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芭樂寫手bricoleur自承不夠格當一日球迷，但在體操鞍馬項目奪牌後，也跟著紀錄片與體操選手做了一週的夢想迷。bricoleur本身就是長期作夢卻始終裹足不前的「永恆夢想家」，因此很想知道：人類學有沒有研究夢想？是誰比較敢於作夢，也敢於實現？是不是有的人比較有夢想的能力，但有的人比較缺乏？這自然牽涉到夢想是什麼的問題，以及如何去達成的問題。關於那些對於夢想感到茫然的人，bricoleur更想知道：是什麼阻礙了你的夢想？

有的概念，有的字，就跟空氣與呼吸一樣習以為常，只有霾害嚴重，PM2.5過高之時，我們才會意識到空氣這種存在，才會意識到呼吸也可以艱難。對我而言，「生命」就是這樣的一個字。我們活著，從事各種工作勞動營生，但是很少思考「活著」這件事。「活著」是我們生活的基底，所做的各式各樣事情都以活著為前提。但，夏天以來，這個字，愈來愈常在生活中跳出。

面對暗黑人類學的批評，人類學與非人類學的學生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非人類學訓練的學生，可能覺得：的確，人類學應該更政治化一些，更涉入現實衝突一些，更「行動」一些，更弄髒手一些，而不是以研究上的客觀主義將自己封鎖於現實政治圈之外。但是人類學的學生──尤其是研究生──可能挑眉質疑：「行動涉入」對於開拓與細緻化人類學知識，可能帶來什麼樣的新議題，從而回答先前的研究累積所無能處理的問題？或者只是另一個誘拐並不比當地人或社工專業者在行的人類學訓練者陷入現實政治鬥爭，犧牲學術勞動時間精力，乃至以人類學科最有別於其他學科的知識特性為祭品，導致人類學的消失？

文章企圖談兩個部分：傷心，以及暗黑。所謂「傷心」，來自Ruth Behar《傷心人類學》（The Vulnerable Observer） 所談的vulnerability──人類學田野工作者的脆弱性、易受傷性。而「暗黑」則是Sherry Ortner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暗黑人類學及它的他者」。 兩者如何相容──儘管這是個咸認黑暗的時代，且我們大多數人都時時刻刻傷心（若非麻木的話）？以我的寫作慣例──一句話都會分兩三次講完──這次先談部分的傷心。之後再談暗黑。

LaLa Land的主角不是米亞與賽巴斯欽，而是洛杉磯。同樣地，《罌粟海》的主角，與其說是那些使讀者揪緊了心的角色──寡婦狄蒂與賤民卡魯瓦、落難王公尼珥與他的獄友中印混血阿發（來自孟買的白帽祆教徒與蜑民女子在廣州所生的孩子）、黑奴後裔自由民二副賽克利、變性的毗濕奴派信徒(Vaishnavite)諾伯開新、生物學家之女寶麗和她的兒時玩伴喬都、英國奸商勃南、衰老的船長齊林斯基、地方法官、追捕狄蒂的比洛．辛──毋寧說，是開展在混雜的語言現實(multi-lingual reality)之中的帝國之花。這部作品，最鮮明的兩個角色，一是語言，一是罌粟。舞台背景，則是印度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