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尋找尊嚴：關於販毒、種族、貧窮與暴力的民族誌》深入研究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紐約東哈林區波多黎各移民的生存處境，呈現在紐約內城波多黎各移民在貧窮與種族隔離下，所遭受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多重排除。和其他已中譯問世的內城民族誌相比，本書更著力描述邊緣女性的視角、個人受苦的性別化與性暴力循環，以及男子氣概、後殖民父權及厭女的深層心靈結構。趙恩潔老師在這一篇導讀中，特別從性與性別的角度切入，令讀者直視底層社會與厭女文化纏結的棘手議題。

這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十二年的第三個月。十二天前，大部份的人們不太認識烏克蘭，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想要什麼。現在，她們是世界輿論的中心。在本文中，我將指認三種分佈不均的烏克蘭全球論述，它們各自的邏輯、關懷與優缺。這三種論述，都有各自值得我思考的地方，因此我試圖不美化、不醜化、也不控訴任何一方是「被XX洗腦」。當然，我絕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包山包海。但我希望先將這些表面的地緣政治觀點的差異凸顯出來，再進一步指認這些觀點背後更深層的邏輯，提供給讀者一種換位思考的機會。

儘管不若《純淨與危險》以及她後來關於商品與「風險文化」的著作出名，《自然象徵》反思六零年代學運、民權、反戰到嬉皮的「反儀式」世代，卻蘊藏著跨越時空的意義。到了八零年代，道格拉斯重新開展群格理論，以此分析為什麼不同的群體對於核能、終止懷孕、同性婚姻、氣候變遷、槍械管制會有截然不同的態度，以及哪些團體可能在哪些議題上有共識，但在其他議題上會分道揚鑣。其中，道格拉斯也將低群高格的特色描繪成「原子化的從屬」。某種意義而言，低群高格意味著社會的價值觀深度內化到個人身心靈之中，但個人必須獨自面對自己的人生。我認為，這種「原子化的從屬」，正是我們憂鬱時代的精確表述。

正是在大量書寫都處於數位漂浮的情況下，我們堅持付梓。我們想用紙墨的方式來分享芭樂魂。分享那些稀奇古怪的，生機盎然的，積極亂入的，充滿福態的。分享最傷心，最黑暗，以及幸福的各種可能。

在巴黎的南韓女導演有一個家庭煮夫（her chef-husband and housemaid）與一個導演夢；在巴西Bahia地區，一位荷蘭男同志導演受到Santo Amaro年輕男性與年長女薩滿的啟發；在伊朗鄉村的摩托少女騎士，只希望她能有照駕駛；在葡萄牙有一群長輩，她們重演革命時期的青春劇本。四種截然不同的風格與題材，卻共享廣義的性別平權關懷。它們也清晰地揭露，影像新主體勇於實驗自我的年代，仍在延續。

不論是間諜工作或田野工作，其實都涉及大量的日常入侵以及知識不對等的交換。長期參與觀察一個社群，人類學者會與報導人建立出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情感，然而一旦因為上述所謂的日常入侵與不對等知識交換，就可能形成「間諜感」，甚至可能產生「精神分裂」的感受。在進擊的巨人當中，萊納就是這樣一個遭遇了精神分裂的角色。他不是人類學家，而是真正的間諜。但是，就像做長期田野的人類學家，來自瑪雷的他，成功地融入了當地社群，也就是帕拉迪島上的調查兵團。

冷戰後，國際間不再只以政治系統（第一、第二、第三世界）或貧窮程度（已開發、開發中）來分類國家，更強調「全球南方」等後進者共通的發展困境。透過「全球南方」的論述，世界再次打造出一個虛幻的美麗願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單一、「進步」的線性史觀。《南方的社會，學》反對一個虛假的南方。「南方」不是一種地理方位，不是一種開發程度，而是一種擁抱內外異己的概念。「南方」以更多元的方式來反對經濟至上的觀點，也更堅持去體悟多重交織下的，南方之中的南方。

如果一位十歲的排灣孩子告訴你，他的妹妹小時候曾經「騎過」雲豹、送雲豹回森林，你會認為那只是作夢，或只是一種譬喻嗎？在向鼓山國小少棒隊孩子們學習的過去兩年中，我學習到一種介於不同存有之間的一種對歷史意識與文化認同的堅持。或許容我這麼說：一種「當雲豹在我們心中」的態度。

人類學者Rudnyckyi的民族誌《靈性經濟體》描述印尼國營鋼鐵公司結合西方管理知識與伊斯蘭倫理，將員工的靈性當成一個管理的場所，透過伊斯蘭的語言，以培養可以在全球市場競爭的個體。如「繁榮福音」或正向心理學工作坊，這種訓練這也屬於一種「深層新自由主義」，也就是要人們把自己管理成「市場上有用的人」的各種現象，或是使用「經濟譬喻」來理解各種現象的思維。這讓人聯想到2019年全台瘋政治，人們常常說要「下架」某個政治人物、或是留下某個政客當「提款機」。這兩天，又掀起跟媽祖「請假」的風潮。這些奇妙的用語，人類學該如何解讀？

Mock Spanish是指在美國嘲仿西班牙語/文/腔調的語言現象。白人常胡亂使用西班牙文、甚至把任何字尾加一個o就當成西語開玩笑，就算帶著濃厚的英文口音，用著完全錯誤的文法，也被當作是具有幽默、輕鬆、友善的表現。西語為母語者卻必須小心翼翼在圈內人與圈外人之間導航，因為如果英語講太好，會被圈內人說是「裝白人」，若講太差，則被圈外人懷疑自己的專業能力，甚至是智力。這個現象讓人想起台灣社會對於台灣國語的模仿，或是漢人拙劣的原住民口音模仿。但網紅阿翰兩年前爆紅的阮月嬌一角為什麼反而如此討喜？各種口音的存在又有什麼人類學的意涵？

島嶼士兵Sapuro Nena的棺材乘著飛機回家了。死亡地點是阿富汗，軍隊隸屬美方，死者的家卻座落於Kosrae，密克羅尼西亞。來自美國的導演Fitch不禁自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年輕密克羅尼西亞男子離開這個如天堂般寧靜的島嶼，去到阿富汗與伊拉克為美國打仗，而我，一個美國人，卻不必為美國打仗？離開天堂去從軍打仗是什麼感覺？回來又是什麼感覺？

非洲作為「黑暗大陸」的觀念，是由殖民早期歐洲探索者與士兵的死傷經驗中投射而成，打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觀念。在台灣，除了早期歷史課本仍為上述這種觀念背書，「飢餓三十」的種種宣傳也是我們這一代非洲印象的主要來源。今日，非洲飢餓的單一印象沒有離我們遠去，只是被疾病（或戰爭與世界工廠）所取代。非洲為什麼如此貧病交集？非洲一直都是如此嗎？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非洲中世紀曾有過的輝煌文明？醫療在昔日西非帝國與今日後殖民國家中，又分別是甚麼樣貌？這篇充滿了註解的讀後記，是個微小而誠懇的序曲。

全球政治，民主已經疲倦。但在這裡，在印尼，你不疲倦；你必須在危機四伏中找對人止血。地球上第三大民主國的五合一選舉，一億九千多萬人的選民，兩萬多個民意代表席次，三個大票倉。三百萬的假投票人名單被揪出，熱烈滾滾的八成投票率。沒有人可以忽視社群媒體上的爭戰，但我們也不應該過度誇大其效應。網軍攻擊Jokowi可不是第一次發生，2014就發生了，假消息的長相幾乎是一樣，結果Jokowi還比上次多贏了幾個百分點。真的要講的話，這次印尼總統大選甚至可說是全球一堆民粹潮流之下一次成功抵擋假消息網軍吞噬大選結果的模範。

或許你聽過紅色高棉或赤柬。那是一段殘不忍睹的過去。曾經，世人時常把柬埔寨當成一個和樂的佛教天堂：人們總是那麼有禮貌，臉上帶著微笑。然而，紅色高棉時期的飢餓與血腥暴力卻震撼了世紀。是什麼讓最和平的人們變成了最殘暴的人們？

阿斯蘭的《伊斯蘭大歷史》是一本精采可期又深入淺出的伊斯蘭簡史。阿斯蘭採取的敘事模式，是他最擅長的將史料考證變成精采故事的模式。他除了將伊斯蘭的精神扣緊當時的社會文化脈絡之外，更掌握了《古蘭經》不同章節在先知穆罕默德生存的不同時期、對同樣事件截然不同的回應，清楚地說明究竟是哪一種社會結構與社會亂象，促使穆罕默德試圖透過伊斯蘭，為當時階級嚴明的社會帶來激進的平權夢想。

父母是我們的陰影，我們記憶中的光亮，我們長成的再版。父母是我們自己， 我們的羈絆，我們的輪迴。2017民族誌影展〈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系列用影音訴說我們與至親之界線的模糊，把苦楚酸甜，彼此靈魂拉扯的影子，重重地敲在我們心上。

台灣的南向政策過去一直僅思考經濟與戰略上的利益，根本上缺乏虛心學習東南亞歷史與文化的態度。甚至，許多人預設東南亞並沒有「文化」可以學習。這是最嚴重錯誤的觀念。

文化其實一直都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糾纏的。本次民族誌影展中許多影片都呈現了這「文化雙螺旋」現象，以下介紹三部影片，分別探討雷鬼頭的起源（印度、牙買加）、摩洛哥的公路電影（阿拉伯、好萊塢）以及親密關係中的宗教衝突（正統、世俗猶太教）。

歷史的意義，不只在於過去發生了甚麼，而是此時此刻我們能容納多少過去的影像與聲音，尤其是那些被遺忘的、被嫌棄的、被禁止的。我們人人都可能是歷史的天使，並且超越天使，因為我們永遠可以選擇挺身而出，阻止從天堂來的那場風暴。
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值得更好的歷史課。

關於歷史教學的改革，本文從東南亞史與穆斯林文化史的視角，提供另一種景觀。透過東南亞史與中東史研究中所發現的一些具體知識，來襯托出當今台灣一般人對於「歷史」的想像，如何過度依賴舊版西方中心進步史觀下的過期罐頭知識，而多元史觀的缺乏，又如何繼續豢養根深蒂固的文化種族主義、與不自覺地歧視非西方社會的世界觀。

太陽花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的發生，與Web3.0的關係匪淺。抗爭的升級，是因為科技的「升級」。升級到了最後，或許發現自己最需要的，其實不是升級，而是回歸到最低的人的社會向度與需求。抗爭之心在鞏固communitas期間，其實是不分你我，拆掉階級隔閡，展現互助的經驗。
我們追求的，其實是真真實實的「互惠」經驗，而我們抗爭的，則是那些加高階級藩籬、凡事以利益優先、沒有溫暖人情、也想像不出社群面貌的生活經驗。因為我們在抗爭的升級中創造了新的自我，我們也才找回了我們自己。

[本文經許多讀者的批評建議而修正，並應讀者要求加上資訊來源出處。文章大部分取自筆者2009年的舊筆記，實非專為屠殺事件而寫。文章僅提供不同角度，提供思考可能。文章短，無法包山包海鉅細彌遺，可能造成誤解，請見諒。也感謝廣大給予正面支持的讀者。] 法國查理週報編輯總部遭到恐怖份子攻擊的屠殺導致十二人死亡事件，讓許多評論者紛紛架構起二元對立的世俗vs.宗教辯論，甚至「文明衝突」的理論。

七月十六日這一周，雅加達流行一個笑話：印尼這個國家現在有三個總統：蘇西洛（SBY）、佐柯威Jokowi（JKW）還有普拉博沃Prabowo（PB）。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這故事坦白說有點複雜，印尼的政治「分分合合，沒有原則」，不過還是勉強可以在一篇文章內說完。

你有沒有常常聽到一句話，覺得聽了很無奈：「啊這世界就是這樣啊，潮流就是如此，不可能改變。」
還有另外一句話：「啊你反對資本主義，不然我們是要變成北韓嗎？」是不是也很無奈？我們該如何回應？
其實，在服貿爭議紛紛擾擾之中，我們赫然發現：我們不是只有產業需要升級; 我們最需要的，其實是價值觀升級。

在觀影、支持紀錄片與影評的行動中，我有一個清楚的立場：既然任何證詞都是一種社會與自我共構的表演，而任何知識都是境況式的（situated），我將「特別相信被屈從者那更廣闊的觀點位置」（“trusting especially the vantage points of the subjugated”）（Haraway 1998: 193）。如果攝影必然牽涉到暴力，我們合理化它的方式就是利用它來抵抗更大的不正義。我同意Susan Sontag所說的，符號的氾濫不能讓我們以為對真實的追尋就毫無意義，因為這等於是無視於世界上還是存在真實的苦痛。

你聽說了在穆斯林的死亡儀式上不該過分哭泣，但往往瞥見親人忍住的不捨與紅了的眼眶。人皆怕死，但真正的信徒應該要一笑置之，心不受死亡宰制。畢竟牡蠣的殼雖遭重擊，珍珠卻安然無恙。天黑以前，兩位死亡天使，慕恩卡爾與納奇爾，悄悄來到人的墓前，拷問信徒的信心。你聽說，千萬天使正為了人的死亡而歌唱。在爪哇島摩拉布火山下，你聽見魯米的聲音：「要是靈魂的宇宙與通往它的道路展現無遺，沒有人會在塵世多留一刻。」

是誰規定一部史詩巨片一定要有一位英雄？什麼樣的歷史電影才能讓人不急著進行道德批判，進而能夠更深一層探討歷史，甚至是人性？以一個近乎消逝的族群為主軸的故事，如何才能避開多元主義的陷阱—透過影像的再現本質化、單一化與固化一個「文化」， 好符合主流社會的各種矛盾的道德想像，對被壓迫者進行二次文化剝削（如相信阿富汗社會極為「父權」，其女性必定悽慘被虐、現代澳洲原住民可以舉辦「傳統」儀式但不應該再進行群婚、魯凱族藝術家最好畫百步蛇而不是當達利、愛斯基摩人不應該對現代科技很熟悉，所以看到唱片應該咬一口，或者不遵守「伊斯蘭法」的穆斯林並不是「真的」穆斯林）？

賽德克巴萊最讓我佩服的地方，就在於它成功地說服我，即使是一部商業片，也可以對歷史進行有深度的詮釋。即使是一部商業片， 也可以做到避開非黑即白、善惡對立、重蹈現代歷史教科書英雄情結過剩與正邪對立的扭曲思維。一部商業片，也可以把少數族群的尊嚴與掙扎，轉變成主流社會自己的故事。一部商業片，也可以問出不是選擇、填充、是非，而是深論的大問題。而這個大問題——由莫那魯道的口中說出，但更寬廣的代表著被壓抑的集體靈魂之吶喊——就是「選擇死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