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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籤: 原住民

鼓嘎鼓嘎,紐姑紐嘎! ~ 那一夜我們說「政體」,在善導寺三號出口

今年三月以來的學潮,因為反服貿的粗糙,以及許多對於現今統治政體的不滿,有許多新的討論,如有革命之姿,希望台灣能改朝換代,或者重新共和(republic),討論台灣這個區域,適合什麼樣的政體?今年的4月3日「第一次原住民族路邊論壇」的題目為:原住民貴族化 + 君主立憲制一勞永逸的解決原漢問題,有效醫治漢人的認同矛盾」。這是在kuso嗎?

芭樂人、芭樂魚、芭樂狗: 試想臺灣原住民族所謂「真正的」物種

「芭樂」客家話叫bale,台灣先民稱之為拔仔(bala),巧的是泛泰雅語言以「bale」為「真正」的意思。許多原住民稱之為「真正的」物種,如苦花魚、桂竹、黑狗等,何以為「真正」?令人好奇;相對於真正的物種,難道有假的物種嗎?苦花魚為真正的魚的話,其他的魚就不是魚了嗎?如果套用番石榴不是真石榴的邏輯,其他的魚不是魚,苦花魚才是「真正的魚」,難道是認為其他的魚沒有苦花魚的特質嗎?而這個特質是什麼?真是個跨生物及生態及文化人類學的問題!

原住民大學生了沒? (兼論原住民取向的科技與社會研究議題)

畢業之後有幸在號稱全國唯一的原住民族學院裡任教。之前在國外的大學課堂帶過三百人的大堂課助教,也擔任過單一主題選修課程的講師;乍看之下,這些經歷似乎對於回台任教的訓練已經綽綽有餘。不過實際任教了將近兩個學期下來,事情似乎沒那麼簡單。怎麼說呢?國外大學生對於課堂指定閱讀的完成程度,大致上跟台灣大學生差不多。

從木船拉縴、竹筏到文化泛舟:奇美部落的「水上思路」Tatadok之旅(下)

秀姑巒溪最廣為人知的就是泛舟,每年吸引大量遊客前來。奇美許多男性族人都曾在泛舟公司裡擔任救生員,大家眼看著三十多年來,一批又一批的遊客們在作為泛舟中點站的奇美休息區吃便當,根本不知道這裡是一個阿美族部落,而且還是重要的阿美族文化起源地之一,只是喧嘩一陣,然後留下垃圾離開。 2006年起奇美參與了東管處的「慢走漫遊」計畫,開始推動部落深度旅遊,強調小而美的「體驗」遊程,由族人擔任解說員,帶領遊客採野菜、撒八卦網、收蝦籠,撿麥飯石來製作阿美族特有的石頭火鍋等。在受到司馬庫斯的啟發後,族人開始思索將這些遊程與泛舟結合,希望以獨特的「文化泛舟」與其他業者做出區隔,並期待它成為推動部落產業的火車頭。

從木船拉縴、竹筏到文化泛舟:奇美部落的「水上思路」Tatadok之旅(上)

與眾不同的文化泛舟,徜徉秀姑巒溪的懷抱,感受溪水低喃,微風輕拂,山水秀峻…….Tatadok(達達鹿)是阿美語順流而下的意思,不同於一般泛舟活動強調驚險刺激的速度感,奇美部落的Tatadok,讓泛舟慢、慢、來。 急流泛舟的驚險刺激還是有的,但更不容錯過的灑網捕魚、就地野炊、歷史講古,才是奇美部落Tatadok的迷人之處。沿溪水而下,如同穿越時光隧道,耳聞奇美故事,眼觀秀麗山水,讓身、心、靈在天地間洗滌充電,感受俯拾皆美之境界。

記2012年賽夏族Pas’taay

2012年底,在回台灣任教的第三年,終於有機會帶著修習自己在研究所開設「台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課程的學生,回到苗栗縣南庄鄉的向天湖參加Pas’taay,此行的目的除了希望修課學生藉著實際參與賽夏族的祭典,了解在課堂上所學習到的賽夏族文化外;另一個目的則是因個人對族群的情感,趨使自己無論如何都要回家參加祭典。雖然往年皆會參加Pas’taay,但今年參加祭典的目的,卻讓我第一次對祭典的凝視產生不斷地在「emic」與「etic」觀點跳動的情形,而這樣的現象,似乎也讓我對祭典中所發生的事件與自身情感的流動更加敏感。

台東如何「發展」?從美麗灣爭議談起

第七次「美麗灣度假村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會已於2012年12月22日結束並做成「有條件通過」的決議。可想見的是,包括縣政府等支持者是額手稱慶,因為美麗灣的營運會帶來臺東的發展;反之,反對者則批評此案例一開,全台國土恐都要失守。 從第七次環評當日的過程來看,一個值得注意和思索的現象是人群的組合與區辨,同時隱含著對於社會關係的漠視。另一方面,忽略社會關係與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也隱含著狹隘的「發展」的觀念。

[iGuava主題專號 2-4]「他們都說不可以,我還是會愛著妳」砍掉重練版 : 蛋蛋的大眾出版經驗與對大眾人類學的想像

「砍掉之後,到底要重練什麼?」我吐了一口神祕的力量,繼續練:「這篇埃及芭樂若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在2012年的11月26日公開,換句話說,再過三天,一件重要的大事即將發生,那麼,就先說說這件事吧。」

[iGuava主題專號 2-3]人類學、原住民與我的三角戀習題

要釐清這段糾葛的三角戀習題,必須將時間倒轉到1990那年,我決定放棄台大數學所學業,轉考人類學研究所的關鍵時刻。那是我人生中最不順遂的考試,連著兩年落榜只能苦苦地單戀人類學,卻意外地促成了和原住民部落的美麗相遇。

選擇死亡的方式:賽德克巴萊與台灣新記憶

是誰規定一部史詩巨片一定要有一位英雄?什麼樣的歷史電影才能讓人不急著進行道德批判,進而能夠更深一層探討歷史,甚至是人性?以一個近乎消逝的族群為主軸的故事,如何才能避開多元主義的陷阱—透過影像的再現本質化、單一化與固化一個「文化」, 好符合主流社會的各種矛盾的道德想像,對被壓迫者進行二次文化剝削(如相信阿富汗社會極為「父權」,其女性必定悽慘被虐、現代澳洲原住民可以舉辦「傳統」儀式但不應該再進行群婚、魯凱族藝術家最好畫百步蛇而不是當達利、愛斯基摩人不應該對現代科技很熟悉,所以看到唱片應該咬一口,或者不遵守「伊斯蘭法」的穆斯林並不是「真的」穆斯林)? 賽德克巴萊最讓我佩服的地方,就在於它成功地說服我,即使是一部商業片,也可以對歷史進行有深度的詮釋。即使是一部商業片, 也可以做到避開非黑即白、善惡對立、重蹈現代歷史教科書英雄情結過剩與正邪對立的扭曲思維。一部商業片,也可以把少數族群的尊嚴與掙扎,轉變成主流社會自己的故事。一部商業片,也可以問出不是選擇、填充、是非,而是深論的大問題。而這個大問題——由莫那魯道的口中說出,但更寬廣的代表著被壓抑的集體靈魂之吶喊——就是「選擇死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