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瑪：你知道我跟鄭姊相同的地方是什麼嗎？就是我們都覺得你是間諜。[1]

一、猜疑如常[2]

這句話一出口，屋子裡的空氣瞬間凍結，所有現場的員工下意識地停下了手邊工作，抬頭看向我。時間彷彿暫停了，不安的枷鎖被冷不防撬開，無聲的警戒嗡嗡作響，而焦慮正使得我無法思考該怎樣應對眼前的定格。

卓瑪是當地一家旅店的經營者，這家旅店在10年前我初訪位於青藏高原的田野地時，是由一位來自漢地的女強人─鄭姊所經營，後來各項事業由她一手栽培的本地青年─卓瑪扛起，卓瑪也承繼了鄭姊現代女性菁英的風範，擁有堅實的政商網絡。過去我因蒙受鄭姊不少照顧，因此近年重回田野時，偶爾也去店裡幫忙卓瑪處理瑣事，例如協助帶領遊客上山之類的工作。

腦袋缺氧之際，我開始胡亂接話：「拜託，你見過這麼呆的間諜嗎？還是你只是覺得我有張詹姆士龐德的臉蛋」。卓瑪則擺出一副若有所指的姿態，笑說：「那可不一定，像你這種最愛裝模作樣」。卓瑪的話總是能精準地將我釘在牆上，再次讓我捏一把冷汗，身體僵直、心跳漏了一拍，這種恐懼的身體體察即是我的田野日常，而卓瑪很可能是這個領域的佼佼者。慶幸的是，當下的凍結還是在一來一往的吐槽中獲得化解，這也是我在多年來面臨「間諜標籤」下，逐漸摸索出的一種應對習慣，它總能救急。

然而，我始終不敢卸下心底的防備：在卓瑪看向我的眼眸背後，是否也正折射著另一道來自高處的、冷峻的凝視？她是否就是龐大權力體系的代理人？她說這話的用意，是否暗示我別輕舉妄動？很明顯的，生性老實的我絕對是無法擔任間諜，也從未被委託以探查任何情報，反倒是這份無所不在的猜疑，才是我的始終謹慎拿捏、掩飾在日常底下的「秘密」，即便我深知猜疑的威力，可能會摧毀我跟卓瑪以及其他人的關係。但是，「猜疑」也具有宛如巫術般的魔力，誘惑著我陷溺其中，這種不安感如影隨形，迫使我反覆審視自己的每一句話和行為，瞻前顧後，恐懼著那一腳踩空的時候。

鄧湘漪在《流亡日日》（2015）中曾描述自己在北印藏人社群的類似遭遇：她因被懷疑是間諜，導致報導人遭家人斥責，並被要求與她保持距離；而當我真正置身那個催生「間諜焦慮」的國度中，才驚覺現實是如此銳利。該國近年來持續透過頒布相關政策、劃定紅線，將特定論述和國家權力急速推入日常生活，於是，「間諜」不再僅限於傳統情治意義，而是擴展為針對特定身分人群潛在風險的質疑，人際之間信任的不確定性與日俱增。媒體頻繁出現間諜捕獲的宣傳，加上法令對其行為判定的模糊和擴張化，「間諜焦慮」逐漸堆疊為一種厚重的社會氛圍，壟罩了所有身分敏感的對象。

這種針對特定人群的質疑氛圍，也映射在其成員的認知和行為上。多年前我與朋友─曲吉在房裡閒聊，正當話題快要觸及敏感界線，曲吉突然表現出高度警覺，不僅要求手機必須關機，還得把它關進廁所裡，確保隔絕於收音範圍之外（即便我們的實際對話內容仍刻意避開了政治敏感）。曲吉的反應源於她對技術監控的不安，她堅稱手機有可能被植入某種監控程式，即使關機仍能繼續錄音並把資訊回傳。這種強烈（對我有震懾性）的反應，與我先前接觸到許多非藏人主流族群對言論空間的樂觀描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認知上的斷層揭示了國家治理如何因應族群的社會位置及政治脈絡而有巨大差異─別人說了沒事不代表你說了也沒事。

過去當我初入田野地時，還抱持著輕忽的心態，當友人以玩笑方式直言：「你是不是間諜啊？」我則胡鬧而順著話回應：「可能是吧」、「我昨天才跟我們中央彙報」、「這是舉報信」。我成天對這種「間諜梗」樂在其中，運用真假參半的口吻換來輕鬆氛圍為我以及別人帶來樂趣，總覺得這是主動打破陌生的一種方式，並看著對方在驚訝之後哈哈大笑的表情。直到有天藏語老師─曲措嚴肅地告誡我：「你不應該這樣，這可能會害你被請去『喝茶』」，但當下我全然不當一回事，而是嘻皮笑臉的回應：「喝個茶也挺好的，還不用花錢」。曲措收起她平時溫和的聲調：「『被盯上』可不是你想的那樣，搞不好會被列入黑名單，你再也不能回來」。

曲措的話不久就應驗了。某日早晨，當時身為旅館經營者的鄭姊沉著臉朝我走來，冷冷地對我說：「你要當心，你被盯上了」，說完便轉身離去，不作任何解釋。即使我再遲鈍，也能明白擁有堅實政經關係的鄭姊說這番話的用意，有些事已然改變，但我無從得知。我開始反覆檢視自己的言行，懊悔沒把曲措的提醒放在心上，腦中也不斷浮現哪天自己被公安破門而入、包圍和偵訊的畫面。而這也預示著之後將要發生的事。

不僅如此，「間諜焦慮」也挑戰著藏人族群之間，以及我與報導人之間的信任關係。當時我結識了一位來自外地的藏人─多吉，相談甚歡，他熱情邀請我到他家共進晚餐，由於多吉也是一位身經百戰的蟲草採集者，這對剛開始田調的我意味著不容錯失的好機會，甚至我們還籌劃著由他帶領我上山的可能（畫大餅？）。然而就在赴約前夕，好友格勒突然叫住了我，並仔細地詢問了多吉的背景、店鋪位置、外型、對話內容等，宛如警察盤問一般，緊接著又拿起電話向其他本地友人繼續打聽。忙碌了一陣子後，他語氣堅定地對我說道：「我勸你最好別去，因為我們不知道他的底細」。我並不認為是格勒過於神經質，早已聽聞存在著線人的工作，以靠舉報獎金謀生，但沒人能夠確定是哪些人？因此在完全不知道對方底細的情況下貿然接觸，特別是像我這種沒有人際網絡支持的外地人，具有相當的風險，「你不會知道他實際上是做什麼的？也不知道他會怎麼跟上面說你」，格勒力阻我赴約。結果是，這份恐懼讓我撒了謊，找了個理由臨陣脫逃，實際上正是因為這份永遠不能說出口的猜疑，讓我至今依然對多吉感到愧疚。多年後我們依然保持著聯繫，聊著他如何支撐店鋪生意、為小孩籌措唸大學學費的苦惱，用日常遮掩，就好像猜疑從不存在。

種種經歷使我逐步拼湊出一幅監視無所不在的圖像，也在過程中不斷調整自我審查的尺度，這些影響甚至延續至離開田野之後的日常處事方式。此後，當報導人與我這個台灣人交談而逐漸放下警戒、話題開始觸及敏感邊界時，我反而會主動提醒對方，這是因為我清楚意識到，自己極可能正處於監控之中。這種主動中斷對話的選擇，儘管可能會犧牲好不容易建立的關係，卻是在這種充滿權力凝視與不確定的環境裡，一種保護對方而不得不做出的決定。

二、人類學者在監視下的田野危機：國家魔力與沉默共謀

人類學者Katherine Verdery（2022）在其關於冷戰時期羅馬尼亞的田野中，屢屢談到人類學者跟間諜的難以區分。首先，羅馬尼亞的民族學者不像美國人類學者一樣獨自且長時間生活在一個村莊，也不會跟村裡的許多人談話、探問各種問題，而是集體行動並針對所分配的特定項目，向當地專家蒐集資料；其次，Verdery表現在穿衣和行事風格與當地人的無異，也不刻意強調自己的外國人身分，以及聽著當地人的日常話題，這些隱藏和聆聽的行為都讓Katherine的朋友認為她跟秘密警察無異，人類學者對日常的關注與紀錄，在鄰里眼中更像是秘密警察的潛伏監控。而秘密警察也同樣無法區分人類學者跟間諜的差異，因此當Verdery數年後翻閱檔案，才發覺國安局總是將民族誌研究和情報工作相提並論，並將她描述為「為了情報而剝削他人」，這使她無法不展開深刻的自我質疑。

換言之，在人類學田野工作中尋常認知的共食共作、語言學習、參與日常勞動、模糊邊界和建立的「和諧（rapport）」以融入當地的理想，這種期許從「土著觀點出發」的方法論和長期的參與觀察，在集權國家由秘密警察和不信任氛圍所構築的社會裡，實際上是極不尋常，反而觸發當地人與國安系統的警鈴。Verdery同時也提到在這種監視情境中的田野，往往並不僅止於研究者與報導人的二者關係，秘密警察擁有介入其中的能力，例如威脅報導人必須對你的行跡進行監視與匯報，或透過造謠來離間研究者與報導人的關係，這些手段對權力機關都是易如反掌的，而研究者無法真正看見他們的存在。

圖1：Michael Taussig的The Nervous System一書對恐怖在國家權力運作中扮演的角色有精闢闡述，他同時也描述自己的猜疑和恐懼經驗，並且期許提出一種「超越恐懼」方式。

Michael Taussig（1992）則是描述了自己在哥倫比亞時陷入這種無以復加的懷疑和恐懼，當他與一位曾被軍方拘捕並實施酷刑的友人Roberto單獨見面時，因為對方的突然離開並將門上鎖，Taussig無法離開，所以驚恐的覺得自己被設局，想像著恐怖的刑求即將落在自己身上，並充滿絕望地寫道：「我彷彿從遠處看到自己在另一個世界裡發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無法呼吸」，他懷疑自己被出賣，因為軍警暴力的受害者成為線民、間諜並非沒有前例。然而最終，Roberto只是帶著一瓶酒回來。之後，當Roberto請求住在他公寓時，Taussig拒絕了，這個決定讓他意識到自己是個懦夫，懦弱使他無法坦白，從而發覺自己已經成為這場「沉默之戰」的協力者，是共構這種恐怖和壓迫的一份子。Taussig打從心裡畏懼著扼殺Roberto並使他偏執傾向的酷刑，害怕在這種恐怖常態化的氛圍下，自己將被長久被人們貼上間諜標籤，「迫害從來不曾因為身體刑求的結束而告終」他說。

圖2：奧納人的海因儀式，成年男子會扮演成各種鬼怪，威嚇婦女與將受禮的男孩，而將受禮的男孩必須與之搏鬥。[3]

Taussig繼續借用一位英國傳教士之子Bridges的回憶錄，描述了19世紀末火地島原住民奧納（Ona）人的海因（Hain）成年禮儀式，指出這個儀式本質上是男性集體為了維護統治權而對女性觀眾進行的感官威懾。

奧納人擁有男子會所制度，只有男性可以接受海因，且必須是已受禮的男性才被允許進入會所。在海因儀式舉行時，村落的女性與未受禮男孩會被叫到會所前方，此時由成年男性裝扮成的各種鬼怪會以可怕的姿態現身，女性一見到鬼怪就會開始倉皇而逃，臉朝下撲倒在地上，並用獸皮遮住頭部。而將受禮的男孩將被迫與這些充滿憤怒的鬼怪搏鬥，以克服恐懼。然而，這是一場預先準備好的勝利，當男孩最終把鬼怪摔在地上，並揭露對方也是一位熟識的人類時，所有會所男子將會哄堂大笑，而此時男孩即被接受成為其中一員。自此，男孩完成成為「受騙者」到「施騙者」的身分轉換，正式加入這場維持幻象的共謀。

但是，當Bridges向其他男性說道女性可能只是在演戲時，他們卻堅信女性的深信不疑，然而女性完全被欺騙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長年的社群生活裡，他們必然聽到過懷疑的說法。只是，奧納人的文化中對此有嚴格規範，如果有任何女性不慎地提起自己的懷疑，甚至對另一名女性說起，他們就會被殺害。因此，女性或許懷疑過，但是絕不會說出口。

在這個描述中，男性沉浸於「女性盲目輕信」的優越感中，但女性極可能只是配合演出。Taussig將海因儀式做為國家的隱喻，因此國家即「劇場」，Taussig認為國家權力的真相是空洞的，而其神聖性「並不是來自基本真相，不是本身或核心的意識形態，而是邊緣群體對於核心秘密的幻想」，「秘密」不僅維繫了由男性所實施的欺騙，更重要的是它引導人們認為有一個由外表所隱蔽的真相存在。換言之，賦予國家神聖性的不是統治者（男人），而是被排除在外的人（女人）的「幻想」，男性遮掩這種空洞，女性則維護權力神聖性的禁忌和死亡威脅之下，配合演出「相信、不揭穿」的模樣，這種恐怖的幻想才是支撐起他稱之為「國家拜物教」（State Fetishism）的「神經系統」。

因此，回到間諜焦慮，國家實際上是運用使人們的彼此不信任的手段進行統治，使恐怖常態化（terror as usual），於是「不信任」不再是異常，而是構成人們生活日常的基調，當國家得以透過不確定性來瓦解信任基礎，人們無法得知誰是告密者、誰是下一位受害者，於是沉默、猜忌和佯裝便成為了生存技術，或無從選擇下的反應。換言之，權力的來源是人們加入其行列成為維持幻象的一員，或是明知看穿卻因禁忌與死亡恐懼而不敢戳破所產生的共謀，當人們都保持沉默，國家才能維持其神聖性，那是一種神祕、具備魔力且令人畏懼的東西。

三、表白：在猜疑之下倖存的信任

Verdery在反思的同時也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如果信任是人類學田野調查得以成立的基礎，那麼在一個充斥不信任的社會氛圍中，田野工作究竟如何可能？她說：「想著誰可信任誰不可信任的問題會讓人不可能工作」。我其實羨慕Verdery能夠秉持著坦率的心去信任她的報導人，當我在某些社交場合聽見人們懷疑另一位在當地做研究的華僑人類學者「他肯定是間諜」時，我無法不反身審視自己的處境：是否在別的場合裡，我同樣也是人們懷疑的焦點？如同Taussig所言，我的畏懼和猜疑正是源自於懦弱，而所謂的生存技術其實也是讓我們成為維繫這個系統運作的共犯。

即便如此，我仍選擇相信自己與朋友、報導人之間「信任」的真切存在—信任與猜疑是彼此交織，而非斷然二分。當卓瑪說著「我覺得你是間諜」時，伴隨著不安出現的，是一種安心感和竊喜，因為這句話也透露出「信任」的在場，是卓瑪對我卸下心房而接納的信號（吧！？），這也才是讓我能夠願意繼續冒著高風險而每年重返田野地的主因，這是田野工作中最富魅力的存在，而能與國家的魔力抗衡。

在鄭姊警告後，我並沒有被捕。但隔年重返田野，我認識了一位警察─旺堆，因為聊的投緣，我們相約去酒吧小酌，正當旺堆酒過三巡，他醉醺醺脫口說出：「其實我去年就知道你了」。當下我並未感到意外，畢竟接觸的人很多，可能因此遺忘。但他沉默片刻，繼續說：「我去年跟了你五天」，這讓我瞪了大眼睛，腦袋瘋狂運轉「究竟何時被跟蹤了」？旺堆也是一位樸實的人，言語中似乎略帶愧疚，說：「其實不是我自己要跟你，是上級要我這麼做」。我苦笑著：「我……應該沒有做什麼事吧！？」「嗯，你沒有」他肯定的答道。我大笑，然後我們一起乾了手上的那杯啤酒，繼續喝到深夜，但是再也沒有再重回這個話題。友誼的喜悅完全壓制住了那個本應是極度躁動的不安，比Verdery幸運的是，我見到了監視者，且能坐下來話家常。

Katherine Verdery  2022[2018]　《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My Life as a Spy: Investigations in a Secret Police File）。梁永安譯。新北市：衛城出版。
 

PS.1 前幾天卓瑪才向我抱怨：「還不都是因為你，我也被國安局列為重點監控對象了，每天都有便衣在門口走來走去」。看來，我一直都在榜上（苦笑）。

PS.2 Verdery提到自己以為可以透過坦率、透明來獲得國安局的信任，並自嘲這種想法的愚蠢天真。但我不認為這是愚蠢的，畢竟在看不見的監視者面前，塑造出讓對方安心、獲得掌控的感覺，比起表現一種難以摸透的神祕感，是更妥當的策略，後者可因為焦慮而採取更多行動。（純粹的自以為是）

Foot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