重的四川腔的字,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正想是不是再找個人問的時候,只聽到聲浪像炸開來似地,人群向聲浪的反方向擠去,整個人也就跟著被擠了過去。在擁擠的人縫中看到幾臺小卡車從馬路的那頭開過來,等到看清楚車上的狀況時,腦袋像是被重擊似地整個人呆住了。

痛苦的芭樂

觀看『油症」的過程實在痛苦。痛苦,因為對受害者長期的身心痛苦雖無可能感同身受卻仍心驚難安。痛苦,也因為驚覺自己對於多氯聯苯事件雖然早有耳聞,卻從不曾花心思與時間進行瞭解。我,或許就像多數的台灣人,毫無基礎地認定這是一起早已獲得解決的歷史事件 。而這正是導演在片中透過並置多氯聯苯事件與美麗島事件所試圖凸顯的一個對比:同樣事隔三十年,歷史給了美麗島事件的受害者們一個公道,卻徹底遺忘了油症受害者。

紀念二二八:一個為差異者人權奮戰的日子

我是一個女生,也是一個「身心障礙」的小孩。什麼叫做「身心障礙」呢?就是被國家放棄、被社會遺棄、被一般人誤解與害怕、乃至於被醫院與社福機構規訓的一群另類人群。那我被冠以「身心障礙」之名是會做了什麼可怕的事呢?是殺人放火、危害社會嗎?還是染上病毒、會傳染他人?並不是。我很無辜。我們身上發生有很多學界不清楚原因,醫界束手無策的天生遺傳怪症。其實我們這些孩子們什麼事都沒做,我們只是跟著父母之命要來到這世界,也一直都乖乖呆在媽媽肚子裡等待降生的喜悅;但是,有些或許是來自高風險族群的遺傳基因結合、或者是因為高齡生產過程的醫療延誤、家庭生活環境的現代工業污染、疫苗施打的生物科技風險等,反正最終的結果就是一整個家族期望倏然由彩色變黑白,人家看我阿達阿達(有點像人獸合體的阿凡達),我被老人家說成是智能不足的笨笨(大隻雞慢啼),醫生說我一輩子可能智商都只有50,有些被關到一輩子不會自己生活自理,講的話不似人話而是「啊、啊」野獸般的吼叫,幼兒園不是拒收就是要給我吃藥「利他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