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H時，我立即想起電影《刺激驚爆點》（The Usual Suspects）（怕爆雷所以用刪節號）中劇情逆轉真相大白那一刻，一直在劇中當背景的小人物變身為人人懼怖的魔頭，觀眾頓時驚覺：「啊！原來是他！」（然後迅速倒帶重看一遍）。

H是A村最具勢力的黑道大哥。而我與A村初次結緣，則是廿年前的事了。當時該村正結束了一段轟動全國的反污染抗爭，立場一向堅定的草根運動組織在兩三個月之間掩旗息鼓，做為抗爭焦點的工業建設於是在維安單位護駕下順利過關。為何A村抗爭會從持續數年的轟轟烈烈急轉直下，最後草草收場呢？這個問題，從地方到中央、從社運界到學界一直有各種說法，其中最為信實但也最為隱晦的理由，便是地方黑道的態度轉折。

究竟何為黑道？依A村的「常民分類體系」來說，地方黑道大致分為三類：上焉者是H這種以開賭場為生的「正派黑道」，這一類的內部也有分級，像H據說是「最高尚」的，他的收入從賭場、電玩、彈子店等等而來，但絕對不在自己村內開設這些場所，也拒絕別的黑道進入A村營業。中焉者則包括所謂「做黃的」，就是經營色情行業，以及賣毒販毒者。而民間公認為最下等的黑道，則是靠恐嚇店家攤販、收保護費為生。各類黑道之間經常相互制衡，H不但抵擋外來賭場，也守護著該村的市場與夜市，讓第三類黑道無法進來收取保護費。

據說從A村村民開始集結抗爭，H就一直在幕後守護著這個草根運動。大哥自己不便出面更不能上台演說，但全力動用各種資源，除了出錢出物資之外，更重要的是以自己「面子」擋住外村黑道，不讓任何兄弟混混到抗爭現場來收取保護費，或藉機威脅勒索運動領袖。廿年前的台灣鄉間有一句俗諺：「黑道怕警察，警察怕民代，民代怕黑道」，三環互動的恐怖平衡維繫著地方事務與派系權力的日常運作。抗爭運動的興起，除了擋住工程包商（通常與黑／警／民三環都關係密切）的財路之外，一群年輕人跳出來直接與大工廠對撞，更是繞過了地方上由民代、兄弟出面「喬事情」的慣性模式，不僅挑戰國家權力，更擾動了地方的政治生態，若沒有深厚的人情奧援，很容易淪為三環共同壓制的敵手。而A村在抗爭興起的前幾年，縱使在台北街頭動作激烈，回到鄉里卻是一派和諧，靠的並不只是爭取環境權的正當光環，更與外來社運團體的協助無關，從地方觀點來看，民代與外圍兄弟礙於大哥情面，沒有動員恐嚇帶頭抗爭的年輕人們，恐怕是讓抗爭動能持續的更重要因素。

然而，這段鄉野傳奇在數年之後出現了無預警的轉折：1980年代末期的掃黑行動中，H被管區提報，以違反社會秩序為由送交管訓。少了大哥的加持，A村抗爭陣營很快瓦解，運動中堅份子裡有的走避他鄉，有的以酒澆愁，有的消沈以對。眼見這場抗爭運動大勢已去，大哥的小弟們據說在大哥示意之下，以避免造成村民更多傷害為由去「勸說」抗爭領袖們停止行動，等待日後契機再起。兄弟們的「勸說」當然不會只是好言相勸，也包括規訓行動：某某人的店面被砸、車胎被刺、家人被跟踨，都是村民當時盛傳的耳語主題。

H的身份及角色，在A村固然是人盡皆知，但就像《哈利波特》裡的魔法人物對待那位「不可說」先生（He-who-must-not-be-named）的態度，村民從來不會／不敢向外人清楚指明H的姓名與所在，僅僅以「你知道誰」（You-know-who）模糊帶過。即使某家大報已經針對H傳奇做了專題報導，幾位最熟的在地朋友面對我的詢問時總是不置可否匆匆帶過，於是H的真實面貌一直是我的一個田野謎團。直到廿年後，A村原先年輕氣盛的兄弟們都已中年，也紛紛擔任村鄰長或社團主委等正式職務，我才首次有機會被正式引介與H認識，也才赫然發現，其實我老早就見過他了：那位常伴在C民代身邊，長的瘦弱白晢，看起來像是民代隨身助理的斯文男子，竟然就是H本尊。

樣貌與我刻板印象中的黑道大哥相去甚遠的H，廿年來逐漸「漂白」，目前擔任A村最具影響力的社團主委。雖然他擁有一輛黑色BMW，並在村外購置豪宅新居，但他習慣每天騎著腳踏車到村內舊家（一棟以鐵皮及三合板釘成的簡陋平房），這是他與賓客見面喬事情的私人辦事處。在黑道大哥的邏輯中，首要原則是「誠信」，其次是「照顧自己人」，再來就是「敵我／是非分明」。針對廿年前的往事，H毫不隱瞞一一解答了我的疑惑：是的，A村當年的抗爭的確是他去收尾的，原因正如前述，那場預知失敗結局的抗爭再拖下去，村民犧牲太大，不如先接受工廠提出的回饋條件，暫時休養生息等待他日再戰。事實上，歷經數個寒暑的抗爭，A村當時民氣已竭，鳴鼓收兵是許多人的想望，但只有H甘冒大不韙，出面終結這個在全國媒體閃耀著道德光環的抗爭運動。他以「我先入地獄」的慨然語氣說，「這件事只有我能來做。而既然這麼做了，我就等於是蓋了印下去，不看到此事有個完滿結束（意指污染源完全遷離），我眼睛不會閉上」。於是廿年後，在A村繼起的反B工廠抗爭中，H站到幕前，以他一貫的「大哥邏輯」，做著他認為最能照顧村民的舉動，包括在屢次工安事件中以大哥式的氣魄帶頭向工廠嗆聲、以主委身份動用公基金來補償曾在廿年前街頭受傷的村民家屬、以及排除所有被他認定是站在工廠那邊的人員及力量。

幾個月前某某大學的學生曾經來到A村做問卷調查，研究主題是地方經濟，但問卷中穿插了一些有關B工廠對當地經濟貢獻的題目，不幸惹怒了H。他說：「有店家跟我們抱怨，我們覺得不對勁，就跟隨那個女生，當面跟她『溝通』。我說：『妳也算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怎麼可以幫污染工廠做這種調查？』」為了避免有更多店家「被騙」，H透過村廟廣播系統向全村公告，建議村民若遇到某某大學的問卷調查員，不必對她們客氣，直接趕出門即可。H敘述的輕描淡寫，同樣身為田野工作者的我卻聽的驚心動魄。我想像那位不到廿歲的大學女生，可能只是為了賺取一份工讀金，或許再加上老師「參與社會」之類的理念鼓勵，因此來到A村進行可能是人生中首次的社會科學調查，但迎接她們的並非台灣民間習有的善意相助，反而是一群父執輩年紀的中年男子的怒目相向，以及自村廟以降的全村聯合排擠，這將對年輕女生造成什麼樣的心理創傷呢？我實不忍想像。而在此同時，我也省察到自己與助理們這幾年來在A村的田野為何能進行的如此順利，為何田野中的「貴人」總是適時出現：儘管與H是最近才正式相識，但他必然早在廿年前的某時某刻，因為某種我並不完全清楚的原由，把我歸類為「自己人」。這種自己人的身份帶來研究的便利，卻也造成長遠發展的可能限制。

本文無意美化黑道，只想從H的故事指出一個台灣地方研究無可避諱的挑戰：典型的台灣庄頭組成原則，除了文獻中熟悉的傳統宗族與祭祀組織，以及較為現代的同業團體、志願性社團之外，其實還有一個難以言說的伏流，就是像H這樣的黑道或灰道兄弟，他們依其所深信的人情義理所編織出的社會互動原則，深刻但隱晦地影響眾多地方事務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