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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肇祺

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

自身作為研究工具:西濱公路上的「蝦米郎」

身體及身份作為研究工具 「做田野的人都把自己作為研究工具。」這是某香港老師在給中學生的一堂課中,我在其身後聽到的一句話。因為我們要利用各種感官接收資訊,沒有置身現場,進行參與觀察,人類學家總是會覺得缺少了什麼。我認為,除了身體,身份也是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重要組件。當人類學家在社區、城鄉、國家之間移動時,其身份的轉變,影響著他們能及不能蒐集到的資料。隨著「go native」的程度,人類學家的研究經驗及人際關係變得獨特,不能被自己及其他人複製。

博士可以流浪,教室可以流動

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的教研職位目前只能容納少量博士畢業生,研究生大都無可奈何地成為流浪博士,面對研究、出版的壓力, 擔憂著未來的生計,有些還要尋求心理輔導。畢業後,有人打零工,有人在三、四間學校兼課,有人連續完成三、四個博後(Post-doc),有人在學術圈外創業。這一代的新任博士們已難以幻想自己是衣錦還鄉的狀元郎,能夠順利找到安身之所。在香港、臺灣等地的社會科學博士後機會並不多,博士生一般先以兼課開始。面對大學教職兼任化(Adjunctification),人類學徒到底能如何利用人類學知識來維持生計,同時實踐當初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