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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民族誌影展 5之5] 高牆的縫隙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歷史教育現場的衝突史觀

作者:郭佩宜

《誰的歷史》(This is my land)

Tamara Erde / 2014 / 93’ / France / HD / COLOR

放映時間:2015/10/4(日)20:40(映後導演座談)

 

 

歷史、教師/學生。課綱、教育部。祖國、殖民/佔領。戰爭、大屠殺。

這些是台灣這幾個月的關鍵字,也是這部「誰的歷史?(This is my land)」紀錄片的關鍵字。影片的背景不在東亞,而在中東,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史觀的對立比台灣還激烈的地方。本片將在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播映,來得正是時候,導演也將來台與觀眾交流,機會難得。

導演塔瑪拉‧厄爾德(Tamara Erde)在以色列長大、甚至入伍服役於情報監聽部門,在軍隊才真正接觸、「看到」巴勒斯坦人,赫然發現從小所學的歷史充滿片面、選擇性的說詞,開始反思自己為何從小都不曾懷疑上課所教的東西?覺醒之後,她移居法國念書、工作,因政治立場(無法接受現在以色列政府作為)留在法國。

「誰的歷史?」(This is my land)是她的第一部紀錄片,以一個學年的時間,記錄觀察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地區六所不同的學校如何在課堂上教授歷史、師生如何討論、教育當局如何限制歷史教科書內容,加上學校的儀式性活動、校外教學,傳達什麼樣的國族意識?教育如何成為國族建構的一環?彼此之間的高牆,可能有縫隙嗎?

 

歷史課綱:國家的黑手與教師的自主意識

十九世紀末開始的錫安主義運動(或稱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開啟多波猶太人往巴勒斯坦移民,從此與在地阿拉伯人之間紛爭不斷 。二次大戰後國際支持升高,以色列於1948年建國,引爆第一次中東戰爭,數十萬阿拉伯人逃離,成為難民。此後戰爭、領土爭議不斷,1967年的6日戰爭後以色列大幅擴張領土,爾後並在許多地方建立屯墾區(settlement)。在此強敵環伺、高度軍事衝突的環境中,以色列政府對於歷史教育採取相當強勢的態度,課綱、教科書審查自不待言。

影片中呈現了一位研究人員對以色列教科書的分析:強調猶太復國主義,著墨不足的版本無法通過審查。她更指出以色列教科書的特色不是對阿拉伯人的負面描述,而是「阿拉伯人的缺席」!在地圖、敘述上,彷彿該地沒有阿拉伯人存在,翻遍某版教科書,只有唯一張照片有個阿拉伯裔女孩現身。 一名曾自編教科書的老師則說,該版本通不過審查、無法上課使用,原因在於其中對巴勒斯坦的描述章節。另一位教師則感嘆整本教科書環繞著大屠殺和戰爭,充滿暴力,無怪乎學生對世界的看法也環繞著恐懼與悲觀。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因戰亂和組織較為鬆散,對教科書的控制沒有那麼嚴格,然而研究人員也指出其中對猶太主義、錫安主義經常迴避、缺乏理解;1996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後,也開始加強認同教育。

此種教育的平行軌道,會將學生帶往何方?導演在訪談時提及許多人津津樂道、由歐洲組織出面協調、以巴雙方觀點並陳的教科書,當然也未能通過以色列教育部審查,無法在課堂上使用。台灣課綱爭議時,有些人認為何必太在意課綱或選擇哪一版的教科書,老師能自主教學、補充資料就好。但這些結構真的沒有影響嗎?那麼以巴實際歷史教學是怎麼進行的?

進入歷史課堂

本片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地區的中小學訪談師生、進行課堂拍攝。她呈現六家學校,各有不同的情境。 在鹿特丹影展映後訪談中,導演提及她憑藉流利的希伯來與阿拉伯語,溝通無礙,而許多教師和學生都出乎意外地對這敏感議題採取開放態度,樂意讓她進入課堂,她也盡量選擇較有自主想法而非照本宣科(絕大多數)的教師為例。拍攝期間最大壓力來自以色列教育部,要求審查拍攝計畫、對象名單,因而需有一定妥協。她在自身立場之外,力求呈現多方觀點,此外拍片也是法國資金,希望透過拉出距離而能夠不流於單向敘事。六所學校切割了篇幅,每段其實背後都有更深的故事可談,讓觀眾覺得只看到片段有點意猶未盡,然而透過其間的對比而非只專注於一兩個個案,其實更能呈現區域的多重樣貌,以及歷史教學的複雜性。(說明:以下筆者討論的排列順序與片中出現順序不同)

首先是一所以色列的國立中學。學生是以色列主流猶太社群的樣貌,對未來悲觀、將巴勒斯坦人想像為一直來爭奪土地的敵人,於是和平無望,有人想移民,有人想要留下來捍衛國家。有反思能力的教師試圖在課堂上透過閱讀以色列「國父」本-古理安在建國前武裝時期的日記,帶領學生思考其下令要不斷「騷擾」阿拉伯人、以及相互殺戮,在當時情勢下是否是道德的?

第二所學校是一所以色列境內阿拉伯村落的中學,學生是阿拉伯裔,教師亦然,但他受制於教育部的監督,無法隨心所欲,但仍堅持要教導學生事實與真相,以及阿拉伯語的重要性。討論到以色列建國史時,他以外面的人跑來建超市卻沒有徵詢當地人為喻,也把那段歷史放在國際政治的脈絡下來看英國與聯合國的角色。以色列慶祝建國日,但卻是巴勒斯坦人的災難日,1948年以60萬猶太人口建國,驅逐80萬阿拉伯人後,這塊土地的人口組成大幅改變,留下的阿拉伯人成為少數民族。

第三所學校是以色列屯墾區的國立宗教學校,全男子的課堂中從教師到學生都是基本教義派的穿著與誦經,但卻也有類似萬聖節的cosplay調劑。屯墾區是1967年以色列擴大佔領土地後,有計劃在各地移民、建立猶太聚落的結果。片中教師帶領學生徒步在附近山區遺址進行校外教學,傳達兩千年前猶太人即生活與此,我們應收回那些土地的訊息,學生也描述身邊都是想把他們土地的阿拉伯人,得以軍事方式將之趕出去。如同一位研究人員指出,宗教在以巴雙方都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以色列人以宗教為工具,宣稱土地所有權,而巴人則將宗教當成一種失去希望下的庇護。學校教師在訪談時宣稱他試著帶給學生更不單純的世界觀,但實際上此種宗教教義教學能否達到?

第四所學校恰為對比,是位於西岸(West Bank)的一所巴勒斯坦國立男子小學。充滿活力的教師Ziad與學生打成一片,他善用各種手法引導學生思考,包括自由為何?猶太人、以色列人的差異是什麼?他讓學生想像自己被囚禁的感受和應對策略、也讓學生模擬寫信給同年紀的以色列與法國猶太小孩,有些家長不贊同他的教法,然而他堅持想像力很重要,他帶領學生面對佔領時,土地、生命被奪走,但如何在逆境中維持自尊、維持對美好事物的喜愛。

難民營的小學

第五所是聯合國設立的巴勒斯坦難民男子小學。女老師Noor是巴勒斯坦人,她說在此教學需要自制,避開國旗、政治等敏感議題,然而她的課堂學生們熱烈討論自由與權利為何,當權利被侵犯時有什麼工具可以自保?學生們流利引述著教材上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和兒童權利公約,在繪畫上呈現無法住進自己國家、如同被囚於牢房的悲哀。

最後一所學校相當特別,是非政府組織設立於以色列境內、混雜猶太與阿拉伯學生的小學,採取希伯來、阿拉伯雙語教學,教室配有兩位背景不同的教師,讓學生能同時接受兩種語言、兩種觀點。阿拉伯裔的女教師Roida在課堂上帶領學生思考,當猶太學生說以色列是「祖國」(homeland)時,她問:我也住在這裡,但以色列是我的祖國嗎?homeland是什麼意義?而所謂「國旗」,上方的大衛星只含括了猶太教,與也居住在「國」內、班上的阿拉伯人有關嗎?語言、文化、節入、食物的差異,以及權利義務,其實在所謂「以色列」境內都有不同的兩條平行線。

有時兩位老師意見相左,學生可以直接看到他們的對話,當有學生以及Roida指出語言的不平等:阿拉伯人都會說兩種語言,但猶太人的阿拉伯語都比較差時,猶太裔男老師指出:法律上兩者都是官方語言,這是以色列民主的一面。此時Roida反駁:當我們到銀行時,只能說希伯來語!諷刺的是,一個猶太學生接著說:她媽媽鼓勵她學習阿拉伯語,未來可以去情報單位工作,薪水很好。

混合學校試圖透過尊重兩種語言的使用、雙邊觀點並存、但仍保存自己觀點的方式,來學習如何共同生活。但效果有多少?

不只是課堂的歷史教育

歷史教育不只發生在歷史課堂,更多時候存在於學校生活的各式儀式性活動中,無論是升旗、各式紀念日、表演呈現、校外教學,都在無形中帶領學生朝特定史觀移動。而他們的日常經驗與家族歷史,也與此不斷交織。

例如第四所純巴勒斯坦的小學,學生唱國歌、呼口號、悼念犧牲的烈士。小男孩在樹下向老師訴說目擊自己母親被以色列士兵槍殺的過程,在母親懷中感受到她的死亡,老師念詩來安慰他。

相對地例如納粹大屠殺的紀念是以色列校園非常重要的活動,有許多訴諸情感的呈現。身為屠殺倖存者後代的學生,也背負著家庭的陰影,與伴隨而來加諸他們的「保衛以色列」責任。影片中以色列猶太人的中學生(前述學校1)到波蘭進行校外教學,參觀集中營、學習大屠殺的歷史。對這段歷史的高度強調,將苦難轉化為對以色列的國族認同。一位自由派的以色列研究員批評:國家不斷強調創傷,不斷再生產創傷,把敵人從德國人置換為阿拉伯人,都是「要殺我們」的人,而非思考如何讓此類悲劇不再任何地方上演。教科書中與阿拉伯人心理上截然分離的國族敘述,加上這類強化自身是受害者的論述,讓學生將周邊都想像成敵人、長大後成為對阿拉伯人下手不眨眼的士兵。不久前知名女演員納塔利波曼(Natali Portman)也有類似的批判,認為以色列過度耽溺在猶太大屠殺史,把自己受害者化,而看不見其他人的苦難。

影片中有一幕非常值得思考:參觀完集中營遺址後,導覽老師帶領學生討論為何如此殘酷的行為會發生?平庸的邪惡下,當時許多德國人認為如果不服從納粹命令就是對國家不忠誠,然而忠誠有限度,當國家要你殺人,是否你別無選擇?此時有個男學生舉手說:以色列軍隊也要軍人殺人阿,這樣推導不太對… 顯然波蘭之旅在學生的內心起了波瀾,不只是國家要導引他們的方向,但又不容易一下子跳出原來的框架。有些更堅定要捍衛猶太人,但至少導演聽到有學生在想:出發前想的是要保家衛國,但旅行後發現或許真正重要的是──身為人的意義是什麼?無論宗教或國族。不斷興築的高牆,也會出現縫隙。

那麼混合學校呢?

關於納粹大屠殺與以色列建國之間的關聯,兩位教師不同調。阿拉伯裔女老師Roida認為因為此慘劇而讓國際更支持以色列快速建國,男老師則認為即使沒有大屠殺終究也是會建國,沒有必然關連。Roida在訪談中提及教育體系中只有同理大屠殺受害者,卻忽略身邊的鄰人,她在課堂引導學生將大屠殺連結到黑白隔離、種族主義,受苦、逃離、遺忘、回憶等,超越國族的人類苦難。

學校於體育館內舉辦紀念活動,鳴笛兩分鐘。以色列的獨立紀念日,卻是巴勒斯坦人眼中的災難日。從小受以色列教育的Roida回想她有回讀到以人對阿拉伯村莊的大屠殺事件,透過其父親,才赫然明白自己與該村的連結、自己是巴勒斯坦人!從此她不再參與該紀念日活動。當日Roida與一群阿拉伯裔學生留在教室內,學生還敏銳地觀察到:當鳴笛一響,其他人站起來,女老師卻刻意坐下。她選擇以行動表示自己的歷史觀。即使勇於呈現自己的觀點,她覺得在校內還是有所保留,得要經常深呼吸。

學期結束,同學們分道揚鑣,畢業後又回歸到猶太、阿拉伯分離的學校就讀。同時,以巴國族間的衝突也還沒有和緩跡象,戰火依舊在身邊,隔離的高牆持續蔓延。片中這一幕令人心酸:一個猶太男學生說他不知道什麼是和平,「或許像我這樣,17歲,卻忘了和平是什麼,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吧?」

這個問題要如何解?無可避免地,需要先回到歷史更寬廣的思考。

Roida在課堂播放一部動畫影片,片中各種不同文化、種族、宗教的人們,為了爭奪同一塊土地,一個上來殺了前一個人,無限迴圈。每個人都宣稱:’This is my land’。不同文化對如何宣稱’This is my land’之所本也不同:猶太人說這是我的土地,因為上帝賜予我;阿拉伯人則說這是我的土地,因為我的祖先就住在這裡。看著身旁一起長大的同學,或許孩子們會逐漸思考,是否需要繼續堅持某種狹隘、排他的‘This is my land’的史觀?付出遺忘和平為何的代價,值得嗎?或許彼此之間的高牆,就可以出現縫隙。和平,也會有希望。

 

本文謹能簡述部分內容,影片本身更豐富。關心歷史、歷史教育、以及台灣的未來的朋友們,強力推薦這部難得的歷史教育紀錄片。

 

2015第八屆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生命的風景

影展時間| 2015年10月2日(五)~ 10月6日(二)

放映地點| 台北真善美劇院(02)2331-2270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16號7樓)

官網:www.tieff.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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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佩宜 [iGuava主題專號][2015民族誌影展 5之5] 高牆的縫隙: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歷史教育現場的衝突史觀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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