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兩種心靈》系列演講，是2022年秋季台大人類學系「人類學的情緒與情感研究」課程所安排的三場課堂演講。《兩種心靈》談的是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美國精神醫學教育與臨床現場的轉變，英文原著出版於2000年，中譯版則於2021年出版。為了討論這本書，主辦人邀請了四位精神科醫師：張復舜、廖偉翔醫師是本書譯者，周仁宇、吳易澄醫師具有精神科醫師與人類學博士雙重身分；周仁宇醫師同時也是美國精神分析學會與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精神分析師，也是台灣精神分析學會的訓練分析師。前兩場演講摘要已於2023年秋季刊登於芭樂人類學（第一場、第二場）。

第三場邀請《兩種心靈》譯者之一、時任台大醫院精神科總醫師的廖偉翔醫師，討論第五章〈分裂從何而來〉、第六章〈管理式照護的危機〉與第七章〈瘋狂與道德責任〉。廖醫師形容自己的演講風格是「夾敘夾議」：在回顧章節內容的同時，也穿插精神科臨床工作的經驗、翻譯心得，以及他對跨文化精神醫學的認識。這也讓第三場與前兩場形成互補。聽眾彷彿上了一堂高度濃縮的當代精神醫學社會史，不僅得以管窺跨文化精神醫學的發展，也能切身感受到管理式照護所造成的影響，以及臨床工作者對此的反思。演講內容豐富紮實，儘管經過刪減，篇幅仍然很長，因此將演講內容與問答分為兩篇刊出。

在這個資訊充斥、讀者的注意力愈來愈難持久的時代，我們仍希望讀者有機會放慢速度，跟著廖醫師思考：我們可以如何理解與回應精神疾病？當前的治療方式從何而來？跨文化精神醫療為何重要？精神科臨床工作者究竟看到了什麼？人類學又可以在其中發揮什麼功能？

• 日期：2022年12月2日（五）10:20–13:10
• 地點：台灣大學水源校區 階梯教室101室
• 讀本：Tanya M. Luhrmann《兩種心靈：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的觀察》（張復舜、廖偉翔譯。台北：左岸，2021）
• 討論範圍：第五章〈分裂從何而來〉、第六章〈管理式照護的危機〉、第七章〈瘋狂與道德責任〉
• 主講：廖偉翔醫師（演講時任台大醫院精神科總醫師；成大醫學系畢業、政治系輔系，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服務研究碩士，2025年前往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就讀Mental Health博士班）
• 紀錄：詹㝢婷（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整理：黃郁茜（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廖偉翔醫師（成大醫學士與政治輔系；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服務研究碩士；演講時任台大醫院精神科總醫師；2025年前往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就讀Mental Health博士班）

從翻譯《兩種心靈》談起

主持人開場時簡單列了廖醫師的幾本譯作：包括《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Anatomy of an Epidemic: Magic Bullets, Psychiatric Drugs, and the Astonishing Rise of Mental Illness in America）、《在懸崖邊緣，接住你：一名專業資深精神科醫師的現場醫療記錄》（How Can I Help? A Week in My Life as a Psychiatrist）、《健康不平等：工作、居住地、教育環境以及人際關係如何影響你我的健康》（Well: What We Need to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Health）、《兩種心靈：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的觀察》（Of Two Minds: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n Psychiatry），以及和科技與社會研究（STS）學者合作翻譯的《醫藥幽靈：大藥廠如何干預醫療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Ghost-Managed Medicine: Big Pharma's Invisible Hands）（編按：2025年，廖醫師的新譯作《與死神曖昧：長期自殺傾向病人的治療之道》Half in Love with Death: Managing the Chronically Suicidal Patient出版）。這些書的主題從精神醫療、臨床現場、公衛一直延伸到藥廠與知識生產。主持人驚嘆於廖醫師除了有醫學士和公衛碩士學位，在從醫生涯中還能翻譯不輟。廖醫師則謙虛介紹自己的學習經驗。他在成大念醫學時，一直想接觸醫學以外的領域，後來修了政治系輔系，大學時代也常在台灣文學、中文、外文、政治、經濟等課堂之間「流竄」。畢業之後，他又到波士頓大學念公共衛生，專攻健康服務研究。翻譯工作也從精神醫療開始，慢慢跨到公共衛生與醫學史。他笑說自己其實「不是很有膽」，翻的東西始終離醫療不遠，至少是自己能理解、願意負責的範圍。

廖醫師最早是在《精神病大流行》相關講座中聽李舒中老師提到《兩種心靈》，當時便覺得這本書很重要，因為它觸及精神醫學內部某些很核心的邏輯。張復舜醫師也想引介此書，在翻譯過程中邀他加入，兩人才一起完成中文版。

這次為了演講，他又把後三章重讀一遍。他說，每次讀的感覺其實不太一樣。第一次讀時，最直接的反應是：精神醫學怎麼可以只剩生物取向，精神動力的意義明明很重要。隔了一段時間再讀，這次再讀，他更能理解前一場周仁宇醫師的提醒：書中對精神分析的呈現並不足夠。精神分析可以促進人的思考，但這一點在本書中沒有完全呈現出來。他現在比較在意的，是兩種取向到底能不能放在一起思考；如果要整合，在臨床上又要怎麼做。

兩種心靈如何分裂

《兩種心靈》前四章描寫美國1990年代精神科住院醫師的訓練。Luhrmann把住院醫師當成一個田野群體，跟著他們值班、接新病人、做門診，也進入心理治療的訓練現場。她看到的是正在改變的精神醫學訓練與臨床現場：過去在美國有很大影響力的精神分析慢慢退場，生物精神醫學愈來愈居於中心。第五章接著追問，這種分裂如何形成。

1980年代興起的管理式照護（managed care）是一個關鍵背景。管理式照護的基本精神，是在成本和品質之間權衡：用更少的花費維持一定品質，或在確保一定品質的情況下，把費用壓到最低。精神醫學本來就存在生物取向與精神分析取向的分歧；管理式照護加入之後，原本的意識形態競爭，又被成本與可計量性的問題放大。

精神藥物從1950、1960年代開始發展，對某些急性精神症狀有非常明顯的效果。一個躁動、混亂、幾乎無法對話的病人，用藥後可能很快安定下來。精神分析則擅長處理人的內在衝突、關係與意義，但它對病人的功能也有要求：固定時間、固定地點出席，還要能夠談自己的狀態。精神狀況差到某個程度時，光是做到這幾件事就很困難。管理式照護加入後，治療方式又要面對「如何證明效果」的問題。藥物比較容易量化：用了多少劑量、多少比例的人改善、治療需要多久，都能做成數據。心理治療往往因為成效難以量化而被邊緣化。儘管心理治療不一定比較昂貴。如果規律地跟治療者談話，可以讓一個人的情緒與生活穩定，避免住院，長期醫療成本反而可能更低。但這種長期效益不一定容易被保險支付制度肯認。

此書也回顧了美國精神分析的歷史。20世紀上半葉，美國社會經歷工商業發展與生活型態快速轉變，精神分析提供了一套理解適應困難、內在衝突與自我的語言。當時精神藥物還沒有出現，精神分析因此累積了相當大的聲望。藥物發展之後，它的限制也逐漸浮現。有些精神狀況很難只靠動力性的解釋處理；有些案例則根本無法進入分析。廖醫師舉了書中的一個指標性案例：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內科醫師罹患嚴重憂鬱症，被送進華盛頓附近一所很有名、以精神分析為主的私人療養院。住了幾個月，病情一直沒有起色。家屬後來把他轉到使用精神藥物的醫院，狀況很快改善。這件事最後進入法院。訴訟結果強化了一個觀念：合格的精神醫療措施應包含藥物治療。這是精神分析聲望下降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

另一個重要變化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第三版的問世。DSM診斷的想法是：精神病有某些類似的症狀學，可依據某些症狀表現來認定疾病。如情緒低落、悶悶不樂、喪失活力、睡眠障礙，可能就是憂鬱症；睡眠需求減少，多話、多構想、思想飛躍，就是躁症；妄想、幻聽、幻覺，難以理解的認知行為，就是知覺失調症。這種依據行為觀察讓精神科的診斷獲得足夠一致性的判斷方式標誌著科學化精神醫學的出現，正好貼合管理式照護的需求。

*編按：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放棄了精神分析和心理動力取向，為精神疾病設立具體症狀清單，關注症狀判別而非疾病成因。關於DSM的演變簡史，可參考： https://www.psychiatry.org/psychiatrists/practice/dsm/about-dsm/history-of-the-dsm

廖醫師簡單回顧完第五章內容，提到自己的臨床經驗：藥物再有效，也要病人肯吃進去才算數。精神動力的訓練就能派上用場。醫師除了選藥，還得和病人商量要不要吃藥、怎麼談副作用、什麼時候可以直接一點，什麼時候又需要多留一點選擇空間。他曾聽老師把藥物比喻成「過渡客體」。小孩抱著娃娃，娃娃也許連結著照顧者，能帶來安定感。臨床上的藥也會帶著關係的成分：病人信任某位醫師，因此也比較相信這位醫師開出的藥。甚至會出現同樣的藥換一位醫師開，病人卻說「這次的藥沒有效」的情況。這種情況是各科都會出現，並不只有精神科。廖醫師覺得，這正好說明藥物治療和心理關係常常糾纏在一起，也說明精神動力取向重要之處。

廖醫師也提到，《兩種心靈》於2000出版，田野大致到1990年代末、2000年前後。廖醫師提醒，書出版之後，精神分析與生物精神醫學內部都還有不少後續研究。他舉Peter Fonagy團隊2015年發表於World Psychiatry的〈難治型憂鬱症長期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的實務型隨機對照試驗〉為例。這項研究以隨機對照試驗（RCT）檢驗長期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對治療抗拒型憂鬱症的效果，是精神分析界嘗試以現代臨床研究方法回應療效問題的一個例子。另一個例子來自生物精神醫學。2022年7月，Joanna Moncrieff等人在《Molecular Psychiatry》發表一篇Systematic Umbrella Review，重新檢視憂鬱症的血清素理論。文章認為，既有主要研究路線沒有提供一致證據，支持「憂鬱症由較低的血清素濃度或活性造成」這種簡化說法（連結）。這篇文章當時引起很大的爭論。英國牛津大學精神藥理學家Phil Cowen在文章發表後的專家回應中提出：人腦是非常複雜的生物神經化學系統，若說血清素與構成臨床憂鬱症的複雜經驗完全無關，反而很令人意外（連結）。廖醫師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精神醫學內部的爭論並沒有結束，很多看似已經習以為常的假說，仍會被拿出來重新檢驗。這些辯論，反而可以讓我們思考關於藥物，甚至精神科的本質。

第六章：管理式照護的危機

第六章談到管理式照護上路之後，精神醫療現場發生了什麼。書裡列了很多細節。如醫院圖書館因為預算控管，退訂精神分析期刊，只留下較偏生物精神醫學的刊物；住院時間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可以一住數月，而要經過各種審查。病人只要脫離最急性需要住院的狀況，便可能被要求轉診治療。管理室照護的「品質指標」項目繁多。實際上落實在醫療的現場，就是導致照護的碎片化。舉例：醫療單位必須控管照護的天數，進行各種品質治療。但以保險單位的精算角度而言，只要出院後不會有馬上死亡之虞，就構成出院的標準。因此病患只能接受一部份的治療。即便出院的附帶條件是需要回診，但病人根本不一定會回或者能回門診，或出於各種因素沒有辦法來到醫院，那麼他就只接受了短短的可能三、五天的精神醫療­­。在美國，還因為保險制度而出現了「旋轉門」狀況。如：社區內無家可歸的人有精神疾患，被送去急診。醫療院所急診單位可能都認識這個病患，也曉得怎麼處理。但在管理式照護制度下，他會因為保險制度規定，而被救護車由於各種費用區分的因素把他送到不熟悉的醫院，醫院沒有病歷，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麽毛病，不同醫院之間病歷又來不及轉送，急診只能就眼前看到的症狀做處理，導致照護品質下降，費用反而上升了。上述現象已經有民族誌探討。

（附註說明：廖醫師還特別在Statista上面查了美國的住院資料。依據2016統計資料（2019年Statista 收錄／發布），依主要診斷區分，飲食障礙平均住院天數13.6天，思覺失調症及相關障礙10.5天，雙相情緒障礙7.6天，憂鬱症6.1天。精神障礙相關住院的平均住院日數為7.2天。廖醫師表示：相對之下，台灣保留的住院天數可以住到28天，在精神疾病住院照護的天數上面，是比較幸運的。）

身處管理式照護危機之中，臨床現場的醫師充滿很多掙扎。書中有位資深的受訪醫師，自我認定為精神藥理學家，卻說：若完全沒有接觸過心理治療，就很難成為一個好的精神藥理學家。廖醫師第一次讀時覺得這句話前半段很有道理；現在反而愈來理解後半段的深意。他提到：精神科醫師看病時，常常要在很短的時間裡判斷如何和病人互動。有些病人需要鼓勵，有些病人希望自己選擇，有些人需要比較明確的指導。病人不會直接告訴醫師「你應該怎樣對待我」，這種判斷只能依據臨床經驗培養出來的能力。前兩週吳易澄醫師提到：慢慢會累積出這樣的能力：病人一走進診間就知道要怎麽診斷；或者病人談上幾句話，就大概抓到要怎麽跟他協商藥物使用策略。廖醫師也有同樣的深刻體認。

管理式照護背後還有其他政治經濟力量。專業團體、倡議團體和藥廠，都在爭取資源、影響力和正當性。精神醫學要和其他醫學專科平起平坐，一個常見策略是把精神疾病定位成「大腦疾病」：心臟病是心臟的疾病、糖尿病是內分泌系統的疾病，精神疾病也應該有明確的生物基礎。這樣比較容易主張研究、臨床和預防都需要更多資金。這種語言有它的歷史作用，也會改變人們理解精神疾病的方式。書中也寫到專業團體和倡議團體之間的結盟。病友與家屬團體希望降低污名、爭取照護資源，精神醫學專業團體也希望得到更多研究和臨床預算；兩者在某些時期會共同支持『精神疾病就是大腦疾病』的說法。藥廠也可能透過資助病友組織、學術活動或專業會議進入這個場域。廖醫師說，Luhrmann在書裡有寫到這些影子，但沒有把藥廠當成唯一解釋。她更關心的是多種力量怎麼同時把精神醫學推向生物取向。

第七章：瘋狂與道德責任

第七章〈瘋狂與道德責任〉把問題推到更深的層次，觸及了精神疾病的本質問題。精神醫學的主流倡議常說，精神疾病和其他疾病沒有本質差別。這套medical model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讓精神疾病脫離道德污名。但書裡也出現另一種聲音。一位同時有精神疾病經驗的實務工作者不喜歡只用medical model理解自己。他強調：我是一個人，我有這個疾病；疾病不等於我整個人。如果醫療先看到診斷，再看到人，病人的完整性可能會被壓縮。這裡其實也呈現medical model的兩面性。把精神疾病說成疾病，可以讓病人免於被責怪，也比較容易爭取保險、醫療與社會福利；同一套語言若用得太徹底，又導致病人的行動都被理解成症狀表現。第七章在問：精神醫學要怎麼同時承認疾病的力量，又不抹消一個人的責任、選擇和主體性？Luhrmann帶入了宗教關懷，區分本質性的受苦和非本質性的受苦。有些苦是人生很難避免的，死亡、失落、生命有限，都屬於這一類；傳統上宗教常處理這些問題。感染、受傷或可治療的疾病，則比較像非本質性的受苦，醫學應該盡力減輕。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則最為棘手。假如一個人傷害自己，這個受苦該放在哪裡？它既有意圖，又可能受到疾病、生活背景、情緒狀態和關係影響。書裡把這種狀態寫成一種limbo。

Luhrmann從醫療人員的同理方式切入，談「單純的同理」和「複雜的同理」。前者如腿斷了就把腿接回去，血壓高就治療血壓，這種情況的因果和責任比較容易理解，同理也比較直接。複雜同理則常遇到「自我招致疾病」的問題。舉抽菸為例。抽菸看起來是個人的選擇，但一個人為什麼抽菸，可能和工作壓力、社交需要、成長環境、身邊人的習慣都有關。得到肺癌，責任要如何區分？醫療又要怎麼同理？精神醫療裡的類似問題更多。廖醫師覺得「複雜同理」比較接近真實會碰到的狀況。以精神醫療而言，就是比較細緻地區分：什麽事情是（病患）能控制的，什麽事情是受到疾病影響，仔細區分之後，可以去給予回應或者同理。

他特別引用書裡的一個觀點：我們如何把自己想像成moral agent，以及他人如何把我們看成moral agent，會影響我們的agency——我們怎麼做決定、怎麼判斷、怎麼行動。精神醫學是複雜的，因為會牽涉到整個意圖，然後意圖會牽涉到責任。書末提出一個自我傷害的例子：有人自戕，手腕深可見骨，需要外科團隊處理。醫療人員如果把它完全看成「自己造成的」，同理會變得困難；若一切都用疾病模型解釋，又可能抹消人的意圖、矛盾和責任。精神醫學的複雜性，就是這本書最核心、最深層的提問。

對應到書中關於生物醫學和精神動力的區分，如果比較有精神動力的sense的話，好像比較知道人要為自己負責任。周仁宇醫師在上週演講中強調一點：精神科醫師要讓我們可以思考，就一件事不會只有一個意義或一個可能這樣子。所以回到這個情況下，這個人到底是不是故意（傷害自己）？但我們也可以這樣想：什麽叫做故意？為什麽要去想他是不是故意？那有沒有可能他同時是故意也不是故意？人就是矛盾的，我又想這樣做，我又不想這樣做，這樣就是好像比較接近人比較複雜的心理狀態。人的心理狀態本來就可能互相矛盾。廖醫師自己對心理治療和精神分析愈來愈感興趣，重讀本書第七章，感受和第一次讀時也不同。

人類學與精神醫學

講完三章之後，廖醫師把話題拉到人類學。他覺得《兩種心靈》好看的地方，是它把精神醫學的實作和人類學巧妙接合。精神醫學近年並不是只有神經科學的聲音，在主流期刊裡也可以看到人類學、文化和社會條件重新進來。他舉2022年《JAMA Psychiatry》的一篇Special Communication為例。Peter Sterling和Michael Platt討論，為什麼「絕望死」（deaths of despair）在美國持續增加，而其他工業化國家沒有出現同樣程度的現象（連結）。文章把神經科學和人類學放在一起，處理工作、經濟、社會地位、成癮、自殺等問題。這篇文章談的『絕望死』包括自殺，以及酒精、藥物所造成的死亡。廖醫師把它和美國中西部產業衰退、工作機會消失、生活失去前景的討論連在一起。他對文章最後的政策意味很有感：如果一個人的絕望深深嵌在勞動、經濟和社會位置裡，精神醫療不可能只把它化約成個人的神經化學問題。當一群人的工作、經濟和生活前景崩潰，治療若只剩下藥物，很容易錯過造成絕望的社會條件。

精神醫學的診斷標準也受到跨文化批評。廖醫師提到DSM的Cultural Formulation。憂鬱症在台灣、美國、非洲是否一定用同樣方式被感受、表達和理解？文化表述的工作，正是要把這些差異重新帶進臨床判斷，而醫療人類學家也長期參與其中。廖醫師提到Arthur Kleinman的Rethinking Psychiatry: From Cultural Catetory to Personal Experience。很多今天聽起來很新的批判，Kleinman在1980年代已經談過。精神醫療的訓練容易把複雜狀況整理成固定分類：哪些是加重因子、哪些是保護因子。例如「family support」常常被直接列為保護因子，可是家庭也可能正是困擾發生的地方。對廖醫師來說，這類問題很能說明人類學的用途：重新思考專業訓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分類。

Kleinman, Arthur. Rethinking psychiatry: From cultural category to personal experience. Free Press, 1988.

廖醫師也分享了一段去波士頓念公衛碩士的經驗。他寫信給Kleinman，問能不能到辦公室聊聊。Kleinman很大方地答應。當時自己還沒成為精神科住院醫師，也不太確定自己未來的方向。Kleinman推薦了一些心理人類學與精神醫療人類學的作品，讓他知道精神醫療還可以從病人的主觀經驗、家庭、制度與文化去理解。《兩種心靈》就是其中一本作品。

廖醫師也介紹幾本書讓同學進階閱讀。Nikolas Rose的Our Psychiatric Future: The Politics of Mental Health就是其中之一。Rose提出一連串問題，也回應臨床的急迫需求：批判性地理解現實之後，到底能做什麼？他提出了七大問題包括：精神疾病的診斷有沒有一致性？全球精神衛生（Global Mental Health）真的是這麼一回事嗎？章節以一連串問題與回答推進，讓讀者可以在制度、科學和臨床之間來回思考。這也很符合廖醫師自己的位置。批判性研究可以指出現有制度的限制，面對臨床的受苦病患，還是得面對下一步。Rose的著作有豐富的理論基礎，對臨床困境也提供了寬廣的思考方向。

Rose, Nikolas. Our psychiatric future. Polity Press, 2018.

廖醫師觀察，精神醫學內部對生物醫學化的反省，曾經以不同形式出現。早期有精神動力，之後也有文化精神醫學。近年比較顯眼的一條線是Global Mental Health。他以兼具精神科醫師與流行病學家的Vikram Patel為例。Patel長期處理低資源地區的精神醫療，強調精神疾病有一定的普同性，也主張task sharing將精神醫學的醫療模式推廣出去：在精神科專業人力不足或資源缺少的地方，可以訓練基層醫療人員、社區工作者或其他非專科人員，協助辨識常見精神健康問題、提供基本介入與轉介。Where There Is No Psychiatrist就是這種取向很具代表性的實作手冊。

Patel, Vickram, and Charlotte Hanlon. Where there is no psychiatrist.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Laurence Kirmayer所代表的跨文化精神醫學（trans-cultural psychiatry）則更強調文化差異。Kirmayer長期在McGill University的Social and Transcultural Psychiatry工作，Revisioning Psychiatry也把文化現象學、批判神經科學和Global Mental Health放在一起討論。這條路線會追問：一套精神醫療模式跨到不同社會時，哪些東西可以共通，資源有限的狀況下如何處理文化的細緻度、研究者自己的限制等等。廖醫師把Patel和Kirmayer放在一起談，並不是說兩人代表完全對立的陣營。他比較想呈現Global Mental Health內部本來就有不同尺度的辯論：一端強調如何把有效的基本照護送到資源不足的地方，另一端關注跨文化治療與診斷的在地差異。

Kirmayer, Laurence J., Robert Lemelson, and Constance A. Cummings, eds. 

Re-visioning psychiatry: Cultural phenomenology, critical neuroscience, and global mental heal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情感的精準醫療」與第N種心靈

廖醫師提到：近年心理、精神醫療相關書籍大量出版。課堂也吸引很多同學來旁聽。他覺得這背後大概有某種社會需求，只是我們還不知道那個需求究竟是什麼。台灣這幾年陸續出現精神醫療史、醫療治理、失智、龍發堂、憂鬱與自殺等本土研究。一方面是翻譯書愈來愈多，一方面也有人回頭整理台灣自己的制度和現場。課堂裡許多人對這些題目有興趣，也許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社會現象：為什麼此刻有這麼多人想理解心理、精神疾病與治療？他半開玩笑地說，人類學可以關照主觀經驗，如果要借用生物醫學的語言，也許可以叫做「情感的精準醫療」：我們怎麼更精準地理解一個人。精神醫療常說bio-psycho-social model，但實際做起來有時很容易只剩bio。他想像的照護還需要心理治療、政策、物質生活條件（material well-being）等不同層面。

最後，廖醫師把這些閱讀和臨床興趣收在一個單純的問題上：how can we face and reduce suffering？進入精神醫療、翻譯這些書、接觸人類學，對他來說都多少是在回應這個問題。儘管書名是《兩種心靈》，現場可能有很多種心靈。司法精神醫學裡，鑑定關係和治療關係就不一樣；不同醫院、不同世代、不同訓練機構，也會讓精神科醫師對「事情應該怎麼做」形成不太一樣的直覺。這些差異都很值得做民族誌。精神鑑定尤其如此，只是被鑑定者往往又是脆弱族群中的脆弱族群，研究倫理和田野進入都非常困難。順著這個想法，廖醫師提到：「兩種心靈」系列演講中，幾位講者的訓練背景。不同世代、不同醫院、不同機構的訓練本來就會形成不一樣的常識。在某個地方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處置，換到另一所醫院可能就不一樣。如果把Luhrmann研究的『兩種心靈』再往下切，或許還可以看到各種更細的制度文化。

廖醫師自我定位為臨床工作者，最感興趣的始終是：我們如何面對受苦、減輕受苦；現場還可以做些什麼，讓現狀稍微有所不同？這也是他讀Global Mental Health、跨文化精神醫學和精神醫療人類學時一直帶著的問題。這場演講先把自己的學習和觀察提出來，接下來再和現場聽眾討論。（問答將擇期刊出）

《兩種心靈》演講系列海報（設計：林紘晟）

【參考連結】

• 《兩種心靈》演講系列（I）：吳易澄醫師
• 《兩種心靈》演講系列（II）：張復舜醫師、周仁宇醫師
• 《兩種心靈：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的觀察》（Of Two Minds: The Growing Disorder in American Psychiatry）
• 博客來OKAPI「譯界人生」專訪：很多時候連醫生也沒有標準答案，我們只能併肩在路上──專訪《兩種心靈》譯者、精神科醫師張復舜、廖偉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