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我研究的一個出發點，也是一般台灣霹靂迷常常討論的一個問題：「霹靂布袋戲的魅力到底從哪兒來？」然而，人類學對流行文化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審美感，還必須把審美感脈絡化。也就是說，人類學得繼續提問：霹靂布袋戲是對誰有魅力？那群人有什麼共同點讓他們特別對霹靂布袋戲有共鳴？為什麼霹靂布袋戲會出現在台灣？為什麼會在這個特定的時空紅起來？

為什麼David Graeber最近吸引那麼多人類學者的注意呢？或許對交換理論、價值觀理論及Madagascar的民族誌等議題有興趣的人，早就看過他的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2001)。但，在Graeber出版了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2011) 一書後，他更廣泛地引起了很多人在人類學期刊及部落格上的討論。不只是Debt一書的內容引起人類學界的興趣 (我自己覺得他2007年出版的論文輯Possibilities: Essays on Hierarchy, Rebellion, and Desire的內容更豐富)，可能更重要的是，他從很早期開始便參與了紐約市的Occupy Wall Street（OWS）運動，且他也常常出現在媒體上，解釋OWS運動的目標、方向與實踐原則。因此，在人類學界(包括芭樂人類學!)正在熱心地討論「公共人類學」的時候，Graeber便成為了一個很令人樂觀的公共人類學者典範。

這十年來, 我的研究題目跟偶有關係。 我是從霹靂布袋戲的研究開始。 在訪問霹靂戲迷的時候, 發現很多人很愛收藏布袋戲偶和公仔, 而他們跟布袋戲偶, 公仔的互動方式很特別 – 譬如說, 他們會帶偶到觀光區「外拍」, 拍得真的很像活生生的人, 也會跟偶、娃娃一起看電視, 講話. 這讓我好奇了起來, 想了解偶在年輕台灣人的生活中, 偶的功能, 重要性如何. 所以我就開始採訪不同類別的偶的收藏家. 開始參觀賣公仔的店, 被很精緻的設計公仔迷住了, 所以下一個研究計畫就是關於不同人物產品的設計. 我越來越發覺到, 偶在年青台灣人的生活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偶的功能很多元.

法律如何界定文化事物？人類學怎麼看待法律？弱勢族群真的能仰賴法律來保護他們的文化傳統、捍衛他們身為國家公民的權益嗎？
不同文化中的人是否用不同方式面對身心痛苦？來自異文化的醫學體系是否能跨越國界在異地生根
流行文化的全球化與身分認同的關係為何？為什麼亞洲年輕人選擇美國黑人的饒舌音樂作為反叛的象徵或藉以抒發鬱悶？
文化觀光產業非得把文化傳統當成消費商品來販賣嗎？而文化傳統被消費化之後，必然會失去它對當地人的原有意涵嗎？
上述與當前台灣社會息息相關的核心議題，皆是人類學研究的新焦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七屆人類學營探討的主軸是，在面對這些議題時，人類學如何能從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不同觀點中獲益？而人類學理論、民族誌研究方法與跨文化比較研究，又能對這些新興研究領域的探索，提供哪些更貼切的理解視框？上屆人類學營的學員有點芭樂的心得，提供大家參考。

剛從費城回來, 想分享一下我參與今年美國人類學會年度會議的感想. 今年會議的題目是: The End/s of Anthropology, 意思是: 人類學的結束/人類學的目標. 在那麼大的會議場上, 幾千人匆忙地來來去去, 四天一直聽演講, 逛書展, 跟老同學們集合,老實說,很難感受到人類學有”結束”的危機. 不過, 聽一些panel後, 也可以看得出來人類學21世紀的狀況與目標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