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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民族誌鬼話連篇

《第九號民族誌》(Ethnography #9)是一本難以定義的書。又或者,它可以輕易的被套上不同的名詞:它是民族誌、是鬼故事、是小說、也是自傳——端憑你如何判斷、劃界、定義真實與虛幻的界線。它可以以上皆是,也可以以上皆非。更精確地說,這是一本鬧鬼的民族誌:不只故事裡的泰北農村鬧著鬼、握著筆書寫的人類學家被附身、連讀著此書的讀者也被糾纏、入侵,在一層又一層真實與虛幻交織的故事裡,與數字、關係、身體、與靈魂反覆被劃域又去域。

沉澱下來的韓劇 :《我的大叔》(韓語:나의 아저씨)2018年(下)

「這棟樓選擇錯了地方,就像我。我也選錯了地方,我不應該出生在地球上。」2018播放的韓劇《我的大叔》,對Open老師來說,讓人有一種難以擺放的情緒。其寫實風格帶有一種對社會各種層面的同情及關懷甚至透漏出佛家那種對來來往往、汲汲營營眾生的悲憫。讓我們繼續跟著Open老師看連續劇。

沉澱下來的韓劇:《我的大叔》(韓語:나의 아저씨)2018年(上)

「這棟樓選擇錯了地方,就像我。我也選錯了地方,我不應該出生在地球上。」2018播放的韓劇《我的大叔》,對Open老師來說,讓人有一種難以擺放的情緒。其寫實風格帶有一種對社會各種層面的同情及關懷甚至透漏出佛家那種對來來往往、汲汲營營眾生的悲憫。在這個Blue Monday裡,讓我們跟著Open老師看連續劇。

我們需要新的歷史敘事與檔案技術: 朝向「不適者生存」史觀

「不適者生存?」展中呈現的多元參照主體,一則反思了社會內部的單一史觀(男性、國族、異性戀中心),與受其排除與扭曲的不適者歷史,以及社群內部不適者間的階序與分斷;二則提供了「變」「態」者聯盟的橫向參照可能,讓被壟斷阻隔的生命經驗並置、連結。前者進一步提出了歷史修正,後者指向新的檔案技術,藝術作品則扮演了重要的媒介,提供了歷史性、物質性、多層次和跨領域的詮釋方式。由此預示了奠基於當下的未來抗體,將以擬態共生,晝夜共行。

發展主義、戰爭、道德資本-也談新竹縣市合併

當代不少社會關係及現象,包括新竹縣市合併議題,似乎必須為(想像中)的各種戰爭做準備的:人們不僅每天都在為生死存亡奮鬥,甚至任何一個規劃都被論述成生死存亡的奮鬥。Foucault在論述國家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時,當代權力的原型和戰爭同源地來自如何有效率地達到宰制。時時計畫、計算,這世界時時、處處佈滿危險,充滿競爭。Deleuze則強調不被戰爭吸力收縮的活力,靈活創發的機器、行動,戰爭不可能化約成為國家獨佔的元素。人們可以在國家機器之外,在其法則之外,找到另一種戰爭型式。容邵武老師一方面回應「重組客庄」的芭樂文,一方面期待新竹縣市合併議題前後已出現的各方活力所帶來的「戰爭型式」。

《敞墳之地》書評:在民族誌中好好地記錄死亡,並且表現憤怒與悲傷

全貌之所以不可得,因為它過於複雜,任何的方法和觀點都不可避免有其盲點和限制。不過,即使有限制的存在,我依舊認為,這本《敞墳之地》是討論美墨邊境與跨國遷徙問題汗牛充棟的著作中相當重要的民族誌書寫,更不用說可能是目前坊間可得的中文書籍裡,最深刻且全面的一本。

說服與否,有時候只是速度的問題:異溫層的說服(與無法說服),人類學家 vs 公共政策參與講座側記

切入田野模式、說服可能是一種暴力、同溫層的擴大與異溫層的開拓,郭佩宜、呂欣怡、邱韻芳從自身和異溫層交手的經驗出發,帶來不同「技巧上」和「心態上」的分享。人類學家的角色讓他們提醒自己注意權力關係,以及「理解異質的核心」,進而接受說服(或者說溝通)的限制。在最後的QA中,三人不約而同提到,每個社群都有自己的節奏,有時其實是速度的問題。這個結論或許給了總是汲汲於說服的我們,一個安放焦慮的方式。

無助醫生下鄉去:開拓一條有文化能力的「偏鄉醫療」教學路徑

醫療照護人員如何辨識文化呢?文化與健康的關聯究竟是什麼?在醫學教育裡,人類學家不斷呼籲關切病人的主體性,貼近當事人的受苦經驗。但是,大數據、科學運算邏輯、新自由主義等的原素,製造了眾多「目睹溺水之人卻自覺無助」的醫生。本身為醫師的吳易澄老師樂與實習醫學生分享所學,帶領學生重回其田野,並分享自己的「無助」經驗,讓自己人類學學習歷程的開端,也是學生建立文化敏感度的基礎。

重組客庄:升格、創生與竹科擴張下的多重民主

就在四大公投快速消退的餘韻以及王力宏事件逐漸增溫的八卦熱中,府院黨近日於總統官邸聚會,確立了縣市合併升格的新政治課題,在被點名的幾個縣市中,尤以新竹縣市狀況最為急迫。其實早在幾個月前,新竹市長林智堅就拋出了新竹縣市合併議題,新竹縣長楊文科也回應提出竹竹苗合併升格主張。本文幾位作者,過去兩年多來,一直合作探討竹科開發對其周邊社區的影響,包括了園區三期與四期計畫,因此多少觸及縣市交界的情況,包括新竹縣市以及苗栗縣,在這樣的基礎上,嘗試提供一些有別於資源整併、提升財政能力等治理「效率」面相之外的另一種思考。

自然象徵與憂鬱時代

儘管不若《純淨與危險》以及她後來關於商品與「風險文化」的著作出名,《自然象徵》反思六零年代學運、民權、反戰到嬉皮的「反儀式」世代,卻蘊藏著跨越時空的意義。到了八零年代,道格拉斯重新開展群格理論,以此分析為什麼不同的群體對於核能、終止懷孕、同性婚姻、氣候變遷、槍械管制會有截然不同的態度,以及哪些團體可能在哪些議題上有共識,但在其他議題上會分道揚鑣。其中,道格拉斯也將低群高格的特色描繪成「原子化的從屬」。某種意義而言,低群高格意味著社會的價值觀深度內化到個人身心靈之中,但個人必須獨自面對自己的人生。我認為,這種「原子化的從屬」,正是我們憂鬱時代的精確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