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

是什麼讓我們裹足不前？

bricoleur — Wed, 11 Aug 2021 09:50:00 +0000

是什麼讓我們裹足不前？ bricoleur* 三, 08/11/2021 - 17:50

是什麼讓我們裹足不前？

2021-08-11

奧運運動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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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ricoleur

「練體操與拍電影都是一條困難的道路，如果你下定決心往這條道路走，你就應該要開心地堅持下去，撐到最後就是你的了。」（《翻滾吧！男人，還有喵導》頁162）

2021年八月八日，東京奧運閉幕。向來是體育門外漢，連一日球迷也當不上的我，卻跟著《翻滾》系列當了一週的夢想迷。四年前在戲院看了《翻滾吧，男人》，趁機補完《翻滾》三部曲。《翻滾吧！男孩》（2005）動人活潑，《翻滾吧！阿信》（2011）感人，《翻滾吧！男人》（2017）則增添了歲月的深度與命運的跌宕。很有趣地，導演林育賢原本對《翻滾吧！男人》的規劃就是拍到2020東京奧運，然而由於2015年秋，由於李智凱有機會爭取2016年里約奧運入場券，在教練的通知下，一切都提前了……《翻滾吧！男人》於2016年九月初拍攝殺青[1]，正好是里約奧運結束之後。2017年又增加了八月李智凱於世大運鞍馬單項奪金的重要片段，於十月正式上映。看過影片的同胞們，自然深知其中一切心路歷程與峰迴路轉。

2020年八月一日晚上，李智凱不負眾望拿下台灣史上第一樁奧運鞍馬單項銀牌時，開始有觀眾敲碗下一個翻滾計畫。（或許導演心中會想：果然是命運的安排……）天意似乎意味著還要繼續拍下去。不管是否會繼續翻滾，片中的主角、掌鏡的導演以及觀影的群眾，大概都有種感覺：這一系列影片談的也是你我的故事。在一個訪談節目的結尾，導演提到：

我覺得這個片子表面上是在記錄這兩個人十五年的糾纏的過程，但是其實，某種程度，大家不覺得其實那也是在記錄你跟我十五年的故事？因為看著他們的故事，你一定不斷地會在反饋自己：那我做了什麼，十五年我有沒有完成自己當初的承諾？那我覺得《男人》這個階段完成，對我來說這個事情最重要，也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看他們的過程，回想我們自己。十五年了，我們做了什麼？那如果還沒做，也不要放棄，因為大家都還在翻滾，其實勝負都未定。（https://youtu.be/CQ1kk8WTg7g）（46:54）

實在太激勵人心了。我立刻找來導演寫的《翻滾吧！男人，還有喵導》，該書記錄了導演的成長故事與電影夢。一週夢想迷如我恍然大悟：原來翻滾三部曲的真正主角，除了感人至深的選手與教練，兩代體操選手的夢想（可見《報導者》專文），[2]更有記錄著這一切也同時受到激勵的導演、拍攝團隊、演員，以及沿路上啟發他或受到啟發的各路朋友──包括「種樹的男人」盧銘世、看到電影深受刺激的西門町中輟生、轉職作曲的電玩工程師、從四川鄉下為了音樂夢北漂到北京的小吳、醫學院畢業投入影像圈的好友。當然，還有所有觀影群眾的夢想。

人類學有沒有關於夢想的研究呢？（明顯地話鋒一轉）（其實是因為我希望可以盡責地為各位報導一個行業，但由於還沒約訪，就只能先話鋒一轉了。）

有的，在此舉出幾個相近的關鍵字──人類學有研究想望（aspire）、想像（imagine）、希望（hope）、欲望（desire）、未來性（futurity）、奇思妙想（fantasy）……（謎之聲：到底有什麼是人類學沒研究的？）在我有限的所知之內，在這些圍繞著「想望」、「希望」的關鍵字之中，Miyazaki（2004）、Appadurai（2013）、Crapanzano（2004），以及Henrietta Moore（2011）之間，就存在四種不同的談法，其繼承的知識傳統與所援引的理論依據均有差異。再說，芭樂人類學所談的「夢想」案例還少嗎？比如〈用雙手實踐傳統〉、〈對岸異鄉人／二十歲的夏天〉、〈一個關於空地的夢想〉、〈公共夢想空間〉......如同這篇文章〈危機中的「未來」與日常烏托邦〉所提出的：「夢想大概是今天台灣一個滿重要的的關鍵字，在當前的政治經濟脈絡下，夢想變成很接近一個人的靈魂本質的表徵」。此言不虛。如同我在這短暫的一週之內，彷彿又聽到了村上春樹所說的「從遙遠的時間、遙遠的空間傳來的微弱大鼓聲」，宛如靈魂的召喚一般。

在上述幾條理論路徑中，今天先談最容易理解的。是關於一個我向來好奇的問題：夢想是不是一種資本？誰比較有夢想的能力，誰比較沒有？是什麼讓人不敢夢想？（或者心中有夢想，卻像是蛋一樣經年累月地孵著，使得夢想成為永遠的「尚未」──尚未被實現的狀態？）

今天暫且先用”aspire”（想望）這個詞來趨近「夢想」。

Appadurai在2004發表，2013又收錄在文集中的一篇文章〈想望的能力：文化與肯認〉中提到了「想望經濟學」（economics of aspirations）這個概念，這也和文集的名稱《未來做為一種文化事實》密切相關。Appadurai在該文中表示：想望（aspire）牽涉到欲望（wants）、偏好（preferences）、選擇（choices）、計算（calculations），但這些因素（factors）在學科分工內幾乎都是經濟學的主導領域，在分析上被賦予強烈的個人行動者色彩。人類學在學科分工中，就負責處理朝向過去的「文化」（習俗），以及文化被分派到的社會單位：集體。換言之，儘管Appadurai當然意識到人類學的文化定義極為廣泛，但是在社會科學常識中，「文化」一詞常常被認為具有過去性，如「習慣、風俗、遺產、傳統」，而發展總是指向於未來（如「計畫、希望、目標、目的」等等），一如學院內經濟學與人類學的分工（Appadurai 2013[2004]: 179-180）。而Appadurai試圖打破這個分界。福利經濟學家Amartya Sen將自由、尊嚴、道德上的福祉（well-being）帶入福利政治學及經濟學的核心，強調的是capabilities（也就是著重「人可以成為什麼，人可以是什麼」，重視於人將資源轉化為機會的多樣性）。[3]Appadurai則企圖將文化面向帶入，強調：想望（aspiration）是一種強大的文化能力，也是一種後設的能力，可以對抗將貧者排除在外的險惡經濟處境。想望的能力（capacity to aspire），可以說是Sen所提的capabilities的一體兩面。但由於是與人類學界對話，Appadurai更聚焦於「文化」的未來向度（orientation to the future）。

https://alchetron.com/Arjun-Appadurai

https://ophi.org.uk/amartya-sen/

但是這篇文章有一個會令人類學者不安的說法：想望的能力在社會中並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呈現「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為什麼呢？Appadurai說：因為想望的能力也是一種航行定位的能力（navigational capacity）。權力、尊嚴、物質資源處境愈優渥的人，愈熟悉於各種手段目的之間的關係──在想望和結果之間庫存了豐富的探索、嘗試與收穫經驗。愈貧困的人，因為缺乏機會來練習航行的能力（也因為他們的處境容許更少的實驗，更不容易儲存關於另類未來的多種探索與試誤），想望的邊界（horizon of aspirations）就更脆弱（Appadurai 2013[2004]: 188-189）。[4]如果想望的「地圖」是由層層節點（nodes）和路徑組成，那麼相對貧窮就意味著想望的節點比較少，從具體的欲望、中介的脈絡到一般的規範之間的路徑，也比較稀薄。貧者的確有這些路徑，但是比較僵硬，沒有彈性，策略上比較不可行。這並非因為貧者認知能力不足，而是因為想望的能力，就像任何複雜的文化能力一樣，在實踐、重複、探索、揣摩（conjecture）、拒絕（refutation）之間，茁壯且生存下來。貧窮，意味著相對缺乏此種試誤的機會

我最初看到這一段話的時候，是以自己的田野案例來思考──確實，在我的田野地，西太平洋一個社會階層分明的小島上，我所接觸的人士當中，敢於公開跟決策當局表達對於集體開發案之異見的，都位處於社會中的高階層。階層賦予了他們在公眾場合發言的力量。而我所接觸的中低階層，則都不太願意公開表達意見──我聽過他們表示「不願意在公開場合說話」，「在公開場合說話，我感覺好像在傷害自己」。從「敢於表達」、「敢於陳述自己的不同意」到「清楚描述自己的希望」就像是練習說話一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顯然，若依據島嶼的例子，表達「自己想要什麼」的陳述上有著階層的差異。高階層的人可能還不確定自己想要什麼，但是他們敢於公開說出自己不想要什麼。在多次陳述之中，「想要」的藍圖被逼迫著逐漸清晰起來。

但是若回到台灣，顯然並非如此。作為一個常民讀到Appadurai這段陳述，我恐怕會跳起來吧──「這是在告訴我連夢想的能力都不被允許嗎？」而且，常常是環境愈不利，翻身的動力愈大。我始終記得一週夢想迷階段，看到這句話有多麼振奮，簡直想裱框起來：

我為《翻滾吧！阿信》這個故事下了一個標題──「哪怕只有一次機會，我都要用盡全力翻身。」（《翻滾吧！男人，還有喵導》頁163）

然而，Appadurai這段陳述是否也碰觸到了文化當中的「不可說」？比如，每年的大學入學甄試，就是展現「想望的能力」及其「從手段到目的之間」之實行方式的殘酷舞台。（順道一提，芭樂人類學關於如何協助殘酷舞台不那麼赤裸地反映階級複製，有不少思索，如〈高中生你推甄了沒〉、〈深描自我，或是反思規則？〉、〈鬼滅之刃與你的名字〉。）

儘管如此，我還是同意一點：想望的能力並不是平均分布的。也就是說：人人都可以作夢，但很多人不敢做，或者不敢實行。因此，對我而言有趣的問題反而是：到底是什麼限制了我們的夢想呢？第二個問題就是：究竟是什麼限制了我們實行夢想的能力呢？

夢想的實行能力並不是平均分布的。在諸多「有夢卻不敢實行」之下有城鄉、性別、年齡、階層、族裔的差別。比如，在我有限的教學經驗中，性別差異會隨著年齡增長，研究所愈高年級的女同學愈害怕自己對文本的陳述是錯誤的，也愈容易將挫折內化，此種傾向常常會發展成謹慎力求不出錯的完美主義，但也常常發展成保守內捲的論述風格。當然，不同的風格有不同的美感。讀者完全可以問：夢想是不是一定飛躍張揚的？在夢想的目的與實現的手段之間，是否有只有著單一的線性軌跡？我在這裡的陳述，是否有將夢想軌道同質化的嫌疑？（「有夢想」是一件好事，「沒有夢想」就顯得可鄙？）這些問題都是該問的問題。

但是我還是很好奇：夢想的分布是不平均的（當然，「平均分布」才是幻想吧），那麼，夢想會沿著何種軌跡來分布呢？是社會學常常舉的的城鄉、性別、年齡、階層、族裔，人類學常常舉的文化，或者大多數人最常說的「個性」？還有，究竟是沒有夢想的問題，還是不敢實行的問題？

小恩說：「你知道嗎？我在這邊學會一個後空翻，比我在教室考一百分還來得高興。」接著，小恩轉頭用手指著我說：「那你呢？你開心嗎？」（《翻滾吧！男人，還有喵導》頁129）

究竟是什麼阻礙了你的夢想？這裡面有兩個層次的問題：夢想是什麼的問題，以及如何去達成的問題。兩個問題都非常重要，而且並不是簡單的目的與手段關係而已──常常是：有了實行的能力（比如「說話的能力」），目的才逐漸清晰。自然，也有人是先有目標，然後不斷地精進實現目標的手段。

但無論是對誰，我關心的還是：究竟是什麼阻礙了你的夢想？

[1] 《翻滾啊！男人，以及喵導》頁191。

[2] 黃銘彰、楊惠君2021/7/23〈林育信、李智凱、黃克強的3個奧運夢──他們翻滾的不只體操、時代，還有自己的人生〉。

[3] 這裡說的能力(capabilities)，是一種人達成自己可以做什麼，可以成為什麼的實質自由。

[4]這不是說貧者就不能夠許願（wish）、欲望（want）、需要（need）、規劃（plan）、想望（aspire）。但是貧困的一部分，就是練習（在目的和手段之間的路徑）的機會相對缺乏（Appadurai 2013[200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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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bricoleur 是什麼讓我們裹足不前？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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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Audrey Lai * 2021-08-11 21:04

寫的有夠難讀，不有趣

郁庭* 2021-08-12 01:02

我覺得點出了很棒的討論議題，關於「敢不敢夢」。
田野中，或是作業放談家中長者的經驗，我們常問：「有沒有有什麼夢想？想做什麼？」他們聽到問題常愣住，對於「夢想」一詞感到尷尬，甚至覺得這是個奇怪的問題。

「生命的問題」也就是「自我」…* 2021-08-15 09:16

「生命的問題」也就是「自我」與「世界」建立在怎樣關係的問題，你/妳勢必要在這個關係中才能活，而這個關係也會要你/妳活不了。

默默* 2021-08-28 11:23

夢想的分布從來不平均，但有沒有可能，並非貧者相對缺乏夢想的能力與機會（預設了一個同樣的夢想路徑），而是貧者擁有不同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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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戰爭：奧運競技場上有男女對抗的運動嗎

林老師 — Mon, 02 Aug 2021 04:40:00 +0000

性別戰爭：奧運競技場上有男女對抗的運動嗎林老師* 週一, 08/02/2021 - 12:40

性別戰爭

奧運競技場上有男女對抗的運動嗎

2021-08-02

運動體育性別奧運

回應 5

作者：

林浩立

往後世界若回顧2020東京奧運，第一個想到的可能會是因為疫情的一年延宕、不開放觀眾入場的壯士斷腕決定、可能高達二十多億美金的損失這些負面紀錄。然而，它也有一些值得驕傲的創舉，其中一項就是在「性別平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在官網一篇標題為〈史上第一個性別平衡的奧運賽事〉的宣傳文章中指出，根據統計參加東奧的11,091名選手有49%是女性。雖然在數學上這並非真的均衡，但已超過過往最高的2016里約45%。另外方面，主辦單位也鼓勵參賽國家在開幕儀式中以一男一女的掌旗形式領隊入場，而在賽制上也擴增至18項的混合性別競賽類別。這些新的安排可以說呼應了奧委會自2017年開始進行的「性別平衡」調查計畫（Gender Equality Review Project），以及《奧運2020行動方針》（Olympic Agenda 2020）中所提出關於性別方面的建議。

然而，這樣的「性別平衡」相當程度仍然是建立在隔離主義原則上：男女各自在所屬性別領域中比拼，偶爾可以用合作的方式彼此競爭。這當然有生理差異上的考量，但隔離就有可能衍生出「隔離而不平等」的狀況，例如拿過四屆奧運金牌的美國女子足球隊，去年便因為報酬收入與表現遠遜於己的男子足球隊不對等而對美國足球協會提出性別歧視的訴訟。或是像在這屆東奧回鍋的棒壘球，即有男棒女壘的分隔。競技體操、射擊、帆船之下也都設有男女差異的項目，而花式游泳和韻律體操從1984創始至今仍是專屬女性的活動，這些都無法只用生理體質來解釋。

那麼，有沒有奧運的比賽類別是可以看到真正不分性別、男女彼此的正面對決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馬術。馬術是目前奧運唯一不分性別的開放賽事，但在過往還有三項運動也是如此：槌球（1900）、帆船（1900-2008）、和射擊（1968-1992）。本文將試著從更多面向討論這些有著男女對抗歷史的運動中複雜的性別關係。它們都是我從來不曾嘗試，平時也不會關心的活動，但奧運的魔力就是如此，能使你在兩週多的賽事期間內瞬間成為鍵盤專家。以下便是我以安樂椅上運動員的身份所做的一些探索，希望真正的專家不吝指教。但在開始之前，請先容我聊一下奧運的女性運動簡史。

奧運女性運動簡史

現代奧運在1896年於雅典第一次舉辦時，參加的241位運動員通通是男性，但很快地在下一屆1900巴黎這個狀況就獲得了改變，共有22位女性選手參與了高爾夫、網球、槌球、帆船、馬術5個類別，其中高爾夫和網球是男女分開，馬術僅開放狩獵賽項目給女性。在一些地方可以讀到網球女單混雙奪冠的英國選手Charlotte Cooper是第一位拿到奧運金牌的女性運動員的資訊，但其實這個殊榮應該是屬於代表瑞士的Hélène de Pourtalès。她在5月22日與先生Hermann和其姪子Bernard一同駕著Lérina號抵達終點奪得第一，比7月舉辦的網球賽事還早了將近兩個月。但由於Hélène在船上的定位不明，有研究者認為她應該不能算是選手。事實上，由於1900巴黎奧運是與世界博覽會綁在一起，從5月到10月都有賽事，再加上世博的相關活動，當時很多選手甚至不知道自己參加的是奧運。例如高爾夫球的競賽毋寧是一場社交聚會，使得獨得女子組第一的美國社交名媛Margaret Abbott至過世前都不知自己拿到奧運獎牌。根據史料，她得到的是一塊金片和一個瓷碗。她六十幾歲的母親Mary也下場小試身手，並得到第七名的名次—可見這個場合是多麼隨性寫意，她們也因此意外創下了奧運史上唯一母女同場競技的紀錄。

往後女性參與奧運的份量沒有顯著的提升，比賽類別也沒有更加開放，在1924 巴黎前女性比例不曾超過5%。在向世界田徑總會要求於巴黎奧運開放女子參加田徑項目不果後，法國運動家Alice Milliat毅然於1921年創立了「國際女子運動聯盟」這個組織，並且在1921至23連續三年於摩納哥蒙地卡羅舉辦「女子奧運」，競賽項目通通是田徑活動。1928阿姆斯特丹奧運上，女性終於能夠在田徑場上奔馳，參與一百公尺、八百公尺、接力、跳高、鐵餅五項競賽。然而在八百公尺比完後，竟有多家媒體以〈女田徑選手在奧運場上虛脫〉之類聳動的標題來報導，繪聲繪影地描寫選手跑完後不支倒地的醜態。這使得女子田徑兩百公尺以上的項目在往後奧運中被移除，一直到1960羅馬才恢復。當時的媒體報導沒說的是，參加八百公尺的九名選手有六位打破之前的世界紀錄，其對脆弱女體的強調也顯示當時的性別成見。時間來到1964東京，這個2020東奧的前輩其實也有一項關於性別的紀錄，那就是女子排球的類別成為奧運史上第一個女子團隊競賽活動，而日本隊也順勢奪金，打響「東洋魔女」的名號。此後各項原本被認為不適合女性的活動逐一開放，一直到2000雪梨女子舉重項目出現後，終於所有男性能比的賽事，女性也都能參加（當然，除了棒球以外）。

女子奧運的催生者Alice Milliat

帆船

作為奧運最早開放女性參與的賽事，帆船擁有長久的開放性別歷史，除了1948倫敦奧運外，女性在2008北京之前能在至少三四項的船類項目與男子一較高下，在1988漢城（首爾）則首次得到了女性專屬的470型雙人小艇競賽項目。即便如此，在1984洛杉磯奧運之前的每屆帆船競賽，參加的女性選手人數不曾超過3位，更別說能在與男性競爭的項目上奪牌了。因此，儘管其長久開放的性別規定，帆船依然是奧運最陽剛的比賽項目之一。以1996亞特蘭大為例，在所有兩性都能參與的賽事中，帆船的女性比例21%是最低的。奧委會和世界帆船總會已針對這個狀況進行相應的調整，從2016里約開始，帆船有5個男子個人項目、女子則有4個，最後還有男女雙人合作的Nacra 17雙體帆船競賽。2020東奧則宣布參賽性別比例已達平衡。

為什麼看似最為開放的帆船卻反而如此封閉，需要大費周章來革新，然後逐步走向的是性別隔離的路？若從人體動力學的角度來解釋，奧運帆船賽事的改革使得船隻設計越來越輕巧，也越需要靠體能操控。1900年Hélène de Pourtalès奪冠時那種1至2噸載重量（甚至有20噸以上）的帆船已不復見。現代競技帆船材質採用碳纖維或玻璃纖維，風帆受風時容易傾斜，因此需要靠船員用一種稱為「壓舷」（hiking）的動作，以腳鉤住綁帶、將身體伸出船外維持船身平衡保持速度。根據研究指出，這樣的動作佔整趟比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時間，且會造成股四頭肌劇烈的負荷，形成神經肌肉疲勞，而男女生理上的差異在這裡就展現出來了，因為身體質量越高，壓舷的效能就越大。

然而這無法解釋在船隻革新前女性於奧運帆船項目的缺席。人類學家Louise Bricknell針對澳洲競技帆船社群的研究指出，從俱樂部到船上各個層級對女性有著相當不友善的對待，這是一個更重要的結構問題。甚至換個角度思考，也可以說是奧運帆船船隻的技術物革新使得男女隔離競技成為必要，若是其他船型與競賽形式，說不定會有不同的發展。例如2015年一支全女陣容隊伍SCA贏得環球帆船賽（Volvo Ocean Race）的其中一段航程，雖然只是一場小勝利，但已彰顯了海上無性別之分的可能性。不少女選手指出競技帆船靠的不是蠻力，還包括對水性風向的理解與決策能力，這些都是女性能與男子船員一搏的本錢。離岸帆船賽傳奇人物Damian Foxall便呼籲，奧運帆船要的不是更多女性或混合性別項目，而是在更成熟的性別認知下回到以往的開放賽事。

首位在奧運拿到第一的女選手Hélène de Pourtalès

射擊

射擊是在1896雅典即出現的元老級類別，從一開始一度出現的軍用槍枝與活物標靶，現在已發展到固定的手槍、步槍、和霰彈槍三種項目。雖然女性一直要到1984洛杉磯才有屬於自己的射擊賽事，從1968開始她們是可以自由參與任何射擊項目與男性對抗，而霰彈槍項目甚至維持了性別開放至1992巴塞隆納。但與帆船類似地，即便沒有性別限制，在1980莫斯科以前每屆參與射擊的女性選手不曾超過9位。與帆船不同的是，在這段時間倒是有兩位女性神射手奪牌，分別是1976蒙特羅步槍三姿項目銀牌的美國射手Margaret Murdock，和1992巴塞隆納霰彈槍雙向飛碟項目金牌的中國射手張山。這兩次的奪牌都產生了相當經典的畫面：1976年Murdock與美國隊隊友Lanny Bassham分數一樣高，但根據靶上彈孔位置裁判判定後者獲勝，最後頒獎時Bassham邀請Murdock一同站在最高的金牌獎位受獎。1992年張山則是在頒獎後被銀牌的秘魯選手Juan Giha和銅牌的義大利選手Bruno Rossetti高高舉起。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破天荒的創舉，下一屆奧運女性射擊類別中獨獨雙向飛碟項目被取消。

美國大學層級的射擊競賽沒有性別的區分，因此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比較資料。有研究將2007至2013共七年的比賽紀錄進行統計分析，發現男女的成績表現沒有顯著差異，不論是在團體賽或是壓力更大的個人賽都是如此。但畢竟大學層級還是與世界或區域冠軍賽菁英層級有別，因此在近兩年內又有兩項研究進一步指出其中細微的差距。第一個分析了2018年奧運射擊競賽規定將女性40發（每輪10發共4輪）改成男女平等的60發（6輪）後，在歐洲冠軍賽事的成績上有沒有不同。結果顯示，女性表現不但沒有下滑，甚至還進步。而在射擊次數一樣後，若比較男子組和女子組的成績，會發現也沒有顯著統計上的差別—除了手槍項目外。在手槍的表現上，男性平均成績是優於女性的，但差距也只在0.9%至1.89%之間，遠低於田徑游泳10%的性別表現差異。另外一個研究將性別與年齡納入考量，分析最近的世界射擊冠軍賽事資料，得到了類似的結論：男性在各年齡層手槍項目上均表現優於女性。

為什麼在手槍項目上會有性別表現差異而步槍則無，或許還是能透過人體動力學解釋。首先，手槍的瞄準基長比步槍短，又沒有像步槍一樣可以用肩膀和另一隻手作為支撐，當手指扣那重達1.1公斤重的手槍的扳機時，若動作沒調整好會更容易影響平衡，因此難度較高。此時，若有更強的抓握力則能維持穩定度，而這牽涉到生理男性較具優勢的肩關節肌肉與屈指肌肉強度。但也有選手表示從解剖學來看，生理女性重心較低的平均體型其實比男性更適合站姿射擊，特別是在射擊步槍時，支撐手的手肘往往可以穩當地靠在骨盆腔邊上，帶來更理想的平衡姿態，而平均身高較高的男性則只能靠在肋骨上。無論如何，在射擊類別上我們可以看到男女體質差異帶來的影響是相當細微的，而更別忘了如同其他運動類型，女性在歷史上投入射擊並接受訓練的時間遠晚於男性。若奧委會願意思考超越隔離主義的性別平衡，我相信往後至少在步槍或霰彈槍項目上，奧運會再度回到開放賽事。

1976年Margaret Murdock與Lanny Bassham共同站在射擊金牌獎位上

馬術

稍早曾提過1900巴黎的馬術競賽中狩獵賽項目已有女性的參與，是來自義大利和法國的兩位女性選手。此後馬術競賽逐漸發展出「馬場馬術」（dressage，或稱「盛裝舞步」）、「三日賽」（eventing）、「障礙賽」（show jumping）三大項目，但一直是只有軍官與紳士能夠參加的遊戲。例如在1936柏林奧運上包辦所有馬術項目金牌的納粹德國團隊中，就有不少掛著軍階的隊員，包括之後在720刺殺希特勒事件中無意犧牲自己救了元首一命的軍官Heinz Brandt。直到1952赫爾辛基，「馬場馬術」才首先開放女性加入，而在1964東京上再次有了性別限制上的突破：所有馬術項目都成為了開放性別的比賽，並且維持至今。

儘管一直沒有女性專屬項目，女騎師參加奧運馬術競賽的數字從1952年的4位一路穩定上升，且在1988漢城（首爾）之後比例始終穩定維持在30%至40%之間。更難能可貴的是，當1952馬場馬術首次開放時，丹麥選手Lis Hartel立刻在與男子同場競技中拿下銀牌，寫下現代運動史上首次正式比賽中女性擊敗男性得到名次的紀錄。性別甚至不是她唯一的挑戰：Hartel在23歲罹患小兒麻痺造成膝蓋以下癱瘓。當年金牌得主瑞典軍官Henri Saint Cyr賽後攙扶著她來到頒獎台的畫面可以說是奧運精神最輝煌的時刻之一。下一屆1956墨爾本奧運因為澳洲的動物防疫政策，馬術競賽必須在斯德哥爾摩舉行，Hartel於此再度摘銀，而銅牌也是由德國女騎師Liselott Linsenhoff獲得。往後馬場馬術個人賽項目中逐漸變成女子選手洗板，從1952開放以來至2016，51位獎牌得主中女騎師佔了一半以上的30位，而且上一位在此項目能夠奪牌的男性已是1996的事情。2020東奧同樣地也是女子全包。相較起來，三日賽中女性得牌者降至11位，障礙賽只有4位，而且從來沒有女騎師在這兩項獲得金牌。不過這個狀況已被2020東奧剛出爐的馬術賽事結果打破—德國選手Julia Krajewski拿下奧運史上第一面的女騎師三日賽金牌。

為什麼馬術項目會有這種「性別分工」的狀況，可以從比賽內容一窺端倪。馬場馬術比的是馬匹如何聽從騎師指令做出細緻的規定動作，甚至搭配音樂freestyle展現舞步，由裁判針對步調、氣勢、藝術性等面向評分。障礙賽看的是馬匹如何跳躍超越各種障礙物，且需兼顧速度和避免撞倒障礙扣分，最後以累積扣分點數和所使用時間定勝負。至於三日賽則像是馬匹的十項全能，綜合比較馬場馬術、跳躍障礙、越野的能力。根據騎師平均心跳和攝氧量的數據，有研究提及馬場馬術只能算中度激烈的運動，而障礙賽和三日賽都達到高度激烈的標準。但千萬別誤以為馬場馬術騎師的個人體格運動能力就不重要。為了維持馬匹平衡和控制步伐，騎師骨盆肌肉需要劇烈的使用，多數騎師因此反映下背痛的狀況。或許更重要的是馬場馬術藝術性的傾向所建構的性別氣質，使得在騎師的訓練安排上較能容納女性，這方面有賴能深入馬術訓練中心的民族誌調查來進一步探索。

另外由於馬術是少見牽涉到別種生物的運動，我也忍不住在看馬匹的性別面向是如何展現。馬術競賽的馬匹分成三種：母馬、閹馬、和種馬。根據我自己粗淺的鍵盤田野，騎師和馴馬師大致而言有這樣的共識：母馬是最理想的入門馬匹，較為敏感而聰穎，但情緒起伏較大，特別是在炎熱氣溫下；閹馬脾氣平和、較易駕馭，是最常見的比賽用馬；種馬則如其名充滿幹勁，但不易控制。奧運馬術項目不只列了得獎騎師的名字，馬匹同樣榜上有名，因此我們是可以統計出其性別分布。但由於馬匹的性別需要輸入名字搜尋挖掘，同名馬匹又非常繁多，我就只從2000雪梨開始簡單計算：在馬場馬術個人賽上得牌的馬隻中母馬只有1隻、閹馬13隻、種馬1隻；在三日個人賽上得牌的馬隻中只有1隻是母馬、其他14隻都是閹馬；在障礙個人賽上，母馬一樣只有1隻、閹馬8隻、種馬則增加至6隻。

由此來看，雄馬在各項賽事中還是佔多數，而種馬特別在障礙賽項目上有更高的使用率。一個針對2008-2018英國馬術三日賽中馬匹性別年齡的最新研究結果似乎支持了這樣的觀察：母馬在各層級的高峰表現皆輸給雄馬，而種馬的整體成績穩定性則不如閹馬。但如同人類，經過馴養訓練的馬匹之性別氣質，特別是在賽場上的展現，也是在生理基礎上操作建構起來的（閹馬就是最好的例子）。有不少的騎師表示母馬雖然被貼上著情緒不穩定的標籤，但若摸透其好惡，她的表現會更加優異。在2020東奧剛比完的馬場馬術團體賽中，金牌的德國團隊就是母馬2隻閹馬1隻的組合，而在個人賽中，得到金銀兩牌的德國選手也都是駕馭著母馬。此外上面提到的新科三日賽個人冠軍Krajewski也是與母馬Amande De B'neville合作。至於障礙賽，目前世界障礙賽冠軍德國女騎師Simone Blum的坐騎Alice同樣也是母馬。再一次地，我們恐怕需要從牧場馬場中競賽馬匹一出生就開始觀察其成長模塑的多物種民族誌，才能更完整地回答馬術性別表現的問題。

突破性別與身體限制的Lis Hartel

從以上的整理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奧運競技場上看似中性、使男女對抗成為可能的技術物如船隻、槍枝，還是有幽微細緻的性別安排，馬匹更是必須跳脫技術物而以物種的糾纏來理解。最後，奧運在「性別平衡」上所做的努力，仍是奠基在隔離主義的原則上，但要改革並非易事，因為這牽涉到賽事背後不同層級的主管單位、商業利益、訓練方式、以及文化慣習。運動，從來就不只是運動而已。

本文採用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林浩立性別戰爭：奧運競技場上有男女對抗的運動嗎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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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陳蔓郁* 2021-08-02 16:27

少曼少曼，叫的那麼親熱。

與其說男女對抗，不如說馬術這運動的高門檻（財力資金和精英階級），因為高門檻所以人數上分不了男女兩項目，加上相較於其他身體競技、球類等體力運動，馬術這項目更能包容男女之間的先天生理條件差異，該運動的特點強調的馬兒與人之間的默契培養

Buni Losing* 2021-08-02 16:29

很多球類運動都有混雙男女共用參賽的項目，也很多打破男強女弱的刻板印象。寫這篇文章的人應該是沒什麼在看球賽，為了蹭熱度才硬要寫這種題目。

林浩立* 2021-08-02 16:51

謝謝樓上兩位讀者迅速的留言。給一樓：馬術財力資金和精英階級的解釋很多人都知道，但為何會有馬場馬術、障礙賽、三日賽不同的騎師性別比例？這是「馬術這項目更能包容男女之間的先天生理條件差異」無法解釋的，也是本文想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給二樓：文章指的是男女head to head對抗，性質與混合性別合作有別，謝謝。

Alistair * 2021-08-02 20:51

謝謝作者的撰文，鉅細靡遺收集和整理。許多當今司空見慣的日常，都是經過以往許多年和許多人的堅持爭取才得以發展成立。閱讀歷史就是提醒，平等這件事，兩字說來簡單做來多不易。

一日球迷* 2021-08-02 23:09

發現芭樂人類學留言很多都是未讀內文就開酸，明明這篇文章的分析論證很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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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十七張：難民的足球隊

潘美玲 — Mon, 25 Jun 2018 03:00:00 +0000

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十七張：難民的足球隊潘美玲* 週一, 06/25/2018 - 11:00

印度的西藏地圖

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十七張

難民的足球隊

2018-06-25

西藏體育

回應 3

作者：

潘美玲

無緣的世界盃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已經從6月中在俄羅斯開踢了，成為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球迷們熱切地為選手們加油，享受著足球比賽帶來的刺激，贏球的快感、輸球的洩氣，比六月豔陽更熾熱，更灼人，全球廣大觀眾沈醉其中，賽事還在進行的過程中，大家屏息期待著世界冠軍的國家隊伍誕生。但大家一定不會注意到，或從來也不知道，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這天是聯合國難民總署在2000年通過，將「非洲難民日」改成「世界難民日」，呼籲世界對於難民處境的重視與救助。從此每年的難民日幾乎有一個關注難民的主題，「尊重」是2001年的第一個「世界難民日」主題，對難民給予應有的尊重，並認可他們也和社會中的一般人一樣，可以做出貢獻。2018年剛出爐的主題是：「沒有比現在更需要的時刻，我們要和難民站在一起」（“Now more than ever, we need to stand #WithRefugees”）。

根據聯合國難民總署的報告，現在也是比以前的任何時刻，記錄到最龐大的流離失所的紀錄，包括國內流離與跨國離開家園的難民，高達6,850萬人。這比英國人口還要高出300萬人，而這個數字是踢入世界盃的小國冰島人口的228倍以上。當前每2秒鐘就有一人被迫流離，難民是我們人類世界衝突或戰亂的後果承受者，卻不見容於國際政治的體系秩序，因為難民的身份或是無國籍的人，在現有以民族國家構成之國際體系中，無法被歸類到任何既有秩序當中，是一種存在但無所歸屬的狀態，人類學家Liisa Malkki稱之為「中界」或「閾界」（liminal）的身份。「閾界」的概念原是象徵人類學家van Gennep在分析生命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s)時，從原來的社會身份進入到新的社會身份之前的中界階段，這個階段的特色是抽離原來日常的生活結構，因為無所歸屬，對原有的結構就構成了一種挑戰。學者引申這個定義，運用到描述在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體系中的難民身份的特質，這種「既是人卻又不被當成人」的狀態，與現在正火熱的世界盃足球賽事，成了平行的世界，卻又是當前世界現實的一面鏡像，呈現一個有/無國家身份的對比。此時此刻，「難民的足球隊」也是現在比以前的任何主題更合適書寫。

不可能的比賽

流亡藏人足球國家代表隊是在2001年成立的，當時受邀到丹麥和格陵蘭(Greenland)的球隊進行比賽。整個球員的選拔、訓練到出賽的過程，被以紀錄片的方式被呈現出來，根據英文片名直譯為「被禁賽的隊伍」（The Forbidden Team），而在臺灣公視播出時則是用「不可能的比賽」為題。從這兩個片名就看出端倪，目前正在參與世足賽的各國隊伍，除了在球場全心踢球力求表現之外，其他都不是問題，但藏人的難民足球隊，則是除了在球場上全心踢球力求表現之外，其他都是問題，舉凡找到足夠合格的球員、合適的練習場地、能夠「出國」的文件，再加上找到能夠比賽的對手，每一道關卡的考驗，都比球場上的對手進攻更為凌厲。因為在山城達蘭薩拉集訓，連一塊像樣的平地操場的設施都沒有，只能將就著使用僅有的平坦地面，即便有一半是人車牛群都可以來往通行的路面。球員雖然來自印度、尼泊爾各地的藏人社區，但大半都是業餘生手的程度，雖然請到丹麥的足球教練進行培訓，在只有一個月的時間要將這些球員訓練到夠資格在國際賽場踢球，僅管如此，這些情況還算是某種程度，可以自我掌握，努力改進克服的部分，最大的關卡是球員的難民身份，幾位球員因為缺乏足夠的身分證件，無法獲得簽證，即使練就一身的球技，卻失去了出賽的資格。

2001年的6月30日西藏國家代表隊終於在丹麥進行了第一場國際足球賽。對手格陵蘭與流亡藏人的政治際遇一樣，都為了自主獨立而持續奮鬥。格陵蘭雖然屬於丹麥國土，大部分是當地原住民的因紐特人，歷經數十年爭取成為自治的獨立政體的奮鬥。這兩個處於國際民族國家體系下的「閾界」球隊，在全場5000多名觀眾的支持之下，進行了歷史性的球賽，場中飄揚著西藏的雪山獅子旗，雖然西藏隊落敗，兩支球隊則展現了超越國界的友誼。紀錄片中，西藏代表隊的經理在賽後頻頻拭淚而百感交集地表示：「這不單是一場足球比賽，我們要的不只進球的分數，而是為了渴望自由的國家而踢，這點我們辦到了。」

流亡藏人的國家足球代表隊，因為國家地位未被國際認可，所以無法申請進進入「國際足球聯會」（FIFA），以及其他的國際足球協會。直到2013年總部在瑞士成立的「獨立足球聯會」（Con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Football Associations, ConIFA），特別是給那些因為各種原因而被「國際足球聯會」排除在外，或未被承認的國家、少數族群、無國籍的人們或無國家的民族的足球隊參加，從2014年開始，兩年舉辦一次世界盃比賽。2018年西藏國家代表隊首次透過該會會員投票通過，得以「外卡」的方式，參與5月底到6月初，在英國倫敦舉辦的獨立足聯世界盃的比賽。這個另類的足球賽，今年有16個隊伍參賽，包括Punjab隊，是印度Punjab地區所有海外的移民組成的足球隊；也包括在日本的韓裔聯隊（不以國家而是族裔的身份）；也有位於南太平洋，備受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而可能失去國土的「土瓦魯」（Tuvalu）國家代表隊等。「獨立足球聯會」成立，試圖超越現代以「國家」為唯一單位的足球聯會，為那些因為身份無緣參與FIFA球員，開放了能夠以球會友的另類國際比賽機會。

然而，參與這次的獨立足聯比賽，對於西藏國家代表隊而言，也差一點變成了「不可能的比賽」，因為一些原來爭前恐後願意資助比賽的西方品牌公司，被中國政府要脅，這些公司必須向主辦單位提出排除西藏足球隊的參賽資格，否則就會傷及這些品牌公司在中國的商業利益。結果，原來有許多品牌公司願意贊助的比賽，屈服於中國壓力紛紛打了退堂鼓，只剩下一個愛爾蘭的企業主，無畏地成為主要的資助來源，使比賽得以順利舉辦，西藏代表隊才免於變成了連獨立足聯世界盃也被「禁賽的隊伍」。

永不放棄盃

儘管國際處境艱困，但西藏國家足球代表隊自從2001年成軍以來，努力爭取比賽機會，謹記達賴喇嘛給他們的叮嚀：「你們走到哪裡都要帶著藏民族的性格。不管在哪裡，我們都要做到有助於提升藏民族的形象和尊嚴，極為重要。我們藏人是個值得驕傲的民族。」這份使命，在2013年起又加入了一支生力軍，因為一個美國女教師Cassie Childers 的發起，催生的「西藏女子足球隊」。她說明成立這支球隊的目的：「第一，超越傳統婦女的形象，賦予所有藏人婦女權力。第二則是具有政治性，組建西藏第一支女子國家代表隊，訓練我們的隊員講出真相，作為和平的手段，把西藏告訴全世界。」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9137290

透過足球運動，在西藏社會提倡兩性平等，讓年輕女性和男性一樣有機會在運動場上奔馳，從而發揮西藏婦女自主獨立的能力，成就女性的賦權，即使還沒有出去踢國際比賽，讓女子足球運動在校園普遍推行，對打破保守傳統的西藏社會而言，也算是先馳得點了。值得一提的是，該隊曾經在2015年受邀到德國柏林比賽，當時主辦單位除了誠摯邀請西藏女子足球隊參加，還特別通知該次活動會有中國的球隊參加。當教練告知球員們這個消息時，這些女孩們做出的決定是：「我們將會把中國球員當成朋友。」，而當她們遇到中國球員的當時，就主動上前去打招呼，表示歡迎。這個相當具有自信的舉動，真正讓足球運動成為搭建友誼的橋樑，而有另類接觸的開始。

2017年西藏女子足球隊收到美國德州達拉斯盃比賽的邀請，但她們因為難民的身分，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拒發簽證，而無法成行，即使她們到美國駐印度的大使館前面抗議，也沒有如願，她們宣讀的抗議信上質問著：「什麼叫作沒有好的理由，難道還有比代表自己的國家更好的理由嗎？」於是美籍教練決定自己舉辦比賽，找來印度在地三支球隊進行友誼賽，該次活動名稱就叫「永不放棄盃」（Never Give Up Cup）。當世界都拒絕妳的時候，只能永不放棄地站起來繼續奮鬥。

出場比賽就算贏

世界盃足球賽正如火如荼地在進行，各有擁戴的明星與國家隊伍，甚至出動各種動物靈媒預測冠軍獎盃的得主國家。有些人一定看過1999年由藏傳佛教的喇嘛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所執導的電影「高山上的世界盃」（The Cup），影片內容敘述在喜馬拉雅山上的藏傳佛寺，小喇嘛們千方百計地要收看1998年世界盃足球賽，所引發的一連串逗趣又發人深省的過程。影片中佛寺的住持問道：「到底是什麼比賽？」，所得到的回答是「兩個國家球員拼命地奔跑，為了爭奪一顆球」，而獎品則是「一個杯子」。這部影片以The Cup為主題，顯然除了在世界盃的脈絡下，還有從佛法教理體悟的另一層次，畢竟導演是轉世的仁波切，試圖通過世俗的表層，傳達出世間的空性道理。的確，那個杯子只是一個象徵。

而西藏的足球隊，由於流亡難民的身份，要能出場比賽還得先過中國「守門員」這一關，以及各種國際承認的另一關。從成軍以來，歷經各種考驗，力爭出場比賽的機會，然而比賽成績一直相當慘澹，幾乎是球場上的常敗軍。但是對一個難民的足球隊而言，只要有機會代表國家出場，就象徵性地得分，贏得勝利了。

大家應該還記憶猶新，在2016年的里約夏季奧運賽，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支由難民組成的運動參賽隊伍，沒有國旗，沒有國歌，但是在奧運的五環旗的引導下進入會場的，雖然人數很少，這些難民選手能夠和各國選手一起站上國際運動的場合，卻真正體現了運動比賽的公平競爭精神，只要給予難民應有的機會，他們也會和其他的運動員一樣，可以在比賽中發光發熱。同樣地，也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就如第一屆「世界難民日」的主題所強調的「尊重」。

難民足球隊的存在與能否出場比賽的意義，是這個世界衝突/容忍、競爭/友誼、爭奪/慈悲，戰爭/和平等對立的價值競逐高下的指標，重點不在於比賽的分數，而是測試著我們這些場邊的觀眾，是否有足夠的勇氣來stand #WithRefugees。

本文採用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潘美玲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十七張：難民的足球隊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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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n Yang* 2018-06-25 14:28

善待移工可以從足球做起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80623/38051155/

康心慈* 2018-06-26 14:19

都看不懂在寫什麼東東
文字組成邏輯有待加強。
無聊的足球話題

芭樂小編* 2018-06-26 17:17

若樓上讀者以為這只是一篇討論「無聊足球話題」的文章，而沒有讀出對當今難民議題的討論，建議再讀一次，說不定會有新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