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的蘋果日報，吳介民發表一篇「1987解嚴恍如昨」的短文，紀念戒嚴令解除屆滿25周年。他感嘆這25年來，台灣從「別碰政治因為政治危險」的上一代，到「逃避政治因為政治骯髒」的這一代。環境安適了，空氣自由了，但25年來政治的真義竟沒有顯現出來，使得1987雖然渺遠了，「但它的時代意義剛才浮現。」

 

 

1987的時代意義是甚麼? 又怎麼失去?吳介民沒有明說，但卻提供了一點思考的線索: 「到了也許2000年左右，我們說『關心政治的人都很狂熱、很偏激』。帶著這份對政治的冷感和嫌惡，我們慢慢變成「大人」。

2000，陳水扁進入總統府時，他的新政府立刻被視為台灣民主的試金石。馬英九2008年為國民黨取回政權，對很多人來說，代表保守力量的返回。然而檢視他的行事與論說，弔詭的是，這個新保守勢力卻是奠基於一個形成中的民主共識。

這樣的評價或許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但是「我們是民主人士」這句話在2008年後不再只是一些人的專利：除了堅守民主陣容的蔣經國、黨外到民進黨創黨時代拋頭顱灑熱血的民主鬥士、民主先生李登輝或是促成第一次政黨輪替的台灣之子陳水扁，最近加入隊伍的成員則是反貪腐的紅潮抗議者和收割這個力量的常住者馬英九。2008年後盤旋在這個島嶼上空的基本上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民主共識，不同立場的行動者皆宣稱自己對民主的貢獻，皆有自己的爭民主事蹟可以述說流傳。

因此，解嚴後25年，逐漸的我們將國會定期改選、總統普選、地方選舉、法治/司法獨立視為理所當然或必得追求的目標，代議民主體系已經成為全民共識。想想短短不到30年前，政府還在狡辯國會應不應該改選、總統應不應直選，這樣子的共識不代表民主的勝利嗎?

然而，這個民主勝利為何反而帶來吳介民說的民主嫌惡呢? 類似的民主勝利不正是1987年解嚴的意義和目的嗎?

當然有人會說這個民主還需鞏固，我們需要更好的國會、更好的行政院總統府、更好的法院；也常有人講我們還需要民主深化，公民要參與，民主要審議；還有人提基進民主，底層社會弱勢力量仍需要給力和結盟。

但是，這些論述足夠面對理解所謂民主的嫌惡嗎? 是誰在嫌惡民主，吳介民所說的這一代人的普遍想法，會不會只是某些人試著將民主凍結在某個僵化的制度意義上的企圖。

吳介民的感嘆是對的，我們的確在面對著一個嫌惡民主的力量，但他的藥方卻給錯了，至少給錯人了。重要的是尋找定位這個嫌惡民主的勢力如何存在於社會上的很多角落，如何打著民主旗幟卻試圖壓制民主的意義。

 

 

這個意義乃在於對權力的不服。從1980年代中期以來，為了掌握一個政治轉換情勢，本地的學者或評論者引介了不同的民主理論 。這個特殊智識發展史基本上 和如何理論化政治異議及其行動有關，幫助我們理解所謂的日常實踐中的民主效應，也就是如何周旋於權力之間，不讓它可以予取予求。

這個持續的不退轉的不馴精神，正是台灣民主經驗的真諦所在，1987的時代意義。

*本文感謝吳介民和Jacques Ranciere文章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