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

黑人的命與種族資本主義：半世紀以來的美國黑人抗爭

劉文 — Mon, 26 Oct 2020 03:00:00 +0000

黑人的命與種族資本主義：半世紀以來的美國黑人抗爭劉文* 週一, 10/26/2020 - 11:00

黑人的命與種族資本主義

半世紀以來的美國黑人抗爭

2020-10-26

資本主義抗爭美國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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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文

全球疫情蔓延之下，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染與破壞性幾乎燒盡整個2020年，而另一株強力與影響性幾乎等同肺炎的火苗，非美國的種族紛爭莫屬。今年五月底，明尼蘇達州一名非裔男性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因涉嫌使用假鈔而死於警察不當執法暴力的事件，在疫情中引起全國關注，甚至是引發全球大規模的抗爭，重新將美國長年以來的種族矛盾推至最前線。「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這場運動，不僅僅源自於黑人在美國社會的壓迫處境，尤其是刑事司法制度對黑人社群的不公，更是二十世紀的六〇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以來積蓄的、無法被解決的種族資本主義（racial capitalism）矛盾。

長年累積的種族紛爭，在八〇年代後的全球化之下，目標在推翻階級結構的種族政治越來越被菁英階層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取代，使得少數的有色人種能夠進入中產社會與象徵性的決策位置，但整體而言，黑人的物質生活卻沒有得到太大的改善。特別是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之後，黑人與白人家庭的資產累積差異，比六〇年代時還來得巨大。本來該是象徵進步的多元文化主義，反而成為有色人種菁英與白人領導階層合作，以維持種族階層化秩序的論述。這樣表面的「種族平等」現象，一直到2012年後BLM運動的爆發，開始被系統性地反思與檢討。以黑人壓迫經驗為主的種族批判，特別針對當代的警察暴力與大規模監禁（mass incarceration），凸顯新自由主義時代下黑人壓迫的困境，以及美國種族資本主義維護的根本邏輯。

紐約市的Bellevue醫院前，醫護人員參與BLM集會（2020/06/04）。來源：AFP。

二戰後的美國夢：民權運動與激進路線的黑人解放

1964年的「民權法案」是黑人民權運動的重要轉折，從奴隸制度年代至南北戰爭時期的種族隔離政策被判決為違反美國憲法，而關於提倡黑人的投票權也相繼通過。初期的黑人民權運動強調融入美國社會的重要性，像是馬丁・路德・金在1963年所發表的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想》，認為美國夢被白人至上主義給抹滅，即使在奴隸制度結束後，黑人仍無法得到真正的解放。二戰後的美國社會因為戰時的工業生產致富，也從早期的隔離主義轉向為與蘇聯對抗的其一世界領導者。越來越檯面化的黑人民權運動，伴隨著震動全美國的反越戰運動，刺激整體美國社會渴望在社會與文化層面的進步，進而促成一個時代改革的契機。

「為工作和自由向華盛頓進軍」，美國史上最大的遊行之一（1963）。來源：NAACP。

即便如此，民權法案的通過並非代表美國走向種族階級的翻轉。相反地，批判種族主義學者Derrick Bell認為，二戰時期宣示反納粹並晉升為世界領導者的美國，在冷戰時期卻被蘇聯批判內部的種族矛盾，內化夾攻之餘，美政府必須透過平權法案來展演國內已經解決了種族問題，好以維護美國的全球道德領導秩序。民權法案的通過，除了黑人對於賦權運動的覺醒、社會改革氛圍的蓬勃，更是白人與黑人菁英二戰後的「利益趨同」，而非種族階級的逆轉。

事實上，即使是在經濟繁榮、中產階級繁生的戰後美國，多數的黑人仍處於貧困階層。即使國家針對返國軍人的社會福利政策，以及起飛的北方工業化，讓一千兩百多萬的返國軍人得已累積房產與謀生，許多曾在戰時參與國防工業工作的黑人與女性，卻因此被逐出勞動市場。另一方面，即使「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決已將種族隔離定義為違憲，隔離制度在南方仍是持續進行著，白人法西斯團體，像是「三K黨」（Klu Klux Klan），拒絕承認黑人的民權並以組織化的暴力行動，致力於「維持」種族隔離與白人與黑人間的階級關係。而在所謂「自由」的北方，種族隔離仍藉由住房歧視（redlining）——禁止黑人在特定區域申請貸款——依附著資本邏輯的經濟制裁，持續合法地被執行。

溫和派民權改革的極限、馬丁・路德・金的謀殺，以及國家對於社會運動越來越嚴峻的監控和壓制，使得黑人的激進主義成為一條更清晰的運動路線。代表政治人物像是Malcom X與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認為黑人必須建立「非裔中心」（Afrocentrist）的論述，甚至是黑人的國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m），推翻白人社會的知識體系，建立以黑人思想與視角為出發點的制度，進而取得資本生產工具，才能真正顛覆黑人的社會階層與達到黑人的解放。

這樣的思想，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國內政治氛圍所有的結果，也是受到戰後全球第三世界反殖民熱潮的影響。黑豹黨崇尚毛主義，批判種族主義與美帝國建構的關聯性，以及「白左」（white socialist left）對於階級批判缺乏種族關懷的極限，並認為黑人社群必須建立超越「非暴力示威」之外的革命策略，包含取得自衛的槍械，才能對抗白人社會的壓迫黑人的軍警制度。總而言之，六零年代的美國給黑人的賦權帶來巨大的變革，卻也加深了美國種族運動路線上的分歧：和主流政黨合作共生的平權改革，以及將黑人賦權（Black Power）連接至資本階級顛覆之必要。

加州奧克蘭的黑豹黨。來源：AP Photo/S.F. Examiner。

大規模監獄化與資本剩餘危機

六〇年代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以及北方工業化促成的南方黑人「北上大遷徙」（Second Great Migration），相繼加速聯邦政府「罪刑化結構」（architecture of criminalization）的政策走向，目的在於維持國家秩序與監控非裔社群。1968年聯邦調查局長J. Edgar Hoover宣判黑豹黨為美國「國家安全的最高威脅」，兩年內逮捕了七百多人，包含現在知名的黑人女權運動者和思想家Angela Davis。

七〇年代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攀升，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的聲音高漲，以及聯邦政府對於社會福利預算的減縮，促使地方政府更加仰賴地方的私有經濟體來取得州政府收入來源。尼克森與雷根總統相繼宣布的「War on Drugs」法令，開啟了半個世紀的刑罰「輕罪化」，使得政府將曾經不被納入嚴重刑罰的小罪——開車超速、持有毒品、宵禁後遊蕩街頭、隨地大小便——等等，給予重罰。這般的政策改變，除了增加了州政府罰款來源，更大幅增加了入獄人數。在使用或持有毒品這項罪行上，黑人受到比白人更嚴厲的刑法，也更容易因為毒品入獄。而和私有企業共享利益的地方政府，透過大規模的「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執法，掃蕩開發區域的街友和有色人種，以吸引投資客和炒高房價。

批判地理學家Ruth Wilson Gilmore，認為七〇年代後的監獄擴增，特別是在美國西南方的農工業地區，不只單純來自於菁英階層針對黑人系統性的歧視和監控，而是美國傳統產業經歷全球化工業轉型失敗下的產物。她指出，七〇年代後加州郊區經歷傳統工業廠房大量的外移，閒置的土地轉型賣給州政府，作為監獄興建工程開發地，得已解決當時企業的債務危機，以及當地居民的失業問題。她將這樣的現象稱為「The Prison Fix」——監獄興建解決的不是資本累積的失敗，而是資本循環中無法處理閒置「剩餘價值」（ surplus values）的危機（“systematic failure to disaccumulate”）。在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之間所新建的二十四座監獄中，就有十八座是建立在廢棄的農用土地之上。如今，即使美國人口只佔有全世界的4%，美國的監獄人口卻佔了全球的22%；其中，黑人比白人也高出六倍的入獄機率。美國的大規模監獄時代，也從這次的資本危機中迅速地擴張。

原是棉花工廠重鎮的加州考克蘭市，1988年興建了腹地龐大的加州州政府監獄。來源：Wikipedia。

黑人菁英的背叛

2008年，歐巴馬乘載著「多元文化」美國夢的巔峰，他的競選標語「HOPE」，隨著社群網路的熱潮，成為美國自由派渴望結束小布希時代的外戰與保守主義，重返自由、民主與平權的美國價值。但在歐巴馬與拜登作為副手的八年執政下，卻不見黑人的階級翻轉，而是經濟蕭條與更加嚴重的警察暴力問題。2012年二月，一名佛羅里達州17歲非裔青少年馬丁（Trayvon Martin）被白人警察不當執法射殺，這名警察卻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首次爆發了大規模的抗爭。2015年四月，另一名非裔男性Freddie Gray受到不當執法而身亡，發生在非裔政治家佔有重要決策位置的巴爾的摩市：當時的市長與警察局長皆為非裔，卻也始終沒有讓殺害Gray的警員得到刑法的處分。

歷史學家Keeanga-Yamahtta Taylor強調，即使平權運動使得一些黑人領導者打入了主流政治，他們上位後更在意吸引中產居民進入他們的管轄區域，而非解決黑人的就業、住宅或司法問題。許多黑人甚至開始搬離北方城市，造成二戰後的「反向遷徙」（reverse migration），渴望在南方找到更好的住屋條件或工作。在這次佛洛伊德引爆的BLM抗爭後，華盛頓特區的非裔女性市長Muriel Bowser，將Black Lives Matter的黃色字樣鮮明地漆在通往白宮的馬路上，但她同時也提出了要增加四千五百萬美金的警方預算，和提倡「縮減警察預算」（defund the police）的運動目標全然背道而馳。

通往白宮的「Black Lives Matter」塗鴉。來源：Business Insider。

為何要強調「種族資本主義」？

近年批判種族主義的思想家將BLM運動作為黑人「再現政治」（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的終結，當越來越多黑人掌權重要政治位置，但帶來的改變卻不足以挽救大量白白犧牲的黑人生命，反而讓階級成為分裂非裔社群與政治目標的重大因素。而當警察的監控與管制制度從街頭蔓延至工作場域、學校甚至是醫療系統，BLM不僅僅是針對司法制度的抗爭，也是對於美國資本社會長期以來剝削與掠取黑人勞力的批判。種族資本主義的理論架構，凸顯黑人的解放並不會來自於主流白人社會的「同理」或「覺醒」，而需要更根本的階級翻轉與系統性的改革。

種族資本主義拒絕「白左」馬克思主義將階級做為單一指標的分析模式，強調資本必須藉由種族的分層得才得以取最大的利益，從早期美國奴隸制度開始，即是將黑人的身體作為勞動剝削與開發監控勞動力科技（比如鞭刑）的主體，也因此，美國資本主義與種族主義作為孿生共構的關係，無法被分割。另一方面，種族資本主義拒絕「黑人特例主義」（black exceptionalism）與「黑人國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m），兩者都偏向認為黑人是一個自然形成並具有相同政治目標的族群，也認為黑人族群的壓迫經驗具有其特殊性，無法與其他少數族群建立真正的連結。如本文上述，這樣的種族政治容易複製階級的問題，並且抹滅社群中的多樣性（例如酷兒、跨性與女性的黑人經驗），最終只讓少數的菁英得利，也使得運動缺少自省的空間。BLM運動中近期特殊化黑人經驗的本體轉向（ontological turn），值得持續地關注和反思。

種族資本的視角，除了強調改革必須認真面對階級的議題之外，更認為運動必須與其他的反資本反抗做有效的連結。無論是與北美原住民共同抵抗土地與居住權利的剝削、與拉丁裔在疫情之下大量被逼迫暴露在病毒危險的工作場域，或是國內警察軍事化與國際上軍武銷售給殖民政權（以色列）的關聯，都密切地影響著「種族」和「資本」的連帶關係。有鑑於此，黑人的解放，不會只侷限在黑人主體的權利，而應朝向一個跨種族、抵抗資本的大規模社會運動。

美國總統大選近在眉梢，八月威辛康洲另一名黑人Jacob Blake的射殺事件後，無法平息的民怨與抗爭，使得BLM從全國性的大幅度支持，逐漸成為兩黨迴避的燙手議題。川普或拜登陣營，即使在警察改革上有不同的政策走向，兩者都仍是強調要將美國回復原來的秩序。多數美國民眾也從六月時對於運動的支持高峰，在不斷的暴動與警民衝突後，對於運動的觀感逐漸轉為冷卻。美國黑人的革命，面臨又要再度被自由派菁英背叛的極高可能性之下，將會持續在體制外燃燒，等待下一次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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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一場正在發生的海域抗爭

呂欣怡 — Mon, 17 Aug 2020 02:00:00 +0000

記錄一場正在發生的海域抗爭呂欣怡* 週一, 08/17/2020 - 10:00

記錄一場正在發生的海域抗爭

2020-08-17

環境抗爭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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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呂欣怡

歷史總是一再重覆。繼2015年5月竹南龍鳳漁港30艘漁民自救會漁船出海抗議海洋風電示範風場、2015年7月彰化區漁會帶頭組織80餘艘漁船圍堵福海風場的觀測平台施工之後，近日在雲林縣的四湖與口湖鄉沿海，也有一波漁民對抗離岸風場的行動正在進行。引發風波的允能風場位於四湖鄉與口湖鄉外海8至17公里處，總面積82平方公里。允能是第一批通過經濟部遴選程序的離岸風場，規劃在今年年底之前安裝40座風機，2021年底前完成全部的80座風機並且併網商轉。臺灣海峽的海象與氣候條件讓海上施工期局限於5-9月，允能工程船於六月開始進入海域，在6-7月間就造成了幾次與漁船的海上對峙，驚動能源局南下協調。7月19日漁民在口湖鄉台子村天台宮成立自救會，7月26日至27日再次出海阻擋風場佈纜工程船的行動。8月13日上午漁民自救會北上至立法院召開記者會，我也受邀發言。漁民在會中以近日捕獲有明顯傷痕的魚類為證據，指控風場打樁前的預備工程擾動海床，不但損壞漁具，更把過去沈積於海底的有毒物質翻動上來。另外，前日與業者的協調會上出現不明帶刀人士，事後證實是外包廠商雇用來協助允能風場的海事工程、維護「工作場域安全」，漁民因而指責風電公司動用黑道來壓制陳抗漁民。

離岸風場（來源：pixabay圖庫）

雲林海線素有「風頭水尾」之稱，以示其地理位置之偏遠、自然環境之嚴酷。官方數據顯示南端的四湖、口湖兩鄉人口結構老化、家戶收入偏低，而且相當比例的土地被歸類為地層嚴重下陷的不利耕作區。然而，「偏鄉」的表象之下是漁村特有的旺盛活力，以及面對環境變化的韌性。雲林沿海地帶曾歷經多次環境災難，上個世紀最嚴重的天然災害是民國75年的韋恩颱風，除了摧毀原有的屋舍、道路，與魚塭，更造成了至今尚未回復原貌的幾處沼池（其中的成龍溼地在觀樹基金會與成龍村民合作協力下，轉化為國際級的公共藝術場所）。人為災害最著名的是離島工業區（六輕場址）填海造陸工程，不但消滅了當時濁水溪出海口很重要的漁場，也永遠地改變了洋流方向而讓其南邊的主要漁港因為淤沙而大幅蕭條。但是沿海地帶的人們運用他們的韌性與生態智慧，自一次次環境破壞中重生，其中的關鍵就是海洋帶來的資源。海水養殖技術的引入與精進，解決了地層下陷禁抽地下水的窘境；最南端的台子港因為淤沙還不算嚴重，足以容納三百多艘漁船筏停泊，不但維持了村內的傳統捕撈漁業，更讓年輕人可以返鄉以討海為生、為榮。8月14日記者會中，發言相當令人動容的許秦源，就是村內20-30歲這一代的年輕漁民之一，他家族三代漁民，自己從大學時代就很愛捕魚，「我很喜歡海上的生活，海上很快樂而且收入豐厚」。但這位年輕漁民願意用高風險勞動來交換的海上自由，卻是脆弱不穩、總是率先犧牲於工業建設之下：「我們雲林北有六輕，台子村又有161KV電纜，現在外面又有風機，整個西海岸，從苗栗、新竹到雲林都在施工，那我要去哪裡捕魚？」在一篇刊於《上下游》的深度專訪中，中年漁民林龍珍更說，「留下一片海，至少就是留給年輕人一個未來，留下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活路，『請風力發電離開傳統作業區』」。

從2015年的苗栗到現在的雲林，幾乎西海岸有離岸風場的各縣，都出現了漁民抗爭，這讓我們必須探究，臺灣發展離岸風電的方式，出了什麼問題？為何在不同地方都引發了類似的民眾反彈？或許最近幾年新出版的能源人類學作品，能帶給我們一些提示。能源人類學一向的核心關懷，是探索能源科學著重的技術面向之外，更複雜的社會、文化，與政治條件，與能源技術及產業之間的交纏與共構。而「能源」當然包括了傳統化石能源與新的綠色能源。2018年與2019年出版了三本重要作品，都是針對大型風力發電場造成的社會、政治或生態衝擊，進行批判性的檢視。Jaume Franquesa（2018）的Power Struggles: Dignity, Value, and the Renewable Energy Frontier in Spa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探討加泰隆尼亞的一個偏遠農村，如何與工業化的能源設施交涉。這個農村因為人口外流產業不振，成為大型能源設施的集中地，從上個世紀的核電廠到目前的大型風場，這些企業財團投資的大型能源設施—不管「乾淨能源」與否—一再成為居民抗爭的對象。作者指出，任何時代的能源都是以進步、創新的形象首次現身，但也都在「進步敘事」之下遮掩了實際的社會關係與環境後果。最新一波的風力發電場集中在貧窮的鄉村地區，複製了過往傳統電廠的發展模式，結果是限制了風電做為低碳能源轉化能源生產系統的潛力。2019年杜克大學出版社以頗富新意的「雙民族誌」（duographs）格式，出版了Dominic Boyer與Cymene Howe各自著述但共享副標題與前言結論的Energopolitics及Ecologics: Wind and Power in the Anthropocene。這套雙民族誌以墨西哥陸域風機密度最高的省份瓦哈卡為田野場域，探討墨西哥於後石油時代開展的能源轉型採用了什麼樣的路徑？從村庄、城鎮、州政府到中央政府的政治脈絡中，能源轉型如何受制--與開啟—不同尺度的權力關係？兩位作者一個共同的發現，是傳統能源時代的世界觀與價值積累模式，頑存於新世紀的風電體系中，在瓦哈卡激發了大規模的原住民反風場運動，以及村庄民眾對綠電無感、不願支持更民主化的社區電廠的社會後果。

上述三本作品代表了晚近關注低碳能源轉型的人文社會學者共同觀察：大型再生能源設施再製了傳統能源產業與採礦業的「搾取邏輯」（extractive logic）。臺灣目前已經沒有煤礦或石油等化石能源生產事業，但近年來爭議極大的礦石產業，或可用來做為說明「搾取邏輯」的實例。搾取邏輯的首要特徵是它對低成本取得的公有地與礦物資源的獨占性，一塊劃為礦場的土地，在礦業許可期間可以合法排除妨礙採礦的其他土地用途，就如同離岸風場劃設於國有海域之後，即使沒有實體畫限，但風場範圍內可能干擾風機運轉的人、物，與行為，都可被取締。同時，如同礦場需要以貶抑場域內原有用途之價值的方式來合理化其空間獨占性，離岸風場計畫在闡述開發合理性時，也必須證明該海域既有用途—漁業—的低經濟價值，而這正是漁民在各個陳抗場合，都特別強調現有漁場的魚源豐富與高價值，以駁斥風電業者爭取獨占權利的理由。搾取邏輯第二項特徵，是它將欲開採的礦物從其鑲嵌之環境剝除，在礦業資本家眼中，除了這項可轉化為財富的採取目標之外，其他周邊存有—如土石、森林、水源，各種動物等等—都是需要清除的雜質，而當礦業在意的採取目標無法再生產，整個礦場就被棄置了。離岸風場所開採的資源是源源不絕的風，似乎沒有礦業耗盡礦物資源的問題，但風能開採需要人為設施—馬達、扇葉、機架、機座，海纜等等，這些技術物的設計規劃，都是以極大化風能開採效率為目標，而不把風視為與海域萬物交纏的力量。因此我們看到風力發電機組的高度、尺寸與裝置容量都一直往大型化的方向演進，至於鉅型風機可能增加的環境擾動，如對鳥類、對海洋生物，甚至對人類的視覺與行動干擾，則都視為可以控制與因應的技術次要問題。簡言之，離岸風電再製了單一化的生產思維，與漁民呼籲「留下一片海，留下一個讓年輕人進可攻、退可守的活路」以保留開放的未來可能性之包容胸懷，呈現強烈對比。

風電在台灣所引發的民眾抗爭，或許不如反核能與反火力發電一樣受到社會矚目，但綠能的爭議化解確實有其急迫性。8月14日記者會之後，幾位致力推動綠能的專業人士很精闢地指出，如果政府與業者不好好處理能源轉型引發的民怨、無法正視與化解大型風機對地方社會的干擾事實，將非常不利於整體綠電發展，因為挫折的民眾很可能以譏誚（cynical）態度看待綠電，甚而回頭支持傳統化石能源或是環境風險極高的核電。回到雲林海線，就算是堅持反核反火電的地方保育人士，也曾感嘆地對我們說，台西麥寮海邊蓋了那麼多風機，空汙還是一樣嚴重。能源轉型一定要讓人民有感，而尊重原有生計方式、保留土地與海域多元使用，以及開放的未來可能性，不但是合情合理的訴求，更能讓綠電可以在地紮根、長遠發展。

去年《環境資訊電子報》的採訪中，我曾說: 「『越來越多人關心海域是好事』…民眾越是關注，政府越有可能投注心力於重新思考海域管理與生態監測的問題，『擾動不見得是壞事』，說不定離岸風電帶來的擾動，有機會為台灣的海洋政策帶來新曙光。」僅以此段話做為本文結尾，祈望歷史的循環到此事件為止。

※註：雲林漁民與允能風場的對抗是現在進行式，有興趣追蹤這段過程的讀者，可以申請加入漁民成立的雲林風機討論區（捍衛我們的環境，保護我們的生存權!!）臉書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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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邵武* 2020-09-04 17:28

好文，不但揭露一個重要問題，也摘要其中關鍵的面向。同樣地，在陸地上所發生的"綠色能源"進行式，如光電侵蝕農地和綠地的問題也值得關注。總地來說，如本文所說，我們對能源的替代方式若還是只從能源供給面去看，就是那種以榨出(extraction)的方式取得能源，即使那是看似"無害"的陽光，風力等，我們依然沒有脫離資本主義圈地式的生產模式，因此難說是邁向綠色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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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由之路的洞見與不見

容邵武 — Mon, 23 Mar 2020 04:00:00 +0000

香港自由之路的洞見與不見容邵武* 週一, 03/23/2020 - 12:00

香港自由之路的洞見與不見

2020-03-23

香港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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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容邵武

預見

2019年11月19號，我抵達香港。一如最近這幾年每隔半年就到香港田野工作，我降落機場；也一如5月初離開香港時向報導人說，我11月下旬還會再來，看11月24號的區議會選舉。只是除了這二項如預期般實現的事情之外，所有事情都不一樣了。

人們都說，《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是2019年3月由香港政府所提出；是的，只是我若說這項條例叫做《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沒幾個人會知道我在說甚麼。同樣的，2019年5月我在香港田野工作時碰到的報導人就不時對香港沒幾個人知道香港政府提出這項條例感到沮喪，同時對政府應該能夠繼續推進這項條例並且最終成功立法，他們感到更加沮喪。這種悲觀的結論以及其背後的緣由在當時卻一點也不讓人驚訝，我們可以隨手在網路上搜尋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所謂的法治、或者說民主運動的發展，基本上是被打壓得很慘，比如有立法議員資格被剝奪，香港人莫名奇妙的失蹤等等。於是，這幾年我聽香港報導人最常用到字，大概就是無望感（hopelessness）、無助感（helplessness）。因此，《逃犯條例》的命運基本上是被預見的，或說它終將被網路搜尋引擎歸納為只是另一個香港法治挫敗的事件，甚至沒幾個人知道，在2019年5月時。

然後，6月9日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對運動。接著是7月、8月 ‧‧‧ 有點像天外飛來，或是橫空出世，沒有人料到它會這樣出現、以這樣的力道。現在發生這樣的事情，回頭想想整理一下，之前有什麼是我們沒有看到的，讓我們有5月時的「預見」？有什麼因素是一直存在但是我們不知道的，以致於我們覺得它像一夕之間出現，而且像一夕之間改變了香港與港人，讓香港的種種從此不再容易預測？同時，這個力道太大太猛，常常動搖原有的刻板印象，迫使人們不斷留意前此視而不見的事情，不斷詢問為什麼。當然，我不是唯一一個為此索盡枯腸之人，香港人也都在經歷這種soul searching，一個尋找意義的過程。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ong_Kong_protests_-_IMG_20190818_204524.jpg

後見

人們都說，人類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不擅長預測或預知社會走向；反而，人類學家倒是專注於存在的事實，並分析其之所以如此的各種社會文化因素。我們早已熟悉這種模式：由官方定期發布的「社會結構」、「社會變遷」統計數據，並以此指出社會走向。因為我們執著認為，每個發生（occurrence）、每個事件（event）都有其原因，每個發生、每個事件都有意義，所以我們想要在一系列發生中建立起因果關係，讓它們變得有意義，讓得每個發生、每個事件變得可以理解。學者之間的差別或許只是對於「結構」因素是甚麼、「事件」是甚麼的歧見，以及「結構」和「事件」相互關係的不同解讀。在這個層面上，人類學家Evans-Pritchard著名的古典研究裡，「前現代」非洲Azande人企圖理解為何不幸的事件會發生的智性機制，和當代人追求因果關係的解釋，兩種「人」最後說起來都是意義的動物，差別只是社會文化的複雜度。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能預見，起碼要有點後見之明，於是我們得好好整理那些明顯或是隱而不顯的因素。

從2019年6月一直到11月去香港前的半年，我和大部分人一樣透過網路、媒體接收持續不斷、令人震驚的畫面，以及解釋。比方說，官方版本的所謂「深層次矛盾」存在，也就是說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讓青年人社會流動的渠道不足；或是回歸後的中港矛盾、中美對抗下的地緣政治；以及，「去大台化」或「碎片化」的抗爭緣自於溫和的示威遊行難以爭取政府作出更大讓步，在政府堅持不讓步和警察無所節制的暴力下，主流民意仍然傾向同情示威者等等。的確，「沒領袖、沒組織」是此次運動的最大特點，也被視為它之所以能夠持續那麼久、號召那麼多人上街、引起那麼多國際注意的原因。但是，「沒組織」應該只是一種形容詞吧？相對於往昔社會運動的組織形式，此次行動的特色反映在運動至今我們已耳熟能詳的幾個字彙詞中：Be Water、遍地開花、和勇合一、兄弟爬山、核爆不割等等；然而它們都不是完全沒組織的。即使是如水一般，我們也得想像水的形狀，以及它的流經之處。換句話說，當拆掉大台的策略被提出，我們看到它目前相對來講是成功的，但是它的成功或許建立在已經存在的許多組織──或是用網絡、叢結來稱呼──只是我們不是很清楚它們如何運作。

說要拆掉大台，也許指的是拆掉對傳統政治組織與運作的想像，也就是一個Leviathan（利維坦）的圖像。個人是獨立自主的個體，但是集結起來變成一個Body，然後有一個頭，以前是國王現在是總統或總理的頭，統攝並代表了許許多多個人的意志。說拆掉大台，就是不要有這個頭，不要有這個leader，不論她是統治者或是反對者。取而代之的，是一種aggregate 叢結的方式，不會有個頭，然後每個小叢結各自運作、各自獨立。在不同的時空中，幾個小叢結或強或弱的連接成較大的叢結，隨時連接，或是立即消退回原來的小叢結狀態。問題來了，怎麼連結?

這幾年我觀察到，雨傘運動之後有非常非常多的所謂草根組織，零星零散地在它自己的小範圍內做很多的事情。幾乎是遍地開花地分散在香港的城市與鄉村。在危急的時刻，沒有人教、也沒有大台說應該這樣做或那樣做，每個人就是做可以在他小小的範圍裡能去做的事情，累積信任，集結起來，然後這個water就變成江河，擁有洪水般的力量，可以沖破堤防，洪水過後又恢復成涓涓細流，be water。

為什麼這場運動會以這種方式體現？我想要去尋找那些叢結。這些叢結不會毫無緣由集結為網絡，但是這些叢結首先得存在在那裡。如此，一旦有個因，有個火苗，觸發它們之後，這些叢結就連接起來，以燎原之勢，開展出行動力、創造某些可能性。

當然，這是我的後見之明。因為事件發生之前我只知道有那些網絡存在，可是我不能預見它們會發生這些效果，反而是事件的發生讓我辨識到這些叢結的可能性。

親見

11月，我造訪香港，自然也去到理工大學附近，那時警察還在包圍學校。網路、電視持續放送的警察與民眾衝突、又是火又是煙的懾人影像畫面，還存留在我的腦海；到了現場，看到幾個出入口都有警察駐守，穿著全副鎮暴裝備，除掉頭盔，或站或坐，注視著街道和人群。由於學校封閉已有數日，除了記者和在附近上班的人，沒有甚麼人在走動，氣氛也沒有想像中高張對峙。我忽然覺得，這些駐守的警察倒像是某種社區保全，雖說警察保持警戒注視著四周，我倒也看到他們眼中一絲絲的空洞茫然和無精打采，不像來自連日的疲勞，反而比較像是無所事事地履行著他們的職務。

我和朋友沿著理工大學附近已經禁止車輛通行的高架道路，遠望正在搶修中的紅磡隧道，以及幾棟外表已然烏黑的理大建築物，那些抗爭留下的痕跡。原本行人無法通行的都市角落，此時卻成了人行道；人們從之前無法想像的角度看著平常的車水馬龍，過港隧道此時成了門禁森嚴的工地。我瞥見遠方大門有一群人聚集，有鎂光燈，有微微的喧鬧聲，這應該是即時新聞報導的一些新當選民主派區議員，來此要求警方立即撤除包圍，讓校園裡的人士自由離開。在此當刻，大門附近的警察當然早已戒備，其他距離較遠出入口的警察也多了點警戒。我們居高臨下，因此得以目睹這些場景。人們川流不息來去行經這個臨時的人行道，有幾個人停下來似是發洩般對著遙遠的警察罵著粗口（*x&，兒童不宜），有些人拿起手機拍攝這難得的景觀。我的朋友則不斷查看手機裡各式各樣網路的訊息。

此時此刻，我親見一個重大「事件」不斷展開，一個在各種新聞傳播中「持續」十數日的警察包圍理工大學事件。若是來此之前，我對這裡發生事一無所知，那此時我看到的會是甚麼？我看到不尋常的行動與氣氛，但也有很多尋常的舉動。若是我以警察包圍校園的「結構」去看當下發生的事情，那麼我看到的應該就是這個「結構」下一個個「持續」發生的事件；我所看到的所有「發生」都很容易能納入這個解釋結構裡，其中的人與非人的動作、空氣、眼神、互動因而都清楚帶著劍拔弩張的味道。

然而，我們可以說在某些時間和空間裡，反倒像是警察被包圍？例如，我最初看到的外弛內張、第一線駐守警察無所事事地警戒，會不會比較像是無法動彈？行動者鋪天蓋地的網際網路與行動者網路把警察密密實實包圍起來（至少是局部的），是否也像是另一種警察的無法動彈？過路人回看警察的警戒（真正無權的人無法回看權力的凝視），倒像是人臉辨識器般記住警察的臉，讓下工之後的警察驚懼著回到日常生活後被包圍被認出？第一線勇武抗爭者蒙面，警察也在蒙面（至少是某個時刻）。在當下某個時空，「結構」有那麼清楚、沒有縫隙嗎？在這個那個縫隙裡，其實許多的發生沒有甚麼神秘的元素，並不帶有「結構」所決定的性質。只是我們必須找到或者創造新的語言，來瞭解各種發生之間的關係或縫隙。

我所親見的現場縫隙，它們是洞見還是不見？它們是預見還是後見？香港的自由之路還很崎嶇，我的探索也在持續，我的問題和答案一樣多。

※本文刊登於《人類學視界》26：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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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邵武香港自由之路的洞見與不見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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