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 anthropology covers things that are Grotesque, Unabashed, Apostate, Virid, and Auspicious about anthropology!

鄭肇祺

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慈母的暴力下、逆權運動中:兄弟爬山,守護孩子

「不能縱容孩子任性。」 在2019年6月12日,由非民選的特區行政長官的林鄭月娥在接受無線新聞(TVB)新聞部訪問時,回應反送中示威運動,並發表了「慈母論」。此一言論引起了軒然大波。抗爭者批評特首一邊流下「鱷魚淚」、一邊施放催淚煙的假仁假義之徒。因此,民意並未逆轉,而「自由之夏」的怒火持續燃燒。

今天,We are Hong Kong。來生,再做香港人。

大概沒有多少人仆街會被世人記住。但英國首相跌倒的一刻,香港的命運彷彿就被決定了。 八十後一出生,命運就決定仆街了。 我們同時是祖國的子孫,也是香港的市民,互相依靠,而北面的叫「阿爺」,我們喝他的東江水,吃他的農產品,前途放在崛起的大國,在「內地」工作,會是多美好的事情。 但「祖國」離我們愈來愈遠。 人類學的訓練,讓這世界多了幾個懷疑自己是誰的人。 但我現在知道,來世,我還要做香港人。

我想吃掉你的腸臟:「多物種台灣研究在北美」的可能性

當北美研究社群在利用民調、選舉材料、媒體、歷史及訪談資料理解台灣的主體性時,我認為人類學者及其他夥伴們仍然能進行田野研究及進行民族誌式的書寫,呈現出全面以及多物種的思考方式,與夥伴們一起開拓台灣研究更多可能性。藉此,我們也能把「為台灣為國家」及「人為中心」的舊框框打破。這不就是人文學者、自然學者及社會科學者應該自身任命的學術責任嗎?NATSA作為跨學科的學會,更應推廣這種研究取向,加強台灣研究的多元性。

自身作為研究工具:西濱公路上的「蝦米郎」

身體及身份作為研究工具 「做田野的人都把自己作為研究工具。」這是某香港老師在給中學生的一堂課中,我在其身後聽到的一句話。因為我們要利用各種感官接收資訊,沒有置身現場,進行參與觀察,人類學家總是會覺得缺少了什麼。我認為,除了身體,身份也是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重要組件。當人類學家在社區、城鄉、國家之間移動時,其身份的轉變,影響著他們能及不能蒐集到的資料。隨著「go native」的程度,人類學家的研究經驗及人際關係變得獨特,不能被自己及其他人複製。

博士可以流浪,教室可以流動

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的教研職位目前只能容納少量博士畢業生,研究生大都無可奈何地成為流浪博士,面對研究、出版的壓力, 擔憂著未來的生計,有些還要尋求心理輔導。畢業後,有人打零工,有人在三、四間學校兼課,有人連續完成三、四個博後(Post-doc),有人在學術圈外創業。這一代的新任博士們已難以幻想自己是衣錦還鄉的狀元郎,能夠順利找到安身之所。在香港、臺灣等地的社會科學博士後機會並不多,博士生一般先以兼課開始。面對大學教職兼任化(Adjunctification),人類學徒到底能如何利用人類學知識來維持生計,同時實踐當初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