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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籤: 社會運動

[親愛的芭樂人類學家]25萬人上街抗議真的有用嗎?

親愛的芭樂人類學家, 前天有25萬人聚集凱道送洪仲丘,對軍方人權問題提出沈重的抗議。這麼多人站出來,這場創記錄、自發的公民運動真的會有效果嗎?最後大家合唱改編自悲慘世界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臺語版「你敢有聽着咱的歌」,我好感動,你覺得馬總統有聽見嗎? 沒真相不原諒的小管

誰人的子女,誰人的土地?~記兩件「邀請革命」的小小事

女性在面對國家暴力的過程中,能夠展現什麼力量?和男性同樣面對自身家族與小孩的記憶與責任,但女性的照顧與生活必需的維持,更直接地建造了家的記憶與樣貌,以及與家裡每一個小小事物的情感歷史。如果家園拆除與土地侵佔,是國家對於家庭建造能力的侵犯,女性試圖維持和抵抗的動力,就是讓這個空間能夠「感覺像個家」的根本力量。當洪石成船長的女兒面對媒體有條理的訴求正義,同時也要求不要遷怒在台灣的菲勞;當洪仲丘的媽媽和姐姐洪慈庸控訴好好的兒子弟弟去到軍中就這麼不見了,卻也要求第三方公正調查者進入:「因為我們不希望冤枉別人的小孩!」如果簡單地要問我,女性何以能夠救贖國家暴力下受害的人?那我的回答是,因為她們不受通過「成年儀式」之後,那張封閉自己,而對「非我族類」漠不關心的男性文化封印的影響。

街頭的世界社會論壇,或「文化」如何卯上「宗教」

世界社會論壇今年首度來到「阿拉伯」世界,並選擇在2010年底首先引爆「阿拉伯之春」一系列革命運動的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舉辦。 一位論壇主要組織者Aymen Talbi 指出,選擇突尼斯一方面是向「阿拉伯」世界近年來風起雲湧的大規模民眾運動致敬與聲援(也因此今年的論壇主題正是2010-2011年突尼西亞革命的關鍵字「尊嚴」),一方面也認可突尼西亞在地公民社運團體(如Tunisia Leagues of Human Rights)對於論壇長期的深入參與。但任何有意義的聲援必得始於學習;論壇還沒開始,在地運動者就已經為我與同行的農民之路夥伴們上學了一課:所謂的「阿拉伯」世界與「中東」都是西方殖民者的說法;此屆論壇則以阿拉伯語的自稱「Machreck」與「Maghreb」分別指涉「中東」與「北非」,並在論壇中設置「Espace Maghreb-Machreck」( Maghreb-Machreck空間),讓全球與會者有機會好好了解Maghreb-Machreck的在地經驗與觀點。

客家山歌裡的夜行者

近年來的台灣生態政治議題上,越來越多的音樂團體也參與傳播其所認同的土地理念。近來因為一些機緣,重新聆聽1999年「交工樂隊」所創作的「菊花夜行軍」一曲,雖然美濃菊花農事件及反對美濃水庫興建的議題已然時空變遷,但此曲營造出來的意義外於歌詞,將個人與族群情感、古今時代的隱喻,交融於聲響之中。其中無論是歌詞的隱喻方式、對於客家山歌曲調元素的轉借、音色的選擇等,我們仍可藉由音樂曲式結構密切地體驗到與聽者主體互動的藝術施展。

[iGuava主題專號 2-5]“How Do I Love Thee? Let Me Count the Ways” : 給下個世代人類學的情書

比起去歸類我這種具有「澀味」的文章是否屬於大眾人類學,我更關心自己的知識建構,是否能address那些我遇到的尋常百姓切身關心的問題,以及他們對這個社會的感受、理解或不解。更精確地說,我關注如何能自一般人生存當下的脈絡及其所關懷的問題中,希望藉此重新提問,由此如何可能為重新建構人類學知識帶出新的空間。從今年人類學營及總統大選以來台灣社會高度關注的現象中,我挑選了三個問題分別是:臉書/或網路、多元家庭以及為了維生與個人生存而出現的各種示威、抗議。這三個問題分別涉及了研究者如何思考當代的個人、家和社會的理論化工作得以可能,並進而以此思考人類學知識的重構。進一步而言,正因為當代是個人主義以及個人做為主體能夠有效運作的時代,身為研究者的我關心的是:究竟是怎樣的個人?造成了怎樣的家?在怎樣的意義和層次上,社會或者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是有可能的?

農民之路,農民指路

農民之路並非反智的輕視科學,而是希望在過度偏重專家知識的科學迷思中,重新找回屬於農民的在地智慧。因此,他們從不問「最好的農法是什麼?」而是不厭其煩的殷勤探問:「在地的農法是什麼?」重視在地,並不意味著封閉保守,而是將農業發展的希望主體與知識權威由專家的「腦」再放回農民的「手」。農的知識永遠是實踐的知識,而實踐的知識必定是在地的知識。也因此,農民之路做為全球農民串連的組織平台,亦積極促進農民之間的分享與交流,也就是他們所稱的"Farmers to Farmers"(簡稱F to F)。通過F to F,知識不再被學者、專家與研究員壟斷,農民也就不只是「生產農作物的勞動者」,而更是「生產農作知識的思考主體」。

看不見的農村

二零一零年初夏,我陪著來台講學的指導教授到宜蘭參觀大宅院友善市集。爛漫陽光中,我興奮地向老師逐一介紹每個攤位的小農與他們背後的故事。老師長期在印尼雨林裡做田野,近年並把研究觸角伸往日本山村與美加西北岸的溫帶雨林,對生態與農業議題有深入的比較性視野,也因此與市集小農很有得聊。回程途中兩人聊性不減,談起各自的新研究主題,我說打算把研究目標移向印尼農村,因為發現自己過去十年來雖然去印尼像去自家灶腳,但其實活動範圍多限於城市,因而對印尼農村認識貧瘠。老師連連點頭稱是,末了加上一句:「對嘛,認識你那麼多年,你以前根本從.來.都.不.關.心.農.村!」 老師說話向來實在,所以我只能在心裡默默地淌了幾滴血,之後開始對自己O.S.:我不是不關心農村,只是看不見!

橘色夜空下的社運記事

1987年7月初,台灣戒嚴體制進入最後尾聲。在後勁街頭出現幾個年輕人帶著小孩子散發傳單(據L說,那年頭敢出來遊行的成年人不多,只好拉「不知死活的猴囝仔們」充數),反對剛宣布建廠計畫的第五輕油裂解場,順便對「社裡」那些為黨營事業歌功頌德的頭人嗆聲,就此開啟了長達三年的抗爭傳奇。1990年9月五輕在行政院長、經濟部長、以及鎮暴部隊的護航之下開工,但後勁人三年抗爭並非全無收穫,除了十五億回饋基金之外,更重要的是換取到中油高廠廿五年遷廠的承諾。關於這段台灣環保運動中經典的抗爭歷史,已經有非常豐富的文獻探討,本文無意重述。關心後台真實的人類學家或許更好奇的是,在集體抗爭的嘉年華會落幕之後,台下的尋常生活怎麼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