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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籤: 田野工作

顛簸「跌」進中爪哇:「師生國際參與」參與了什麼(上)

2017年12月,因參與教育部計畫,我與三個碩班研究生、六位大學部同學,以及在台灣工作的普尼(匿名),展開了八天七夜的印尼之旅,主要目的地是位於中爪哇Purwokerto(普禾加多)的普尼家村落。這個說長不長、說短也不是太短的旅程,不但是我與大多數成員的第一次印尼行(還包含兩個第一次出國的大二生),也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帶著一群學生出國。

名為傷心與暗黑的人類學(上)

文章企圖談兩個部分:傷心,以及暗黑。所謂「傷心」,來自Ruth Behar《傷心人類學》(The Vulnerable Observer) 所談的vulnerability──人類學田野工作者的脆弱性、易受傷性。而「暗黑」則是Sherry Ortner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暗黑人類學及它的他者」。 兩者如何相容──儘管這是個咸認黑暗的時代,且我們大多數人都時時刻刻傷心(若非麻木的話)?以我的寫作慣例──一句話都會分兩三次講完──這次先談部分的傷心。之後再談暗黑。

越南北部田野調查的許可—從邀請函到介紹信

「取得研究許可」是人類學田野調查過程中的關鍵步驟,在研究方法上總也會提到,是個老生常談的題目。我從1998年以來,長期在中國西南的村落進行研究,在碩博士研究階段,都準備有介紹信,也都透過研究單位拿到研究許可,從來也沒有因為觀看儀式被公安找過麻煩。然而,我從2013年至今年的越南調查經驗,讓我真正體會到研究許可的重要性。僅以此文提供有興趣赴越南研究的朋友參考,希望後進者可以少走一點彎路。

田野是危險的工作嗎:談美國人類學家Buell Quain(1912-1939)的死亡之謎

在於斐濟的田野結束後,美國人類學之父Franz Boas門下的年輕弟子Buell Quain曾是30年代人類學界最耀眼的新星之一,卻在之後於巴西雨林的田野中自殺身亡。本文在追憶這位已被當代遺忘的學者的成就之外,並試圖拼湊出他自殺的原因。在宛如羅生門般的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逐步被田野的孤寂所吞噬。所以,讀完文章後,請多關心在出田野的朋友!

[iGuava主題專號 3-3]我想了解你的明白

本屆民族誌影展黃金時段,10月6日週六晚上8點40,推出一部不可錯過的好片:「我想了解你的明白 Stori Tumbuna: Ancestors’ Tales」。有些電影結局是關鍵,前面鋪的梗看似平淡無痕,直到震撼性的結局,觀者恍然大悟明白箇中道理。「靈異第六感」就是很好的例子。這部片落在這個類型,結局回答了前述觀影時內心OS的所有質疑,所有線索兜在一起讓人恍然大悟、拍案叫絕──但我卻不能明白的說出我的了解。

[Runningnoseky的蘭嶼田野]小木屋筆記(下)

在上集中有過敏體質的人類學家住進了蘭嶼傳統屋,在冷泉洗澡發現不明物質,飽受驚嚇之後,還會面臨什麼更大的挑戰?

[Runningnoseky的蘭嶼田野]小木屋筆記(上)

我剛開始在野銀尋找落腳處的時候,阿友就很希望我能租他的老房子來住。照理說,能夠住在當地人的家屋裡頭,尤其還是傳統形式的那種,就算不是田野工作之必然,起碼也是人類學家的浪漫。只是,住進一間連當地人都不太想住的屋子裡頭,這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了。

記2012年賽夏族Pas’taay

2012年底,在回台灣任教的第三年,終於有機會帶著修習自己在研究所開設「台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課程的學生,回到苗栗縣南庄鄉的向天湖參加Pas’taay,此行的目的除了希望修課學生藉著實際參與賽夏族的祭典,了解在課堂上所學習到的賽夏族文化外;另一個目的則是因個人對族群的情感,趨使自己無論如何都要回家參加祭典。雖然往年皆會參加Pas’taay,但今年參加祭典的目的,卻讓我第一次對祭典的凝視產生不斷地在「emic」與「etic」觀點跳動的情形,而這樣的現象,似乎也讓我對祭典中所發生的事件與自身情感的流動更加敏感。

煙火式田野?太平洋人類學家@太平洋藝術節

適逢倫敦奧運,芭樂人類學特派員還在英國持續參與觀察,讓我先分享參加另一場節慶的幾點想法吧。 四年一度的太平洋藝術節(Festival of Pacific Arts)在我的田野地舉辦,怎能錯過?早早訂好機票,今年7月於所羅門群島首都Honiara參與這場盛宴。 與長期浸淫在社群文化中,透過日常生活實踐學習當地文化的傳統田野模式大相逕庭,藝術節匯聚了數萬人潮、二十多國團隊,是快速流動、文化濃縮的節慶,人類學家如何在這兩週內「做田野」,而非走馬看花,或只是跟著事件快速擷取的媒體?四年前協同原民台「看見南島」節目,參加於美屬薩摩亞首府Pogo Pogo舉辦的藝術節,此番在熟悉的土地上「重逢」,是否有不一樣的視野?此類藝術節的特質,對於人類學田野與知識建構提供怎樣的刺激?在「煙火式的田野」情境下,這些都是嚴肅的研究者需要不斷思考的挑戰。

島上的外國女人

當我在金銀島出田野大約接近半年時,我開始接到一些具有半強迫性質的額外任務,多數都跟翻譯有關。因為在當地大約有700-1,000名的中國人,分佈在各行各業。同時約有一百多名的台灣人在當地經營生意,多為中小企業老闆。有時候這些人會有些生意上的糾紛,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嫻熟英語。所以我被當地法院徵招,去法庭做口譯。另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志工工作,是聯合國的愛滋病防治計畫,針對當地娛樂業的女性進行安全性行為的推廣課程,以及愛滋病的篩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