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為控訴農田被強迫徵收的記者會現場，我在台下聽著主持人宣佈：某某大學老師帶著他的學生來到這裡為被縣政府踐踏的農民加油打氣，現場響起一片熱烈掌聲。這些老師們和學生們的現身和幫忙，確實給當地居民帶來很大的鼓勵。旁邊我自己系所裡的同學看看我，小聲地說：「老師，為甚麼同學們都不來」（真正的問號應是：老師為何不帶同學來增加正義的聲勢？）。一時之間，我也難以回答。便小聲地說：人類學不是一個立刻可以「使用」的學問。同學回答:「歐，像某某老師說的：學院派的」。我覺得我越描越黑，真的是難以一言道盡。在記者會上，地政學者向大家闡述土地政治的倫理，社會學家說明農地和農村價值在整個社會的重要，律師解釋如何在現有法律結構裡進行訴訟。人類學家不僅感覺毫無用處，還必須解釋為何不帶同學來到現場互相培力。

記得幾年前，在一個教育系所裡任教，所長希望我帶著學生到一個部落去「服務」，幫忙當地部落教室的工作。我思量了半天，不知道要如何拒絕。在我還不「認識」這個部落之前，要一個人類學田野工作者帶同學去「服務兼實習」實在是一件痛苦的事，萬一成了理事長的個人競選部隊怎麼辦？萬一另外一邊視你為甲方人馬，不和你說話，萬一陷入當地派系的糾葛？萬一當地人視你為官方，只會和你說一些場面話？每一個「萬一」都可能成為人類學知識生產的缺陷或死巷。人類學者的職業病於是開始發作，「不不不，千萬不要叫我帶同學到一個陌生的社區或部落去」。最後我只好以路途遙遠交通工具無法解決來婉辭這個工作。

「部落」或「社區」對人類學者而言是他最主要學習的場所，也幾近於是她或他成年禮進行的野外叢林。記得我第一個田野地是一個社區營造的模範生，這個社區在解嚴之後扎根與深耕地方的用心令人感動，在媒體上也非常活躍。然而就在我踏入田野之後，故事就開始了。當地複雜的人情脈絡開始向你集中，不，應該說，是我們這些好事的田野工作者努力要去碰撞海平面下的暗礁和急流。甲的談話令人感動，乙卻說甲的不是，丙雖然認同甲卻又頗有怨言，丁做了不少工作，卻覺得功勞都讓甲給攬去了，甲到底是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人？還是性情中人？一個初學者進入了兩難。裡面不只有求證的工作，還得用心體會每個人的性情、企圖…。田野是一個面對面的工作，我們感受得到每個人性格、氣度、談話，這些編織出一片叢林，田野工作者正一步一步走入那個叢林。裡面有時充滿陷阱，甚至誘惑。譬如，某個報導人願意給予很多方便，但是你可能正在逐漸變成他的代言人。某個報導人滔滔不絕，努力配合，卻不一定說得出重點，原來是在找聽眾。另外一個報導人希望對「外人」放消息，一吐怨氣。還有互惠型的受訪，你幫我，我幫你…。各式各樣不一而足。

田野工作者就必須在這種「實情」中成長，在裡面培養出自己的做田野的「態度」，前提是得清楚自己要的是甚麼？人類學者鮮少在田野中吐露他的價值、他的愛好、他的個性，更別說宣稱政治理念。在田野裡必須忍受自己盡量當一個紙片人（一片白紙的紙），才能映照出田野裡的五顏六色。這件工作剛開始是困難的，在這個被鼓勵要表現自己來標示個人價值的時代，我們習慣comment，有主見，但是田野裡需要的是裝傻。但是也得小心，對方視你為白癡，而懶得和一個白目的人對話。這之間的拿捏就是經驗與應變的交錯使用了。對於沒有經過成年禮的現代人，我們就在田野工作裡完成自己的成年禮，不少人類學界的同儕吐露過類似的經驗談。田野是成長的所在，在我們過去的求學經驗裡，從沒有和陌生人打過交道，田野的進入，姿態要放得夠低，態度要誠懇。必須忍受不被重視的感覺、被當作白癡的時刻、被愚弄的沮喪，以及當地人不斷地對你的試探，真是人格的磨練阿。無怪乎人類學者經常沒有甚麼學者的架子，套一句同僚的話：「誰理你啊／」（他好像是和某國的衛生部長學的）。

以至於任何一個新田野，對人類學者來說，就像一個新的叢林荒野，到處是岔路、分歧、陷阱，危機四伏。人類學者把自己的「現身」當作研究方法，去碰撞、搜索複雜的線路。所以當學生說：「老師，帶我們去你的田野」時，通常被我一口回絕，老師都自身難保了，那裏還顧得了你們。在那裡，我們自己的出現是工具、試紙，在那裏我們儘量沒有顏色、模樣、沒有個性，有時被當作累贅，有時被禮遇，有時甘心被耍弄。怎麼可以在田野裡有個身分叫「老師」呢？就算人家知道你是老師，也是一個「天真的人類學家」。把學生帶在旁邊，立刻擾動我們的研究方法，萬萬行不通，千萬不要來。

對很多其他學科而言，一個「場所」經常是表現其學科價值，發揮功能，展現社會責任的機會和使力的介入點。但是一個場所對人類學者而言卻是有待釐清小徑、通道、地景的荒煙蔓草，我們不能在那裏擺個固定的姿態，讓自己也變成地景的一部分。我們必須見機行事，遊走在各個團體、角色之間。這到底是人類學者的腳滑（狡猾？）還是責任？甚麼原因造成這種習性？我後來仔細思索，得出一個心得，這和人類學的學術定位大有關係。人類學基本上是一個多疑的學問，當經濟學家說這樣種稻可以增加年生產量大大改善當地人的生活水準時，人類學家在旁邊嘀咕著稻種發下去搞不好肥了當地的local leader。當社會學家說地方派系是寄生在既有的政治結構裡，尋找利益的共生，人類學家又暗暗咕噥著：「搞不好地方派系維持了地方上群體競爭的張力，讓地方人活得帶勁…」。當某位村長在廟會裡忙得汗流浹背，虔誠禱告時，人類學家暗暗懷疑他是誰的樁腳，雖然不乏宗教信仰的熱誠。當環保女將到世界各地宣揚環境正義理念時，人類學家開始注意他的「聽眾」的屬性。

這牽涉到人類學對既有「概念」（concept）的懷疑，這些既有概念甚至包括「正義」、「階級」、「性別」、「資本」、「父權」、「公平」等等。換句話說，人類學是搞怪的，不滿足（不是布農族）於既有概念的限制和界線，甚至認為這些概念有時會阻礙我們認識「實情」，這些概念對人類學而言一點都不clear cut，而是拖曳著長尾巴的流星。不僅會隨著時空變形，還留下一大片模糊的身影，搞不清是視覺暫留還是實體的一部分，概念之間還彼此交錯。因此田野裡的腳滑和游移，恰恰是為了填補「概念」之間的灰色空間，世界本來就不是一塊一塊的，而是連成一片的。而人類學者就在那些游移和光影中捕捉人性和各地區人性在面對不同概念時展現的差異。原來我們的腳程和我們的思路是一致的，期待以我們在田野中的移動將概念形象的灰色地帶填補起來。要能捕捉到那些潛移默化的光影和氛圍，要讓自己輕巧如空氣。人類學似乎是在縫隙和曖昧中成長的學問。

這樣聽起來人類學的知識雖然不好用，但是似乎是最不容易被異化的知識，因為我們來自於田野，不相信既有的概念，努力要恢復真實，似乎是一件負責的工作。但是卻也有淪為懷疑主義（scepticism），或是我們的國罵－cynical (since 2009）的可能。尤其在面對社會基本價值的抉擇時，過度懷疑也有可能只是不敢持有立場的藉口，或是更糟的，永遠的置身事外的輕盈和跳動。這有點兩難，既要能不囿於概念工具的界線，又要能不流於狡猾事故，人類學者的核心關懷似乎只能更為深刻和細緻，甚至要更為負責。

在自救會記者會現場，大家對於苗栗縣政府半夜偷偷用怪手把稻穗剷平的暴力，覺得難以容忍，主持人帶領著大家舉手、握拳、呼口號，聲音鏗鏘有力，手也舉得堅定，矢志要替農民討回公道。同學事後和我說：「老師，我有注意你也和大家一樣舉手、呼口號」（她懷疑我是懷疑主義者？）。我低聲和她說：「舉手、呼口號，沒問題，但是還要注意一些其他的，譬如，阿婆們向你控訴時的修辭。」是的，我無條件支持，但是憤慨之外也還同時留意那些話外之音，那些主題流洩出來的光影，和，縫隙裡的風景。

（這篇文章的初稿寫於暑假，後來讀了晏霖在第五期人類學視界的「蘇門答臘田野散記」，覺得很有異曲同工之效，可作為交大今年主打的系列產品之一，以上純粹是為廣告，我的行銷強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