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

嘻哈美拉尼西亞：印尼巴布亞的地緣政治與音樂想像

林老師 — Tue, 19 Oct 2021 04:20:00 +0000

嘻哈美拉尼西亞：印尼巴布亞的地緣政治與音樂想像林老師* 二, 10/19/2021 - 12:20

嘻哈美拉尼西亞

印尼巴布亞的地緣政治與音樂想像

2021-10-19

太平洋印尼嘻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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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師

2019年臺北藝術節邀請了印尼編舞家Jecko Siompo來台開課，傳授他一手創造、結合傳統舞蹈、嘻哈、芭蕾、現代舞與模擬動物身形動作的Animal Pop舞蹈。在《立德路2號》這個節目上，Jecko分享了他從印尼東部巴布亞省的村落長大然後至雅加達藝術學院學舞的生命經歷，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黑色T恤上「美拉尼西亞」（MELANESIAN）的字樣。在國中地理課本關於大洋洲的章節，我們很早就學到了太平洋「以赤道和180度經線為界」，可以分成三大島群：美拉尼西亞（黑島）、密克羅尼西亞（小島）、玻里尼西亞（多島），然而為什麼一位來自印尼的舞者身上會有太平洋「美拉尼西亞」區域的字樣呢？其實，這種操弄地理位置意涵的遊戲Jecko以前早就玩過。在2011年墨爾本國際藝術節上，他首度發表了《我們來自東方》（We Came from the East）這個舞碼，並且在接受訪談時大膽宣稱「嘻哈其實起源自巴布亞」，僭越了公認的發源地紐約市。結合「美拉尼西亞」、「巴布亞」、「嘻哈」這幾個線索，本文要探索的是當代嘻哈音樂文化在印尼如何跨越邊界、聯繫上美拉尼西亞認同、產生新的地理想像。但在進行這樣的討論前，我們必須先瞭解這裡地緣政治的複雜性，也就是Jecko的故鄉「西巴布亞」依舊熾熱的獨立運動，以及印尼憑藉著美拉尼西亞的連結打入太平洋島國社群的企圖。

擷取自《立德路2號How Art You》20191103 - 舞趴！舞趴！舞趴！楊乃璇＆ Jecko

重上一堂大洋洲的區域地理課

太平洋三大分區的概念，主要奠定於十九世紀法國航海家J.-S.-C Dumont d'Urville於1832年發表的論文。從一開始，這樣的區分方式就不只有自然地理上的意涵，而是奠基於當時西方的種族理論與對「土著」外在形貌的主觀評斷與武斷區辨上。在此框架中，以澳洲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為核心的美拉尼西亞不但人口皮膚黝黑、體質虛弱、社會組織也較簡單，相較於密克羅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處於演化上較低階的地位。正是這樣種族主義的傳統使得往後太平洋研究學界不斷有拋棄三大分區概念的聲音。然而在現實情境中，三大分區逐漸被太平洋島國社群擁抱，成為整合其歷史經驗、文化認同、和當代官僚組織的要素。例如美國境內的薩摩亞、東加、夏威夷原住民移民青少年會稱彼此為「Poly」，在區域組織上則陸續有「美拉尼西亞先鋒集團」（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玻里尼西亞領袖集團」（Polynesian Leaders Group）、和「密克羅尼西亞總統高峰會」（Micronesian Presidents’ Summit）的出現，強調著各自內部的特殊性。

其實在Dumont d'Urville的分區框架中還有第四個區域：「馬來西亞」，也就是今日的島嶼東南亞。他觀察到馬來人與玻里尼西亞人在語言、膚色、身形上有高度的相似性，並推斷兩者有著親緣上的關係，因此在演化階序上是相近的。它與鄰近美拉尼西亞的關係則是有明確的界線，可以從衛吉島（Waigeo）以西一路往下劃到阿魯群島（Aru）以東。然而若仔細探究，美拉尼西亞與島嶼東南亞的邊界其實比Dumont d'Urville的認知還要模糊。從生物地理來談，兩者的區隔大致可以用古巽他與莎湖大陸之間的華萊士線來劃分，但這條線附近島群自史前以來即同時受著亞洲和新幾內亞島塊的生態環境與社會文化力量的影響，特別是摩鹿加群島、帝汶島、阿魯群島等地方都包含了來自東西兩邊從體質到語言不同程度的紛雜元素，也使得Dumont d'Urville所勾勒的美拉尼西亞有了溢入島嶼東南亞的可能性。到了當代的地緣政治情境中，這種曖昧性有著十足的操作空間。印尼能夠憑藉著其東方省分的美拉尼西亞元素參與太平洋美拉尼西亞區域的活動，像是美拉尼西亞先鋒集團會議以及四年一度的美拉尼西亞藝術文化祭，甚至在2015年自己在東努沙登加拉省主辦了一場「美拉尼西亞祭典」。這也成為2019年印尼「太平洋抬升計畫」（Pacific Elevation）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礎。但這也是一本雙面刃，例如於2002年正式脫離印尼獨立的東帝汶，其國族主義的建構中即包含著強調與印尼有別的美拉尼西亞認同。

印尼的美拉尼西亞問題

印尼其實還有一個更大的美拉尼西亞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在1962年從荷蘭手中取得的「西巴布亞」，且自2002、2003年後被分別劃為巴布亞、西巴布亞兩個省分。這裡目前約有五百四十萬的人口，以及包括全球最大金礦坑格拉斯伯格（Grasberg）和棕櫚油、天然氣、香料、森林在內的豐沛自然資源，現在都在印尼政府的牢牢箝制之中。但西巴布亞人認為這裡從來就不是印尼的一部份，且從語言、宗教、飲食、體貌上來看他們都與自「新秩序」時期形成的印尼國族和主流社會文化格格不入。

西巴布亞海岸部族，特別是說著南島語Biak的族群，在歷史上與摩鹿加群島的蘇丹國有著密切的互動。在內陸如說著巴布亞語的Dani人，則與巴布亞新幾內亞中央山區一樣與外界保持著相當程度的隔絕。166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認可蒂多雷蘇丹國（Tidore）對新幾內亞島的主權，並順勢將西巴布亞納入其勢力範圍中。在1828、1848年後，西巴布亞南北兩部正式被荷蘭併吞，但從來沒有被有效控管過。二次世界大戰後1949年印尼脫離荷蘭正式獨立，但西巴布亞持續受荷蘭統治，直到1962年才經過協議同意由聯合國讓印尼接手管理。在1969年一次由印尼軍方主導、非常具有爭議性的公投中，西巴布亞1,025名代表一致同意繼續讓印尼統治。約在同時，西巴布亞獨立運動（Free Papua Movement, Organisasi Papua Merdeka）也揮舞著「晨星旗」開始與印尼軍方爆發武裝衝突，到現在都沒有結束，稍早在四月印尼軍方在巴布亞的情報單位領袖I Gusti Putu Danny Karya Nugraha准將才被埋伏擊斃。在2014年，幾個不同的獨立運動組織在萬那杜成立了正式的組織「西巴布亞聯合解放陣線」（United Liberation Movement for West Papua），由流亡在英國的Benny Wenda擔任主席。但他們在申請進入美拉尼西亞先鋒集團時卻不順利，至今仍只有觀察員的身份。萬那杜可以說是美拉尼西亞中對西巴布亞獨立運動較親近的支持者，其他國家如巴布亞新幾內亞、斐濟則因不同的國際現實利益而較為擁抱印尼。而相較於西巴布亞在加入正式區域組織的不順遂，印尼在2011年取得了美拉尼西亞先鋒集團「觀察員」的身份，2015年則更進一步得到「準會員」（associate member）的資格。

但在對西巴布亞的治理方面，印尼政府可以說是紀錄不良。軍方與警方以各種鎮壓手段對付當地居民、和平示威份子、和所謂「叛軍」，相關暴力新聞持續被報導出來。根據獨立運動組織自己的報告，已有五十萬名當地人死於印尼「種族滅絕」的屠殺中，此外還有監禁、逮捕、言論自由限制、以及強制遷徙所造成的大批流離失所，這樣的狀況已受到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的關注。此外，印尼延續著荷蘭殖民政府的內部遷徙政策，將人口從較稠密的地區如爪哇移動到像巴布亞這樣相對地廣人稀的地方。在西巴布亞省，爪哇人已成為當地的多數族群。Joko Widodo總統上台後則是加強西巴布亞基礎建設的發展，投入大量資金與人力，但伴隨而來的是更強硬的治安維護。最近印尼還有一個新的行政區上的規劃，要將整個西巴布亞劃分成五個省分（巴布亞、南巴布亞、中東巴布亞、中西巴布亞、西巴布亞達雅），這也被認為是一種「分而治之」的策略。在醫療發展上，西巴布亞則沒有顯著改善。在Covid-19疫情中這裡是印尼受創最重的地方，目前已有超過五萬個案例，對印尼政府的恐懼與不信任也阻擾疫苗的施打。這些狀況都是西巴布亞獨立運動所強調的面向，也希望美拉尼西亞的連結能喚起太平洋以及印尼境內「盟友」的重視。

嘻哈美拉尼西亞

受到去年美國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啟發，西巴布亞獨立運動在網路上也策動了Papuan Livers Matter運動，在全球各處響應BLM的行動中是一個很特別的案例。巴布亞人群相較於印尼人黝黑的外貌在此成為了有力的想像連結，也使得「種族」面向在獨立運動中被放置在鮮明的位置。有意思的是，本質化的「巴布亞」反而因為「美拉尼西亞」而被解放產生更多串連的契機。這個運動的參與者以是印尼各地包括首都雅加達的年輕學生為主。事實上，在2019年學生們已參與了一場大型的巴布亞抗爭活動。他們大部分為來自東方省分、有著「東印尼」（Indonesia Timur）認同的印尼青少年，甚至開始擁抱「美拉尼西亞」的身份，對印尼國族認同與政策有著批判的態度，西巴布亞獨立運動自然也是受其關注的焦點議題。

黝黑的皮膚與邊緣的地位能聯繫上非裔美國人的BLM運動，自然也能勾連上嘻哈音樂文化。由上述的地緣與認同政治脈絡，我們就能瞭解來自巴布亞山區村落瓦梅納（Wamena）、然後移動到海岸城鎮法克法克（Fakfak）、首府查亞普拉（Jayapura）的Jecko Siompo為何會穿著美拉尼西亞的T恤、為什麼會說「嘻哈源自巴布亞」。有舞評指出，他的舞碼其實蘊含著翻轉印尼巴布亞關係的潛在訊息，例如「猴子」是常被用來指涉巴布亞人的種族歧視詞彙，但Jecko在其舞蹈哲學中是更加強調巴布亞的動物性，並聯繫上嘻哈，打破當代與傳統、先進與落後、人與動物的二分。

在饒舌音樂的領域中，我們則可以看到「美拉尼西亞」認同的能量徹底發揮。以2011年一首由澳洲雷鬼歌手Jagarizzar、Yung Yanny和J-Lee唱紅的單曲〈美拉尼西亞〉（Melanesia）為例，學者Michael Webb和Camellia Webb-Gannon提出「音樂美拉尼西亞主義」這個概念，認為當代美拉尼西亞已不再是由政治菁英和部落主義主導的認同政治，而有著強烈的現代都會面貌和離散社群網絡，串連起索羅門群島、萬那杜、巴布亞新幾內亞、斐濟、新喀里多尼亞、乃至於西巴布亞、托雷斯海峽島民，並且以流行音樂、雷鬼、饒舌等混雜音樂語言形式表現出來。在澳洲凱恩斯（Cairns）2013年一場名喚Rock the Boat的嘻哈音樂派對就是絕佳的案例，這場活動以西巴布亞獨立運動為主要號召並邀集在地、布里斯本和墨爾本的饒舌歌手，海報上的大船飄著西巴布亞晨星旗，還有澳洲原住民與托雷斯海峽島民的旗子，美拉尼西亞海外團結的意象十分顯眼。

在印尼的饒舌社群中，我也開始觀察到類似的新發展。最近在臉書上出現了一個社團叫做「爪哇日惹美拉尼西亞嘻哈」（Melanesian Hip-Hop Of Javanese(Yk)），在介紹中自稱是一個於2014年在日惹成立的組織，旨在串連起來自東印尼如摩鹿加群島、安汶、東努沙登加拉、以及巴布亞的饒舌歌手。在他們的youtube頻道中已有六首MV作品，其中最特別的是〈獻給東努沙登加拉〉（For NTT），為於今年四月受到水災侵害的當地人民溫情獻唱。由此可以看到他們相當重視實際的社會行動，在今年三月也在日惹計畫舉辦一場嘻哈義演，旨在為巴布亞省恩杜加縣（Nduga）、因潭查亞縣（Intan Jaya）的離散難民募款，但被印尼政府基於防疫考量取消。除了這個以日惹為基地的超級組織外，來自巴布亞首府查亞普拉的Me ( LA ) Nation也是一個極其鮮明的例子，他們現在已有兩首作品在youtube上流傳，其中〈Hello〉這首歌在山中瀑布林地拍攝、女舞者穿戴著巴布亞山區社群（如達尼文化）的裝飾，語言混雜著英語和在地方言巴布亞馬來語，有意識地不只是在認同上而是在更進一步的語言文化上追尋美拉尼西亞的意涵。而在他們之前，當地也早就出現一個結合嘻哈與雷鬼的樂團Peace Melanesia，與Star East、Ibe Antrabes、Black Nation和Black Gangsta等歌手/團體一同從2005年開始開創了巴布亞地區的嘻哈榮景，其中也不乏批判印尼政府、支持西巴布亞獨立的聲音，例如Phapin MC於2017年印尼獨立七十二週年之際釋出的作品〈72〉即充滿這樣的反抗意識。除此之外，這些在地饒舌歌手密切與由其他東方省分移入巴布亞的歌手互動，而若前往雅加達或萬隆等地求學或工作，也會建立起新的合作關係。印尼CNN在2019年製作了「嘻哈巴布亞」的專題報導，但說不定「嘻哈美拉尼西亞」更能夠捕捉這樣精神。

由此回頭來看Dumont d'Urville的三大分區，在當代情境中固然有著在地菁英與官僚組織基於地緣政治帶來的影響，但這些力量無法完全吞噬來自草根或離散社群以具體行動或想像延伸出的網絡。特別是在音樂藝術的展演上，我們在三大分區的邊界地帶可以看到許多超越本質化論述的連結，例如拉帕努伊（復活節島）復振的音樂舞蹈受拉丁美洲文化的激盪、夏威夷和大溪地舞蹈文化在日本的生根、菲律賓和波里尼西亞移民在美國因為殖民歷史地位的交集。而在台灣，「南島」雖然是政府在東南亞與太平洋外交上試圖操作的框架，但也可以看到打破語言文化本質的創意連結，像是將澳洲、貝里斯納入南島民族論壇中，並邀請其青年學員參與國際事務人才培訓計畫。而在非官方的音樂藝術交流行動中，類似的例子更是琳瑯滿目。或許「想像的共同體」是理解太平洋「三大分區」或「南島」的更理想的方式，但在此之中任何狹隘的國族主義、地域主義是必定會受到挑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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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師嘻哈美拉尼西亞：印尼巴布亞的地緣政治與音樂想像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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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艱難的道路上：談2019印尼總統大選

趙恩潔 — Mon, 29 Apr 2019 03:50:00 +0000

在民主艱難的道路上：談2019印尼總統大選趙恩潔* 週一, 04/29/2019 - 11:50

在民主艱難的道路上

談2019印尼總統大選

2019-04-29

印尼選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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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趙恩潔

2019年4月17日地球上第三大民主國的五合一選舉，一億九千多萬人的選舉有多龐大？兩萬多個民意代表席次，而總統民選票倉集中在三個爪哇省分上。三百萬的假投票人名單被揪出，熱烈滾滾的八成投票率。

全球政治，民主已經疲倦。但在這裡，在印尼，你孜孜不倦；你必須在危機四伏中找對人止血。

回到2014年，當年的印尼總統大選還有清楚的親民領袖佐柯威（Jokowi）vs.軍商強人普拉博沃（Prabowo）的對比，但當年那位政治素人（其實當過梭羅市長大受好評後選贏雅加達省長大位，任期未滿轉攻總統，但其素人光環在首次參選總統時仍是存在的），唯一不是印尼政治權貴或宗教菁英出身的總統，如今也不再素了。相反的，他必須老練地妥協、周旋，尤其是為了勝選必須回防守住保守派選民。

過去五年來，物價上漲，但是人民的整體購買力變強了，服務業提升，蓋了超久還蓋不起來的雅加達捷運也終於在選前蓋好了。同時，認同政治的張力鋪天蓋地，沒有人可以否認伊斯蘭認同更加公共化，但若沒有將其放置在政治鬥爭的脈絡之中，很容易就看偏了。沒有人可以忽視社群媒體上的爭戰，但我們也不應該過度誇大其效應。網軍攻擊Jokowi可不是第一次發生，2014就發生了，假消息的長相幾乎是一樣（不外乎就是Jokowi其實是基督徒親戚好友都是華人甚至與CIA或猶太人勾結那類的），結果Jokowi還比上次多贏了幾個百分點。真的要講的話，這次印尼總統大選甚至可說是全球一堆民粹潮流之下一次成功抵擋假消息網軍吞噬大選結果的模範，致勝關鍵就是要在多次危機之後要「找對人」出面止血。

在2014年我的芭樂文中，我已經提過，印尼大大小小十幾個政黨合縱連橫洗牌是常態，會影響地方選舉乃至總統大選的結果，但洗牌的邏輯常常「飛越意識形態」，左中右都可以聯盟。那麼，2019年這次的洗牌是根據甚麼去洗的？最重要的第一個洗牌邏輯，就是這次總統候選人都必須尋求穆斯林政黨的支持，尤其是重要領袖的背書。雖然都是穆斯林領袖，但各派系在過去五年間的拆夥與結盟變化萬千，其中的伊斯蘭光譜其實非常複雜，甚至在這次總統大選中扮演了決勝負的關鍵。

1. 穆斯林組織複雜派系轉移對選舉的關鍵性影響

從印尼政治上正式的民主化以來，過去以為宗教認同對於印尼選舉不重要的觀點，可以說是過於輕率，而且也越來越不適用了。全國國會與地方議會中，伊斯蘭政黨從來不會贏得最多席次，但這不表示他們在最高層級的政治場域中不重要。相反的，與他們合作的政黨聯盟以及基層的支持者會對於選舉的結果有極大的影響力。Nahdlatul Ulama（NU）與Muhammadiyah是印尼兩個大的基層穆斯林組織，老派的印尼宗教研究會說前者是傳統派，後者是現代派，其遍佈全國的追隨者與會員都各自比台灣人口還多。不過，這種現代／傳統的老派分法近三十年來一直受到挑戰。嚴格來說，至少從1920年代起到2010年以前將近一百年的時間，NU都可以說是「經過改革的新傳統派」（neo-traditionalist），其國家層級的領袖高層對於民主、多元主義（但不是一般常誤認的宗教綜攝主義）、性別平等的提倡（主要以旗下穆斯林女性組織Fatayat領袖們的女權意識最為明顯），常常在一些議題上明顯強過「現代改革派」modern reformist的Muhammadiyah。很粗略地說，後者在20世紀所做的努力是整合科學、醫療、教育，試圖放棄伊斯蘭法詮釋的傳統，結果是對古蘭經與聖訓有時有相對較同質的認定，不若「傳統派」依然維持內建多元的伊斯蘭法學傳統（fiqh），因而也帶來較多可能。當然，這兩者的區別不是絕對的，越到基層越要看在地的情勢而定，即使在更高的層級也會因為事態不同而一直受到挑戰，甚至也有一邊的人跑去另外一邊的人當主席這種事情發生。甚至，21世紀第一個十年間，許多新一代的穆斯林自認為是NUMU知識分子，在21世紀恐攻與激進派主流化的嚴峻挑戰之下，認為有必須拋棄過去的分野，進行更包容的整合。

然而，相反的潮流也存在，而且在2010年後不斷遽增。自從FPI（Front Pembela Islam，伊斯蘭保衛前線）出現作為蘇哈托政權（試圖以扶植超級保守派穆斯林組織以分化穆斯林組織的民主抗爭運動）的遺緒，HTI從邊緣團體逐漸主流化，這些從表面上看來是不理性的激進伊斯蘭至上主義者，其實一直是有計畫有組織的動員，悄悄入侵establishment ，使得抗爭者與統治者之間的界線愈來越模糊，持續讓這種恩庇仕從的vertical bonds與civil society的horizontal bonds並行存在。這一點，從2016年12月的Aksi 212運動（「十二月二日行動」）在幾十萬人大抗議，經審判後前雅加達代理省長Ahok竟然真的被判入獄一事看來，就非常明顯。法院選擇站在民粹那邊，Ahok令全國分裂的「褻瀆伊斯蘭」一案被判有罪（順帶一提，他後來在獄中書簡裡呼籲支持者不要再喊他的老綽號Ahok，改叫全名縮寫BTP，有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意味）。

即便這場運動的政治動機很明顯是為了打擊與Jokowi的政權以及與他親近的Ahok（而不是從台灣本位或中國本位的觀點，以為這是簡易的「排華」，事實上，愛戴Ahok的穆斯林大有人在，其施政滿意度也非常高），但部分人民受到鼓動而越演越烈這件事情，卻無法否認。2016年這場伊斯蘭民粹運動得到空前的勝利，分裂了整個國家（有許多長年朋友因此斷絕關係、家庭失和，有許多穆斯林其實是支持這位華人政治家的，當然也有事情發生前，很認同他，結果事情發生後不敢說話的人），也為Jokowi的老對手Prabowo添增了柴火。更麻煩的是，早在這場遊行抗議之前，NU與Muhammadiyah的內部就已經有某些領袖悄悄地往FPI那類調調的派系靠攏。簡單來說，就是因為伊斯蘭民粹興起，舊有的多元民主「寬容派」穆斯林組織也覺得不能再流失選民（與他們各自關係密切的伊斯蘭政黨是PKB與PAN）。當然，這些轉向不是憑空產出的。事實上，兩個組織的國家級穆斯林領袖與在地領袖一直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鴻溝，只要有認真做過這方面田野與訪談的人都能感受得到。當NU幾十年來不斷提出要創造印尼自有的伊斯蘭法學派，近年來又提出Islam Nusantara（印島派伊斯蘭），甚至在大選前要求上千萬的追隨者放棄使用kafir（異教徒）這個帶有歧視外人的阿拉伯文老詞彙——這些東西其實到了鄉村地區其實未必管用。

就是在這種伊斯蘭民粹的風潮下，民主鬥爭黨PDI-P的候選人也是現任總統Jokowi必須要止血，唯一能夠止血的方式，就是派出保守派穆斯林領袖作為副總統候選人Ma'ruf Amin。這個選擇算是決策上屬於明智，但在理念上相當妥協的。Ma'ruf不但是NU的大老級烏拉瑪，更是MUI的主席（Majelis Ulama Indonesia印尼宗教學者協會，其組成人員是涵蓋各種主要穆斯林組織中較保守派系的一個半官方組織，最初成立目的是蘇哈托政權用來籠絡穆斯林領袖＋控制穆斯林選民的）。Ma'ruf在Ahok的「褻瀆宗教案」審判過程中，被Ahok質疑其中立性，Ahok因而罪加一等，被說是「毀謗烏拉瑪」的二次罪人。雖然Ahok道歉了，Ma'ruf也接受了，但還是有一群擁護烏拉瑪的群眾認為這是對伊斯蘭社群的二度傷害。因此這次總統大選，Jokowi選擇Ma'ruf來當副總統候選人，無疑就是在妥協一半迎合民眾，對保守穆斯林選民釋出善意，表示Jokowi沒有忘記穆斯林社群，他在選前特別再去麥加朝聖等等行動，都彰顯了他要來止血的決心。Ma'ruf也不是單打獨鬥，這次在中爪哇與東爪哇的所顯現出的高票集中，顯示出NU上上下下團結一心動員催票的結果。NU在廣大的鄉村地帶催票的能耐果真不容小覷。在上次選舉中，NU內部是分裂的。這次派出Ma'ruf當副手真的是團結NU的最大力量，NU追隨者有極高的比例都紛紛出籠支持Jokowi，甚至有「你是NU人，你要投給Ma'ruf」（等於支持Jokowi）的宣傳口號。

轎車上的選舉口號：「[覺得自己]是不是NU人？虔誠信徒？投給Ma'ruf！」攝影作者：Edward Aspinall。圖片來源：https://bit.ly/2DFUpcR

當然，拉攏烏拉瑪們（一部分烏拉瑪，包括Ma'ruf本人，就是當初讓Ahok入獄的證人），對於長期支持少數族群尤其是PDI-P的進步派支持者與死忠基督徒追隨者而言，可能構成一種背叛。但他們並沒有更好的選擇，只有更壞的選擇。少部分人擔心一旦這種合約生效以後，在已經政治去中心化的印尼各省分，將會有越來越多想要仿效亞齊省的地方政府，在選後開始實施伊斯蘭法。這樣的擔憂不是空穴來風，但也無須太過憂慮。在此，我提出一個比較平穩的看法。就算突然間NU高層的政治理念突然放棄繼續朝民主與多元主義靠攏（這不太可能發生），上述的憂慮也不會發生，因為地方政治仍然操縱受基本盤的分立控制。Golkar專業從政黨（大家可以想像成是印尼1998年以前的萬年執政黨）這次加入了PDI-P（這個組合可以姑且想像成是國民黨與民進黨聯盟），不論地方上聯手與否，光是這兩黨在中爪哇東爪哇以及東部外島諸島的地位，間接保證了這些地區都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這些地區長期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十年間的投票行為，都顯示出高度堅守Pancasila這一「建國五原則」所開示的「民主＋各種一神教＋人道主義」的國族主義精神。首先在兩個爪哇地區，多數人是PDI-P世俗國族主義的支持者，而在信仰層次上則是追隨NU居多，Muhammadiyah次之。NU這次團結上下，打出了自己是伊斯蘭真正的正統代表，而對手們則是屬於「右派伊斯蘭」（Islam kanan）的認同政治（雖然其實大家都是右派）。由於未來許多的要職將會分給這些勝選「有功」的人們，這樣的意識形態光譜至少在短期內不會改變。至於在爪哇以外的非穆斯林主體地區，基督徒已經從Aksi 212嚇到至今，這次更用力地投給Jokowi，以後也會繼續監督極右派伊斯蘭民粹。

「從來沒參與過反殖民獨立戰爭，反倒是每次都阻撓印尼團結都習慣成自然了啊你！」穿著綠色帶著黑高帽的是NU人代表，而黑衣人則代表HTI（Hizbut Tahrir）。HTI過去曾被視為極端團體，但近年來主流化。本搞笑圖使用的語言為低爪哇語，混雜一個網路爆紅用語Tuman（其實是巽他語轉為雅加達Betawi地方語），顯示出NU本位，而宣傳對象是爪哇（中爪哇與東爪哇）與巽他（西爪哇）觀眾。

除了東爪哇與中爪哇票倉外，選舉的癥結還在西爪哇以及蘇門達臘幾個省身上，南蘇拉威西次之。不過，這幾伊斯蘭鐵派區域未來會不會選擇實施伊斯蘭法為地方法這件事情，其實不能怪罪給Jokowi與Ma'ruf的聯盟，因為就歷史而言，這是兩個相當不同甚至對立的伊斯蘭系譜。可能會想要實施[在現代才被固化的]現代伊斯蘭法的那幾個特定地區，有其自身的特殊地緣政治與歷史政治。

2. 龐雜的歷史地緣政治：關鍵省份們的伊斯蘭前世今身

先講雅加達地區。在這裡，Jokowi再次險勝，但得票率更下滑。雅加達的政治幾乎常常被PKS（伊斯蘭繁榮正義黨）的新聞洗版。PKS在首都大受歡迎，但在全國還是雷聲大雨點小。他們代表的席次那麼少人，為什麼要那麼在乎他們？因為他們代表的是雅加達穆斯林菁英中產階級，甚至就是已經開始將自己隔離起來住在媲美華人富商城堡社區的那些穆斯林新興暴發戶。雅加達是一個兩極化的縮影。一方面PKS繼續穩固，一方面又竄起PSI這個新興自由進步派政黨（政治理念屬於社會民主主義，興起理念就是打算與PKS對幹，是當前印尼最世俗，唯一敢公開挺少數群體甚至是LGBT人權的政黨）。本次選舉的預估是PKS會有16%雅加達選票，但全國而言只有8%。PSI則是預估有8%雅加達選民，但全國而言不到2%，連國會都進不去。也就是說，完全不管宗教也不接受宗教派系作為後盾的政黨，在當今的印尼不會有未來，頂多在雅加達可以聲量大一點，只是雅加達與西爪哇卻又是激進派穆斯林始終強壯的地盤，始終只能保有恐怖平衡。
再來談談南蘇拉威西、蘇門答臘、與西爪哇。這三個省分都是當年1960年代的「伊斯蘭之境」(Darul Islam)叛亂區，也是這次Prabowo大勝或比上次獲得更多票率的省分。2014年Jokowi在南蘇拉威西還有70%以上的得票率，但到了2019只剩下45%左右。2014年南蘇拉威西之所以贏面大，是因為副總統候選人Yusuf Kalla就是南蘇拉威西人。但在當選以後，Kalla的政商關係與其親信的貪汙案開始讓民間的穆斯林基層組織包含慈善組織不滿，因此不論是哪種傾向的穆斯林組織，都開始對PDI-P失去信心。南蘇拉威西因此五年後變成（或說「回復」到）與蘇門答臘及西爪哇形成鐵派伊斯蘭大三角的局勢。換言之，在印尼的政治正確中不應該談的族群、種族、宗教這些議題，這次全部歸位，比上次大選還要激烈。

蘇門答臘的情況就更不樂觀了。2014年，Jokowi贏的省份大部份是險勝險輸，幾個地方大輸，而這次2019年更是兵敗如山倒（請比較下列兩圖）。棕梠油價格以及伊斯蘭民粹風潮都是重要原因。亞齊省從45.6退到15.33，Jambi 50.8到36，北蘇門53.9退到48.8，Riau從49.9到40.56，南蘇門從48.7退到38，西蘇門從23.1退到16.17。如果這次不是中爪哇（從66%上升到77%）與東爪哇（53%到65%）這兩個超級大票倉全力支持Jokowi，Jokowi陣營會非常危險，很可能會打成平手，甚至輸掉選舉。東爪哇是NU最強壯的地盤，NU大老們登高一呼，真的奏效了。但這也顯示出，爪哇社會（注意：西爪哇並非「爪哇社會」）與其他穆斯林主體的外島社會之間再度更深層的分裂。

2014總統大選依照省份

2019 Quick Counts

這些當年「伊斯蘭之境」的叛亂地要支持像Prabowo這樣有多次違反人權案底的軍事領袖，不得不說是有些諷刺的。畢竟面對特種部隊出身又是軍商權貴的Prabowo，曾經想要獨立又被狠狠修理的地方頭人後代可能會對其恨之入骨，難道只要Prabowo佯裝成一位虔誠的穆斯林模樣，大家就會買單嗎？這複雜現象背後某一部份的原因，也在於拉攏穆斯林領袖。Prabowo持續與PKS以及PAN的合作，讓1950s年代的Masyumi伊斯蘭政黨（後來被解散）的後代以及Muhammadiyah勢力強大的幾個外島地區紛紛選擇站在Prabowo背後。但這也讓過去曾經與NU一起幫助印尼政權民主化的Muhammadiyah，有著從民主代言人逐漸變成民粹代言人的危險。當然，Muhammadiyah與PAN雖然關係緊密，但不能劃上等號，兩者也都不是均質的。但現代改革派走向偏伊斯蘭至上主義的發展，仍然讓人憂心。

最後來看西爪哇。去年2018的省長選舉可以說是一個前哨戰，而西爪哇是全國最大票倉。連續兩任10年之省長（PKS-PAN聯盟）終於卸任，同聯盟再推出還是輸給第二組人馬PPP-PKB（兩個都是老老牌伊斯蘭政黨，搭配Nasdem還ok，可以簡化說是寬容派穆斯林打贏偏伊斯蘭至上主義派），而第三組人馬（Golkar-Demokrat）與第四組PDI-P也都無法挑戰成功。等於在西爪哇選省長影響，若不推出伊斯蘭政黨在前面已經不必混了。西爪哇省長選舉已經五五波上下很多屆，都是伊斯蘭政黨彼此爭奪，世俗的PDI-P根本打不進去（雖然，PDI-P現在仍是省議會的大宗，2003年也是，中間有掉下來），不像在中爪哇PDI-P都是橫掃。政治與文化層面來說，西爪哇真的相當不同於也不屬於「爪哇社會」。當年民主化如火如荼進行時，2003年PDI-P一片看好，還想推出華人候選人，結果被一堆軍人高官菁英抵制說「巽他社會要由巽他人治理」這種血統說出現，導致PDI-P轉向與PKB合作，最後是被Golkar拿走省長。做了五年，之後十年都是PKS的天下，到了2018又變天。這反映了西爪哇過去十年之間更深刻的再伊斯蘭化，但也顯示出過於激進的伊斯蘭民粹運動已經導致了一些反作用力的出現。但這樣的反作用力不能被誇大，因為只要Golkar哪天想不開去跟PKS合作（25%+28%），那即使是現任剛勝選的PPP-PKB（32%）也必輸無疑。

簡而言之，區域省份之間的政治對立逐漸升高，西爪哇在保守勢力高漲又有自由派菁英反彈的情況下，形成一種恐怖平衡。一個環繞首都的省份如此，讓人緊張。畢竟，三個爪哇省份在未來好幾個五年內，仍然會繼續是票倉。

3. 第二任Jokowi必須加深民主根基，不以向保守派妥協作為勝選回報

根據快速計票，排名前三大黨仍然是鬥爭派民主黨，Golkar，以及大印尼運動黨（Prabowo的政黨Gerindra，當初從專業從業黨獨立出來）三大政黨。雖然這些政黨都不以伊斯蘭認同為基礎，國族主義口號都是貫穿三者的，但形勢已經演變到他們在總統大選必須不約而同地拉攏保守伊斯蘭勢力。這也說明為何盡管印尼政治的再伊斯蘭化現象日益鑿深，然而伊斯蘭政黨的各地支持率並沒有明顯增長，因為除卻幾個關鍵省份的認同政治反映到總統大選之外，各省份地方選舉的基本盤變異不大，依然走務實路線（地方派系），而且穆斯林政黨在地方選舉上都是內部競爭（因為穆斯林派系相當多元，彼此在地方選舉上不會聯盟），鷸蚌相爭，世俗的漁翁得利，不太有機會做大，影響力還是屬於社會文化影響力而非正式的政治影響力。總而言之，PDI-P與Golkar兩大黨還是最實力強大的，只是現在Gerindra翅膀也長硬了，令人不得不心生警惕。Prabowo手上沾染的血太多，不只在雅加達暴動排華事件，也在外島鎮壓事件中，以他心狠手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完全不把基本人權與民主當一回事的履歷來看，一旦他被當成鐵漢英雄崇拜爬上制高點，後果將不堪設想。五年後他應該還是會再出來一次。

也因此，雖然選舉結果主要版圖沒有變化太多，但這並不表示一切都沒有變化。從蘇哈托最後十年看到公民社會的伊斯蘭轉向後，開始丟掉自己過去的爪哇中心主義而特別去麥加朝聖，到了後來PKS在雅加達地區興起，FPI成為民粹運動領袖，一直到PDI-P必須找保守穆斯林大老來當副總統候選人，這一次次都是更大幅度的保守伊斯蘭轉向。Jokowi原本有在任優勢，而這次Jokowi的得票預料比帕博沃多8-10%，相對於2014年的6%，似乎有小幅增長，但只要想到這是已經加上Golkar與伊斯蘭長老會（或稱NU教士的覺醒）作為後盾，跟2014年情況差不多，就可以判斷只是持平。甚至，可以說因為選況激烈，出現某種棄保效應（好比綠營的選民其實想選時代力量或綠社盟，但因為怕浪費票或讓國民黨當選，只好哀戚地投給民進黨），造成選民的基本盤再度二極化，結果卻是更全面的政治泛伊斯蘭化、伊斯蘭主流化，問題只是你是哪一種伊斯蘭，以及各種伊斯蘭決定跟什麼樣的政治盟友合作。

前三屆的印尼總統選舉(由上至下2004, 2009, 2014)，可以發現印尼的偏左派政黨與偏右派政黨都可以任意搭配來搭配去，而這次PDI-P繼續與PKB與Golkar合作，比上次約多贏2~4個百分點，前總統SBY的民主黨越來越弱，原本討厭PDI-P的伊斯蘭政黨之一PPP，也在伊斯蘭民粹風潮興盛之後，反而回過頭來加入了PDI-P為首的聯盟，與PKB重修就好(如下圖)，徒留PKS與PAN還在敵對陣營更。這種種的發展，全都加深了這次總統大選中民粹+更伊斯蘭至上vs.民主+保守伊斯蘭對決的濃厚意味。究竟這意味著是一種對伊斯蘭至上主義政治理念的反彈，還是只是Jokowi 為了勝選不得不做出的妥協呢？

無論是哪一種，Jokowi 必須下定決心，在第二任放手一搏，更徹底落實民主化，並追討印尼拖欠太久的轉型正義，其中好幾項重大暴動與違反人權案，Prabowo都有重大嫌疑。

4. 請將2024放在心上

在2014年總統大選後，我曾經樂觀地說，

荷蘭統治下受西方教育的爪哇貴族、富豪銀行家與軍事特種部隊專門鎮壓抵抗運動之合體三代家族底下被寵壞的精英，在二十一世紀民主直選總統大選中，敗給一個父親曾經是流浪漢、因為自己從頂尖印尼大學森林系畢業後開始賣木頭傢俱的平民，感覺如何？「爽」。就算以後當總統會很辛苦、被杯葛又如何，總是踏出去一大步。恭喜印尼，賀喜印尼。Selamat Indonesia!

但到了2019年，我認為情況雖然還不到悲慘，但也已經異常的險峻。採集資源大財團這次選舉雙邊都政治獻金很多，Jokowi競選方也有接受贊助。Jokowi能不能回到那個當初的自己？他的第二任五年執政不但必須貫徹民主改革與基本人權保障，同時還要快點催生出有公信力的接班人。否則，五年後，Prabowo仍然不會死心，憑藉著他與超大財團網絡的經濟實力，再加上伊斯蘭民粹風潮的有增無減，那將會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第一次參選的PSI，最世俗進步的政黨，雷聲大雨點小，全國得票率小於2%，將無法進入國會。

帶著這層遠慮，我還是抱持希望。全球政局，我們看到美國讓川普當選、俄羅斯人民支持普丁、印度的莫迪與BJP繼續橫行、Erdogan也將親手葬送土耳其得來不易的民主、菲律賓頻頻狂踩人權紅線的杜特蒂總統也能成為某些人眼中的英雄，只因為亂世用重典。在「民粹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彷彿是不確定年代中最仍能撫慰人心的特效藥之時，「文化多數主義」（cultural majoritarianism）在美國造成白人至上主義主流化，印度的排外妖魔化穆斯林少數並無限上綱印度教的偉大的政策繼續深化，而俄羅斯對於其帝國擴張的決心也不手軟，乃至澳洲的極右派白人至上團體四起等勢態，都讓人惶恐。

相較於這些文化多數主義，印尼的表現讓人還是看到希望。我們看到人們如何拒絕假新聞（如說Jokowi其實是基督徒，愛喝酒，親戚都是華人之類的假新聞），也看到派系多元複雜的穆斯林派系與多數投票人有諸多的考量。對於伊斯蘭民粹風潮的反省，也希望會有更多反彈效應出現。

民主的勝利從來不可能一次到位，民主時常必須經歷不斷的修正、協商與反思。但走在民主這條艱難的路上，人必須有原則。如果不能堅持最低底線，那麼Jokowi將會辜負了那些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而忍痛投給他的人們。如果Jokowi為了討好保守選民，而忘記了民主、自由與人權的使命，那麼五年後，印尼將會遭遇前所未有的民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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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恩潔在民主艱難的道路上：談2019印尼總統大選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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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簸「跌」進中爪哇：「師生國際參與」參與了什麼（下）

劉堉珊 — Mon, 01 Oct 2018 03:00:00 +0000

顛簸「跌」進中爪哇：「師生國際參與」參與了什麼（下）劉堉珊* 週一, 10/01/2018 - 11:00

顛簸「跌」進中爪哇

「師生國際參與」參與了什麼（下）

2018-10-01

印尼田野工作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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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堉珊

Jalan-jalan中的驚喜際遇與新朋友

雜貨店老闆

在普禾加多短短的幾天，除了必須完成的幾場學校捏麵人活動與攝影工作坊，意外多了不少可以四處走晃（jalan-jalan）的時間，而我們的許多驚喜際遇與新朋友，也幾乎都是在這些jalan-jalan過程中遇到的。

第一個與我們變成好友的，是在距普尼家最近的市場邊開雜貨店的老闆。事情發生在我們抵達村落的第一天。

我們在半夜兩點多抵達了普尼家，這天早上，當大家完成補眠，馬上就決定去「據說不大遠」的村落市場晃一晃。在已是第二次拜訪、似乎「熟門熟路」的某同學帶領下，頂著非常熱烈的太陽，我們一行人浩蕩出門（臨出門前，普尼媽媽問我們要去哪，結果記錯發音的我們，還把印尼語的市場pasar，講成類似英文的bazaar，聽起來就像是印尼語的「男朋友」pacar，讓媽媽一頭霧水，也可能暗暗大吃一驚…）。

在這個將近中午的時間點，村落主道上的人與車都不多，我們十一個人走在路上的畫面想必非常引人注目。走過家戶，三三兩兩聚集在房屋外休息、聊天或忙著的村民，除了對我們投以好奇的眼光，也不斷詢問著我們來自哪裡、要走去哪，「台灣」似乎是這個村落裡不太陌生的詞彙。面對大家的詢問，我們總是回答著正在「到處走走」（jalan-jalan），應該會去「前方」的市場（pasar）看看。聽到我們要去市場，學多人都露出非常詭異的表情，不斷跟我們確認是要「走路」去嗎？

這個原先據說「不是太遠」的市場，大概花了我們一個小時的時間才抵達：從村落主道漸漸下坡，走向一片一望無際種著稻米的水田區（圖一至圖三），要在穿過田野後，才會慢慢接近開始有小商店聚集、離普尼村落最近的小市場。終於抵達的時候，市場居然要收攤了。小小的市場內除了肉攤與菜攤，還有兩三家服飾店以及一家相當迷你的雜貨店。正在收攤的小販們詢問我們來自哪裡，然後與隔壁店家們相互告知，很快的，「台灣」的聲音此起彼落在市場各角落出現，看起來好像整個市場都快速知道我們來自哪裡了。

圖一：從村落往小市場必經的大片稻田區（2017年12月5日，鄭百騰攝）

圖二、圖三：田間景象（2017年12月3日、6日，卓欣儀攝）

又累又餓的我們，找了附近的麵攤用完午餐後，開始面對另一個艱難的問題：溫度比剛剛又上升了好幾度，我們是不是要在更熱的天氣下，再步行一個小時回到普尼家。由於市場已經收攤，周邊道路上來來往往的人車也逐漸減少，加上大部分村民們來到市場的交通工具都是機車，在我們吃飯時經過的汽車，大概怎麼數都不會超過五台。苦思無對策的大家，決定先到市場對面的另一家大雜貨店逛逛。

這家雜貨店大概是市場邊數一數二大的店家，裡面應有盡有，餅乾、飲料、麵包，加上各種生活雜物，許多同學開始對各種貨品研究起來，尤其是分裝成許多小包、非常彩色的各式飲品。看著我們一群人進入店裡，雜貨店老闆也充滿好奇，跟我們攀談起來，我們順勢問了老闆有沒有辦法可以找到車回到普尼家。英文很不錯的老闆於是開始幫我們想辦法，他詢問著我們住在哪裡，無奈我們只能比手畫腳著方向，說不出確切的「地址」，原以為應該不是太難理解的路程與方向，似乎難倒了雜貨店老闆，對他來講，大概是第一次遇到這種奇怪的難題。就在「地址」無解，我們準備打電話給普尼時候，雜貨店外又來了一個也對我們充滿好奇的老人，他跟我們解釋著他是‘artist’，平常有在表演，而他的角色比較是類似'joker'的性質，看到我們有點疑惑的表情，乾脆又進一步解釋，說明他自己大概就像是印尼版的'Mr. Bean'！

這位Bean先生非常熱心的跟雜貨店老闆討論起來，兩人不斷在猜測我們到底是住在哪。其實普尼家就在跨過大片稻田後的那個區域，路程大概只需要轉兩個彎而已，我們以為很容易透過比畫加上簡單的印尼語、英文，就讓他們理解的，但似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兩人還是一頭霧水，希望我們有「更確切」的地點。我們靈機一動，想說小村莊中大家應該都知道彼此，於是秀出普尼的照片，無奈兩人都沒有印象，好在臉書功能強大，讓我們又找到了普尼爸爸的照片，想說普尼可能長年不在村落，但爸爸應該大家都認得吧。果然，兩人好像知道這是誰了，又開始交頭接耳討論起來，過程中，Bean先生不知道從哪裡變出一台相機，要我們先跟他來一張合照（不斷被詢問合照或是「被拍照」這件事，也成為我們在印尼的另一個體驗）。

雖然知道我們住在誰家了，但普尼家確切的位置在哪裡，雜貨店老闆與Bean先生還是沒有頭緒（在這個過程中，有一部分同學已經跟加油站旁邊的幾個村落青年聊了起來，正在相互合照中）。最後，當我們決定放棄，想說等太陽小一點，再努力慢慢走回去好了，雜貨店老闆忽然把我們叫回去，手一揮，阿莎力的說，他有車，他載我們回去吧（原來老闆有車，怎麼不早說，大家一陣驚喜）。雜貨店老闆進一步解釋著，他的車是小貨車，需要讓他先稍微整理一下，叫我們不用再擔心怎麼回去了。

於是，除了準備指點路程的同學，我們全擠上了小貨車的後面，一群人再次以奇怪的方式往普尼家移動。有車可以坐實在是太令人感動，貨車的移動速度不是太快，所以沿路上，我們還可以跟路邊出現的村民對話，有些人一面笑著，一面說著「台灣」什麼什麼的，然後跟我們揮著手。這是我們在普尼家村落的第一天，以很多奇怪的方式，應該讓不少村民開始認識我們了。

當天晚上，普尼在村落中幫我們租的機車也到了，接下來大家不管去哪大多以機車代步，再也不用像第一天走一個小時去市場了。而透過在學校進行的幾個工作坊，我們的認識範圍也逐漸擴展到村落的小朋友們，不論是走著或是騎著車在路上，總是會遇見一群一群咯咯笑大聲歡呼揮著手的小朋友。至於這家雜貨店，則成為我們幾乎每日必訪（而且常常還一天去了好幾次）、採買各種新零食的地方。

圖四：移動的街邊攤商（2017年12月4日，劉堉珊攝）

v圖五：與我們逐漸熟識的村中小朋友（2017年12月4日，劉堉珊攝）

印尼版Bean先生與社區藝術基金會

Bean先生似乎總是在雜貨店附近出沒，接下來的幾天，當我們又逗留在雜貨店時，他總是會一陣風似的忽然出現，問問我們哪時候離開，然後又會忽然消失。就在我們離開前的某天下午，普尼告訴我們，Bean先生打電話來，轉達當天晚上有樂團表演，希望我們可以過去。

由於資訊有些模糊，我們猜測著應該是村落剛好有什麼表演活動，於是當天晚上吃過飯後，大家便騎著機車開始尋找訊息來源說的「表演」地方。晚上的村落基本上是烏黑一片，只有街邊部分亮著燈的屋舍。我們穿過村落與稻田一帶，來到雜貨店前比較光亮的馬路上。根據普尼告訴我們的訊息，樂團的表演是在雜貨店再過去一點的地方（大概就是先前Bean先生在雜貨店前指著他偶爾會有表演的方向）。我們想說應該不難找，還猜測著是不是什麼戶外的場地，可以很容易循著音樂聲找到。結果到了雜貨店附近，發現街道上一片安靜，完全沒有聽到什麼音樂聲，也沒看到什麼聚集的人群，只有街邊零星的小攤販，完全不像是村落中有什麼活動正在發生的景象。我們來到前一天晚上才光顧過的印尼蛋餅攤，點了幾個新口味，一面詢問著攤販老闆，到底哪裡有音樂跟表演。大概是印尼語、中文跟英文相互轉譯上的差異，加上大家對於「表演」的想像與詮釋不同，攤販老闆們想了半天，還跟旁邊的客人交換了意見，但似乎都沒人知道有音樂表演類似的活動正在發生。我們想說大概是誤會一場，決定再騎一小段就打道回府了。

就在離開蛋餅攤不久，行進中幾個同學指著路邊一棟亮著燈的房屋，呼叫著應該是那裡了，我們這才聽到裡頭傳來隱隱約約敲打樂器的聲音。我們脫了鞋進屋，是一個相當寬敞的空間，擺放著甘美朗的樂器，一群人正在敲打演奏，部分的人則是和著音樂正在唱著，前面一位老師則指揮著大家。我們這才發現原來所謂的「音樂表演」，是村落甘美朗社團的定期練習活動。

正在想著這樣的冒然闖入到底合不合適，Bean先生又像一陣風一樣的忽然出現在門邊。看到我們在這裡，他似乎很滿意，不斷打著手勢要我們好好待著觀賞，然後開始進進出出打起電話來。幾分鐘後，一個年輕人現身，身邊還帶著一個小女孩，Bean先生打著pass要我們用英文跟這位年輕人說話，原來這是他兒子跟孫女，他剛剛忙著打電話，就是在打給兒子要他過來幫忙翻譯（Bean先生除了在說話時不時會出現戲劇化的表情，還充滿各種點子與行動力，前幾天當我們在雜貨店躊躇著回普尼家的方式時，他也是很快地打電話找到一位會說中文的人，希望我們用中文告訴他地址，無奈當時不管用什麼語言我們都說不出地址）。

Bean先生的兒子迅速地被召喚來後，樂團的演練也正好進入休息的空擋，Bean先生指揮著我們趕快問樂團指導老師問題，一面吩咐小Bean先生進行翻譯。原來，這個場地屬於一個在地的藝術基金會（Yayasan Seni Balé Penisihan），基金會很重要的任務，是傳承在地傳統的藝術文化，尤其以Banyumas普禾加多地區的傳統藝術文化為主，甘美朗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其他還包括了傳統的舞蹈、戲劇、工藝技術等。這個樂團的團員都來自附近村落，女性的比例明顯比男性高出很多，大家在生活忙碌之餘，每個星期固定幾天在這裡練習，有些時候也會出外表演。Bean先生一面拍著我們跟樂團老師聊天的照片，一面找出youtube上的影片給我們看，影片是一個外國人在這裡待了好幾個月學習Banyumas傳統舞蹈的過程。幾個同學曾經在學校修習過甘美朗的課程，很快就注意到此地甘美朗與所學的差異，這也讓樂團老師進一步解釋了中爪哇（尤其我們所在的Banyumas地區）與峇里甘美朗在樂器、音調、曲風等表現方式上的不同（例如，此地的樂器主要包含gambang與siter）。

圖六、圖七：與大小Bean先生（2017年12月5日，鄭百騰攝）

在樂團繼續練習的時候，我們移動到了戶外，又與小Bean先生聊了不少，原來他爸爸Bean先生是這個基金會中很活躍的成員，過去負責組織大家、管理以及對外聯繫，這些工作現在由小Bean先生負責，大學畢業、會講英文的小Bean先生，雖然沒有像爸爸一樣參與非常多的傳統藝術活動，但對於基金會與當代外界的聯絡與宣傳（例如設立社群網站、管理基金會網站等），有不同於上一代的方式與資源，這樣的能力，再結合Bean先生累積的廣闊人脈，使他們成為基金會裡很重要的成員。這天意外展開的活動參與，讓我們與村落的生活有了另一種連結，在學校與家戶夜間輪值的「守望相助亭」之外，觀察到地方人群來往互動的另一種關聯。

圖八、圖九：樂團成員與我們（2017年12月5日，小Bean先生攝）

村落中的阿拉伯語課

在（上）篇提到，在我們剛到普禾加多不久，就面臨準備新文件給教育署長的緊急事件，這個緊急事件也包括了尋找村中可列印檔案的地方，兩位研究所的同學當時騎著車到處打聽，就是在那時，讓他們在加油站遇到了一位也曾經來過台灣的M女士。聊天中，M女士提到她在家裡有開設阿拉伯語家教班，讓村中的小朋友學習阿拉伯文，歡迎我們去拜訪。就是這樣子的意外相遇，讓我們在離開前的那天下午，行程中又開展出另一段驚喜。

M女士住在同一個村落的另一頭，憑著交談中記下的住屋位置，我們轉轉繞繞，竟也順利找到了M女士的家。一進屋，M女士的小小家教班已經開始了，一群介於大概五歲到十歲間的小小孩們，穿得相當正式，正圍坐著大聲朗誦板上的阿拉伯文字。M女士邀請我們一起加入，於是，我們也跟著上起課來。對比於小朋友大聲自信的朗讀聲，我們完全跟不上，弱弱的照著聲音念，但只要音節增加，整個就亂成一團。一面笑著的M女士，怕我們聽不懂，所以在印尼語外，又特別用英語參雜少量的中文，解釋發音跟字型給我們聽。

小朋友們在課程後領了點心，各自回家，我們則與M聊起來。原來她在好幾年前曾以移工的身份到過台灣，後來因為婚姻與小孩回到了印尼。但幾年後，又因工作去了新加坡，就是在新加坡的時候，她跟著在大學教英文的雇主學了不少英文，接著又輾轉去到中東地區。在中東的幾年過程中，除了工作，她還學了阿拉伯文，也去了麥加朝聖。而正是這樣的經歷及語言能力，讓M在回到印尼後，決定開班教授阿拉伯文，除了我們看到的以小朋友為對象的家教班，她還在不少城市開設成人課程，所以即使不再出國工作了，她現在的生活也是相當忙碌，必須在不同村落與城市間移動著（在與我們聊天後，她馬上又要趕去另個城市上課）。M女士特別強調，她認為了解（看得懂）阿拉伯文非常重要，可以直接閱讀可蘭經，很可惜的是，不是每個人在學校都有辦法習得阿拉伯文，這也是她決定開設阿拉伯語文班的初衷，希望讓更多人可以直接接觸這個神聖的語言。也因為這樣，M不只是教授阿拉伯語，還希望透過語言，把連結著的宗教概念及傳統規範傳達給小朋友們。她教小朋友們在一開始要唱的一首歌，是關於來上課前要怎麼仔細地洗臉、洗手（包括手指、手背、手心）、洗腳等等的淨身程序，她也規定所有人都要穿著禮拜的正式服裝，才能來上課，這些都是希望學生們可以在這些繁複細節的準備過程中，培養對這個語言以及它所闡釋的教義的尊敬感，體會到它們所具有的神聖性。

我們也發現，不同於其他人在我們詢問一些宗教禮儀的規範時，常常說著沒關係，或是「很彈性」或「很open」，M女士的回答則是非常嚴格，例如，在我們詢問非穆斯林可否進入禮拜堂時，她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雖然可能有人覺得沒有關係，但她認為不行，對她而言，禮拜堂是非常神聖以及需要非常尊敬的地方，非穆斯林當然是不能踏進去，這個界線需要清楚的維持。M在言談間展現出滿滿的自信與想法，不論是談到自己怎麼在幾次海外工作的過程中，把握機會學習不同的語言，或是談到她開設阿拉伯語班的動機與使命感，而在我們詢問各種禮拜禮儀的規範時，也總是能非常果決、清楚地告訴我們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隱約之間似乎也可感受到，教授阿拉伯文這個使命，讓她在村落中有了不大一樣的位置，可惜時間太過短促，無法有更多的交談與進一步的觀察。

圖十、圖十一：M女士家的阿拉伯語課（2017年12月6日，劉堉珊攝）

成為村落中「移動」的新景觀

在這裡，被突襲拍照，成了我們幾天下來，生活中的另一種體驗。大概從第一天在市場邊吃飯開始，我們發現不管走到哪裡，即使正在吃著飯，不時會忽然聽到身後傳來相機喀嚓喀擦的聲音，轉過頭去，才發現是被經過的村民、路邊的小朋友們或是店家老闆突襲拍照。有幾次在我們吃過飯後，也被店家老闆詢問是否可以來張大合照，讓我們驚奇的發現，現代科技帶來的人手一支可拍照的手機，也成為村落捕捉奇怪闖入者的畫面、談論新事件發生的重要媒介。我們這群忽然來到的陌生人，除了到處移動，還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大概因此成為村落另類新奇的景觀，或是大家聊天的新話題。

後記

因為一同住在普尼家，我們大家也一點一滴把自己融進了當地許多日常的細節中，包括村落定時響起的祈禱聲、清晨普尼一家開始活動的聲音、普尼媽媽準備的炸物早餐的香味、屋子外的雞叫聲等。還有一些透過身體展現的適應與不適應，除了前兩天塞在車子中十幾個小時的扭曲感，有同學接下來出現了好幾日的肚子不舒服，很多好吃的東西都無法吃，有人則因晚上過熱直接睡在地板上，也有人乾脆像壁虎般整個人貼在牆壁上到天亮。當然，還有各種食物帶來的新體驗。這些一點一滴的生活細節，熟悉與陌生，從最直接的身體經驗，到與不同人碰撞出的連結與交集，我想都在同學們（以及我自己）這次的旅程中刻劃下關於印尼的感受跟記憶。

在這裡也要再次感謝普尼及其家人的各種包容，尤其，我們一大群人帶來的叨擾一定也讓他們同樣記憶深刻，包括因為太多人使用電造成的不穩電力，以及永遠都有人排著隊在等待浴室的奇觀、七嘴八舌的喧喧鬧鬧。一切的一切，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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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堉珊顛簸「跌」進中爪哇：「師生國際參與」參與了什麼（下）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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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簸「跌」進中爪哇：「師生國際參與」參與了什麼（上）

劉堉珊 — Mon, 28 May 2018 04:00:00 +0000

顛簸「跌」進中爪哇：「師生國際參與」參與了什麼（上）劉堉珊* 週一, 05/28/2018 - 12:00

顛簸「跌」進中爪哇

「師生國際參與」參與了什麼（上）

2018-05-28

印尼田野工作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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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堉珊

2017年12月，因參與教育部計畫，我與三個碩班研究生、六位大學部同學，以及在台灣工作的普尼（匿名），展開了八天七夜的印尼之旅，主要目的地是位於中爪哇Purwokerto（普禾加多）的普尼家村落。這個說長不長、說短也不是太短的旅程，不但是我與大多數成員的第一次印尼行（還包含兩個第一次出國的大二生），也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帶著一群學生出國。這個計畫的出現，來自於學校國際處因應教育部「教學創新試辦計畫」，以「強化師生國際參與」的項目，希望校內師生們進行「深度」國際學習的規劃，補助項目包含了國際研討會、田野調查、國際參訪、實習與志工等。對於總是為了田野經費焦頭爛額的研究生們，以及非常希望能透過實地參與，應用語言與課程知識的許多大學部同學們，這實在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也因此，即使學校給予的申請時間只有短短一個星期左右，本系師生還是在奔相走告之下，一口氣生出了好幾個銜接課程或延伸個人田野調查的小型子計畫，希望能好好利用即將到來的暑假。我們這個小小計畫，就是在研究生鄭百騰希望延伸田野軸線，加上我自己也期待實地操作一下進行移地課程的各種規劃下產生的。

在最原先的設定中，這除了是一趟隨著移工返鄉的短期旅程，我還預計帶著修過田野課或質性課程的研究生與大學生們，共同進行一趟短期田野調查，希望藉此思考目前僅有一學期時間的田野課程，是否具有延伸海外田野實習的可能。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整個核定時程的延宕下，我們直到八月才收到了計畫獲補助的通知，在接近九月時，校內的所有子計畫才協調完畢，大致確認了所有可支應的經費與可執行期限，也因此，我們僅剩可執行該計畫的時間，就只剩下了會計年度結算前的短短三個多月，換句話說，勢必會碰撞到學期間的課程。

由於必須在極有限的時間與經費內達到「成果產出」的要求，我放棄了利用這個機會執行一段完整田野訓練的可能，改以分組紀錄的方式，期待在旅程中仍然能帶入一些人類學的田野觀點與方法訓練。原先以田野調查為主、小型工作坊為輔的設定，也因最後行程細節的調整，轉為以工作坊為主。至於移動的主軸，在幾番討論之後，決定還是以合作夥伴普尼回鄉的行程軌跡為主，我們則是以從旁參與、協助工作坊進行的角度，思考這樣一段旅程對參與其中的每個人與社群的意義。當然，這樣的想法在進入流程細節討論的時候，仍不斷產生各種預期外的設想與變化，顯現出對參與其中的每個人來說，這段即將共同進行的旅程都具有不同的意義與期待，而如何在這樣的差異想像中協調出旅程的走向，除了不斷的溝通與調整，常常甚至必須雙手一攤，接納各種預料之外的新發展。

溝通、溝通、再溝通

如前所述，這個計畫主要是在跟隨普尼返鄉及回台的移動軌跡中，結合兩方共同設計舉辦的「共學」工作坊（包括普尼期待進入村落學校舉行的捏麵人技藝課程，以及本隊成員想要進行的攝影工作坊與成果分享），並帶入部分田野技藝訓練，希望作為未來田野課程開展或中爪哇駐點研究的基礎。然而，因為整個核定時間的延宕，計畫被迫需要進行非常多的調整與改變。在這個過程中，除了經費的協商，行程內容也不斷發生改變。我想，除了我自己，幾個主要參與討論者，應該也都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到各自不同的期待與想像，如何透過許多細節安排與花費計算，不斷經歷碰撞、協調與再溝通，過程中充滿著難以預期的狀況變化與新想法提出，消耗著所有人的精力，直到出發前。雖然這個如無限迴圈般永無止盡的溝通過程，讓所有參與在其中的人都非常崩潰，但我想，這個共同經歷的「崩潰」過程，也讓這趟旅程產生了非常不一樣、預期外的學習與收穫。

這樣的合作方式與行程規劃，對我、對普尼、對學生們來說，應該都是第一次，也因為這樣，對於要怎麼相互協調彼此的需求與目標，我想已經不是簡單的跨文化、跨語言、甚至師生們走出課堂的「跨域參與」等可以形容的了。我在過程中也不斷思考，在自己首度踏足印尼的狀況下，要如何帶領同學們進行這樣的旅程，是否能事先掌握所有可能發生的變數，是否已準備好可能的應變策略。不過，這些種種的焦頭爛額、不斷出現的問號與崩潰情緒，到最後終於還是稍微達到了大家都滿意的結果，剩下的，就是到現場再隨機應變了。

行前準備與分工

對於在這個短短幾天的行程中，除了要顧及幾個工作坊活動的進行，還要達到部分田野技巧訓練的成效，要怎麼兼顧，的確讓我傷腦筋了頗久。好在，本次行程有三位已經修過田野課、甚至已進入論文田野階段的碩班同學參與，大學部則有已修過質性研究的一位大三生，以及正在修習質性課程的五位大二同學。因此，我們最後採取了碩士生（百騰、佳昇、曉萱）作為組長，帶領三組大學部同學練習基本的田野觀察、紀錄與描述技巧（見附錄）。

第一組同學負責紀錄食物（日常三餐為主）的名稱、圖像與特色描述，在分工過程中快速搶下食物組的任婕與怡婷，正好是六位大學部同學中唯一語言必修不是選修印尼語的，她們每次在食物一上桌就忙著迅速拍照，還要趁食物被吃下肚前，抓緊時間詢問著店家或會印尼語的同學們每樣食物與食材對應的名稱，最後，還要紀錄下食物的各種感官特色（以及大家的形容詞與感想）。我想，兩位同學在這次印尼行中快速累積的大量印尼食物語彙，應該也成為了他們關於印尼語非常深刻的初體驗。第二組負責紀錄每天的行程細節，並描述活動與各個地點或場域的特色，負責的欣儀與子馨，透過近乎精確的時間、軌跡與場域描述，讓這次行程留下了非常完整可以參考對照的細節紀錄。至於稍有難度的第三組，需負責行程中的人物紀錄與描述，該組的詩蕾與琬婷除了要紀錄每天我們在不同場合遇到的人、人物特色，還需要辨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除此，每位同學都還需要進行每天的日記記錄。

抵達：瘋狂塞車與無止盡的等待

12月1日，在睡眠不足的清晨，我們一行總共十二人，以有點龐大的陣容，浩浩蕩蕩出發了。

抵達雅加達機場後，迎來的熱風，一如預期。我們與行李們，擠上小小的mini bus（圖一），一路直奔萬隆，普尼的家人們，在差不多的時間從普禾加多啟程，將與我們在萬隆見面。行前普尼已經警告過我們雅加達塞車的可怕狀況，所以行程中早已算進可能的塞車時間，誰知，我們來到的星期五，正好撞上了印尼連續三天的連假，家家戶戶的出遊行程，使得我們花了比預期又多了好幾倍的時間，一路從雅加達塞車到萬隆（下午三點從雅加達機場出發，直到晚上十一點多才抵達位於萬隆的住宿地點），隔天下午，我們隨普尼一家短暫走訪了鄰近的「水上市場」（floating market）後，再次從萬隆啟程，一邊塞車一邊緩慢前往普禾加多（從傍晚五點左右出發，直到隔天凌晨兩點半才抵達普尼家）。

僅僅兩天的時間，我們大概有將近一半都是耗在mini bus上，然後不斷看著手機中google map顯示的路程時間，很希望它從八到九個小時縮短一半（google map的路程地圖與所需時間，成為另一種銘刻空間感與時間感的方式）。這個破紀錄的塞車之旅，讓有些同學崩潰的想要馬上回台灣，曉萱則是在這幾天的日記中，提到我們透過塞車的身體感所體驗的印尼日常：「塞車塞到厭世... 進入一種以身體感知印尼日常的狀態，除了塞車還有身體塞在車子座位上的扭曲感…」。

圖一：與我們相處了兩天的mini bus，剛抵達雅加達大家興致還很高昂（12月1日，劉堉珊攝）

圖二：12月2日於萬隆的午餐（鄭百騰攝）

圖三：12月2日前往普禾加多途中的晚餐（鄭百騰攝）

印尼版「大地遊戲」

普尼家的小村落（圖四），把我們從城市的喧囂繁雜跟塞車的扭曲身體感帶到可以喘口氣的村落日常。在休息了整整一天後，普尼帶著我們開始了同學口中的「印尼版大地遊戲」（同學們用「大地遊戲」來稱呼校內行政程序的流程，即，需跑遍各處室闖過層層關卡集滿文件上的所有章）。我們逐一拜訪了地方教育署、三個我們預計進行捏麵人活動與攝影工作坊的學校，以及當地村長，向不同層級的「長官」們說明我們在這裡停留的時間、預計進行的活動與目的等，並請求許可，讓我們借用學校的課堂進行工作坊的活動。在普尼的引領與說明下，未來兩天跑校活動的時間終於底定。而在這個過程中，村裡的大人小孩們似乎也開始認識我們了，除了小朋友們會在我們經過時揮著手發出過於熱烈的歡呼聲，大人們也常常在我們經過時笑著跟旁邊的人說著「台灣」什麼什麼的，可能相互間討論著這一群老是在日正當中時在外面漫無目的閒晃（jalan jalan）的奇怪台灣人。

圖四：普尼家的村落一景（劉堉珊攝）

圖五：拜訪當地小學Ａ（12月4日，劉堉珊攝）

圖六：拜訪村長（12月4日，劉堉珊攝）

圖七：村長家附近（12月4日，劉堉珊攝）

大致確定了學校行程後，還發生了一件小插曲。在我們拜訪了教育署、以為行程已獲得幾個接見官員們的同意後，普尼在當天下午忽然又接到電話，原來是教育署長想要與我們見面、「談一談」。這樣的親自會面讓普尼非常緊張，導致我們也開始坐立不安，不知道事情是否會發生什麼變化。普尼於是希望我們在原先準備的資料之外，再增加一些「正式」文件來呈遞給教育署長，即使是中文也沒關係，只要有學校大的校印就好。然而，短短的時間內我們實在不知如何再多生出學校用印的任何文件。最後，以一種豁出去、想說看狀況怎樣再說的心情，我們在原先準備的英文版計畫與行程說明文件上，盡可能再增加更詳細的計畫內容與參與人員資訊（為了找到地方重新列印，曉萱與佳昇在大太陽下來來回回跑了好幾趟，但也因此認識了村中的其他新朋友，讓我們有了另一段驚喜際遇，請見下篇），然後，在署長再次指示會面時間後，兩位研究生、普尼與我，戰戰兢兢來到署長辦公室赴約。

相較於前幾次來到教育署充滿笑容的輕鬆氛圍，這天所有人都非常嚴肅，可能也是等待著不知會發生什麼預期外變化的緊繃情緒，讓我們幾個都笑不出來。署長以一種看起來相當威嚴的姿態，一面指示屬下在旁照相進行紀錄，一面開始詢問普尼的身份細節及與我們的關係，我接著遞上名片、學校錦旗，以及關於行程目的與內容的文件，簡單說明了一下，然後大家一片靜默，等候著接受裁示。署長研究了半天後，用還是很嚴肅的表情，開始說著很高興我們可以來到這裡，希望我們回去後還可以持續跟這裡的學校們保持聯繫、多多交流等的話語，這對我們來講簡直是個鬆口氣的大轉折。不能免俗的，署長接著指示要跟學校錦旗來張合照！整個氛圍瞬間轉為輕鬆，我們緊張了大半天的這一關，總算還是順利通過了（雖然在開心拍完照、說完再見的一轉身，我的包包順勢把署長桌邊一個瓷盤掃到地上打破了，害大家又緊張了一下，想說會不會再發生什麼轉折，還好署長大人說著沒關係，然後揮揮手，吩咐下屬來打掃。這個意外插曲，在我們後來的討論分享中，其實覺得應該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與需要緊張，尤其，署長最後跟我們喬好的時間，是過了又一天，在我們即將離開那天的近中午。但在整個過程中，尤其，坐在辦公室中觀察著署長與普尼的互動與對話，著實讓我們體會到諸多細節顯現出的上下關係，普尼的緊張、慎重與小心翼翼，也呈現出這位「首長」在一般人民眼中不可冒犯的威嚴與階級距離感。會面結束後，我們一面趕著盤點學校需要的「計畫KPI」資料，還開玩笑的說著署長可能也跟我們一樣，有來自上頭的KPI壓力。

（未完待續）

P.S. 真的很謝謝一起完成這趟旅行的普尼、百騰、佳昇、曉萱、柏蓁、欣儀、子馨、詩蕾、琬婷、任婕、怡婷。

附錄：分組與個人紀錄摘錄

1. 行程記錄組

「12月1日，前往萬隆（15:00）：沿途車流量大車速緩慢，車道相對台灣較小，比較常看見就是雙向各兩至三道，路上的車子較多是休旅車，沿路看見的遊覽車比台灣所看到的還要大台，路邊還有沒受圍牆阻隔的民宅，會有居民直接在高速公路旁販售水等商品，高速公路旁的房子比較破舊，房子周遭會有雞隨處行走。」（紀錄者：徐子馨）

「12月4日，拜訪村長（14:30 ）：一到村長家，村長就拿出了花生和茶招待我們，茶的味道就和其他地方的差不多，剛剛好村長的桌子上有一包菸草，村長就示範了如何捲菸草，在印尼抽菸的比例很高，而印尼的煙價大約是台灣的三分之一，低廉的菸價也許是抽菸比例高的原因之一嗎?訪問村長當地外移人口比例、當地方發展、村長負責事務、文化等問題。」（紀錄者：徐子馨）

「12月5日：（8:00）前往幼稚園舉辦捏麵人工作坊，由普尼先解釋如何操作後，將我們團隊分成三組協助小朋友完成，由於是幼稚園小朋友，這次捏的是較簡單的哆啦A夢，示範基礎的做法後，再讓小朋友自由發揮創意。（10:00）回普尼家吃午餐，由普尼的母親為我們準備炒四季豆、炸魚、黃瓜等家常菜、還有蛇皮果等台灣沒有的水果。（12:40）出發前往加油站旁的小學。由於普尼臨時去火車站處理事情，因此原本希望由小朋友先表演爪哇傳統舞蹈樂曲，但顧慮到下午的太陽太大，因此改成先開始攝影工作坊，先將小朋友分組，由我們團隊一人帶一組進行攝影指導，結束後由小朋友表演爪哇傳統舞蹈，我們也加入一同學習、練習傳統舞蹈，並請我們致詞。接著進行捏麵人工作坊，捏了熊貓、小鴨等較多元且複雜的樣式。（15:00）跟著路人T去吃牛肉丸湯bakso，在回家的路上普尼去了電器行、團隊中有些人則去雜貨店晃晃，然後回家。路人順便來到普尼家作客，原來兩人是舊識，普尼邀請他進來聊聊、喝咖啡，一直到將近七點路人提議要約某位團員去Jalan-jalan。（20:00）市場purwojati買路邊攤的糕點當宵夜，並前往尋找看爪哇傳統藝術甘美朗樂團表演的地方。（20:30）終於找到看表演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基金會所擁有的場地，當地人定期聚集在此練習甘美朗的表演，當天剛好是練習的時間，在樂團演奏幾首樂曲之後，因為某一位我們的團員曾在系上學過峇里島的甘美朗，因此詢問當地人一些問題，原本預計要讓我們團員試著演奏，卻因時間太晚而作罷。（22:30）回家洗漱後睡覺。」（紀錄者：卓欣儀）

2. 人物紀錄與描述組

「下午我們到村長家，村長穿著土黃色的上衣，帶著黑色的帽子，帽子的邊緣有著金黃色線條，他留著八字鬍，坐在我們的前面捲菸，他先將菸草放在一張長方形白紙上，然後拿起刀削了一顆白色的圓球（好像是丁香），削完後，將白紙放在兩隻手的手心滾動，讓菸草與白色粉末可以被包起來，接著他一樣再拿起一張相同的長方形白紙，重複同樣的動作，包好後，他拿起香菸點火開始抽菸。普尼坐在村長的左手邊，幫忙我們翻譯，我們向村長提問很多的問題，像是晚上的守夜排班、當地的產業、當地到國外工作的人數以及要當上村長的條件等等。當普尼在幫忙翻譯村長的話時，村長俏皮的將已經燒到剩一半的香菸，用下嘴唇將香菸含在嘴巴裡，他表演了好幾次這個特技。在做訪談的途中，剛好有賣雞肉丸的小販在路上叫賣，村長詢問我們要不要試試看雞肉丸，我們答應後，村長就請我們一人吃一包雞肉丸，最後我們與他合照後離開。」（12月4日，紀錄者：蔡詩蕾）

「晚上剛好遇到禮拜時間，我們前往祈禱室，在祈禱室的外面觀察她/他們禮拜，從外面可以看到祈禱室的空間是有分開的，他/她們用一塊布將男人與女人的空間分開，女人們穿著長袖的長裙與比平常她們所帶的更長更寬的頭巾，但是她們並沒有將她們的臉遮住。等到她/他們禮拜完後，他/她們走出來，男人們的頭上都帶著被稱為是宋谷帽的帽子。我們與其中一個阿姨搭上線，她帶著紅色的頭巾，她邀請我們到她家，我們坐在她客廳裡，詢問她有關伊斯蘭教的一些規定，她細心的向我們講解齋戒月哪些時間可以用餐，哪些時間不能用餐以及祈禱室女人只能在房間的後面，男人則是待在房間的前方禮拜，還有星期一與星期四是她的齋戒日，她大概從早上四點進食後，就不再進食，直到大概晚上七點後才吃東西(時間因為忘記，有些不確定)，我們在她的房子待一段時間後，就離開回到普尼家。」（12月4日，紀錄者：蔡詩蕾）

「晚上8:00，我們騎機車到雜貨店的附近聽一場表演，這場表演是甘美朗表演，所謂的甘美朗就是敲擊樂，可依曲目決定是否加上演唱者。而這天我們聽到的曲目前面有兩個人演唱。表演的地方長得很像飯店的大廳，雖然不能算是奢華，但是空間很寬敞，裏頭有10餘人彈奏著不同的樂器，有鑼、鋼片琴、鼓以及木琴類等等。由於我們在中爪哇，所以看到的是中爪哇的甘美朗，比起峇里島的甘美朗通常較緩慢和靜態。負責幫我們翻譯的人說他們每個月都會練習至少4次，因此我們這天看到的表演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練習。除了了解爪哇的甘美朗，這些演奏者也很歡迎我們實地敲打他們樂器，並且招待我們許多在地零食以及熱茶。在這邊我們待了2小時才返回去休息。」（12月5日，紀錄者：蘇琬婷）

3. 食物紀錄組（拍攝與紀錄者：任婕、鍾怡婷）

4. 個人紀錄與心得節錄

「在印尼，時間的尺度、身體的感受於我都是全新的，從我們前幾天和後幾天的移動當中，體會了著名的『塞車』，甚至還有因此而生的職業－在路上走動的小販，原本三十分鐘的路程就是可以塞到兩小時…而這樣時間、路程都長的旅途通常需要一位以上的司機來輪替，我們的兩位司機都是同行的移工的同鄉，在塞車的漫長的時間中，兩位司機在失去普尼這個聊天對象後，轉而和我這位說著破爛印尼語的外國人夾雜著英語對話，承襲著我暑假在印尼的另外一個地區班達亞齊的經驗，我開始和司機聊聊他們的家人、家鄉，但更多的是他們想跟我分享印尼的生活和文化，和沿路車上不間斷的特色音樂。某位司機告訴我，他雖然是司機，但是在家鄉也有種稻，所以沒有接案子的時候也是個農夫。……我也見識到了如何在車陣中殺出血路──給點小費，請人指揮交通，然後走人比較少的小路，我們終於在半夜離開了西爪哇，進入中爪哇後路馬上變爛，進入位於萬由馬士(Banyumas)的Purwojati村莊後，路更是坑坑洞洞，但我始終不懂給小費的標準是什麼，因為司機並不是每一個都會給，而我也不清楚這些半夜在路邊收小費的人具體的工作是什麼。」(卓欣儀)

「當結束普禾加多回到雅加達–一個金融中心與高聳大樓林立的所在，無論在視覺與身體感受上實充滿許多矛盾與衝突，特別是行經名牌百貨，總覺得十分格格不入。不僅只是前後到訪的城市樣貌的差異，連自己在其中的身份也顯得突兀。學妹說，去到雅加達的名牌商場，自己顯得好像窮人。但另一方面，在普禾加多，相較於當地居民的生活，我們所來自的台灣，在物質方面似乎又較為豐裕。這種離開習以為常的生活環境，所凸顯出來的身份/角色的交錯轉變，也是值得深思的部分。在一天晚上的田野觀察交流中，學妹說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這幾天學的，感覺比這幾年上課學的還多……』，即便我們所經歷的，不全然是『印尼』的全貌，然透過自身所見所聞，切身的經驗，對學生、對自己而言都是真實的感受。而此行所見的『印尼』，是否能與在台灣所詮釋的『印尼』劃上等號，地方與國家，何者是被我這個外來者所認識的主體，這是我仍想持續保持探究的方向。」（陳曉萱）

『此次拜訪中爪哇普禾加多的田野調查時間共8天，我想從三個面向來梳理自己對普禾加多到西、中爪哇，再到印尼的感受。

首先是作為個人角色的「異已認識」，最強烈的感受莫過於「塞車」及印尼合作夥伴口中常說到的「OPEN」。前者表面上一般容易被認為只是印尼交通規則或政策，甚至基礎建設的不足或缺失。但若嘗試著將塞車現象與對『秩序』認知連結起來看，是否塞車其實正可延伸出「印尼人」如何理解和實踐「法律」？以及規則或規訓在印尼被實踐的樣貌，其實也反應出習慣於標準秩序社會的我（們）的感受正在被衝撞呢？後者則是常聽著從普尼口中說出「我們這裡比較OPEN」的字句時，一邊思考著他認知的這個「OPEN」是在呈現什麼樣語境下的意義？一邊也思考著我（們）可以如何理解他的「OPEN」？以及在普禾加多生活中實際可行的「OPEN」是什麼？還有以往我（們）偏見認為印尼的「不OPEN」與這個「OPEN」的對照是什麼？

其次在於「團隊」的面向，這次有機會以老師助理的角色一同協助執行田野調查，並輔助第一次進行田野調查的大學同學進入田野地。一方面的體會是已經時間短暫，再加上扮演具有協助性質的角色，其實自身關注的焦點是更多放在團隊運作與大學同學身上，真正放入田野調查的程度反而較低。另一方面也是因著助理角色的關係，進一步體會到溝通協助的重要與不易，從行前到田野期間；從團隊之間、團隊與印尼合作夥伴之間、或與當地部門、學校及居民之間，都會在對話過程中反應出文化、觀點、習慣差異下形成的錯焦或誤會，但這其實也正是再次提醒著人類學一直在討論「理解」如何可能的重要之處。』（劉佳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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