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 anthropology covers things that are Grotesque, Unabashed, Apostate, Virid, and Auspicious about anthropology!

公園裡的考古計畫

讓考古家的田野變成大眾的田野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考古現場有許多實際的問題需要考慮。然而在這樣的田野裡,考古家就像是田野報導人,社會大眾就像是人類學者,報導人常常得忍受人類學者一些太過基本的提問及不間斷的打擾,但也在這過程中,我們才可能看到自身文化(考古學)本身的盲點,而人類學者(社會大眾)也可以更了解這個田野地,與田野地產生理性與感性連結。

危機中的「未來」與日常烏托邦

在這些親屬、宗教等傳統團結人群的機制中,是否也可能有著一方沃土,正孕育具個人能動性的、玩轉的「日常生活中的翻轉」,能帶來重新概念化的可能性、超越僅僅只是想要get by的掙扎?若有的話,或許我們就看到一個有別於國家制訂的、有別於計畫推動的、非常草根的、本土的、脈絡中的、鑲嵌的、在地觀點的、非僅只是承襲於過往的「危機中的未來」。

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十七張:難民的足球隊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已經從6月中在俄羅斯開踢了,成為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球迷們熱切地為選手們加油,享受著足球比賽帶來的刺激,贏球的快感、輸球的洩氣,比六月豔陽更熾熱,更灼人,全球廣大觀眾沈醉其中,賽事還在進行的過程中,大家屏息期待著世界冠軍的國家隊伍誕生。但大家一定不會注意到,或從來也不知道,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

想念我們的顏學誠老師

台大人類系又再度遭遇與師長別離的哀傷時刻。2018年五月二十三日,顏學誠老師離開了我們。近年來,顏老師歷經罹癌、治療、復發、再度治療,轉移,但他始終樂觀堅強,與疾病奮戰到最後一刻。 顏老師是一位少見的君子,是裝在現代人身體裡的士大夫靈魂,為人誠實、正直、單純、溫暖、真誠、直接。不了解他的,會認為他的學術路徑縱橫捭闔,紛雜並蓄,殊異歧出;了解他的,會感嘆「當今濁世怎麼會有這種風範的學者兼君子」。

破損的背兒帶:談博物館收藏與物件性質的轉變

2004年,我所服務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開始進行首批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文物的收藏。在種種收藏項目中,背兒帶因豐富的色彩、多變的造型、精湛的工藝技術與鮮明的族群特色,成為重要的收藏類別之一。然而,當我著手進行背兒帶入藏整飭工作時,卻發現這些作工精湛的背兒帶竟然大多形制不全,甚至有破損的情況。為何作工精湛的背兒帶大多竟是破損的?當背兒帶上的破損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時,這不禁讓我進一步去問:這些破損是如何造成的?是否有其意義?由於這些疑問的帶領,我於是展開了一段關於背兒帶意義的探索歷程。

那些年寶可夢教我的事

你的手機上面最常開啟的程式是什麼?收信軟體、臉書程式、還是其他社群媒體功能?我自己統計一下,臉書、Line、內建收信軟體,然後就是畫有紅白相間圓球符號的 Pokémon Go! 為什麼是寶可夢?這個遊戲對於年輕玩家和中年(以上)大叔大嬸的吸引力似乎非常不同,而不同年齡層看到的寶可夢,差別又在哪裡?網路寶可夢趨勢評論有一類對於寶可夢何以能夠快速風行的現象,歸因於它的出現具有懷舊意義。更進一步地說,寶可夢(也就像所有其他有魅力的遊戲一樣)是自我歷史與生命記憶發生的一種方式,所以選擇的遊戲方法就是個人自我紀錄的無限可能。

顛簸「跌」進中爪哇:「師生國際參與」參與了什麼(上)

2017年12月,因參與教育部計畫,我與三個碩班研究生、六位大學部同學,以及在台灣工作的普尼(匿名),展開了八天七夜的印尼之旅,主要目的地是位於中爪哇Purwokerto(普禾加多)的普尼家村落。這個說長不長、說短也不是太短的旅程,不但是我與大多數成員的第一次印尼行(還包含兩個第一次出國的大二生),也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帶著一群學生出國。

《從創傷到復原》導讀:真相與正義:暴力創傷療癒的地平線

《從創傷到復原》自一九九二年出版後已翻譯成十國語文。二十五年來,在心理創傷研究領域和創傷療癒實務界,維持屹立不搖的權威地位。對於相關領域學者和專業工作者而言,可說是名副其實的創傷療癒聖經,重要性遠大於收錄了創傷後壓力失調症(英文縮寫PTSD)診斷標準的《精神疾病統計暨診斷手冊》(英文簡稱DSM)本身。

瞎子摸象的心情

親愛的RJ老師,收信平安!我已經平安抵達X博物館,並且準備好要開始整理陶片了。館長人很好,介紹我認識了K教授。她答應讓我用她的考古材料進行分析,還設法幫我拿到十幾個其他老師發掘的遺址所出土的陶片樣本。所以現在我有18個遺址一共8976片樣本。謝謝老師幫我牽線 ...

博士可以流浪,教室可以流動

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的教研職位目前只能容納少量博士畢業生,研究生大都無可奈何地成為流浪博士,面對研究、出版的壓力, 擔憂著未來的生計,有些還要尋求心理輔導。畢業後,有人打零工,有人在三、四間學校兼課,有人連續完成三、四個博後(Post-doc),有人在學術圈外創業。這一代的新任博士們已難以幻想自己是衣錦還鄉的狀元郎,能夠順利找到安身之所。在香港、臺灣等地的社會科學博士後機會並不多,博士生一般先以兼課開始。面對大學教職兼任化(Adjunctification),人類學徒到底能如何利用人類學知識來維持生計,同時實踐當初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