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漫長的訴訟及研究，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在美國時間4月27號宣布，將遵照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及歸還法(Native American Grave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把Kennewick man歸還給北美華盛頓州的原住民，似乎將為這段美國考古學家與原住民間糾纏20年的故事畫下一個句點。雖然這不同知識體系的論戰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但這事件一方面讓考古學家深刻感受到考古詮釋本身的不確定性，更顯示出考古學知識可能如何被當代社會運用來合理化原有的權力架構。

Kennewick man事件源起於1996年的夏天，兩個大學生在美國華盛頓州的Columbia河旁發現一個頭骨，他們趕緊報案，受理的警察覺得這似乎不同於過去刑案看到的頭骨，所以找了當地的考古學家James Chatters前來協助，考古學家覺得這具頭骨應該不屬於當代，於是趕緊回到出土地，在泥濘的地底下繼續發掘出一整付幾乎完整的骨骸，並帶回實驗室。Chatters依據頭骨型制，推測這應該不是美國原住民，但是他又在骨盆處發現石箭頭，由箭頭的形式，顯示此骨骸可能年代久遠，於是Chatters將一小塊骨頭送往實驗室進行定年，出來一個不論是考古學家或是社會大眾都吃驚的年代，距今9000多年前。這樣的年代是當時在美洲大陸發現最早的完整遺骸，而一切的紛爭於焉展開。

由於這付遺骸出土地為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所擁有，遺骸因此屬於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部隊依據1990年代通過的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及歸還法決定將此遺骸交還給當地原住民社群，原住民社群則決定將此遺骸重新埋回一個祕密的地點，並將此人骨稱為"The Ancient One"。然而此舉引起一些考古學家及體質人類學家的抗議，認為此舉將嚴重損害科學研究，一具如此古老幾乎完整的遺骸是多麼難得的發現，透過遺骸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最早美洲人的可能生活狀態、飲食習慣、年齡、外觀及死因等等，一旦將其埋入地下，所有訊息將無法復原，於是這些考古學家決定提起訴訟，認為這付遺骸年代過早，當代原住民無法證明與其之間的關係，因此不適用於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及歸還法；當地原住民則強調，依據其口傳歷史，其祖先自古即在此居住，所以此遺骸為其當然祖先。此案到2004年，美國法院以此遺骸年代過遠，無法直接證明原住民與其間的直接關係，故判定不適用於此法，遺骸由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繼續擁有。此舉引起原住民社群極大的反彈，使得原住民與考古學家的關係更形緊張，在2005年，學者針對此一遺骸進行為期16天的「科學」分析，而分析的結果分別於2014及2015年出版。

其實這個事件彰顯的是兩種不同的知識架構在當代社會中的撞擊，也反映了當代的政治環境中原住民社群與其他社群間的權力關係。在此訴訟中，原住民的口傳歷史並不被視為合理的證據，因為是當代西方「科學」架構決定何謂合理的證據，口傳歷史無法被證明，並不符合所謂〝科學〞的精神，而考古學家所建構過去世界才是真正的歷史，因為符合「科學」的原則，因此透過口傳歷史無法證明此具遺骸為原住民的祖先，但是透過科學的分析才可以告訴我們真正的歷史。

然而接下來的科學分析結果卻峰迴路轉。2014年的報告出版時，體質人類學者及考古學者依據遺骸的分析重建Kennewick man的面貌，一如Chatters所觀察，這具頭骨重建出來的面貌和當代美國原住民一點都不像，反倒是與日本的繩紋時代人及玻里尼西亞人相似，這一結果似乎指引了另一條早期智人遷移到美洲的路徑，不同於早期推測的由亞洲大陸出發跨越白令海峽，Kennewick man可能是從亞洲東岸沿著海岸線前進，美國官方最大的研究機構Smithsonian Institute也於2014年在其所發行的雜誌上用"Kennewick man終於可以自由分享其秘密"為標題發表這個成果，文中也描述了早期考古學家及體質人類學家如何努力讓Kennewick man不被歸還給原住民，並認為正是由於這些早期科學家不畏當時原住民社群的激烈反彈，才因此有了當代如此重要的科學發現，重寫早期智人的歷史。

在這過程中，原住民並未放棄對其祖先的相信，雖然經過此事其與科學家間的關係更形緊張，但也同意提供DNA樣本，利用遺傳學的方法驗證其與Kennewick man的關係，於是就在人骨研究報告出版之後的一年，由丹麥實驗室所進行的DNA研究報告也正式出版，其結果卻顯示，Kennewick man的DNA與當代美國原住民，尤其是其出土地附近Columbia河區域的原住民最為接近，駁斥了單由骨骼特徵所建構出來的圖像，反而支持了原住民的口傳歷史。這也是為什麼兵工部隊在報告出版後決定將遺骸還給原住民。

其實事件發展之初並非所有考古學家都贊成這項訴訟，美國考古學年會便發表聲明反對考古學者提起訴訟，強調需要透過與原住民社群合作來解決紛爭，研究美洲早期人群歷史的考古學家 David Hearst Thomas更在2001年直指Kennewick man並非只是關於科學或是宗教之間的爭議，而是政治議題，是關於權力及控制，是關於誰有權力訴說美國歷史，興起訴訟只是讓原住民社群與考古學者產生更大的裂縫，彼此間的隔閡越難跨越。可以想見的，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下，掌控論述的一定不是原住民社群，法院的判決只是更加彰顯當時權力關係的樣貌，〝科學〞也只是讓此判決合理化的工具。

今年是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及歸還法通過的25周年，此法強調所有美國境內博物館及研究機構內的原住民神聖物品、骨骸等物品須歸回給原住民社會。剛結束的美國考古年會中一個場次便特別回顧此法對於考古學及原住民社群間的影響，第一篇論文即是當時參與法案建置的幾位考古學家回顧這段歷史，他們特別強調年會從法案建置之初便積極參與此法的成立，並展示各種文獻顯示美國考古學年會從未反對法案的建置，強調考古學家一直都是站在尊重原住民歷史解釋權的立場，並未想要以考古學論述取代原住民自身的歷史論述，由此舉可知美國原住民與考古學家的關係在法案通過後的25年仍有許多爭議，其實反映的也是當代美國社會中原住民與主流社會間的權力不平等架構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當時許多考古學家對於此法的通過確實有許多疑慮，甚至認為我們對於美國遠古歷史的認識將因此停止。當然此法的通過使得許多考古學家不再繼續進行美國考古學的研究，但也刺激出另一種研究的可能，25年過去了，美國早期歷史的研究其實並未消失，甚至發展出原住民考古學，確立考古學家與原住民社群的合作研究關係，從議題的發起、研究的方法到成果的發表都必須與原住民合作，強調是合作而不是諮詢，也因此不同的知識體系可以有機會慢慢對話，也讓我們對於理解人類過去歷史發展出現更多面向的討論。

從Kennewick man/ the Ancient One的事件可以看出考古學家研究的向來不是一個存在於另一個時空的社會，而是與當代息息相關的社會，而考古學家所做出的任何論述都有可能會影響著當代的人群，更重要的是，面對這樣一個充滿可能的的過去，考古學家應該更謙虛，承認自己的有限，更開放的思考各種可能的過去；而面對真實生活的當下，則應該更清楚意識到自己的論述將如何合理化甚至加深原有不平等的權力架構，更加謹慎的面對自己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