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葛茲（Clifford Geertz）的《地方知識》（1983）裡，曾經二度提及一位丹麥人於十九世紀末描述峇里島「三位澈底無辜卻承受一場可怕獻祭儀式的妻妾」紀錄，其中錯綜華麗的藝術美感、殘酷行刑般的野蠻祭典、神聖與「人本慈悲」等彼此混融，讓這位歐洲商人感到萬分驚恐——或許「波特萊爾可能會欣賞」的一種混融，葛茲如是說。葛茲以〈在翻譯中迷失〉詩作︰「生命就是一場翻譯，而我們都在其中迷失了方向」（James Merrill, 1976；cf. Geertz中譯本2002:68；而該篇論文標題卻帶有莞爾和詩性的「在翻譯中發現」），批判這種歐洲人本主義與教育下的「矯治性智慧」：原以為「『經由接觸依循與我們[歐洲]不同的思路而建構起的思想世界，可以減少我們的不確定性』，然而事實上它們卻擴大了我們的不確定性。」於是，「愈是深入理解文化脈絡，便愈是發現文化分析未臻完全；這種持續深度的認識，使得關於地方知識的理解愈加感到複雜、龐大而無法掌握」（見林徐達《詮釋人類學：民族誌閱讀與書寫的交互評註》第二章，2015）。這種傾向不確定性或是「去穩定性」的理解偏好，帶領著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若干民族誌調查朝往修辭的隱喻、並置的諷刺性、書寫職權、著重於文化意義的在地知識、開放式結局等詮釋論述。

在當代的文化研究中——包含專屬或跨專業訓練如人類學民族誌、社會學質性研究、文化地理學、後殖民∕後現代性∕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跨國研究——「地方」既面臨維持各自獨特文化的巨大挑戰之際，又與這些威脅力量具備重疊糾結的彼此關係。我們目睹甚至親身投入一連串去西方勢力、去殖民、去中心化、去地域性的文化運動，原先支配性霸權體系業已遭到局部的破壞、解構或是若干受到文化資訊世代的改變。三十年前的「部分真理」論述（Clifford 1986）似乎猶言在耳——「不再有某個地點可供我們講出所有面向的故事」（但事實上「本來就從未有過」，本書頁30），但同時全球性敘事系統帶來話語的專斷威權，也令「我們」感到擔憂。（這個「我們」充滿了異質群體的想像。）

如果三十年前「迷失」是因為「愈是瞭解便發現原先的理解愈是不足」，而「發現」所面對的是一個更加糾結、涉及更多現實因素、更具矛盾性因而難以區分純正的處境。那麼我們不禁要繼續追問，在今日的文化調查任務裡，「迷失與發現」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九七三年的《文化的詮釋》裡，葛茲提醒讀者：「事情比表面上看到的還要複雜」（1973:235）。這數十年間本書作者克里弗德致力於反駁科學式的單義承諾，並且堅稱民族誌文本的比喻性與多義性（figurative and polysemous；Clifford 1986:5-6；林徐達 2015:13:n3）。從《書寫文化》（Clifford and Marcus eds. 1986）、《文化的困境》（1988）、《路徑》（1997），到《復返》（2013），克里弗德在四十年後回應了這句話語：這是否會成為「反對概括分析的咒語」？他繼而提出以一種「綜合宏觀與微觀的方法，一種總和葛茲的『深描』和詹明信為世界歷史『繪製認知地圖』的方法」（本書頁56）——一項稱之為「民族誌－歷史學現實主義」的研究。不變的是，「結局仍然保持敞開」，並且主張「任何單線發展的假設都應該被懸擱，以給交錯的歷史騰出概念空間」；「我們面對的挑戰乃是去發現部分重疊但又互相參差的諸歷史，它們彼此掙扎，要在既系統又混亂的當代世界找出操作空間」（本書頁43及61）。

「騰出空間」使得我們可以在以複數形式存在的諸歷史之間，並置影響生存變因的可能性（一如本書作者所言「同時但非同步」，本書頁10），因而「銜接」（articulation；或許是全書最為關鍵的概念之一）提供了「思考文化轉化和傳統形式一個非化約方式」（本書頁76）。原民社會面臨過往殖民主義的戰爭屠殺、強制遷移屯墾、文化傳統的摧殘史、「文明教育」認同改造，或是現下全球化以新自由主義之名的資本主義波潮，不再是非存即亡的線性思維論述，而是充滿了彈性的可變性與能動力，並且在這種可變性中看見原民社會的存續精神與存活策略。這種現實主義著眼於「偶然性銜接」（contingent articulation），作為「一種陣地性鬥爭、銜接和結盟的偶發性」文化政治（見本書頁38, 285）。在此一概念之下，原鄉扎根與離散往返經驗、轉化路徑、復振形式、本真性的純正度帶有「大於地方性」屬性（more-than-local，見本書頁51-55），而不再是遭受質疑攻訐的首批對象，就網路用語來說，「也只是剛好而已」（周杰倫〈黑色毛衣〉歌詞）。「在這種再現奮鬥中，攸關重要的是採取一種充分的現實主義的思考方式，對一整系列的舊的和浮現中的歷史加以比較。」克里弗德如此提醒（本書頁105）。這是21世紀「成為原住民」的生存部署：去殖民化、全球性、原民生成正是在一種「大小剛好」的歷史辯證張力中同時存在（本書頁106）。

用這種思維來思考「在翻譯中的迷失與尋獲」（本書頁129, 354；這種「Lost & Found」是否像百貨公司裡的「失物招領」櫃檯？）。翻譯是一種趨近異文化的理解，過程中「沒有盡頭也不保證可以得出成果」，並且總是失（去本）真的——翻譯即是背叛（Traditore tradutore；這句話也出現在《路徑》一書中）——正因如此，致使「翻譯」騰出了空間，使得它的「迷失」在歷史的偶發性、銜接的部署、多樣化再現，與開展的文化意義成為其「尋獲∕領回」之處，成為「新意義的源頭，一種歷史牽引力的源頭」（本書頁60-61）。然而一如我們早已知曉，尋獲物已不再是當初的迷失物，而「新意義」更可能是涉及模仿（imitation）、摹擬（mimicry）、混仿（pastiche）、諧擬（parody），甚至是一種贗品（mock），或是刻意失真的挖苦反諷（irony）。如此一來，從當代的「發明的傳統」、巴黎植物園的「扎根式移動」（“rooted mobility” in Jardin des Plantes，見Clifford 1988）、「失瘋的純真物」（”the pure products go crazy,” Clifford 1998），到「非正式影評」（刻意將原有電影的主題深度予以平面化，穿插個人式的嘲諷評論），「迷失與尋獲」是否再現「一項現代掙脫術：以仿真的技法臨摹傳統，以山寨複製的形式突顯虛假」（同時見林徐達 2015:130, 155），而成為「迷失與延續」（Lost and Last）？困境意味著彈性與偶發性的可能，而不確定性則永遠蘊含著迷（謎）人的異質混雜，那總是讓我們既「感到恐懼又懷抱希望」（本書頁255）。

謝謝《復返》這本書帶來豐厚且細緻的描述與討論，其中特別有關原住民族文化傳統的召喚與銜接，給予我們對於「原住民未來」的想像。回想二〇〇八年三月台灣原住民族「被迫在惡劣的文化處境中，持續加重修辭力道，以及表達諸如『為尊嚴而走，結果走到最後只剩尊嚴』的悲情和無力感」（林徐達 2015:91），未來台灣原住民族仍會帶著一種清晰的矛盾心理（lucid ambivalence）面對歷史的風暴，但《復返》給予了我們勇氣和展望。

關於本譯著的出版 詹姆斯．克里弗德之「民族誌反思」三部曲著作《文化的困境：20世紀民族誌、文學與藝術》（1988）、《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1997）、《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2013），承蒙科技部「人文社會經典譯注計畫」補助得以陸續完成譯著出版。考量翻譯過程的現實處境、教學的需求，以及關於國內原住民運動即時的刺激與期待的啟蒙，我們決定讓《復返》作為三部曲譯著的第一本出版品。三本譯著詞彙的統一（至少維持意義上的一致或是文脈閱讀時某種必要的流暢）是我們面臨的首要挑戰：renewal（復興）、revival（復振）、resurgence（振興）、subaltern（從屬）、conjuncture（交接口）、displacement（在本書中多譯為「移置」，偶爾文脈中也會翻譯為位移、錯置）、articulation（本書翻譯為「銜接」，但考量過鉸合、接合、聯結、銜合等譯詞），讓譯者們和審訂者耗費多時斟酌審議。

作者在《復返》此書中沒有任何注解，譯注則安排於每頁底部作為補充說明。同時應「人文社會經典譯注計畫」之要求，於每頁旁側加注英文頁碼。索引則以英文頁碼標示，協助讀者搜尋原文關鍵字詞回返於翻譯文脈語彙。「翻譯即是背叛」，在直白的話語層次上，希望這一「背叛」尚不致於帶給讀者們閱讀上的困擾。（但文本閱讀何嘗不是一道詮釋學謎題？）

本系列譯著皆由我所任教的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生協助聯絡版權事宜、審訂校稿、撰寫導論，以及參與原文和譯詞的討論。對於他們投身於當代原住民族復振的努力、令人驚豔的綜合論述、一絲不苟的品質要求，或是具個人式嘲諷或批判風格，我滿懷感激與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