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芭樂人類學」的菜鳥，還不太能掌握這裡的調性，這篇文章比較接近最近的一些工作隨想，還請大家耐著性子看ㄧ下。

10月初的時候，我和所屬的團隊帶著一批中山大學企管系「管理名著選讀」的學生到甲仙跟著當地的愛鄉協會、農民與外籍配偶做農事體驗。這堂課雖然名為「管理名著選讀」，但實際上卻是一場教育的實驗，希望可以打破台灣長久以來的學科界線，讓在管理學院的學生有機會接觸到人文社會科學，並且能結合他們原本商管相關的專長，進而能協助地方成立以當地為主體的社會企業，並從中運用經濟的方式解決正在困擾地方上的社會議題。

為了讓學生能夠理解什麼是「人類學研究方法」、「田野調查」，甚至擁有一點人文素養，在學期開學之初，花了近十個小時的課程幫學生們上「文化人類學導論」、「田野調查方法」，但畢竟是在「企管系」，還是有需要幫助他們把「人類學」與「企業管理學」做一個連結，也需要從中引導學生去思考到底傳統的企業管理教育可能正面對哪些問題？如果引入人文社會科學思維，這些問題可能如何被解決？

從教室出走到甲仙，可以感覺到學生的興奮。眼前的矮樹林正是紀錄片電影《拔一條河》裡，從柬埔寨嫁來台灣的外籍配偶「文香」和她先生一起經營的芭樂園。這一天，文香還邀請她的菲律賓籍外配朋友「羅娜」一起來帶學生整理芭樂園，可以感受到當學生們看到電影裡的芭樂園與人物出現在眼前的興奮。文香的芭樂園約有一整個400公尺跑到操場那麼大，雖然原本可以採收的芭樂都已套上了塑膠套，但因為前一陣子碰上竹筍的採收季，人力不夠的狀況下，只能選擇經濟價值較高的竹筍，然後放任芭樂從果樹上落在地上腐爛。學生們的工作就是協助文香與羅娜把地上包著腐爛掉的芭樂的塑膠套撿起並收集起來，避免腐敗的芭樂果造成芭樂樹的病害；然後，他們再幫芭樂樹上的新果套上塑膠套，免得被蟲叮咬或是在果實上產卵。

可能因為文香與羅娜在《拔一條河》上映之後，常常成爲愛鄉協會「小旅行」合作的對象，帶著來到甲仙的旅人做農事體驗，面對年輕的學生，他們都落落大方地分享自己來到台灣生活的感受。只是，他們的言語之中與表情之上，仍然偶爾閃過身為外配的辛酸與無奈。或許學生們對於外配並不陌生，但這樣一起在果園裡工作卻是頭一遭。學生們除了跟著文香與羅娜一起學習一點也不簡單的農事，也在休息時和她們聊起在甲仙的生活，試著從話語中找尋他們可以介入幫忙之處。

如同電影裡拍到的，甲仙早已成為高雄地區重要的芭樂產地，但是芭樂不僅得裝在標為「燕巢芭樂」的紙箱子裡才能有好價錢外，當有幸盛產卻又碰到價錢崩盤之時，賣出去也只是賠錢而已，果農們只能任憑芭樂在果園裡腐爛。聽著文香講芭樂的價格波動，又聽羅娜講自己身為外配的辛苦，學生們才意識到自己不是來玩的，他們是背著使命與期待來到甲仙。他們的力量或許微薄，但學生的創意或是能量可能有機會為甲仙正面對的問題帶來一些改變，也有機會為他們新認識的朋友帶來生活上的一些改善。

回到學校之後，課程試著讓學生針對自己在甲仙的經驗發展出兩套「商業模式」。理想的狀況是，這兩套商業模式在試營運與營運初期都會帶著地方上有興趣的年輕人一起來做，這樣一來學生除了有機會實際面對商業運作所需觀念與技能，當學生離開之後，地方上的人也能接著繼續營運下去，並且往公司化、社會企業化的方向邁進。

這樣的實驗到底會不會成功？我目前雖然還無法預料，但從學生目前給我的回饋得知，已經有不少位重新檢驗自己過去的商管專業學習歷程，開始思考自己有沒有機會走入社會企業的領域？對已經擁有商管專業知識的他們來說，所要面對的問題是：「社會到底是什麼？」、「商業獲利之外，什麼是社會利益與社會參與？」、「我所設計的商業模式真的能解決甲仙的問題嗎？」當然，這些問題不光是學生在問，參與課程設計與執行的我，也同樣以這些問題質問身為人類學家的自己。

這批中山大學企管系學生的社會參與更可以擺在一個更大的脈絡下來看。今年被政府定為「社企元年」，「社會企業」儼然已經成為公部門與學界的一把野火，燒得火旺。勞動部在台灣各地舉辦各式說明會、工作坊或是相關講座，學界則相繼舉辦以社會企業為名的演講，或是做相關的學術研究。在大學校園裡的管理學界，更可以看到相關課程或是創業競賽，想要把這把火燒得更旺，向下燒到可能面對畢業後就業市場緊縮的大學生們。

十一月的第一個禮拜，由「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及「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在台北的耕莘文教院舉辦了「2014社會企業國際論壇」，當前台灣眾多的社會企業都參與了，並且在其中分享各自成功或是失敗的經驗。在這些社會企業團體中，除了有不少是在台灣的偏鄉、部落、社會角落服務之外，更有許多是在海外運作的社會企業，如在非洲馬拉威、越南北部與緬甸北部等。這些社會企業有的在推廣微型貸款鼓勵弱勢透過創業來解決正在面臨的經濟問題；有的則是主動介入環境議題，並希望透過環保工程的複製解決地方上的乾淨用水不足的困境外，地方上也能透過協助其他村落的方式，換得合理的經濟利益。

聽著這些單位分享各自在地方上所處理的社會議題，以及發展社會企業的經驗，頓時有一種在聽人類學家分享田野經歷的錯覺。但回過神來才發現，這些並不是人類學的民族誌，而是再寫實不過的經濟現實，實在地影響了地方上的生活條件與文化實踐。

身為人類學家，面對自己正在面對的處境，及台灣正如火如荼燒開的社會企業野火，不免又陷入反思的情緒。當社會企業、文化創意產業開始成為人類學家在學術、非營利組織與博物館外可以進入的領域，我們又是否需要更多的能力來進入這個具有社會公益性質的產業？人類學家在社會企業當中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人類學家若不懂得做財務報表，也沒有商界人脈，那人類學家又能做些什麼？

在學院裡的人類學家所站的社會位置似乎又得天獨厚，在我們走進田野之時，常會面臨到地方上前來徵求經濟發展上的意見。「人類學家到底有沒有資格與位置去改變眼前的報導人？」、「人類學家是否應該保持學術的中立？」這些問題雖然在後現代的脈絡下已經越來越少人去想，但在發展社會企業的脈絡下仍舊有啟發性，提醒著人類學家眼前的社會企業可能正積極地從自己身上得到意見與資源，自己的發言與想法可能將以一種資本主義工具的形式進入地方。

當然，如如Richard Pfeilstetter所說，人類學家可以在其中僅扮演一向習慣扮演的角色，亦即把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業的運作現場當成一個「田野地」，反思人類學家向來關心的議題，如性別、環境等（有興趣可參考SarahPhillips、Trisia Angela Farrelly的例子）。顯然，經濟的力量早已無孔不入地滲透到過往我們以為社會較為封閉、經濟較為獨立的偏鄉；但現在更進一步的是，在經濟捲動的過程中，地方上有意識地，或是在外來協助之下，開始使用資本主義式的工具來面對原本的遊戲規則下的結果，想要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試圖扭轉看起來不能改變的經濟遊戲的結局。

在管理學與社會企業的研究脈絡之中，正因為社會企業(socia enterprise)其實還是一個新興的現象，而且往往又與「解決社會問題導向的創業行動」有關，所以往往也與社會創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併在一起討論。在創業研究的脈絡下，「什麼是創業？」、「創業如何成功？」或是「創業者特質為何？」或是「創業者策略為何？」往往成為管理學研究「創業」的方向，而當場域換成為「社會企業」，研究問題也順著相同的軌跡發展成為「什麼是社會創業？」、「社會創業如何成功？」、「社會創業者的特質為何？」’「社會創業者的策略為何？」

相較之下，Thorton等人則指出人類學家在學院的傳統下，習慣於視創業本身即是一種文化性與社會性的行為與過程，從社會與文化脈絡來解釋創業對於一個地方或是社群的意義，或是解釋到底這樣的創業行動對於地方帶來了什麼樣的改變。當然，也會有更高一層的想像，如把眼前由弱勢外籍配偶經營的芭樂園與社會企業和全球化、全球商品鏈、新自由主義等經濟議題連結在一起，試著思考地方經濟或是在地方上的創業如何作為一種對於現行主流經濟體制的反抗？當中社會企業或是社會創業又如何成為一種地方上獲得動能(agency)與自主性的行動策略？

然而，當人類學家不再僅站在人類學學術的位置上，而是站在協助地方發展，甚至是引進資本主義思維進入地方之時，又該如何面對自己過去所堅持的人類學價值？我如何在觀察與行動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我又該如何讓管理學院的學生和他們正在發展的社會創業行動，因為與人類學相遇而習得人文社會科學思維的同時，得以發展出一套對於地方友善的模式，更回應地方人士對於經濟發展的期待？

人類學家於其中似乎更可以有機會發揮一種「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的功能，亦即在發展經濟的過程裡，不管是服務、商品製造或是商品銷售上，都能從社會或是人本出發，而非僅以商業單位的獲利為最大目的。但這也意味著，人類學家必須要面對一種道德上的挑戰，或是對於自我的良心檢驗，不停地質問自己，到底現在這樣做能否回應地方的最大利益？又能否回應人類學向來所堅持的人文社會關懷與批判性？

更實際的問題是，長久下來與商業脫節台灣人類學家（像我本人就是），往往缺乏了更具體能用的工具，面對地方上經濟發展需求常僅有抽象的願景，但對於「願景如何實現？」、「如何發展商業模式？」、「如何改善獲利模式？」、「如何創新商品與服務？」這些直接面對獲利需求的問題，卻沒有辦法提出具體的建議。用個更具體的話來說，當就業市場上突然因為《大賣場裡的人類學家》這一類的書倡議「人類學有用」之時，或是因為社會企業浪潮影響在就業市場上突然有職缺，受台灣人類學訓練的學子們真的準備好進入商管領域，一邊堅持自己對於社會的洞見與批判，一邊也能在經濟發展上提供更具體的建議？再翻轉來想，如果讓商學院裡的學生學習人類學或是其他社會科學，是否也真的能發展出對於社會友善的經濟模式？還是讓文化與社會更容易為資本家所掌控？

這些問題現在我似乎都沒有解答，畢竟我和我的同事可以算是台灣首批進入商學院又從事社會企業發展工作的人類學家，摸著石頭過河、在黑暗中探索是目前唯一可以做的事。但就我個人而言，我頗為珍惜這次的機會，但未來會如何？就跟台灣目前的社會企業浪潮野火一樣，誰也無法預料接下來的發展。

唯一知道的是，甲仙的芭樂很優，很好吃！

影像來源：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管理學院團隊

參考文獻：

Phillips, Sarah D. 2005. Will the Market Set Them Free? Women, NGOs, and Social Enterprise in Ukraine. Human Organization 65(3): 251-264.

Thorton, Patricia H., Ribeiro-Soriano, Domingo., and Urbano, David. 2011. Socio-cultural factors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9(2): 105-118.

Farrelly, Trisia Angela. 2011. Indigenous an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issues from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in the Boumā National Heritage Park, Fiji.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9(7): 817-835.

Pfeilstetter, Richard. 2013.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socio-anthropological case study in Germany and Spain. Anthropological Notebooks19(1): 4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