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

黑人的命與種族資本主義：半世紀以來的美國黑人抗爭

劉文 — Mon, 26 Oct 2020 03:00:00 +0000

黑人的命與種族資本主義：半世紀以來的美國黑人抗爭劉文* 週一, 10/26/2020 - 11:00

黑人的命與種族資本主義

半世紀以來的美國黑人抗爭

2020-10-26

資本主義抗爭美國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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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文

全球疫情蔓延之下，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染與破壞性幾乎燒盡整個2020年，而另一株強力與影響性幾乎等同肺炎的火苗，非美國的種族紛爭莫屬。今年五月底，明尼蘇達州一名非裔男性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因涉嫌使用假鈔而死於警察不當執法暴力的事件，在疫情中引起全國關注，甚至是引發全球大規模的抗爭，重新將美國長年以來的種族矛盾推至最前線。「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這場運動，不僅僅源自於黑人在美國社會的壓迫處境，尤其是刑事司法制度對黑人社群的不公，更是二十世紀的六〇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以來積蓄的、無法被解決的種族資本主義（racial capitalism）矛盾。

長年累積的種族紛爭，在八〇年代後的全球化之下，目標在推翻階級結構的種族政治越來越被菁英階層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取代，使得少數的有色人種能夠進入中產社會與象徵性的決策位置，但整體而言，黑人的物質生活卻沒有得到太大的改善。特別是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之後，黑人與白人家庭的資產累積差異，比六〇年代時還來得巨大。本來該是象徵進步的多元文化主義，反而成為有色人種菁英與白人領導階層合作，以維持種族階層化秩序的論述。這樣表面的「種族平等」現象，一直到2012年後BLM運動的爆發，開始被系統性地反思與檢討。以黑人壓迫經驗為主的種族批判，特別針對當代的警察暴力與大規模監禁（mass incarceration），凸顯新自由主義時代下黑人壓迫的困境，以及美國種族資本主義維護的根本邏輯。

紐約市的Bellevue醫院前，醫護人員參與BLM集會（2020/06/04）。來源：AFP。

二戰後的美國夢：民權運動與激進路線的黑人解放

1964年的「民權法案」是黑人民權運動的重要轉折，從奴隸制度年代至南北戰爭時期的種族隔離政策被判決為違反美國憲法，而關於提倡黑人的投票權也相繼通過。初期的黑人民權運動強調融入美國社會的重要性，像是馬丁・路德・金在1963年所發表的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想》，認為美國夢被白人至上主義給抹滅，即使在奴隸制度結束後，黑人仍無法得到真正的解放。二戰後的美國社會因為戰時的工業生產致富，也從早期的隔離主義轉向為與蘇聯對抗的其一世界領導者。越來越檯面化的黑人民權運動，伴隨著震動全美國的反越戰運動，刺激整體美國社會渴望在社會與文化層面的進步，進而促成一個時代改革的契機。

「為工作和自由向華盛頓進軍」，美國史上最大的遊行之一（1963）。來源：NAACP。

即便如此，民權法案的通過並非代表美國走向種族階級的翻轉。相反地，批判種族主義學者Derrick Bell認為，二戰時期宣示反納粹並晉升為世界領導者的美國，在冷戰時期卻被蘇聯批判內部的種族矛盾，內化夾攻之餘，美政府必須透過平權法案來展演國內已經解決了種族問題，好以維護美國的全球道德領導秩序。民權法案的通過，除了黑人對於賦權運動的覺醒、社會改革氛圍的蓬勃，更是白人與黑人菁英二戰後的「利益趨同」，而非種族階級的逆轉。

事實上，即使是在經濟繁榮、中產階級繁生的戰後美國，多數的黑人仍處於貧困階層。即使國家針對返國軍人的社會福利政策，以及起飛的北方工業化，讓一千兩百多萬的返國軍人得已累積房產與謀生，許多曾在戰時參與國防工業工作的黑人與女性，卻因此被逐出勞動市場。另一方面，即使「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決已將種族隔離定義為違憲，隔離制度在南方仍是持續進行著，白人法西斯團體，像是「三K黨」（Klu Klux Klan），拒絕承認黑人的民權並以組織化的暴力行動，致力於「維持」種族隔離與白人與黑人間的階級關係。而在所謂「自由」的北方，種族隔離仍藉由住房歧視（redlining）——禁止黑人在特定區域申請貸款——依附著資本邏輯的經濟制裁，持續合法地被執行。

溫和派民權改革的極限、馬丁・路德・金的謀殺，以及國家對於社會運動越來越嚴峻的監控和壓制，使得黑人的激進主義成為一條更清晰的運動路線。代表政治人物像是Malcom X與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認為黑人必須建立「非裔中心」（Afrocentrist）的論述，甚至是黑人的國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m），推翻白人社會的知識體系，建立以黑人思想與視角為出發點的制度，進而取得資本生產工具，才能真正顛覆黑人的社會階層與達到黑人的解放。

這樣的思想，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國內政治氛圍所有的結果，也是受到戰後全球第三世界反殖民熱潮的影響。黑豹黨崇尚毛主義，批判種族主義與美帝國建構的關聯性，以及「白左」（white socialist left）對於階級批判缺乏種族關懷的極限，並認為黑人社群必須建立超越「非暴力示威」之外的革命策略，包含取得自衛的槍械，才能對抗白人社會的壓迫黑人的軍警制度。總而言之，六零年代的美國給黑人的賦權帶來巨大的變革，卻也加深了美國種族運動路線上的分歧：和主流政黨合作共生的平權改革，以及將黑人賦權（Black Power）連接至資本階級顛覆之必要。

加州奧克蘭的黑豹黨。來源：AP Photo/S.F. Examiner。

大規模監獄化與資本剩餘危機

六〇年代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以及北方工業化促成的南方黑人「北上大遷徙」（Second Great Migration），相繼加速聯邦政府「罪刑化結構」（architecture of criminalization）的政策走向，目的在於維持國家秩序與監控非裔社群。1968年聯邦調查局長J. Edgar Hoover宣判黑豹黨為美國「國家安全的最高威脅」，兩年內逮捕了七百多人，包含現在知名的黑人女權運動者和思想家Angela Davis。

七〇年代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攀升，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的聲音高漲，以及聯邦政府對於社會福利預算的減縮，促使地方政府更加仰賴地方的私有經濟體來取得州政府收入來源。尼克森與雷根總統相繼宣布的「War on Drugs」法令，開啟了半個世紀的刑罰「輕罪化」，使得政府將曾經不被納入嚴重刑罰的小罪——開車超速、持有毒品、宵禁後遊蕩街頭、隨地大小便——等等，給予重罰。這般的政策改變，除了增加了州政府罰款來源，更大幅增加了入獄人數。在使用或持有毒品這項罪行上，黑人受到比白人更嚴厲的刑法，也更容易因為毒品入獄。而和私有企業共享利益的地方政府，透過大規模的「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執法，掃蕩開發區域的街友和有色人種，以吸引投資客和炒高房價。

批判地理學家Ruth Wilson Gilmore，認為七〇年代後的監獄擴增，特別是在美國西南方的農工業地區，不只單純來自於菁英階層針對黑人系統性的歧視和監控，而是美國傳統產業經歷全球化工業轉型失敗下的產物。她指出，七〇年代後加州郊區經歷傳統工業廠房大量的外移，閒置的土地轉型賣給州政府，作為監獄興建工程開發地，得已解決當時企業的債務危機，以及當地居民的失業問題。她將這樣的現象稱為「The Prison Fix」——監獄興建解決的不是資本累積的失敗，而是資本循環中無法處理閒置「剩餘價值」（ surplus values）的危機（“systematic failure to disaccumulate”）。在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之間所新建的二十四座監獄中，就有十八座是建立在廢棄的農用土地之上。如今，即使美國人口只佔有全世界的4%，美國的監獄人口卻佔了全球的22%；其中，黑人比白人也高出六倍的入獄機率。美國的大規模監獄時代，也從這次的資本危機中迅速地擴張。

原是棉花工廠重鎮的加州考克蘭市，1988年興建了腹地龐大的加州州政府監獄。來源：Wikipedia。

黑人菁英的背叛

2008年，歐巴馬乘載著「多元文化」美國夢的巔峰，他的競選標語「HOPE」，隨著社群網路的熱潮，成為美國自由派渴望結束小布希時代的外戰與保守主義，重返自由、民主與平權的美國價值。但在歐巴馬與拜登作為副手的八年執政下，卻不見黑人的階級翻轉，而是經濟蕭條與更加嚴重的警察暴力問題。2012年二月，一名佛羅里達州17歲非裔青少年馬丁（Trayvon Martin）被白人警察不當執法射殺，這名警察卻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首次爆發了大規模的抗爭。2015年四月，另一名非裔男性Freddie Gray受到不當執法而身亡，發生在非裔政治家佔有重要決策位置的巴爾的摩市：當時的市長與警察局長皆為非裔，卻也始終沒有讓殺害Gray的警員得到刑法的處分。

歷史學家Keeanga-Yamahtta Taylor強調，即使平權運動使得一些黑人領導者打入了主流政治，他們上位後更在意吸引中產居民進入他們的管轄區域，而非解決黑人的就業、住宅或司法問題。許多黑人甚至開始搬離北方城市，造成二戰後的「反向遷徙」（reverse migration），渴望在南方找到更好的住屋條件或工作。在這次佛洛伊德引爆的BLM抗爭後，華盛頓特區的非裔女性市長Muriel Bowser，將Black Lives Matter的黃色字樣鮮明地漆在通往白宮的馬路上，但她同時也提出了要增加四千五百萬美金的警方預算，和提倡「縮減警察預算」（defund the police）的運動目標全然背道而馳。

通往白宮的「Black Lives Matter」塗鴉。來源：Business Insider。

為何要強調「種族資本主義」？

近年批判種族主義的思想家將BLM運動作為黑人「再現政治」（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的終結，當越來越多黑人掌權重要政治位置，但帶來的改變卻不足以挽救大量白白犧牲的黑人生命，反而讓階級成為分裂非裔社群與政治目標的重大因素。而當警察的監控與管制制度從街頭蔓延至工作場域、學校甚至是醫療系統，BLM不僅僅是針對司法制度的抗爭，也是對於美國資本社會長期以來剝削與掠取黑人勞力的批判。種族資本主義的理論架構，凸顯黑人的解放並不會來自於主流白人社會的「同理」或「覺醒」，而需要更根本的階級翻轉與系統性的改革。

種族資本主義拒絕「白左」馬克思主義將階級做為單一指標的分析模式，強調資本必須藉由種族的分層得才得以取最大的利益，從早期美國奴隸制度開始，即是將黑人的身體作為勞動剝削與開發監控勞動力科技（比如鞭刑）的主體，也因此，美國資本主義與種族主義作為孿生共構的關係，無法被分割。另一方面，種族資本主義拒絕「黑人特例主義」（black exceptionalism）與「黑人國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m），兩者都偏向認為黑人是一個自然形成並具有相同政治目標的族群，也認為黑人族群的壓迫經驗具有其特殊性，無法與其他少數族群建立真正的連結。如本文上述，這樣的種族政治容易複製階級的問題，並且抹滅社群中的多樣性（例如酷兒、跨性與女性的黑人經驗），最終只讓少數的菁英得利，也使得運動缺少自省的空間。BLM運動中近期特殊化黑人經驗的本體轉向（ontological turn），值得持續地關注和反思。

種族資本的視角，除了強調改革必須認真面對階級的議題之外，更認為運動必須與其他的反資本反抗做有效的連結。無論是與北美原住民共同抵抗土地與居住權利的剝削、與拉丁裔在疫情之下大量被逼迫暴露在病毒危險的工作場域，或是國內警察軍事化與國際上軍武銷售給殖民政權（以色列）的關聯，都密切地影響著「種族」和「資本」的連帶關係。有鑑於此，黑人的解放，不會只侷限在黑人主體的權利，而應朝向一個跨種族、抵抗資本的大規模社會運動。

美國總統大選近在眉梢，八月威辛康洲另一名黑人Jacob Blake的射殺事件後，無法平息的民怨與抗爭，使得BLM從全國性的大幅度支持，逐漸成為兩黨迴避的燙手議題。川普或拜登陣營，即使在警察改革上有不同的政策走向，兩者都仍是強調要將美國回復原來的秩序。多數美國民眾也從六月時對於運動的支持高峰，在不斷的暴動與警民衝突後，對於運動的觀感逐漸轉為冷卻。美國黑人的革命，面臨又要再度被自由派菁英背叛的極高可能性之下，將會持續在體制外燃燒，等待下一次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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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黑人的命與種族資本主義：半世紀以來的美國黑人抗爭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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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零自雇：關於不穩定勞動者二三事

鄭瑋寧 — Mon, 30 Dec 2019 04:20:00 +0000

飄零自雇：關於不穩定勞動者二三事鄭瑋寧* 週一, 12/30/2019 - 12:20

飄零自雇

關於不穩定勞動者二三事

2019-12-30

勞動勞工資本主義經濟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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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鄭瑋寧

英國導演Ken Loach的《抱歉我們錯過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宛如一則有關當代不穩定工作者在家庭生活與工作中，咬牙支撐自身做為勞動人（homo faber）的民族誌敘事，質樸誠摯，虛構地如此真實。

在曾為工業革命重鎮的Newcastle Upon Tyne城市中，為了保有自尊而不願向政府申請津貼的工人Ricky，找到了一份快遞司機的工作，壯碩的地區主任已相當具說服力的語氣對他表示：你並不是受僱於公司，你是團隊的一員，你不是為我們工作，而是與我們一起工作。他與物流公司簽訂的是特許合約，成為一名自雇（self-employed）的加盟雇主（franchise-owner），工作的收入是「費用，而不是工資」。這項工作被視為是擺脫工資奴隸制，成為命運的主人的機會。成為快遞司機的頭一件事就是投資一輛全新的廂型車，這是為了努力工作一天可賺取超過一千英鎊的美夢。為此，擔任零時契約（zero-hour contract）（雇主沒有提供最低工時的義務，工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情況選擇或拒絕工作，常見於農業、飯店與健康照護相關行業）的居家照護員妻子Abby勉為其難將答應變賣車子，再加上貸款，才讓Ricky擁有了「資本」。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們被延遲的夢想：2008年英國的次級房貸危機，斷阻礙這家人晉身「所有權者的社會」（ownership society）。

自雇主的自由從來沒有到來。送貨路線由地區主任決定，指定準時送達的貨物的費用較高，表現良好就有機會獲得熱門但容易塞車的路線；若司機因故無法執行配送工作，必須事先找人代班；最重要地，公司發給每名司機一個電子掃描器，不只能追蹤貨物路線，更能及時掌握司機在路途中的停留時間，一旦司機因為休息、飲食或上廁所等而離開超過了預設的時間，掃瞄器就會發出刺耳的警示聲。為了節省時間，快遞司機會準備寶特瓶來解決小便問題。由於監控行蹤的裝置屬於公司，無論出於任何原因遭受毀損，一切必須由司機負責，因此地區主任才會警告Ricky，那個裝置可以「決定司機是生或是死」。

父母超長的工作時間，讓原本還算過得去的家庭生活幾乎難以維繫：聰明敏感的小女兒Liza Jane靠微波食品打發晚餐，不需上課的週末陪父親送貨的小小美好時光，卻因顧客投訴這種做法「不專業」而被禁止；就讀高中的兒子Seb經常翹課，甚至賣掉昂貴的Gore-Tex外套去買噴漆，與同學在街道建築上塗鴉。對這家人來說，手機簡訊與語音留言成為最主要的溝通方式。儘管每個人都重視對方，也希望自己的想法被重視，難以理解彼此想法的父子往往針鋒相對，甚至暴力相向；而不想重蹈原生家庭覆轍的母親以及希望一切如舊的女兒，只能以自己的方式試圖讓裂痕不致擴大，導致家庭崩解。當Ricky在送貨過程中被結夥搶劫貨物的歹徒襲擊、毆打，並踩爛他的電子掃描器之後，人在醫院的他接到地區主任的慰問電話，最關心的竟然是電子掃描器的賠償金額問題。一旁的妻子搶過手機怒斥對方，表示Ricky就是為公司工作，而不是與公司一起工作，公司以特許權契約來迴避僱主的責任。Abby對地區主任的咒罵讓Ricky對候診病人感到抱歉而先行返家，意外的是他的傷勢讓家人暫時擱下先前對彼此的不諒解。這個輾轉難眠的夜晚，Ricky掛記著找人代班將失去收入以及電子掃描器的高額賠償金。一眼被揍到瘀血腫脹的他，不顧妻子與兒子的勸說與強力阻撓，在清晨的微光中倔強又認命地開車前往物流中心。

研究中遇過的相似身影紛紛映上腦海，伴隨著不爭氣的眼淚以及對於某些作品的反響。

適合勾繪與理解Ricky這類不穩定勞動者的作品之一，應該是Guy Standing的《不穩定無產階級》（2019[2011]）。基於對該書最後提出之解決方案背後理論預設的保留，我選擇的解讀方式，是將這部作品（的一部分目的）視為探究「第三條路」在英國社會遭遇挫敗之後，工黨政府與保守黨政府如何弔詭地以各自的政治立場與價值觀來進行改革，而這些政策與制度設計，或主動擁抱或被動呼應了新自由主義這個包山包海的政治經濟網羅。在該書展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比較視野之下，作者將來源與肇因極度異質的不穩定無產階級視為「形成中的階級」（class-in-the-making），希望透過政治倡議與改革，讓他們踏上形成自為階級的路途。

儘管有一部分中產階級是基於反抗既有體制與追求自由而成為自願成為不穩定工作者或從事彈性勞動（另一部分則是移工），不過以下的討論將聚焦在處境類似Ricky的人。

這本書指出，原本為了緩解新自由主義化的惡果而提出的第三條路，或者說廣義的社會民主，在英國推動後（截至2010年）卻遭受挫敗。這涉及到英國政治的治理特性與社會文化因素。首先，工黨與保守黨政府在面臨新自由主義的金融化（作者稱為商品化）、去疆界化以及社會主體化的邏輯的滲透，幾乎束手無策：無論是企業（如，企業證券化、廣用彈性勞動與濫用實習生制度、不斷創造無法使人成長或有意義的職務、勞動契約個別化、職業社群崩潰與職業道德喪失，使工作者無從發展職業社群的認同）、志願性社團（如，為了防弊而嚴格執行社會福利與津貼的審查與門檻的資產調查式補助制度、為了領取福利而必須參與某些強制性勞動方案的工作福利制度；工會維護正規工作者的既有利益與福利之作法，以致無暇顧及臨時僱用者，造成新的階級分化）、政府機構（如，將公共服務外包給私人機構、聘用企業顧問改造政府促使政治人物品牌化和政治商品化）、大學教育（如，難以自圓其說的教育分流、迫使大學開授合乎企業需求的技能與知識，甚至淪為製造人力資本的職業訓練所），以及家庭（如，女性被迫承擔更多照顧工作、照護年長者成為新的經濟負擔、個人與核心家庭幾乎無法透過鄰里關係來達成社會互助）。Standing認為，不同彈性勞動的集結造就了當代勞動的服務業化，例如，流動的分工方式、隨時待命的狀態導致了工作場所與家庭或公共場所的融合、工時的波動，以及多工兼職的人同時保有多種工作狀態與勞動合約。特別是，這些引發了更新且更有效支配勞動時間的控制體系，就如同Ricky的那部同時追蹤貨物與監控他行動的電子掃描器，將對於勞動者的工作監督，轉變為更精確、更有效（同時也更駭人）的控制形式。這種以夥伴為名的特許形式，讓勞動者必須像個企業家一樣先投資自己，卻在實際勞動過程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嚴密監控。Standing以圓形監獄來比喻這種不穩定勞動者如何受到全景敞視般的全面監控，而Ricky的遭遇讓我們看到電子裝置取代了全景敞視的監獄石牆，與推銷給他的那個「有如雇主」的幻想，彼此聯手，一而再、再而三地「操練」著勞動者的身體。

其次（對人類學家而言無疑是非常關鍵的），英國社會普遍將勞動當成評價與定義人做為社會人的看法，而勞動者希望透過工作來表達自尊，就像Paul Willis在《學作工》（2018[1977]）一書所言，從事勞動密切關乎到男性的人觀及其性別氣質。至於必須補貼家用的底層女性，多半從事薪資低廉的清潔與照護工作，加上被預期要承擔照護家人的工作，但這並不被社會認為是有助於經濟的勞動。就像電影中的擔任照護員的Abby，因為只能搭公車去趕赴不同家戶的照護工作，導致工時延長；每次進入受照護者的家之前，她必須在鼻下抹點樟腦油以克服那些房間內可能的異味；甚至受照護者在排班時間以外對她提出了非關照護的「協助」，她也是隨叫隨到，只因為她待她們有如母親。換句話說，（不穩定）勞動既是判斷個人的道德價值與存在價值，更直接關涉到特定性別身份的建構，一旦這類勞動與既有的性別意象與工作觀念相互結合，甚至因爲勞動者以親屬的情感來對待受照護的長者，導致下班後繼續提供職務以外的服務甚至情緒勞動，都將加深對不穩定女性勞動者的剝削。

Standing認為，不穩定勞動者在工時與工作場所的經驗，以及他們所面臨的社會處境，必須以新的角度與想法來加以理解，因為工業資本主義對於空間與時間的看法，以及政府為了解決問題所提出的政策與制度設計，甚至是工會用以爭取權利的出發點，都完全不適用於不穩定勞動者的處境，而基於前述想法而來的第三條路甚至或新工黨路線，只是治絲益棼。在就業與失業的治理上，我認為英國政府提出解決的方案有幾個值得進一步討論與深思。

Standing指出，英國政府在解決失業政策與制度設計上，展現了效益主義的立場，這一層意義必須與社會福利制度與施行方式的轉變一起考量才能更清楚呈現。首先，政府認為失業者不願意接受毫無發展性的工作是個人問題，若經過機構介紹卻拒絕接受離家遠、低薪且毫無發展的工作達三次者，失業者就會失去領救濟的資格。事實上，英國政府與社會如何請領失業救濟金的態度，因為新自由主義化初期因為部分民眾在高失業率之下拒斥低階惡質的工作，寧願被政府救濟，而改弦易轍：原本請領補助是公民權，此時窮人被責怪是因為懶惰與不負責任所致。同時，救濟金額度的緊縮提高了申請難度，而對比於彈性勞動的低工資，救濟金的所得替代率顯得比較高，這被非議為將降低人們找工作的誘因。為了迫使失業者積極投入勞動力市場，英國政府引入了在職津貼與工作所得稅扣除額，最後卻導致了人們將失業看成是欠缺能力、有缺陷的甚至是對工資與職務懷抱不切實際的想法，由此，只有願意按照政府所希望的方式去過生活的人，才有請領失業救濟的資格。

為了避免失業者迴避就業的「責任」，政府嚴格篩選請領救濟者的資格，失業者被迫投入許多「為了勞動的工作」（labour for work，工作在此指涉為了獲得薪資勞動而投入的各項活動與努力）：找職缺、與政府官僚或承包政府業務的包商打交道、通勤、排隊、填寫表格，以及回答機構人員無止盡的問題，最後才能拿到「資格證明」。此外，政府更推出勞動福利（labourfare，或稱workfare），以提高門檻降地福利的吸引力，慢慢接近政府顧問的建言：「政府必須說服申請補助的人將責任怪在自己身上」，甚至以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做為接受補助的條件。對Standing而言，本世紀英國的社會救濟、補助與福利設計，有如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陸續推出的Speenhamland法案與濟貧法對工人階級的塑造，製造了不穩定勞動者的出現。

由上我們看到，除了設計繁瑣的表格這種對主體進行機器式臣屬（machinic subjugation）的機制，政府機構對於申請津貼者進行了社會順服（social subjection）的過程：深入瞭解申請者的失業原因以及未來找到工作的機會與可能性，致使每個人的資料越來越個人化、特殊性；同時，機構更要引導、指導、帶領、指引、與監看當事人，確保他們按照政府的輔導與指示工作，做為是否給予補助的基礎。這種對福利受益者的生活、計畫與效度進行全面檢視，無疑將牽動每個人內心，並引導其行為。在前述形塑失業者有如自我負責的倫理主體過程中，進一步讓請領者自覺使用社會福利宛若對社會整體欠下債務，而有如債務主體，欠債的罪負感將敦促主體重新規劃未來生活計畫，履行「償還債務」（見Lazzarato 2012 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一書；詳細討論參見黃應貴、鄭瑋寧 2017《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一書之導論）。

其次，英國政府將抗拒接受低薪工作或是不確定自己該從事什麼工作的人，或無法找個工作安頓下來的人，就被認為處於缺乏就業能力這種異常狀態。一旦這被視為是關乎個人心理與生活習性的問題，政府解決的方式就是他們去接受心理諮商以「恢復正常」，成為有用的勞動力。甚至在2008年之後，英國政府宣稱高達百萬人深受焦慮與憂鬱之苦，於是啟動「心理治療普及化」（Improving Access to Psychological Therapies）計畫，讓有需要的人能經由醫師轉介，向國民健康服務體系（NHS）申請認知行為治療，同時推出「談話治療」計畫，讓心理健康協調員進駐求職中心，將求職者轉介各院所接受治療。Standing認為這是對人民心靈進行全景敞視的監控。我認為，那是將傅柯所指稱以提升人口素質並建立常規化的生命政治之治理性，延伸至以人類心靈為對象的自我治理（government of self）從而帶有「心理政治」（psychopolitics）（Han 2017 Psychopolitics: Neoliberalism and New Technologies of Power ）的意涵。

Standing認為政府將失業問題視為「個人心理問題」的趨勢，不只忽略造成勞動者情緒受苦的結構性問題，更無法面對與處理不穩定勞動者在經濟高度不確定之下產生的情緒波動與壓力，特別是擁有大學學歷卻只能從事低薪、低技術又毫無前景之工作的人，勢必因而陷入身分挫折，長期累積將形成對週遭的憤怒與怨懟；再加上，不穩定勞動者的生活時間被工時所侵蝕，以及對公共空間的近用被壓縮甚至剝奪，又欠缺工會這類發聲管道，逐漸對政治失望、疏離甚至冷感。他們的憤怒不只透過塗鴉、竊盜等形式來發洩，更讓他們在選舉時容易被極端右翼政治人物那種鼓吹恐懼與仇恨（甚至是歧視移民）言論所吸引，以及並被那些低劣抨擊擁有進步價值的競爭對手的手段所操縱，就如同過去十多年歐洲許多國家的政治情勢。Ken Loach電影中的Seb原本成績優異，父母希望他能上大學、找個好工作，擺脫工人階級的處境，但是16歲的他比父母更清楚認識到，在當代即使擁有大學學位，畢業後只能過著週間從事狗屎工作、週末買醉這種沒有意義的人生，透過塗鴉與朋友起碼比較有意義。他早已不是Paul Wilis《學作工》筆下的那種藉由體力勞動來成就男性氣質的英國青少年了。Seb對於生命與工作的虛無態度，為這個時代割劃了一道慘綠的傷口。在論述原子化的個人及其虛無主義如何成為極權政治的溫床之前，我認同Ken Loach在作品中如實地指出了這個時代的輕人的焦慮與虛無，以及被剝奪了意義的勞動如何凌遲、抹滅人的存在。

受傷的Ricky堅持開車去工作那一幕，令我想起John Comaroff最近在After Labor那場演講中提到的，在這個工作終結（the end of work）的時代，人類勞動還可以有什麼意義？或者，我們如何思考新世紀資本主義下的勞動人類學？他透過機器人、殭屍與變種人（mutant）這三個怪異詭譎（uncanny）的意象在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流竄，來表達這個時代的勞動者對於失去工作的共同焦慮，並指出新自由主義經濟並非不需要勞動，而是企業與雇主需要的是有如機器人那種無需人類勞力的生產，如殭屍一般可以日以繼夜地工作、無需睡眠與飲食等生理需求，像半人半獸的變種人一樣擁有超乎人類極限的體能，這些活勞動的分靈體（doppelganger），「是人又非人、既生且死、既在場又不在場」（human-and-nonhuman, living-and-dead, present-and-absent），威脅了人類自認為勞動人（homo faber）的存在尊嚴。在面對集體焦慮的方式中，他認為最重的是去追尋新政治，資本主義可以依照勞動的邏輯去運作：這不只意味去設想一種能反思並尊重人類價值的資本主義，更必須有所超越，即，邁向一個能夠生產新的生命形式、新的生計形式，以及資本主義之後新的勞動形式的世界。

Standing認為，若要為不穩定勞動者尋找出路的方案之一，就是在提供所有人基本的經濟安全（如，基本收入）的條件下，讓勞動徹底商品化，完全依照市場自律來運作，如此才能與（英國）社會長期以來以勞動來界定人的價值這種信念（甚至是信仰），相互斷裂。這將讓從薪資勞動桎梏中解脫的人，擁有更多閒暇時間去從事自己喜歡（但無償）的工作，發揮自己的潛能，讓他們下班後不再只是耗在那些只是娛樂至死的玩樂中。他樂觀地相信，如此一來，不穩定勞動者就有足夠時間去關心並討論公共事務，且能理性地思考政治。

姑且不論我們是否要棄絕資本主義，至少我們要面對跳脫生命政治的主體化的可能空間，或如Comaroff建議重新思考生命與經濟的其他可能，或如Standing試圖透過切斷工作對於界定人性這個存在層次入手，或如Agamben提議從生命之形式來突破生命形式，以及Deleuze倡議以欲望之流與puissance這種權力去創造能逃逸生命政治的主體性（參見洪世謙 2019〈新自由主義下的治理技術：主體形構及抵抗〉一文）希望為生命政治所塑造的主體能夠尋獲不被生命政治之權力所涵蘊的方式與形式，讓自我重新政治主體化。

本文採用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鄭瑋寧飄零自雇：關於不穩定勞動者二三事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7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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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 2019-12-30 17:01

鄭偉檸水查某！喜歡你的溫柔筆鋒！想請妳寫芭樂評論韓國瑜的經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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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亮的金屬外殼」：蝙蝠俠、小丑和科層體制中的「英雄」

林老師 — Mon, 11 Nov 2019 04:30:00 +0000

「閃亮的金屬外殼」：蝙蝠俠、小丑和科層體制中的「英雄」林老師* 週一, 11/11/2019 - 12:30

「閃亮的金屬外殼」

蝙蝠俠、小丑和科層體制中的「英雄」

2019-11-11

電影資本主義

回應 3

作者：

林浩立

對聖徒來說，身外之物只應是「披在他們肩上的一件隨時可甩掉的輕飄飄的斗蓬。」然而命運卻注定這斗蓬將變成一個鋼鐵般堅固的牢籠（《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修訂版〉》頁234）。

這句在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最後一章中的名言，首次昭示了「鐵籠」這個著名的隱喻。清教徒其實相當反對追逐財富，他們認為「佔有財富將導致懈怠。」他們在乎的是避免懶散、努力完成主所指派的工作。如果「虛擲一寸光陰，即是喪失一寸為上帝之榮耀效勞的寶貴時辰。」每個人都有著上帝安排好的職業（vocation），若服從上帝這樣的召喚，盡可能地排除其他誘惑、理性辛勤地勞動，自然能夠發大財，而這樣的財富是有道德上的正當性。也就是說，基督新教「強調固定職業的禁欲意義為近代的專業化勞動提供了道德依據，」也使得西歐的資本主義能夠穩健發展。然而，當資本主義巨輪滾動成龐大的近代經濟秩序後，原本關乎信仰的禁欲主義和職業精神，逐漸變為重視分工、效率與產能的科層組織，裡頭充滿著「沒有靈性的專家」，困在機械化的「鐵籠」之中。

即使沒有讀過韋伯，相信對上述「鐵籠」的意象多半不會陌生。然而你可能不會知道，「鐵籠」其實是對韋伯的誤譯。相關的討論已經不少，但講得最清楚的首推社會學家Peter Baehr的文章“The ‘Iron Cage’ and the ‘Shell as Hard as Steel’”（2001）。裡面談到，「鐵籠」（iron cage）一詞來自美國社會學大師Talcott Parsons於1930出版的英文翻譯版本。德文原文stahlhartes Gehäuse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譯法，但「鐵籠」恐怕是最悖離原意的。首先，stahlhart是形容詞，指的是「硬得像鋼一樣」，而「鋼」跟「鐵」（eiserner）還是有差。後者是一種自然界的元素，存在於地球已久；前者則是由鐵和其他元素結合而成的合金，是人為發明出來的，且能因其他元素的不同比例而具有延展性。另外方面，鋼一直要到工業革命之後才成為可大量生產的材料，因此具有「現代性」的意涵。Gehäuse的意思則是「外殼、包裝箱、包覆膜」，與「牢籠」（Käfig）有不小的差距。Gehäuse輕巧、可拆卸，最常指涉電子器材的保護殼。因此若在google上搜尋這個字的圖片，出來的全部都是電腦主機殼，這與「牢籠」將受懲罰之人困在一個空間中的意象截然不同。結合起來看，韋伯要表達的應該是資本主義科層組織賦予個人一件現代的、「像鋼一樣的外衣」，穿著它宛如有了新的生命。它不是限制著我們的「牢籠」，但其實更為恐怖、影響力更為全面且具滲透力：原本應該是像「輕飄飄的斗蓬」可以隨時甩掉的衣裳，現在已成為我們身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宰著我們的思考與行動。

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在《規則的烏托邦》討論「結構愚蠢」的章節中很自然地也談到了韋伯的科層組織。他以警察這份工作為例，說明他們為何其實是「配備武器的官僚」、是科層組織中的一份子，主要工作為文書作業與數目字管理，而他們所展現的武力（或「暴力」），也都是來自於這個結構之中，這個觀點在現今香港反送中運動警察過度執法的爭議中相當值得思考。有趣的是，他發現大眾流行文化中（如小說、連續劇、電影）的警察卻是個人形象鮮明、充滿魅力、打擊犯罪的英雄人物，與科層中「沒有靈性的專家」相差甚遠：

這一切似乎使得韋伯對鐵籠的憂慮不再成真：他擔心，不具任何性格的科技官僚將會完美地組織整個社會，以致於具有克里斯瑪的英雄、魅化與浪漫將會徹底消失。然而，事實是，科層制社會往往能夠生產出它所特有的克里斯瑪英雄（頁120）

讀到這裡，你也許會問，難道熟悉社會科學理論的Graeber不知道「鐵籠」一詞的爭議嗎？答案就在這段引文的註解中：

我很清楚這並非韋伯的本意，就連「鐵籠」這個詞本身都明顯是誤譯，它原本的意思是「閃亮的金屬外殼」（shiny metal casing），它所指的其實並不是破爛的監牢，而是種本身就具有吸引力的高科技外貌（註25，頁163）。

在這裡Graeber把「像鋼一樣的外衣」又提升到另一個層次：「閃亮的金屬外殼」，而且是「具有吸引力的高科技外貌」。他這樣的詮釋我認為相當犀利正確，誠如上面所討論的，stahlhartes Gehäuse有著相當明顯的現代工業科技意涵。擁有這樣的外殼不但能提升資本主義體系內的生產力，對殼內殼外的人也都有相當的吸引力，讓人捨不得把它脫下。正是如此，當韋伯提到「沒有靈性的專家」時，後面還補了幾句「心靈空洞、只要感官刺激的人。」

在上課的時候，我問學生有著這樣「閃亮金屬外殼」的人，第一個想到的是誰？許多人不約而同地說：「鋼鐵人」！沒有錯，鋼鐵人是很好的答案，也很值得討論他與資本主義科層體制的關係（如軍火工業），但我第一個想到是：「蝙蝠俠」。為什麼呢？首先，「閃亮金屬外殼」讓我聯想到「閃亮盔甲的騎士」（A knight in shining armour）這句英文俚語，而蝙蝠俠的另一個稱號就是「黑暗騎士」。其次，在《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中，為了對抗超人，無所不用其極的蝙蝠俠確實換了一身「閃亮的金屬外殼」。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在科層體制中思考蝙蝠俠，其意義比鋼鐵人還完整豐富。

Graeber在同一章節中談完作為科層英雄的警察後，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分析操作。他說，雖然現在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已經幾乎沒人在使用，但它還是具有相當的分析能量。「結構分析的基本原則，是象徵體系中的各個元素並非孤立的：我們不該只是想著它們代表著什麼，而是應該考慮到它們彼此之間的定義是什麼？」他接著從吸血鬼出發，找出與之相對的角色：狼人，然後分析兩者的關係。吸血鬼可以說是狼人的完全倒轉：前者是貴族、住在古堡棺材中，後者是窮人、漂泊不定居無定所；前者可以控制其他生物如蝙蝠或被其催眠的人類，後者連自己都控制不住。兩者二元對立的關係絕非偶然，而結構分析能夠藉由梳理符號之間的關係找到背後隱含的體系，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吸血鬼和狼人與死亡和妖魔鬼怪沒什麼太大的關係，而是與「權力」和「宰制」有關：人們既被它吸引，但同時也抗拒它。

蝙蝠俠也有許多與他相對的角色，例如前面提到的超人，但大家第一個想到的絕對是「小丑」，兩人從漫畫中一路纏鬥到螢幕上，電影《黑暗騎士》的成功，更是將兩者的關係拉抬到新的境界。在片中當小丑被關在警察局裡被蝙蝠俠親自審問時，小丑這樣說：「我可不想殺死你。沒有了你我怎麼辦？ …… 你圓滿了我的生命（you complete me）。」充分反映了兩者在一個完整體系中的符號關係。但這個體系是什麼，在《黑暗騎士》中只看他們兩個是不夠的。原因是片中蝙蝠俠所相對的其實是另一個角色：檢察官Harvey Dent。前者是黑暗騎士，遊走於法律邊緣，後者是光明的白衣騎士，透過司法主持正義。小丑在此更像是結構中的「中介者」（mediator），將兩者轉化成更極端的蝙蝠俠與「雙面人」，背後要討論的則是正義與道德的思辯。

最近上映的《小丑》最成功之處，我認為是加深了小丑與蝙蝠俠二元對立的深度（儘管後者在片中的現身十分曖昧），使得背後指涉的體系更為清晰，也就是資本主義科層體制。小丑在以往漫畫與電影中的「起源神話」隱晦不清，加上「不可靠的敘事者」手法，讓人摸不著頭緒。普遍被接受的故事是這樣的：他具有化工背景、參與過犯罪組織、為了躲避蝙蝠俠意外墜入化學原料池中毀容，浮出來後出現了瘋癲的形象。《小丑》電影則是將他的起源拉進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底層。在片子的一開頭，我們看到他從事著廉價且不穩定的工作，在大賣場前面身著誇張的小丑服飾、揮舞著牌子招攬客人。導演Todd Phillips說，在這幕中小丑形象的靈感來自卓別林，而卓別林的《摩登時代》正是對資本主義機器的嘲諷。此時我們的主角是衷心想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融入這個體系之中，之後由於他的精神狀況與體系的不友善，讓他越來越無法被管理、逐步被排除在外。

電影的高潮之一是他認為自己可能是大企業家Thomas Wayne（一個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受益者）的私生子，溜到其豪宅中竟遇到了小兒子Bruce（或許，日後會成為蝙蝠俠）。兩者的對比在此極為明顯，一個已經在瘋癲邊緣、不可預測，一個則是冷冰冰沒什麼特別反應，彷彿機器一般。導演或許沒有這個意思，但這幕與Graeber的提醒十分相關：我們所崇拜的超級英雄，其實多來自於科層體制，他們的能力與資源與此結構息息相關，也往往會執著於他們認為是正確的目的、義無反顧，而造成許多結構或間接（collateral）的暴力傷害，與「沒有靈性的專家」無異。我們常開玩笑說蝙蝠俠的超能力是有錢，在《小丑》中這成為意味深遠的批判。電影結尾，小丑被關入科層體制最具代表性的機構：精神病院中。但他不會被困在裡頭太久。像瞭解「母體」的Neo一樣，他已經領會了旁人還不懂的「笑點」，遲早會再度超越於這個體系，與他身著「閃亮金屬外殼」的朋友相遇。

本文採用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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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浩立「閃亮的金屬外殼」：蝙蝠俠、小丑和科層體制中的「英雄」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7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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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e you know who* 2019-11-11 21:58

有意思。結構對比的象徵體系很重要。看起來，台灣政壇似乎也有好幾個對比。但是最類似這裡提到的科層體制的「沒有靈性的專家」，可能非XP莫屬了。。。

Dumont perfume* 2019-11-11 23:17

吊書袋.... 唯一的英雄就是習近平！

某學生* 2020-11-15 01:56

曾上過老師的人類學導論，現在上古典社會學理論再回來看這篇，感謝老師在我理解韋伯的路上給一些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