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茸、昆蟲、蝸牛、思考的森林、還有鴿子，這些乍看之下迥異于經典人類學的主題，怎麼幫助我們理解都市環境，科技與技術，以及人類和非人物種（nonhuman beings） 的交往呢？人作為一個物種，與其他物種之間，存在著什麼樣錯縱複雜，愛恨情仇的關係，進而形塑了「人之所以成為人」的過程呢？人類學界近年來，在多物種民族誌（multi-species ethnography）書寫上的興趣，心心念念地就是希望能回應這些問題。某種程度上，多物種民族誌所接續的是上一波受到知覺現象學啟發的人類學取徑，在體物入微的面向上思索感官與知覺世界的民族誌。而正如身在島上的你我所知，潮間帶之間，漲潮退潮，鹹鹹的海水帶上岸的是時光芢苒間的各式新舊交雜; 面對日益逼近的人類世（Anthropocene）生態危機，多物種民族志成為許多當代人類學家，將民族誌的微觀筆觸，一筆轉去描寫各種不同物種與人類社會，在全球史間波盪的各種精彩故事。

面對全球環境變遷，以及現代社會裏被生命科技給主宰的狀態，多物種民族誌的建議是，何不先從思考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人，政治人，都市人，或是鄉民（不管是在宜蘭種田的鄉民，或是PTT上面的口水鄉民）這件事的本質？個人被賦予這些特定的社會能動性，這樣的過程，往往不是人類這個物種孤獨地去完成。多物種間的互動，其實無所不在：譬如說在"Golden Snail Opera: The More-than-Human Performance of Friendly Farming on Taiwan’s Lanyang Plain"一文中，人類學家蔡晏霖與Isabelle Varbonell、Joelle Chevrier以及Anna L. Tsing 共同描述了宜蘭平原，人們與蝸牛的友善共同耕種; Hugh Raffles則在Insectopedia（中譯昆蟲誌）一書中，精彩地演繹了不同歷史脈絡中，昆蟲與人的生命交織；或是人類學家Anna Tsing，在她自己的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一書中，透過松茸怎麼捲入全球化資本積累的新型態，從荒廢的腐植到與採集者身命與勞動交織的過程中，遷徙到地球的另一端，成為在日本的珍饈。Tsing 在此書，提醒了我們「人性的本質（human nature），乃是取決物種與物種之間的交涉關係」。這些多物種民族誌提醒了我們，人類在此世上，恆常地是與不同的生命形式，一同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低端物種在生物政治上往往被視為是天然資源，或是毫無能動性，就僅僅是生命形態，可以任人宰割（見Agamben的Homo Sacer） 。這些在生命階序裡「低端」的生命形式，也提醒了我們，動物與昆蟲的物種比喻，常牽涉到我們對於殺戮的概念：例如反猶太主義裏，將猶太人，類比成是蝨子，因而可以被正當地摧毀，物種範疇在語言與意識層面上的蔓延，反映的是更深層的，物種階序與暴力之間的關係。

多物種民族誌對於這些低端生命所投下的細密書寫心力，再再地希望我們重新思考人類與環境，科技，以及生態世界共生的關係—無論這些關係如何地幽微又複雜。在這樣的脈絡下，1990年代末至2000年間，這個新的民族誌方向，逐漸地打開了人類學在書寫對象，甚至是與藝術界在生物藝術（bioart）這些面向上跨領域合作的可能性。2010年，美國人類學會的Journal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出版了一個特刊，名為「多物種民族誌的出現」（The Emerge of Multispecies Ethnography）。這個集刊也整理了幾年間，許多民族誌寫作者，怎麼將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放置到人類世的脈絡當中，衍伸出在研究題材，與田野工作形式上，多物種的面向。如同Donna J. Haraway在When Species Meet 一書裡所提問的：我們要如何省思當代人類生活中，人類與其他物種的緊密接觸呢？這些不同物種的接觸，摩擦，陪伴，甚或是互相依賴，如何綿密地編織出此間的世界感，與社會性？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多物種研究啟發的民族誌，對於生態世界的基本理解，不是要複製古典人類學對於社會 vs. 自然，這樣二元對立的概念（譬如在1970年代的人類學性別理論裡，有關性別氣質究竟是自然或社會性的經典辯論），多物種民族誌的出發點是期待在更基礎的層面上，重新檢視在現代性裡，承襲自啟蒙運動而來的，種種對於人類本質基礎概念上的預設；最重要地是去提醒，這些基礎概念，例如人性，怎麼已然包含了我們與非人物種的共生關係。

Haraway的出發點，在於人類是一種仰賴伴侶關係（companionship）的物種; 而陪伴著人類一起在這個世界上，痛並快樂著的，不僅僅是其他的人類，還有伴侶動物，花草植物，或者甚至像是摩托車這樣親密的物質伙伴。而我們對於社會生活的基底藍圖，對於差異的容忍度與理解，從來就是在與不同物種的相遇裡浮現，進而與政治，經濟，道德，法律層面產生關聯。譬如說我們對家庭這樣的預設，在今天已經包含了非人的成員：毛小孩，大狗與胖貓，冷血的蜥蜴，乃至金魚或其他親密的收藏物。對很多人來說，這些不同的物種/物質已然是家庭生活裡不可或缺的成員。我們與這些非人的物種彼此間的伴侶關係，同樣反過來影響了每一個人在社會裡的位置，對你我好的或壞的評價。不同于人的物種，因而不僅是我們思考的好主題（good to think），Haraway 所談的，是在更基礎的層次上，我們所在的世界，以及人類自身的種種屬性，在本質上就是與其他的物種一起成形的（becoming with）。這個「一起成形」的想法，啟發了不少的民族誌寫作者。譬如說，在How Forests Think裏，Eduardo Kohn把多物種民族誌再拉回人類學有關意義本質的討論裏。援引十九至二十世紀初的哲學家Charles S. Peirce在象徵與指涉（indexicality）理論上的思考，Kohn把人類與自然之間，彼此對照，交互形塑出世界感，互相援引的這個意義架構，帶到他對於亞馬遜森林的民族誌書寫。這本民族志在概念上的突破，重新探問了環境對於世界感形塑的重要性：對於這些居住在上亞馬遜森林裡的村民，生命意味著已然與森林共同架構，與美洲虎緊密相關的，牽涉到生存與死亡的意義「世界」。

然而，人類與其他物種的相遇，並非都是如17世紀歐洲浪漫主義的自然風景畫，或浪漫主義的田園詩歌，那麼地純真美好。在Pigeon Trouble: Bestiary Biopolitics in a Deindustrialized America 一書中，人類學家Hoon Song處理了在美國賓州中部，緊連著阿帕拉契山一帶，後工業化的煤礦小鎮Hegins，1985開始聲名大噪的年度勞動節射殺鴿子大會。在這個自二次大戰後，隨著美國整體對煤炭需求量減少的趨勢下，就持續地進入了後工業化歷程的偏遠小鎮，煤炭產業的就業人口，從1935年間的45,800 人下降到1986年的8,500人。每年九月，秋高氣爽的時節，整個小鎮熱烈地購買，運送數千隻鴿子，然而只為了集體舉槍，公開射殺這些飛鳥的節慶，即便沒有人可以準確地說這個節慶到底從何時開始，80年代至90年代間，動物保護團體的抗議，更激化了這個射殺鴿子大會期間的各種爭議，牽動小鎮集體認同的敏感神經。這麼一個針對動物的集體暴力展示，也扣連到社群內外的階級，種族，以及城鄉衝突的愛恨情仇，反映出美國後工業化白人社區的陰謀論述（conspiracy theory）與憤怒叢結。對於動物他者的想像，不只牽涉到鴿子怎麼在社群內部被分類為是食物，寵物，類似有害蟲的動物，或是野獸; 在這個媒體充斥，SNG車四處跑的年代，集體射殺鴿子的慶典，同時將動物階序與其他的政治與社會對立，在象徵的層面上交互質置換。動物之為動物，其實和人之為人，一樣地處在一連串的意義界定過程中，處在行動（例如公開射殺），互動（動保者的抗議與鎮民的更加激化），以及儀式性的象徵轉換（鴿子作為紐約市菁英的替死鬼），種種的意義叢結之中。

因此我們可以說，人們對於自然的想像與概念化，從來就不曾置外於社會：自然的概念向來就是一個歷史與社會的產物。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對於「自然（nature）」，和「大自然（Nature）」的概念，牽涉到的是歐洲殖民主義自17世紀中以來，在資本積累的驅使下，向世界各地進行的擴張與探查，以及其所伴隨的殖民掠奪與奴隸貿易（見Jason W. Moore的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與短文）。隨著這些歐洲殖民探查與移居者，而旅居到美洲與澳洲的生物學家，植物學家，昆蟲學家，以及動物學家，自17世紀以來，更一個又一個地從殖民地採集了大量的各種標本，帶回歐洲，而奠定了現代生物學的基礎；這個與歐洲殖民歷程緊密相關的，對於「大自然」的知識建構，也幫助創造了歷史上對於「自然=野蠻」，「自然＝落後」，「自然＝熱帶」，「自然＝可掠奪的資源」等等既定的，延續至今的與自然相關的範疇與想像。在這樣對於殖民史與自然概念的省思上，社會學家/地理學家 Jason W. Moore近年來開始關心以資本世（Capitalocene）來取代人類世這個概念。多物種民族誌因而得以幫助當代的人文與社會學界，來看到資本積累的五十道陰影之間，是怎麼超越了人的範疇，而更大規模地影響了各種生命體共同賴以生存的世界生態體系。

我自己對於北京蟲魚花鳥，民俗收藏市場的民族誌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上面這幾本多物種民族誌的啟發。埋藏在民族誌細節底下，我希望探問的是，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變遷，僅僅是一個人類的事件嗎？2012年間我開始在北京做田野，正值空氣污染攀升的時期，生態破壞儼然成為後社會主義商業開發，資本積累進程的昂貴代價。自2001年加入WTO後加速開展的北京舊城改造，搬遷的不僅僅是居民，還有整個被煙硝灰滅的城市生態世界：胡同裡的魚蟲花鳥，日常生活裡人與舊城融為一體的老北京況味。我的民族誌環繞著一群群即便是在新穎商場，超未來建築此起彼落的新北京，仍自詡為老北京的人們。買不起一瓶橄欖油但是堅決地花上數年間收藏，磋磨文玩核桃的老大爺，可以花上數小時談冬天怎麼養蟈蟈，夏天怎麼在酷暑養額頭紅金魚，上公車還得提籠駕鳥，週末在文化館裏坐上數小時聽說書的人們。 在這些「不」與時並進的人們，「不」與時並進的多物種互動裡，我們看到城市的轉變，不僅僅在於人，城市變遷同時是一個多物種的故事。是在與這些陪伴物種（companion species）的互動中，我們看到了全球化的北京裏， 更急切地尋求一個足以提供生存意義，以及個人意義的「環境」敘事：一個在急速變遷當中，仍然能讓人安身立命，連結過往的意義世界，這樣的環境敘事。在這些蟲魚花鳥市場裏，種種附著在物件與動物植物上的懷舊收藏情緒，更揭示了美感生活怎麼在本質上，就是建立在人們與環境，與物質之間的情緒流動。

多物種民族誌另一個特色是書寫元素精彩，在細節上極重專注力，也需要田野的交陪耐心; 涉及的面向則常超越既定的學門分野。我這兩天讀到柯裕棻專訪金宇澄的一篇稿子，也是講寫作的體物入微，怎麼對話時代動盪，政治變遷。細節無法人造，細節只能靠近，小說家進入歷史的瞳孔緊盯著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與細小的，與生命糾纏的東西：城裡的裁縫師，與一針一布，透過東西小說家穿過裁縫師與整個城裡的人們，政治波瀾間，怎麼過日子。多物種民族誌，心心念念，大抵也意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