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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鵝城的臺灣人印象

1941-1980年

作者:徐雨村

在2008年中,當我準備前往馬來西亞砂拉越天鵝城[i]做田野研究之前,寫了一封電郵給一位馬來西亞研究專家。他在回信時提到,當地人非常喜歡談論臺灣的種種議題,學者有的選擇迴避,有的則是選擇面對。接下來我住在天鵝城13個月,為了合乎田野倫理的要求----對於當地人瞭解民族誌研究者本人的社會文化的需要,採取開放誠實的態度----我自始至終都選擇面對。事實上,透過對臺灣人身分的討論,我更能了解他們對華人認同的深刻想法。

在砂拉越,臺灣人身分議題相當複雜有趣,這跟兩岸關係、東南亞的歷史政治經濟發展都有關係。本文將舉出1941年到1980年間的幾個臺灣人身份議題,跟大家分享。

台籍日本兵

清朝政府在1895年將臺灣割讓日本,直到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以戰勝國身分接收為止。因此,臺灣人在二次大戰期間仍是日本公民。當時受過日文教育、能上戰場的臺灣男性,無論是否真的出自對天皇的效忠,受到徵召的話就必須從軍。當年光榮入伍的儀式,在很多臺灣人眼裡就像告別式,預告這個男人大概一去不回了。

日本軍隊在1941年大舉侵略東南亞,把英國駐軍殺個措手不及,台籍日本兵也來到南洋,進而塑造了當地人對臺灣人的第一印象。先前南洋華人組織了籌賑會,募款資助中國對日抗戰,募集南洋機工協助滇緬公路與中印公路的軍需運輸。日本佔領南洋之後,各地的華人領袖因此遭到逮捕、拷問甚至肅清(屠殺),有辦法的人躲到印度或逃到鄉區才逃過一劫。當地人對於臺灣人在二次大戰中的角色感到困惑不解,一股幽幽的忿怒,從父親一輩口耳相傳而延續至今。這些臺灣人明明是中國人(當時沒有「華人」這個用語),會講福建話(閩南語),怎麼會說著一口流利日語,當日本軍人?我把這些殖民歷史因素攤開來談,有緣聽到的朋友也許就比較釋懷了。

臺灣老師與左派學生

在天鵝城的臺灣老師屈指可數,陳瑞麟老師是眾人尊崇的文藝大老。他曾在臺灣的北一女任教,1959年得知有個機會可以來天鵝城教書,原本只是想來個兩年,遇到師母之後,馬上就改變了計畫。

1950到1970年代,砂拉越彌漫著左派思想,臺灣當時被譏為孔家店(儒家思想)的最後堡壘,陳老師自然就被歸為大右派。我向陳老師問道:「當時左派學生會不會以言語攻擊你?」他說:「不會,我是老師,他們不敢正面反對我。左派學生反而跟我很好,他們想要到其他城鎮集結辦活動,都來找我掛名當領隊。我其實不知道他們去那裡的活動細節。但我簽名之後,學校、校長跟政治部就會同意」。

陳老師基於對中華文化的堅持,推動詩潮吟社、書藝協會等等,發揮了帶頭作用。在中國改革開放並重新尊崇孔子之後,天鵝城的深邃中華文化傳統,使得來訪的中國學者官員感到十分驚訝。我在天鵝城的黃乃裳中學,跟來自福州、協辦青少年才藝研習活動的中華文化交流協會人員晤談,他說:「臺灣在這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臺灣婆與臺灣妹

臺灣政府在1950年代後期,開始招募東南亞華人學生(「僑生」)到臺灣就學。起初曾獲得美國的實質援助,成為冷戰圍堵政策的一部分。幾年之後,改由臺灣政府負擔經費,其潛在理由在於爭取華僑(南洋華人)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當性,繼續提供大學及技術進修機會。雖然冷戰及政治因素逐漸淡化,但「僑生」教育政策延續至今,一向是馬來西亞華人學生的重要升學管道,特別是華文獨立中學(獨中)的畢業生。

這跟臺灣婆有什麼關係呢?東南亞華人學生到了臺灣讀書,也就有機會跟臺灣女子相戀結婚。婚後隨著丈夫來到南洋的臺灣女子,就是「臺灣婆」。為了愛情而遠嫁南洋需要很大的勇氣,交通跟簽證都大費周章,而且南洋究竟是什麼模樣?砂拉越流行一則「田園傳說」來描寫臺灣女子的心路歷程。

臺灣地狹人稠,因此有大房子、大片田園的人家都是適婚對象。當臺灣女子遇到南洋男子,論及婚嫁時,這些條件也成為考慮因素。但新郎家究竟在什麼地方?在昔日沒有網路地圖可查,也沒有照片佐證的情況下,很難說個明白。當時臺灣到砂拉越的交通大多經由新加坡轉機,好不容易飛到新加坡,在這個南洋首屈一指的城市玩個一兩天。繼續飛到古晉、詩巫或其他城鎮,這些城鎮比新加坡小很多,但也不賴就是。也許還要再轉小飛機或快艇到其他地方。新郎一路安撫著新娘的不安,說著「快到了,快到了」。抵達目的地繼續搭車,走上一段顛簸路程。終於到達新郎家,果真是綠色田園,四周密密麻麻的橡膠園,座落其中的是一幢大大的木造高腳屋。…

講完這個既寫實又嘲諷的田園傳說,再來談談文化適應的難題。南洋華人受到中華、西方與土著文化影響,在文化習慣上跟臺灣人有所差異。例如,語言就是一大問題,南洋的混合式華語、福建話都跟臺灣所慣用的不同。就連臺灣婆在中學時期花很多力氣學習的英語,也得從美國腔調整成英國腔,再加上馬來文的用字。這些南洋婚姻雖跟世間所有的婚姻一樣,如膠似漆、勢同水火皆有之,但文化差異跟遠離親友而孤立無援,卻又增添了許多變數。

如果說臺灣婆呈現了為堅貞愛情而勇往直前的一面,臺灣妹所映照的就是臺灣女子活潑浪漫但現實無情的另一面。「臺灣妹」泛指1980年代在夜總會上班的臺灣女子。報導人回憶起木材業大好的那個輝煌年代,天鵝城的夜總會吸引許多男子流連。臺灣一向是華語流行音樂文化的中心,同時擅長華語跟閩南語歌曲的臺灣妹,成了炙手可熱的地方明星。聽眾的爭風吃醋往往是歌女撈金的必要條件,臺灣妹演唱一首「中華民國頌」的賞金,在鄰桌男子的相互較勁之下,可以飆到馬幣一千令吉(當時約合台幣一萬八千元)。這些臺灣妹每隔幾天就到銀行匯錢回臺灣,一次就是幾萬令吉。輝煌年代終究成為往事,夜總會的招牌生鏽斑駁,臺灣妹早已不知芳蹤。

1980之後

馬來西亞與中國在1974年建交,民間往來在1980年代逐步鬆綁,砂拉越華人因此有機會回到祖居地修建學校、祖祠並找尋投資機會,跟中國的僑務及統戰部門建立綿密的關係,並於1990年代拓展其全球關係網絡。臺灣人在南洋的角色漸漸變得尷尬,欲知後情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i] 天鵝城位於砂拉越中部,華人人口十餘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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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雨村 [天鵝城]天鵝城的臺灣人印象:1941-1980年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1440)

回應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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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婆與臺灣妹呈現出天鵝城對台灣女人意象的轉變:早期是深情遠走他鄉的堅毅女性,80年代以後則是以[感情]為籌碼來交換金錢的歡場女子。這個時期當地人所建構的性別意象非常具有現代性,顯現出在地對性別關係與情感的道德意涵;另一方面,當地人以情感愛慾的角度來建構臺灣為一貌似powerful other,而且還是女性,以煙視媚惑來支配(講玩弄好像太嚴重了)當地男人的[感情](是真心嗎?),情慾地卻也詩意地透露出地方社會在全球化情境下的困境。
比較好奇的是,當時天鵝城與台灣的實際互動狀況為何?這些意象的建構(有如歷史的隱喻),必然關連到現實政經條件,甚至牽連了難解的情緒糾葛,以致今日回想起來,只能以看似肥皂劇的情慾譬喻來再現過往那段經歷。。。

2

誠如庫洛魔法使所言,臺灣人在1980年代是powerful other。臺灣商人跟當地華人合作,購買大量木材到臺灣加工,銷入台灣或轉銷日本。天鵝城的大企業在台灣都曾設有工廠,知名的老闆也有駐點在臺灣的經驗。台灣女性則是因婚姻或歡場而進入當地,他們跟當地人的關係,在口語上就結晶化變成臺灣婆或臺灣妹的傳說。

臺灣婆還有續集可談,在天鵝城1970年代大幅都市化之後,生活在鄉區田園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後來臺灣婆大多安居於繁華的都市區。但這個田園傳說保留下來,誇示了台灣跟當地的差距。既解釋了某些婚姻到最後破碎的原因,也平衡了當地人對於有緣娶到臺灣婆且家庭美滿者,所具有的欽羨忌妒。

臺灣妹的現身,也切合天鵝城在經濟發展之後,追求現代化的渴望。台灣香港有的東西,特別是流行音樂、影像,由於不那麼直接涉及政治,當地政府也就無從管制。歌女挾帶著文化優勢進入當地:純正的華語及流利不參雜馬來話的閩南語,再加上台灣從日治時期以來就不斷演進的歡場表演風格,在當時的天鵝城確實是個強勢的流行文化。

在報導人口中,臺灣妹也是適當傾訴對象,不管是否出自真心,她們不會冷漠對待男人的抱怨或牢騷,因此賓至如歸。另一方面,對於中華文化的知識豐富也成了她們的特點。這跟後來替代的大陸妹與印尼妹成了一個鮮明對比。

至於臺灣妹的情慾糾葛,當地人也喜歡談,但具體的人名都姑隱了。報導人談到他的臺灣女朋友,最後嘆口氣說:「她們都回去臺灣了,我要是有錢也要去找她們」。隨著輝煌時代來去天鵝城的臺灣妹,看似有情且無情。

3

情慾與政治之所以難分難捨(回想一下吳濁流小說裏的日本女人,台灣女人和中國女人),也許在於[他者的壓力](講戰爭太可怕,尤其在當代情境,都是毀滅性的最低消費額)和[婚姻]的歷史一樣古老.
純正的華語和[閩南語],日治遺留的表演風,中華文化的豐富知識.哇,這些加總起來是台灣妹在歡場的文化優勢.第一次感受到拼盤的文化資本這麼[生動][有力].換言之,歡場裡還是如此[政治]啊(俗話叫做[不真心]).[中華民國頌]為何這麼值錢,是這樣的權力關係下的產物嗎?
而一旦真心了呢,下場如何?也就是權力關係和文化外衣被剝除之後?

4

不好意思,有機草莓,前一陣子忙著搬家,頭昏昏,今天才回信。

你問到我在裡面留的伏筆,「中華民國頌」為什麼那麼值錢?這跟當地一直盛行的大中國主義有很大的關係。自從1920年代,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加強在南洋的活動之後,許多南洋華人重新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種大中國思想也繼續隨著僑生政策與流行文化而輸入南洋。1970年起馬來西亞施行新經濟政策,馬來西亞華人深覺自己是次等公民,也因此在心理上期望一個強大的中國,可以做他們的後盾。白天不能明講,晚上去夜總會就可請台灣妹唱來聽聽。

現在情況又不同了,2009年馬來西亞政府大張旗鼓地慶祝跟中國建交35周年,首相飛到北京跟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碰面,華人地位顯著提高許多。有一回,鄰近的城鎮泗里街舉辦鳳梨節,我的朋友是當地漳泉公會的主席,就對表演節目沒有華人項目感到不滿,他跟政府當局關係都很好,很快就搞定此事,請了兩位高中生去演唱,指定歌曲是「我是中國人」。

台灣在一連串錯綜複雜的政治情勢下,維持了中華文化傳統,也不斷加進新的文化元素,成為華人社會跟西方社會接觸的活瓣。就連社會不見得能夠平心看待的歌女,也是坐擁這些豐富的文化資本,在南洋發光發熱,我相信她們也能唱流利的英文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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