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

發展主義、戰爭、道德資本－也談新竹縣市合併

容邵武 — Mon, 24 Jan 2022 07:30:00 +0000

發展主義、戰爭、道德資本－也談新竹縣市合併容邵武* 週一, 01/24/2022 - 15:30

發展主義、戰爭、道德資本－也談新竹縣市合併

2022-01-24

發展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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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容邵武

新竹縣市合併議題在去年12月18號四大公投結束之後突然增溫，身處熱灶的新竹市長林智堅說：站在國家戰略產業發展、大新竹民眾的期待，以及縣市民的福祉上，提出大新竹合併倡議。外界卻傳出「不可因人設事、倉促進行」聲音，對此，林智堅回答說：「這不是倉促，其實已經拖延了。大新竹創稅1920億占全國第五，超越2個直轄市，城市治理規劃早該超前部署。竹科會成功也是因為40年前政府關注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預期半導體產業是影響全世界重要產業，先行超前部署，國家規劃上也該如此。」(2022/01/05 自由時報)。

縣市升格、新竹縣市合併升格，將所謂「國家規劃」的問題連上了「國家戰略產業發展」，讓人一下子感覺到事態緊急，彷彿準備戰爭般地開始了2022年。可是台灣不是才剛剛通過「全國國土計畫」嗎？依照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說明：「全國國土計畫」已於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係以追求國家永續發展願景前提下，就全國尺度研訂具有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空間發展及土地使用指導原則。18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完成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提送內政部審議，內政部於109年均已審竣，並於法定期限(110年4月30日)前公告實施。是的，「全國國土計畫」和地方縣市升格不是同一種型態的規劃，但是才剛剛109年完成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顯然沒有預見「新竹作為國際級城市，民眾走出園區，不論是竹縣或竹市，皆呈現都會與鄉村混合城市，只要天冷、下雨就是塞車，這都是因為新竹縣市分治，導致建設、交通等無法串連」(林智堅語，2022/01/05 自由時報)。同樣是國家規劃，顯然「全國國土計畫」研擬了許多年並沒能先行超前部署，或是時勢快速變遷，又促成新的規劃。雖然以一般理解來定義「計畫」，也就是人們規劃出目標、找出並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和步驟。計畫必須提供一個對現在狀況的描述，通常是不完美的，因此需要計畫去改善以達到一個(較好的)未來。基本上，計畫的要素便包括了理性、知識、控制、進步等等，大致上和人們對於國家的期待和想像非常接近。我在202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計畫作為許諾」試圖指出：「計畫不僅將烏托邦、未來變成可以規劃的領域，而且計畫所揭櫫的未來讓人們有一個和整體發生連接的方式，國家擁有對未來的規劃能力對其作為整體意義(totality of meanings)系統是極其關鍵的」。在這樣的視角下，此次的規劃還有甚麼可說的呢？

幾週前的芭樂文「重組客庄升格、創生與竹科擴張下的多重民主」，蔡侑霖、傅偉哲、鄧家洋、莊雅仲就這個議題提出了一個很特別的觀點(以下簡稱重組客庄升格)，以下我以二個面向來對這篇文章予以後設閱讀，以及衍生當然作者群不必然同意我的閱讀和衍生。

首先，我們已經在與疫苗戰爭中度過了2021年。2022年才一開始，我們就要為了「國家戰略產業」的超前部署而必須打起精神。既然是國家的戰略策劃，自然連動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面向的問題，這似乎證成了Foucault晚年所說，我們的現在是甚麼呢? (what our present is)，是戰爭成為所有社會關係的一般模式。Foucault說，若老天再給他時間，他會在研究瘋狂、疾病、犯罪、性史等傳諸於世對現代性的考察之後，全力研究戰爭和權力的關係。事實上，在這樣所有社會關係似乎都必須為(想像中)的各種戰爭做準備的當代，或說戰爭已經不再只是發生於外頭而是佈滿於生活關係的當代，似乎人們不僅每天都在為生死存亡奮鬥，而且似乎只要是任何一個規劃被論述成生死存亡的奮鬥，我們便找不到理由去質疑作為戰爭的最佳行動體—國家—以戰爭為名所進行的戰略部署。所以Foucault在論述國家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時，以19世紀軍事戰略家 Carl von Clausewitz觀點來談當代權力和戰爭策略的關係決不是偶然。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然而，我接觸到這個觀點卻是非常偶然，是我在New School博士班第一個學期必修Talal Asad的「當代人類學」的課。我原本以為會閱讀在1990年代當紅的人類學流派writing culture等等，沒想到syllabus一發下來，竟是要閱讀Carl von Clausewitz「戰爭論」(On War)的一章。雖然我知道他那早已被引用到熟爛的名言，「戰爭只是政策以另一個方法的延續」 (war is nothing but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cy by other means)，昭示新的戰爭觀與社會觀，但是Clausewitz和當代人類學有甚麼關係?! Talal Asad這位在1970年代反省人類學與殖民主義關係的先驅者要告訴我們甚麼樣的故事呢？可以這麼說，人們都認為現代社會相對於古代社會越來越少戰爭，戰爭也沒有那麼殘酷，至少沒有在攻城掠地之後大加屠殺人民。Clausewitz卻認為，當代國家之所以不大量殺人以及摧毀城市，不是出於文明及人道，而是出自於效率和經濟。經濟的考量高過於暴力的使用，進而促進理性的計算。在這裡，我們似乎看到了Foucault的原型。也就是說，當代權力的一個面向在於好好管理、維持、增進理性主體的生命，而這個權力的原型和戰爭同源地來自如何有效率地達到宰制。Clausewitz的現代戰爭觀驚人之處在於，相對於古代戰爭旨在攫取一個城市或領土，這些目標在現在已屬次要，摧毀敵人的意志力和反抗力才是首要目標。心理層面比起肉體層面的效果更為重要，因而使得戰爭中所有的事物都變得不確定，必須時時計畫、計算，這世界時時、處處佈滿危險，充滿競爭。在這個戰爭話語深深滲透當代社會的趨勢下，我們似乎找不到理由去反對為什麼一個地方的規劃會成為國家戰略，或是質疑為什麼國際(經濟)戰爭必須要以地方升格來因應？畢竟在國際各種戰爭進行之下，沒有一個單位(個人、團體，甚至地方) 具有內在不同的性質得以免於成為戰略的佈局。

但是真的只有如此嗎？至少從Foucault的觀點來看是似乎如此的，或許這也是他的作品為什麼很難給人有所出路和希望的感覺。

Gilles Deleuze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一書中有一個章節論到戰爭機器(war machine)時，就直接批評Foucault上述關於戰爭和現代國家治理的觀點。Deleuze雖然同意Foucault論述的國家權力與戰爭的策略高度合謀(他也同樣引用了Clausewitz)，甚至連反抗的形成與想像也和脫不了戰爭用語；但是Deleuze認為，國家只是挪用了(appropriate)戰爭形式來完成了政治主權的基礎，正是因為挪用而開啟了鬥爭的可能，因為那正是戰爭的本質，戰爭不可能化約成為國家獨佔的元素。人們可以在國家機器之外，在其法則之外，找到另一種戰爭型式，在那裡是喧鬧對抗主權(a furor against sovereignty)、活力對抗收縮力( a celerity against gravity)、機器對抗機制(a machine against the apparatus)。也就是說，當社會的資源都像是被吸納收縮成為戰爭的一環時，沉重而生死攸關，Deleuze則強調不被戰爭吸力收縮的活力，靈活創發的機器、行動。

Deleuze &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於是，「重組客庄升格」一文提到的基層與多重民主的實作──「隨著竹科的發展，在地事實上早已長出異質網絡。回應因地制宜的情境，從二重埔與三重在民主化之後回應公共性的親緣、地緣及地方政治網絡的展現，以及在竹南/頭份基層政治中萌芽的另類價值。」──拉長時間來看，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在不同階段持續宣稱治理效率的戰爭思維下，國家所欲吸納的各種元素的逃脫(或是剩餘)以及轉化。我不是說「重組客庄升格」所描述的這些異質元素具有Deleuze所說對抗機制的機器或行動，這些異質元素和國家之間的張力仍必須持續推敲。我意在說明，當國家規劃大量運用後勤網路、戰略佈局、超前(或跟上)部署、軍事策略、生存政治等用語時，我們應該更加探討、記錄、擴展已知或未知的活力與創意。這不是寄望鄉愁於地方，也不是從邊緣或偏鄉反思、反抗中心或都市，而是它原本就內生於國家機器之中，是由此中的論述塑造而成。我們總是能夠在機制之內找到另類抗爭可能。

第二，「重組客庄升格」一文對我而言最有趣的觀察是：「20多年下來，轉化後的社會空間仍以不同形式維繫著社會網絡與生活。其中之一，是伯公廟祭祀網絡的重組，….附近的科技大廠，多以集福宮為信仰中心。每年農曆七月是廟裡最為繁忙的時刻，仔細觀察，可以發現許多「○○○科技公司敬獻」的花籃。集福宮的成立不僅是國家透過徵收方式，使科技廠獲得土地；科技公司也藉由「奉獻」轉化自己，重新建立與地方的「聯結」。」這一段累積了長期的田野觀察資料，可說是一個對社會科學長久以來非常經典議題的記錄與描寫，那就是發生在許多時代許多地區的新興資本和原有的道德秩序的遭遇和競爭，它們的碰撞產生非常多的面貌。就以我接觸過的非洲發展主義的研究文獻而言，大致都出現將一個社會區分出二種秩序與資本的論述，一個是老舊、部落小團體式、甚至帶有令人畏懼的巫術力量；另一個是自由流通、與國際接軌、帶來光明進步的新興發展資本。原來的地方團體秩序、道德經濟因為只能流通於具有邊界的該團體，而且通常只掌握在當地有力的頭人手上，當然不利於現代資本講求的快速流通，有點像是「重組客庄升格」一文所描述「鄉鎮地方自治常被認為等於「派系統治、黑金溫床」，造成「行政效率低落及財政不當支出」。對於講究資本無國界的當代經濟，那些阻礙資本流通的障礙，無論它們是國界、道德邊界、甚至是人與非人的邊界都是必須被打通的關卡。而在後進國家的發展清除障礙的路徑中，還有甚麼比的上「西裝革履、客觀理性的資本家與國家官僚進入地方掃平貪腐、侍從、巫術、落後的小團體」更為讓眾人信服接受的進步論述呢？

當人們相信資本累積與分配的力量從地方頭人轉移到國家與資本家手上是現代進步不可逆轉時，也就是人們相信我們已從頭人與神明的庇護者變成國家與社會的持份者。「但是，民主能否為我們帶來更好生活願景呢？」(「重組客庄升格」語)。新竹科技公司採取與地方既存的宮廟和諧相處的方式，一方面督促我們應該要更進一步地了解台灣地方社會政治、宗教的性質。另一方面，「如今親緣與地緣關係，乃至於地方政治運作，已難以是一個封閉的，只服務自己人與利益交換的紐帶，而必須展現一定程度的公共性。」(「重組客庄升格」語)地方社會真的並非現代論述所言沒有轉變，它的活力與創意反而常常超過國家規劃的設定。如此一來，它會是某種另類戰爭機器的蘊育地嗎？我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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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邵武發展主義、戰爭、道德資本－也談新竹縣市合併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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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陳寶蓮* 2022-01-24 16:35

芭樂人類學不是要推動人類學公共化？
用期刊論文的語言來寫芭樂文章，民眾如何看得明白？我自己也看不太入眼….太難讀了

YC* 2022-01-27 16:32

回到芭樂初始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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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客庄：升格、創生與竹科擴張下的多重民主

莊雅仲 — Wed, 29 Dec 2021 00:00:00 +0000

重組客庄：升格、創生與竹科擴張下的多重民主莊雅仲* 三, 12/29/2021 - 08:00

重組客庄

升格、創生與竹科擴張下的多重民主

2021-12-29

新竹發展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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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蔡侑霖、傅偉哲、鄧家洋、莊雅仲

就在四大公投快速消退的餘韻以及王力宏事件逐漸增溫的八卦熱中，府院黨近日於總統官邸聚會，確立了縣市合併升格的新政治課題，在被點名的幾個縣市中，尤以新竹縣市狀況最為急迫。其實早在幾個月前，新竹市長林智堅就拋出了新竹縣市合併議題，新竹縣長楊文科也回應提出竹竹苗合併升格主張。本文幾位作者，過去兩年多來，一直合作探討竹科開發對其周邊社區的影響，包括了園區三期與四期計畫，因此多少觸及縣市交界的情況，包括新竹縣市以及苗栗縣，在這樣的基礎上，嘗試提供一些有別於資源整併、提升財政能力等治理「效率」面相之外的另一種思考。

關於地方行政區劃的議題，首先從歷史角度來看，戰後台灣的地方治理經不單只是所謂的黨國菁英「如何統治基層台灣社會」，事實上民主化後中央與地方政府治理，均涉及中央與地方政治結盟，或權力佈署等問題。戰後台灣的行政區域劃分、層級政治的資源分配，以及法令、制度或客觀人口條件的制度性架構，似乎也多反映不同時期的社會、經濟及政治權力分配，以及發展想像的暫時性結果。1990年代晚期精省後由二都改為六都十六縣(市)的大規模制度變革，或日前全面廢除鄉鎮層級自治組織的主張，到近期竹竹（苗）縣市合併所帶起的另一波行政疆界重劃的討論，都有這樣的意涵。

以新竹縣市為例，新竹縣將新竹市從原本行政區中劃分出來是1982年，時值台灣第一座科學園區設立後，如火如荼興建和運營的前幾年，顯示當時的地方政治菁英對於縣市行政區劃是分治的想像。然而在竹科設立後的10年，分治的非預期效應慢慢出現，加上漸增的基礎建設需求，以「新竹科學城」為口號的大新竹構想，逐漸成為主流地方治理的行政框架選項。

再者，千禧年初期由國家所打造的「科技島」政策，以及三十多年來全球電子產業鏈的移動，都使得新竹縣市區域見證劇烈的產業與人口變化。此外，中央政府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地方政治也不再只有選舉樁腳，更出現新興社區與公民團體等各種基層組織。這些長期耕耘的自主力量，在著眼人口危機的地方創生政策中，成為政府意欲延續的重要行動節點。政府投注大量資源，以「創生」為號召，通過這些節點，試圖挽救人口重組過程中迅速被邊陲化的地方。

在這樣的脈絡下，從公部門的運作來看，縣市升格的資源整併固然可能提升政府財政治理能力，然而若從由下而上的社區基層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來看，究竟縣市資源整併會帶來助力還是阻力？以下是我們從田野中帶回來的思考。

新竹金山面: 最早的區域整併

金山面是清代以來的古地名，大約包括現今金山里、仙水里與科園里的一部分。因為地勢較高，且位於清初土牛界外，漢人移民直至18世紀末葉才進入墾殖，大約是在竹塹開墾的半世紀後，逐漸變成客庄所在。日治時代，本區一部分土地開闢為蔗田與發展製窯業；戰後，另外改為陸軍新兵訓練中心與坪埔營區，並成立陸光新村與中興新村以安置移民。1980年代以後，本區域陸續成為新竹科學園區第一至三期計畫的工業用地。

1990年代新竹科學園區擴張帶給客庄社會的衝擊，引發了諸多學術研究以及文史工作者的關注，使得金山面成為台灣社區與公共領域研究早期的重要案例。竹科發展並非如當初計畫設定般的無痛落實，經歷了在地社群的對抗、競合與轉化，李丁讚與吳介民在2005出版的〈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一文裡，就提到了土地徵收過程中各種社會組織的動員以及磨合過程。

經過了20多年的人群離散，本區當然已經變化不少，從客庄聚落轉換成園區生產基地與住宅商業環境，景色完全改觀，有時被戲稱為園區新手村，因為此地住宅多是出租單身套房物件，適合初來乍到的社會新鮮人。另一方面，透過文化保存，也留下歷史見證，陳板《風空主義》一書紀錄了本區僅存的客庄聚落，世居居民以鄭姓為主，此聚落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地形得名，「每於秋冬二季，季風盛行之時，強勁的北風由東北向西南從柯壢坑口沿著山谷吹入，北風凜冽，風嘯呼號之聲時起，宛如風洞，故名「風空」」，聚落內保留了伯公廟與老樹，是本區重要文化資產。

這些文化/自然景觀持續產生意義與力量，20多年下來，轉化後的社會空間仍以不同形式維繫著社會網絡與生活。其中之一是伯公廟祭祀網絡的重組，因為徵收，將六座伯公整併，聯合在新建的集福宮「辦公」，便是此地伯公信仰的「新絕配」。集福宮的「聯合辦公」並非首例，鄰近的科園里三福宮，已經因土地徵收需要，將三座伯公合祀一處。吳慶杰里長「尋伯公」之餘，帶領我們定位集福宮六座伯公的徵收前蹤跡，六座伯公（楓樹伯公、三角伯公、龍尾伯公、水頭伯公、上庄伯公、皮鞋場伯公）分布多與科技廠相互比鄰，幾乎每一座伯公對應一家科技廠。這六座伯公的命名多與其比鄰的地理環境特色有所關聯：水頭伯公附近有個埤塘是水源地、楓樹伯公乃因附近楓樹。另外，上庄伯公附近的上庄（今聯電所在）過去是金山面一帶人口眾多的聚落，並靠近關東陸軍第一新兵訓練中心（篤行營區），根據李丁讚在1990年代中期的調查，也是金山里最大且唯一會舉辦平安戲的伯公。此外，過去金山街一帶有一座皮鞋場伯公，其名乃因1950年代上海寧波人開設的「台華製鞋廠」在此。此製鞋廠後來賣給聯電，迄今仍在營運，位於今日金山七街底。三角伯公則是靠近新訓中心的手榴彈投擲廠。

科技廠與六座伯公的相對位置 (林威廷繪製)

隨著園區三期徵收，六座伯公集於一處，以集福宮得名。廟內不單六座伯公，而是八座神尊。第七座保生大帝，因居民棄而不祀，便將其安置到上庄伯公，隨著徵收來到了集福宮；第八座則是上庄伯公廟裡配祀伯婆。集福宮1993年動工興建，隔年完工，仔細看〈集福宮樂捐芳名錄〉，可見到「聯華電子、華邦電子、茂矽科技…」等等科技公司。

集福宮竣工伊始，百事待舉，幸里長吳慶杰居間奔走，並蒙眾信士鼎力支持，委由劉振變、張榮富先生主持，於八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奉請六位福神，包括金山里的「上庄伯公」、「三角伯公」、「楓樹伯公」、「龍尾伯公」、「水頭伯公」……入主成儀。

伯公廟與科技廠的互動，被期待為一種共同圓滿的過程，一則新聞提到：

聯電集團祭拜規模較大，下午3時開始，包括6A、8AB、8CD、8E、8F及聯合大樓與台南科學園區廠，都同步祭拜，隨後有專人到聯電一廠旁的土地公廟及園區三期金山面大土地公廟「集福宮」祭拜土地公，4時在聯電竹科力行路總部，由副董事長劉英達主祭，各廠及行政部門高階主管陪祭；聯電指出，每年祭拜好兄弟儀式都差不多，祭品也標準化，該有的不會缺，希望一切圓滿 (聯合報，2001-09-03)。

集福宮的美學形制與靈力顯現，與鄰近的科技公司有著緊密的關係，這些聯結常是新聞媒體的報導熱點，比如：

今(30)日開工，東森財經直擊新竹科學園區，員工們戴上口罩如期開工，而台積電、聯電、力晶也都信心喊話，表示目前公司營運、產能一切正常！鮮花素果、乖乖零食，象徵財富的金元寶堆滿供桌，農曆初六，竹科大廠必拜的集福宮，由聯電搶得頭香。武漢疫情持續延燒，參拜人潮少了1/3，但聯電開工第一天，不僅拜拜挑時辰，一級主管還全都為武漢疫情提早上工。聯華電子總經理簡山傑：「這個一定是開會第一件事，大家先談未來怎麼趕快把這個事情順利處理好，我也希望疫情盡快平息，大家過健康的一年。」聯電拜完換力晶接棒，大陣仗招集60多位主管團拜，面對疫情信心喊話，供應鏈、出貨狀況一切都在正常軌道（東森財經，2020-01-30）。

科技公司除了每年開工會來集福宮團拜外，也在其他特定情況過來祈福：

新竹科學園區擁有高學歷、高所得與工作時數高的「三高」，但也有「三怕」─怕鬼神、怕死與怕意外，逢年過節，常見一些董事長、總經理或主管們率員工到附近的土地公廟拜拜，求保平安，也希望公司財源滾滾來。……傳說聯電（2303）有一個晶圓廠曾位於土地公廟舊址，後來，曾發生一次生產線運轉意外事件，主管到集福宮拜拜後，產線就轉順暢，竹科業界得知後，紛跟著去拜，集福宮因此香火鼎盛……（自由財經，2018-02-12）。

附近的科技大廠，多以集福宮為信仰中心。每年農曆七月是廟裡最為繁忙的時刻，仔細觀察，可以發現許多「○○○科技公司敬獻」的花籃。集福宮的成立不僅是國家透過徵收方式，使科技廠獲得土地；科技公司也藉由「奉獻」轉化自己，重新建立與地方的「聯結」。

伯公則回以庇佑，以消弭人機半導體介面的不穩定性。同樣地，誰能處理中央與地方介面的不穩定性呢? 讓我們看下去。

竹東二、三重埔：翻轉基層的「脫韁經驗」

在縣市合併關於廢除鄉鎮層級自治組織方面，至少有兩項值得討論的議題。首先是與目前的｢地方創生｣政策似乎存在張力，在行政院將2019年訂為｢地方創生元年｣之後，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被認為是提案與執行的核心，主要機制是以鄉鎮為單位，由下而上地彙整地方特色與適地的創生計畫或事業提案，經由國發會通過後，進行各部會資源媒合，且由縣市層級政府協助推動。在政策上這麼強調在地與由下而上的機制，一方面卻同時倡議廢除地方自治組織，改由官派首長；同時，值得思考的是，當｢地方創生｣政策強調的是避免人口集中於都市與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將地理尺度上包含異質特性的廣大地域納入｢都｣行政區，所產生的效應到底是城鄉更為平衡，還是人口將集中｢都｣中之都？以竹東鎮為例，傳統竹東鎮中心，過去作為伐木、農產集散地與水泥產業為基礎的市鎮，人口持續減少，若依據｢地方創生｣的目標，應該是政策的重點區域；反之，過去處於邊陲地帶，靠近新竹市的所謂｢外五里｣，特別是二重埔與三重埔一帶，由於緊鄰科學園區，又具備較平坦的台地，在竹科設立後成為都市計畫以及人口移入且增長的重鎮。新竹都的設立是否真能讓竹東鎮的人口趨勢趨於平衡，或是更擴大兩極差異？

事實上，不只是過去城鎮中心與新興區域之間的差異，其實就算同屬｢外五里｣，且同樣曾被列入｢竹科三期｣闢建預定地的區域，也具內部異質性。例如較缺乏水源灌溉，多數為旱田，且地勢較陡峭的柯湖與頭重埔，對於訪問過的多數客家長者而言，多半持有線性史觀，認為都市化與年輕世代的離農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自然趨勢。然而勢較平坦且在竹東大圳開鑿下被｢水田化｣的二重埔及三重埔，其居民對於未來都市空間規畫的想像未必相同，儘管二重埔與三重埔不乏房地產投資客，但至今存有較大規模的農業生產與稻田景致，包含至少20餘公頃的無毒農業耕作面積，也成為在地生態組織與竹科家庭尋找優質食物的來源之一與周末假日進行如親子共學等各種活動的重點區域。在此，人口增長與新的大型集合住宅帶來道路、學校等公共設施方面集體消費壓力，但同時新都市計畫所提出的願景並未受到認可與信任，認為其宣稱的好處是「畫大餅｣，往往符合「利益團體｣（意指房地產開發商）的利益而非解決在地集體消費的需求，或認為都市計畫的推動，是因為已經高價投資土地，目前套牢（「住在套房中｣）的投資客期待解套。這些透露的訊息是，在地方治理上，恐怕需要透過實質的在地參與機制，讓細緻的在地異質性進入政策的擬定與執行。

從20餘公頃無毒農業耕作的推動，也讓我們反思地方層級公共事務運作的理路。讓耕作者改變原本熟悉的慣行農法並非易事，然而如果有些耕作者基於在地親緣與地緣關係，比較能被信任，且願意分享其鑽研的農技知識，看起來就容易些。易言之，不見得是因為無毒耕作本身具備的環境友善與健康友善特質，或是相對高的產品價格期待，就足以改變耕作方式，嘗試有時只是起於情義相挺而非認同理念，再者也是因為人際間的信任，讓無毒耕作這個理念與宣稱的效益得以被相信，同時相信這是為｢公｣而行，並非只是謀求個人利益或名分。
過去對於台灣基層公共事務的運作理路的理解，往往從侍從主義（派系政治）與公民社會的二分框架切入，在此觀點下，地方自治被認為就是派系統治，其行政效率低且財政不當支出，甚至成為黑金溫床。但誠如晚近夏傳位（2021）在＜發展發展體制、侍從主義與公民實踐：一個原住民小山村的後發展啟示＞的論文中所指出，與其在二元對立中取其一，倒不如另闢蹊徑。他以｢脫韁經驗｣來掌握台灣在民主化後的地方公共事務運作，｢脫韁經驗｣意指不符合西方經驗下｢公民社會｣的典範，然而依然可能具有公共性，夏傳位認為，在民主化後的台灣社會，地方政治的品質已有所提升，即便是政治派系的運作，亦朝向民眾得以監督問責、賦權、伸張公民權利的方向發展。

在田野中，可以觀察到地方政治與派系運作與親緣及地緣關係仍然密切，世居大家族的動員與影響力仍相當可觀，掌握基層民選行政職務與社區發展協會。但如今親緣與地緣關係，乃至於地方政治運作，已難以是一個封閉的，只服務自己人與利益交換的紐帶，而必須展現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就以無毒耕作的推動來說，一開始固然是建立在親緣、地緣關係與相關網絡，然而必須是被信任因公而行，也逐步地成為更開放的網絡，不僅對竹東鎮內其他地區從事無毒耕作的農民開放，在地生態組織與周末假日進行親子共學的竹科家庭團體都已參與其中。

如果基層社區或鄰里的轉向如此，難道鄉鎮層級自治組織真的無力轉化嗎？

竹南與頭份：竹科擴張下的基層政治

竹竹整併的另一個熱門話題: 是否該併入近年也因新園區而人口大量增加的苗栗竹南與頭份鎮，這兩個地方的生活圈確實與新竹縣市緊密相連。楊友仁的碩論《從新竹到台南科學園區：新興工業與地方發展政治經濟學分析》) (1998)就提出，竹竹分家之後的三十年間，以訴求「大新竹」為尺度的空間或是產業治理藍圖未曾在官方的區域治理計畫中缺席，現在的竹科竹南基地恰好是黨國威權政體中央與地方派系競逐中央資源下的產物，因此促成竹科四期出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竹南園區所在地其實是行政區域邊陲，原本不被看好的國有台糖閒置土地，成為1990年代後期竹科三期計劃受阻時，浮現出的其他選項。

三十年後，竹南與頭份地區因為園區設立創造的大量就業機會與近年全球IT產業擴張，加深其被竹科為中心的生活與經濟圈吸納。原本人口低於10萬的頭份鎮已經躍升為苗栗第一大鎮，升格為頭份市；竹南與頭份繼續整併為「中港市」的區域行政重組更時有所聞。確實，行政區域調整本質上是相應於該地區的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而生，不過在講求效率與速度的治理原則之下，訴求各種資源的整併與都市基礎建設的擴張，我們是否忽略了其他的價值原則？

苗栗縣各鄉鎮家戶綜合所得平均變化，2000-2015
（資料來源: 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單位，新台幣千元）

台灣徵收土地與強制拆遷的衝突原點──「大埔事件」──恰好位在竹科竹南基地擴張前沿，不僅刺激社會對於徵收制度的反省，也重新引發對於工業化與現代化路徑的反思。如蔡晏霖所說的各式新興「農藝復興」不再只是遙遠浪漫的鄉愁，逐漸在國家行政改革中遭吸納成為公部門的重要政策元素。但是，民主能否為我們帶來更好生活願景呢？

前文引述的夏傳位文章所指出的當前台灣「發展議題」的困境，很值得我們省思。升格或行政區畫整併，意味著許多地方自治組織將「被消失」，雖然前面已經述及鄉鎮地方自治常被認為等於「派系統治、黑金溫床」，造成「行政效率低落及財政不當支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執政黨近年在苗栗積極栽培的縣長層級候選人，即是在鄉鎮施政備受肯定的民選首長。不僅在任內翻轉地方財政赤字，同時也挑戰苗栗長久地方派系的人群疆界，顛覆我們對「地方派系」的既定認識。說明即便在黨國體制看似被推倒後的民主時代，地方自治組織仍是持續改革的重要機制。

升格的另一個備受注目的議題，即是縣市政府的財政能力，前引夏傳位的文章以屏東瑪家鄉公所為例，指出縣市升格固然看似能夠加速特定地區的發展，但從我國目前財政劃分的機制來看，與瑪家鄉公所同等的地方財政窘境，勢必將因此更加惡化。

中央統籌分配款分到瑪家鄉公所每年約八千萬元，但其中將近七千萬元是人事費用，只剩下一千萬元做地方建設（受訪者：耿爺）。這樣規模的經費無法配合地方發展所需，只能鋪馬路、通水溝；甚且在經費拮据之下必須分段逐次完成。耿爺說，他做鄉代表二十多年來，從沒看過能夠一次把馬路鋪好；永遠縫縫補補。而山櫻村主要公共建築如村辦公處、風雨球場、國小等，都已有三十年以上歷史，年久失修。耿爺說：「如果要有大一點的建設，就是要寫計畫申請」，「不然就得靠民代去請託幫忙，我們比較弱勢，誰跟誰的關係比較好，可能就分得到糖吃」。

台灣的民主有其獨特歷史過程，充滿了異質性，未必能直接類比於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更值得省思的課題是，在解構黨國體制之後，在「進步價值」成為國家制度一部分的同時，能否對在地的異質性抱持開放的態度？民主發展是否只能以選票或是民意來決定少數人的生活與未來？

結語

隨著竹科的發展，新竹縣市（或許加上苗栗）從分立到合併的政治想像中，在地事實上早已長出異質網絡。回應因地制宜的情境，從田野觀察中，幾位作者看到金山面一帶伯公廟與科技廠的共同圓滿，二重埔與三重在民主化之後回應公共性的親緣、地緣及地方政治網絡的展現，以及在竹南/頭份基層政治中萌芽的另類價值。這些基層與多重民主的實作，在宣稱追求治理效率的行政區劃調整的中心化思維下，其深化是否可能面臨限制，仍待觀察。如果造成的是都會中心資源更集中，而邊陲更形弱勢的兩極化，是否可能消滅民主化成就的在地異質性，也因此將地方創生的政策束諸高閣？這些都是在行政區劃的討論上必須審慎以對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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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蔡侑霖、傅偉哲、鄧家洋、莊雅仲重組客庄：升格、創生與竹科擴張下的多重民主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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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交大保持沉默，城市開始思考

莊雅仲 — Mon, 01 Jul 2019 04:00:00 +0000

當交大保持沉默，城市開始思考莊雅仲* 週一, 07/01/2019 - 12:00

當交大保持沉默，城市開始思考

2019-07-01

都市環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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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莊雅仲

2011年，我藉由芭樂人類學寫給交大校長一封信，到今天已經超過8年。這些年間，我走訪一般稱為「科學城」的不同角落，嘗試了解信裡面提出來卻未得到交大校方回應的疑問，也就是璞玉計畫的必要性以及其社會文化影響，因此進入一段奇異之旅。科學城一詞雖然通用於一些官方文件與坊間談論，但並非一個界線固定且指涉清楚的正式地名，甚至也不是區域的通稱。1993年當時的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與台灣省政府住宅與都市發展局提出「新竹科學城發展計畫」，成為後來這個區域都市發展的主要上位計劃，不過當時提出的科學城涵蓋範圍和後來的實際狀況並不大一樣，原來的區域規劃並沒有完全實施，倒是因為新世紀民主轉化後的中央與地方政治的轉變，都市的規劃與實施跟著改變，科學城的想像範圍與內在特質也不一樣了。

這個帶點未來主義的名稱，其實蠻合乎晚近都市理論對都市與都市化的看法。Neil Brenner援引Henri Lefebvre的完全都市化預言，稱全球都市紋理正以內爆/外爆的動力學擴張，大規模進行領土轉換，「資本主義的發展、增強與世界性擴張產生了巨大且複雜的的都市情況…非都市領域正被捲入於一個鋪天蓋地的世界大改變之中，也就是資本主義都市化過程，都市的意義必須在理論和實際上根本性地加以重新想像」。

科學城正是類似動力學的產物，連結了新竹縣市的幾個鄉鎮市成為一個大規模的都市叢集。當然會有這個稱呼，倒不是因為最近的創意城市或智慧城市的熱潮，只不過因為竹科從1990年代初期，就嶄露出積體電路的製造潛力，到現在更生產超過全球使用一半以上的晶片。令人好奇的是，從晶片製造到都市紋理的擴散，科學城究竟是如何誕生與重組？

從1990年代初期至今，科學城慢慢組裝成形。雖然一開始官方設想的新都市是要支持竹科具有戰略重要性的生產任務，以完成生產與再生產的資本與勞動循環，不過我的調查顯示，科學城的都市化過程其實比這個經濟思考更複雜。竹科當然不可或缺，沒有它許多事不會發生，如人口的大規模移動與基礎建設的快速到位，但是科學城打造捲進了許多其他的行動者，包括人與非人的力量，導致多重的都市化軌跡，或者說是都市的多重世界。

2011年一封email將我帶入科學城的這個多重世界，新竹縣政府與交大合作主導的璞玉計畫可能會徵收400多公頃農田，因而毀去無數家園。要求交大校內公共討論未果後，我開始科學城的探索之旅。隨著都市紋理攻城掠地，科學城的形狀也跟著改變。這個改變牽涉多重世界的衝撞，類似的案例很多，1980年代，Neil Smith發現紐約下東區的種族與階級鬥爭的新疆界，Arturo Escobar則在南美洲哥倫比亞的雨林裡遭遇領地的鬥爭。我試著從科學城的周邊開始探索，那些還是水田、菜園、果園或只是生草的平地、坡地、水岸和濕地，然後朝向戒備森嚴的高科技廠，還有忙著尋找機會舊城/新城區。穿梭於這些多重世界，我發現生活就如 Tim Ingold所言，「在細小的事物中形成、持續與壞去」，Ingold使用所謂的球面（spherical）想像來抓住生活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有別於全球視野，強調棲息與居住的世界先於超然客觀觀察下的世界。

2018年夏天，我開始跟竹北東海里的田守喜農友學習種田，田守喜採用友善耕作，不施放化肥與農藥，這使得農事變得耗費時間與體力，尤其是除草。雖然福岡正信等自然農法創始者認為雜草可以和稻子並存，並不會減低產量，但大部分的農人仍然很難放任雜草叢生。他教我如何分辨稻與稗（節的地方有毛），那些雜草拔除後，踩入田土裡，腐爛後變成土壤的營養（尖瓣花，可食），那些則一定要撿到田埂，否則又會立刻長回（俗稱跳跳虎），那些則必須裝袋帶走，因為就算放置田埂，也很容易長回（俗稱蛇草）。那年夏天，我用秧苗的眼界看周遭，手腳並用笨拙地完成田守喜交待的任務。

摘自奧田彧主持，「農業經營ニ關スル調查」
（circa 1930，藏於國立台灣大學總圖書館）

到底這樣的居住觀點可以讓我們看到甚麼世界，那些不見於或隱藏於科學城官方版規劃書的世界，包括人與非人主體的世界? 田守喜跟我提到竹北六家曾經生產貢米，直到今天，稻米品質仍舊冠全台。日本時代進行的全台農業調查，說本地區生產稻米與輪作甘藷，當然台灣米作的歷史更早，地理與歷史學家都提到稻米生產技術的改進，進而全面的水田化，和清朝在台灣統治的確立有關（參考施添福和林玉茹的書）。事過境遷，黃樹仁的《心牢: 農地農用意識形態與台灣城鄉發展》（2002）一書強調台灣的水田稻作自1960年代工業化之後，就不應以原來的樣子存在，甚至認為台灣應該放棄稻米種植。

「種稻子」因此變成爭議焦點，我的田野可說見證了一幕稻子的求生記。在一篇即將出版的文章裡（新疆界: 科學城的誕生與重組），我提到ANT理論領導者Michel Callon（1986）的文章“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處理干貝養殖知識的轉譯過程的研究方法，對我們看待科學城裡的種稻問題可以有一些啟發。這篇經典論文首先指出法國St. Brieuc Bay干貝養殖的危機，並指認出為了解決這個危機出現的個別行動者（包括科學家、漁民與干貝），以及接踵而來的知識轉譯過程，尤其是定位出所謂的強制通行點（obligatory passage points），也就是共同問題所在。利用這個方法，我們可以發現此新稻作生態學的共同問題在於，稻子如何無毒(無化肥、殺蟲與除草劑)健康的生長結穗，這個共同問題正在號召不同的行動者加入知識轉譯的行列，包括強調有機或友善耕作知識的研究與實踐者，友善耕作的專或兼業農民以及無毒稻子本身。

前面已經說過科學城蘊含著多重世界的交纏衝撞，有時候半導體的研究者看得比我們社會科學家還更清楚。李雅明在《半導體的故事》一書，說半導體元件是工業社會的稻米，一日不可或缺，用來說明半導體產業在新竹的擴張其實相當貼切。半導體產業在新竹的擴張，35年下來代表了工業與農業矛盾的持續展現，最新一波則表現在大規模的農地徵收與農村消滅。這應該是30多年來新竹空間變化與區域發展最大的影響因素，新竹科學園區的建立與發展打掉重練了新竹的東區，甚至往東延伸竹東，往北至竹北，往南到竹南頭份，形成一個半導體經濟特區。

第一本台灣積體電路發展計畫（藏於工業技術研究院潘文淵文物紀念館）

我認為這個區域擴張過程和半導體產業處理的矽物質的生命歷程有關，亦即矽在不同階段與不同狀態的空間呈現與分布。矽砂開採之後到成為我們手上的3C產品前的生命歷程，包括了提煉過程的單晶矽到多晶矽，高矽純度的多晶矽經過長晶過程成為矽棒，切割後變成晶圓廠裡的晶圓，經過設計、加工、製造，再送至封裝與測試廠，成為半導體的元件。新竹科學園區及其周邊區域，簡單來說就是這個矽生命史的空間配置圖，換句話說，半導體產業除了設計微小世界裡的電路外，也生成都市空間的矽迴路。

我也涉足海邊濕地，科學城規劃原想設立一個海埔地工業區，擴大原來香山工業區的範圍，後來因為環保考量作罷，暫時赦免了濕地的螃蟹與貝類，與山上海裡的生態。不過竹科大污染後，香山生態仍無法倖免，重創養蚵產業。風電則是最新一波的技術介入，新竹號稱風城，有名的新竹米粉和新埔柿餅就是前人掌握風的空間動力學的產業文化成果，持續至今。不過晚近風力產業在新竹的發展卻較崎嶇，若非行政院經濟部能源局最近的「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新竹區域在這個產業發展的意義早已不復記憶。其實早在1980年代，工業技術研究院就曾在湖口山區設置了試驗場，進行風力機的研究與製造，當時的水準其實已接近風力技術輸出國丹麥的製造能力等級，可惜因政策關係，相關研究在1990年暫告一段落。直到2002年，工研院輔導竹北鳳岡的正隆紙業公司設置了兩座由丹麥製造的風力示範機，算是宣告了新世紀新竹乃至全國風電建設與產業的開始。截至目前，從新豐、竹北、新竹到竹南海岸、豎立了為數不少的風力機，相當程度改變了海岸景觀與社區生計與生活。2012年開始的「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更加大與加快這個景觀改造工程，目前正在竹南外海進行的離岸風場的評估與設置，更將這個景觀改造工程延伸至海上，但也因此造成更大的生態疑慮。

攝於明發定置漁場

香山沙丘

隨著東北季風我來到香山濕地的生態遺跡，觀察居民與魚蝦蟹們的復育努力（國立清華大學的李丁讚教授是這方面的先驅）。風是大氣現象，在地表時會和地形地貌產生交互影響，是重要的環境與氣候因素，同時風和其效應也是意義生成的重要憑藉。我深入檢視在這個過程中自然/文化邊界的游移，產生都市空間重構與日常認知轉換，因而造成的風景與風情的改變。風景指的是因風形塑的土地景觀，而風情則代表隨風而生的（非）人文社群與生活。

柯靜吟繪製

千甲農場社大樸門蜜蜂課程（郭文琪老師傳授）

科學城裡眾聲喧嘩且思考各異的行動者，重組了科學城。最近的都市組裝理論讓我們看到原本隱而不見的關係與連結，城市因此是一個多重物件（multiple object），是「偶發、特定、局部與異質」的結果。我們必須透過這些新關係來探索這一個全新的都市世界，文（圖）中的多重物件與物種提供了方便的窗口，讓我們得以瞥見科學城實際與可能的過去/現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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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雅仲當交大保持沉默，城市開始思考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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