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ka自投羅網且來寫政治文，而且還自找死路地寫（社會學與政治學最熱衷的）當代國家。Kaka認為，當我們的研究對象先後進入了新自由主義體制後，人類學家必須擺脫過去對政治與權力關係的僵化看法，先浸淫在現象中去嘗試新的提問與可能性，從而有可能找到重新建構與掌握社會範疇（例如政治與經濟二分）的切入點。首先聲明，appearance不是Kaka創意的發想，是重新閱讀Karl Marx與Michael Taussig的作品後，反思這個概念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新自由主義國家構成的幾個關鍵面向，並探尋此概念的極限。

先芭樂一下，來談談政治人物的色相做為一種appearance。

43歲的英國保守黨領袖David Cameron本月中一舉拿下國會多數席次，與立場相去甚遠卻同為型男的43歲自由民主黨（該黨發言人是電影Harry Potter的男主角）領袖Nick Clegg共組聯合政府，終結新工黨13年的執政，同時打破了英國兩黨政治的傳統（之後觀察重點是，一手推動英國踏上新自由主義國家行列的保守黨是否可能改革政黨路線？）。繼Tony Blair之後，英國政壇再度出現了年輕的政壇帥哥：出身貴族、風度翩翩、擅長鎂光燈下的政治表演與煽動語言（Bill Clinton實不遑多讓，美國回來的芭樂寫手比Kaka更暸解）。英國選民的政黨傾向很堅定，選舉時家門口甚至會貼上所支持政黨候選人的號次貼紙。不過，由於英國施行單一選區兩票制，當然會發生席次與票數不成比例的問題。當一度意氣風發的新工黨政府變成了步履蹣跚的老牛時，民心思變的氛圍不斷蔓延。已經很少人想得起來，當時首相Gordon Brown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不用納稅人的錢去紓困那些虧空資產銀行的領導人，以國家力量介入金融體系的改革（實際情況當然比Kaka講的複雜）。無論如何，競選期間最八卦幾個問題是：誰能言善道？誰風度翩翩？誰幽默感強？（甚至連誰的太太穿著有品味有創意也要討論）。簡單地說，為什麼政治人物的外貌如此重要？

這個「外貌」通常與出身背景、言談舉止的風格、溫良恭儉讓與否、顧家與否甚至愛情忠誠度有關，一般學術分析會認為這類外貌跟治國能力或政治領域的建構沒有直接關聯。不過，如果無關，為何政績差、沒有治理能力的政治人物不但連任，甚至可以更上一層樓？礙於篇幅，Kaka不得不預先排除對手的政績很爛、視覺技術、政黨文宣戰略、派系以及統獨意識等變項（那是I級期刊的要求，這裡只要種芭樂即可）。在選民與政治人物（除了里長或地方政府層級的民代之外）幾乎無法直接面對面接觸與溝通的當代社會，從視覺科技與報紙呈現出碎片般的個人外貌構成了政治人物的形象（image），甚至是常民想像政治人物的個人特質與治理能力的依據。甚至，有關領導人的健康狀態的數據（體重數字的增減、膽固醇高低、法令紋與眼袋的加重）還會登上新聞版面，令人想起James Frazer的《金枝》一書描述部落社會以領導者的身體健康狀態做為政體／國家興衰的象徵（當然兩者形塑的社會條件不同）。在新自由主義國家中，領導人的外貌具有的魔法力量在客廳天天上演。不可否認，這些外貌經常是針對特定階級與性別的群眾（通常是中產階級；形象當中往往有隱晦的情色意涵，不排除是針對特定階級的女人）而創造出來的。然而，強調統治者外貌的迷人魔力時，可能使人誤以為那「體現」（膚淺地以身體外貌再現）治理國家與領導改革的能力，甚至削弱了常民對公共政策的關注、監督與辯論的力道。這種色相或許是選舉利器（若對手恰巧年邁、固執又不擅政治表演），然而其社會基礎相當薄弱（也就是，裝飾效果居多，很難掩飾意識型態），很容易被選民看破手腳。

新自由主義國家有另外兩種層次的appearance：國家統計數字與金融體系。對數學與社會統計不太感興趣的Kaka先聲明，以下的焦點並非討論統計數字如何被創造的社會基礎，或是如何解釋統計數字及偏差的社會學意涵（那是量化路線社會學家的專長，全國各大社會所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比Kaka更暸）。Kaka感興趣的是，人類學家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去理解這兩個現代國家的構成要素，而不致落入現有社會科學語言的侷限中。

今年520前，行政院要求官員找出「撼動人心的數字」來証明執政績效（原來不是只有台塑、鴻海才有績效制度），一堆人頭殼抱著燒。這與之前Kaka在講ECFA的數字乾坤大挪移遊戲有異曲同工之妙：政府相信「數字會說話」。這個意象應該是從Money talks衍生出更高等的商品拜物教隱喻：抽象的數字／表象被等同於政策的具體成效，甚至，數字跟人一樣，具有存在的生命力且有能力證明治理效果的效度。原本，政策（國家治理的具體作為）是具體實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形貌之塑造中，統計數字是用來再現了治理成果的「客觀」依據／理性化的表象，換言之，數字代表並証明了國家治理效果。按照常理與正道，唯有政府創造出比較好的生活環境與條件，才有可能有漂亮的統計數字，反之亦然。而今，我們看到滿天飛舞的數字形成了一種治理的眩暈（vertigo）：數字表象本身成了執政努力的目標，各項統計數字不斷出籠就是為了要說明政府「營運的績效」。

以失業率為例，解決社會問題居然被政府化約為拯救失業數字的問題，而勞委會、教育部與經建會全都搖身變成拯救失業大隊。勞委會還異想天開地頒發獎金來徵求創作歌曲鼓勵勞工（首獎歌詞不妨直接解讀成：請勞工接受悲慘的現狀與不公平的條件，繼續打拼）。甚至，為了降低失業數字，政府還調整失業率的計算基準：一個月當中只要有一天用於從事薪資勞動，都被官方歸為「就業」範疇。這項修改隱含了官方將非典型就業與派遣制度「就地合法」，承認其為正規就業結構的一部分。於是，在拯救數字的背後，政府再一次（雖然我們早知道）選擇站在資本家那一邊，公然以公權力來卸除責任，更助長了派遣制度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與勞動條件的惡化。換言之，政府對數字代表的執政績效之追求，回過頭來重新形塑整體經濟，擴大了表象與實在（底層人民實際生活）的鴻溝。國家創造的數字表象，從其所依存了實在中脫離出來，並片面地被建構為社會實在本身。國家信仰的數字拜物教對庶民生活的影響與造成的後果（派遣制度的例常化）無異是在執行抽象的暴力（violence of abstraction）。

另外一種appearance是金融體系的數字遊戲，其中最厲害的武器就是槓桿操作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將買空賣空（表象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appearance）操作到極致。不過，Kaka要談的是新自由主義國家與金融體系的關係與糾結的不同模式。第一種是金融體系自成「國中之國」，高舉市場自由至上與資本主義式的「民主」，惡名昭彰的華爾街即是一例。這些金融機構在轉取高額利潤時就中飽私囊養肥貓，虧損時就祭出哀兵政策，哀／要求國家紓困以實現道德經濟。更誇張的是，因為國際間銀行往來過從甚密，國家也感受到銀行不能倒否則會造成全球金融風暴的壓力，只好流血忍痛紓困。第二種是國家把自己當成金控公司來經營，例如冰島。當冰島政府將自己打造成避險基金來操作金融活動以創造高GDP的表象時，國家與投資銀行並無二致。隨著金融槓桿越玩越大，大到超過國家財政所能負荷的程度（缺乏風險評估），國家破產也就不再是非洲的專利了。第三種是政府聯合投資銀行一起做帳，創造虛構的表象以共謀在更大的經濟體共同體的利益，例如希臘。希臘為了加入歐盟，花大錢商請高盛證券（Goldman Sachs）以虛構的交易匯率來創造一種前所未有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瞞天過海地讓希臘當下部分負債延遲至未來浮現，以創造出符合馬斯垂克條約的財政赤字規範之數字／表象。如果共同體中某一方有虛構經濟活動的各項數字的慣習（例如，經濟成長率；Kaka沒有影射誰，歡迎自由聯想），其他強有力的同伴不敢也不願意讓共同體崩盤，只得概括承受。就此而言，國家財政數字比起上市公司的財報更不可信，而虛構的數字帶來的社會性後果，有時會超越民族國家的界線，而由經濟共同體的其他夥伴與居民來承受。

面對金融海嘯與歐洲金融風暴，美國與歐盟紛紛當起印鈔機國家來解決問題，而我們通常以各國的股市加權指數做為一個國家被預期的經濟體質與政策的立即指標。對Kaka而言，股市不是什麼庶民經濟指標，而是對國際／國內的群眾對各國政經政策及作為的立即性反應。的確，不同於過去人類學家所熟悉的面對面互動的經濟社會，股票市場不僅是不同格局（scale）的經濟活動，而且是專屬於小資產階級及其以上的無面孔群眾的活動（Kaka研究的村子裡的原住民沒有閒錢玩股票；有錢時也是先償還儲蓄互助社的貸款或包紅、白包）。股票指數做為一種signifier，其所指（signified）往往不是公司實際的營運狀況，而是投資者（從法人、外資、大戶到菜籃族）自行解讀各項政治經濟條件互動，以具體交易來傳達他們對公司與政府政策的反應（其中當然有專業的財經知識與分析，而線形圖、反彈的底部或年／季／月線，都是從過去累積與資金流動方向的細緻變化來做為判斷基礎；這些超過Kaka的專業暫不予評論）。市場上，描述這種反應的普遍慣語是「信心」。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金融資本主義這個人類有史以來理性化程度最高的經濟活動中，常識的解釋用語居然是「信心」這個人類情緒慣語（應該沒有人會說它是理性科學的範疇吧？）。股市的每日漲跌曲線本身即是一幅抽象圖像：內部（產業類別）高度分化，各股在同一個時間點上各有走勢，各股走勢再經程式運作，最後以數字表象呈現出所謂的整體趨向。在當代，我們在股市走勢圖上看到一種以表象再現之特定階級的「集體心態」（當然與年鑑學派所講的相去甚遠），以及該階級對當下國際與國內政經活動的立即表態。在股市走勢的數字表象中，全球與單一國家政經活動的複雜連動找到了被表達的符號。有誰會認真地去爬梳被數字再現的社會真實呢？

當代的表象經濟學發展到極致時，很可能連道德經濟幾乎不可行。在對高盛的詐欺作為的高聲撻伐中，有人非難高盛這類投資銀行「利字擺中間，道德放兩邊」。Kaka想到諾貝爾經濟學得主Paul Krugman提及他看過一部卡通，片中老師要學生以sacks（有looting與pillaging之意）這個動詞造句，學生的答案是：Goldman Sachs（高盛證券）。的確，在工業資本主義體制（工廠與農工業）中，人與人之間還有面對面互動的時候，社會關係或多或少還會對生產關係的衝突及剝削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或節制，從而道德經濟與實踐並非完全不可能。然而，在金融資本主義中，經濟活動的能動者（agent）是數字／表象，交易員和投資者或散戶間僅僅藉數字進行互動（超級大戶例外）。換言之，社會關係因為數字表象的再現而變成全然是representational，是商品拜物教的極致表現。在以表象為行動者的金融世界中，道德經濟是不存在的範疇、絕跡的經濟實踐。

這是Kaka對當代國家與政治的一種新的、實驗性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