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Wait Out)

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 在他的名作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裡的一段描述，成為晚近研究「等待」(waiting) 的著作常常舉的例子。比方說，澳洲人類學家Ghassan Hage 在“On Stuckedness” (2015)一文，指出沙特區分出série 和熔合團體(the fused group)二種形式的集體；前者是沒有對等英文的法文語詞，大致上指的是一個無組織的聚合體，例如排隊等公車的民眾。這群等公車的série，從外觀上看起來像是一個群體，但其實他們卻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只不過出現在一個特定場所，等待一個看似共同的特定目標—公車。不過他們沒有交集，沒有互動，所以只是一個群眾。然而隨著時間流逝，公車遲未出現，等車的人們開始懷疑、焦躁、甚至開始互動，討論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請注意那是一個沒有手機，沒有公車動態資訊APP的年代)。於是série 就有機會熔合成為一個團體，一個可以有所行動的團體，他們可以投訴、抗議，甚至因為交換意見之後發現遲未出現的公車有其結構的原因，進而行動導致改變。當然，這只是有可能而已。

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1960)

Hage指出從沙特到另一個法國哲學家Alain Badiou試圖從這個例子導引出幾個圍繞著社會學的幾個恆常命題，例如秩序與危機(安靜等車與公車不來)、結構與行動、(資本主義、國家社會)規訓個人與革命改變等等。Hage認為沙特等作者那種出自於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意識，期待無組織、無階級意識的群眾(mass)，能夠在危機(crisis)來臨時轉變成為引發革命行動的團體，過於樂觀和直接，或者至少是上一個世紀的心態了。Hage繼而主張在當代這個晚期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年代，一方面，「危機」已經不再是體制不正常運轉的結果，「危機」反而已經是當代政經體制的運轉的一部分(這項論點和Ulrich Beck 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概念頗為接近)，也就是晚期資本主義建立在對危機的控管，體制的運作已經先行預估並準備危機的出現。另一方面，和本文的主旨相關的是公車不來，人們繼續等待，並且深信秩序；或者是人們對於現狀感到無能為力，公車不來不再被視作危機，人們即使交談，也只是交流相關資訊，甚至幫忙找出為何公車不來的結構性原因。因為人們處於一個對個人而言太過於龐大的體制，大部分的時間窮於應付各式各樣的體制下過勞，所以學習適應體制(偶而鑽點漏洞)比改變體制更為實際，於是série 難以熔合成行動團體。Hage指出當代人們學習忍受力(endurance)，然後等待出口(wait out)，等待讓他們持續忍受的狀態結束，構成了所謂堵塞住的狀態(Stuckedness) — 持續忍受，繼續等待，同時繼續生活下去，正正說明了當代的治理性深深浸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改變了生命狀態。

人類學者Ghassan Hage，任教於澳洲墨爾本大學。2022-23於Max Planck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擔任訪問學者 （圖片出處）

等 (wait on)

人們被堵塞住，持續忍受，以及等待，導致人們無法或難以想像規模龐大的政治經濟改革甚至革命。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們沒有行動，只是我們要重新想像行動的性質及其效果。等待，漫長的等待，終點在那裡，此種等待莫過於死刑犯的等待。Tamara Kohn 的一篇小文章“Waiting on Death Row”(2009)，正是描述此種等待。眾所周知，死刑犯從判決確定死刑到執行那一刻，可以是延宕數年，更多的是十數年，他們在一個狹小空間裡等待著完全不確定何時會發生的確定終點(即使是後來平反的案件也是得走過這樣的路徑)。Kohn描述的幾種死刑犯等待的狀況，有些人學習繪畫，有人開始寫作，更多的人是學習某種勞作，例如烹飪、園藝等。Kohn沒有強調這些動作是所謂的贖罪、換取心靈平靜等等宗教性或「頓悟」的性質，我們也要強調不是大多數的死刑犯都有類似的動作，Kohn也沒有以這些死刑犯的作為來美化死刑犯，或是「消費」這些死刑犯來完成她的寫作。

總之，Kohn引用人類學家Vincent Crapanzano 早期著作Waiting: The Whites of South Africa (1985)，強調等待具有某種道德性，在看似所謂等待的動作中，人們同時繼續做事，生活著，學習等等，即使這些行為不可能改變結局，甚或加速結局的確定，結束等待。但是在這個等待過程中，因為人們做著事，會出現一個施作的場域，所以儘管像是死刑犯獨立、隔離的做事著，也會產生一個對話者(interlocutor)，無論對話者是人類、某個時刻、某個物件、某個非人類對象。如此一來，這些死刑犯就不再只是被動等待命運到來的客體，他們出現了某種主體性，人的(轉化)意義出現在行動中，有能力轉化法律判決那一刻對他們人性的定義。Kohn說這就是Crapanzano所謂等待的道德隱喻，一種等待而同時(wait on)持續行動的倫理結果，雖然那些是不能改變甚麼的行動，其實一方面是人們轉變、流變(becoming)的可能性，而且也是人們作為人的倫理承擔，而死刑犯正是有最後一次機會證成主體，雖然他們只能在狹窄空間從事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些他們僅有可以掌握的小事。

等 (wait to)

死刑犯顯示的是一種極端的生存狀態，卻似乎可以讓我們從一系列各種生存狀態最遠的端點來思考其他的生存端點。人類學家Arjun Appadurai長期研究印度孟買、德里等大城市的貧民窟和底層人民，描寫他們日復一日等待卻等不到市政府的基本市政服務。他在 “Housing and Hope” (2013)一文中，將他們形容成和囚犯相似地處於當代主權與治理邏輯下最為邊緣，最為容易被國家以對社會安全造成威脅而被褫奪公民權甚至是人權的生存狀態。這群窮困的人、少數族群、不穩定的人(precarity)，等待比方說居屋的基本權利實現，但是他們不斷等待官員的規劃許諾、計畫通過開始的工程、以及最後住宅蓋成之後另一種漫長的排隊等候、焦慮是否自己可以如期排的上屋。不過這些群體不只有等待，他們等待而且去從事(wait to)並讓各式各樣的行動發生，儘管這些行動不被傳統的社會科學視為是具有實質效果的行動。

Appadurai著力區分出wait for／wait to ，前者是傳統理解的行動和結果的線性敘事，行動者行動之後等待結果；而後者則指稱行動者無法確定行動的效果，但他們等待並保持機動，並沒有被動，持續促成事情發生，只不過結果難料，畢竟他們沒有充分的社經資本。Appadurai稱這個等著去行動的狀態為構造「追求渴望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aspire)，這種能力是這些弱勢人們在茫茫大海中標定航向座標的能力(navigational capacity)，因為他們不像優勢族群的人，只要依循常規就能夠找到社會標定好的未來，弱勢人們在等待中做著一件件不足為奇的事情，有些成功，大部分失敗，但總是能夠設下先例，培養集體希望，並且蓄積往不確定未來航行的能力。人們若是只等著(wait for)結果，將是一個漫無止境的重擔。反之，人們沒有被動的等待，不是被動沒有能動性的客體。

等 (wait for)

從囚犯到底層人民的等待與行動，讓我進入最為一般性定義的等待(wait for)，一般人等待一個物件、人物、願望、時刻的到來或實現。因為被等待的物件，不知道何時會出現，甚至不確定是否出現，就讓我們覺得等待的人似乎總是處於被動的狀態，獨自忍受時間的流逝。法國劇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著名的劇作《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關於此劇作的基本描述，請參考維基百科)，就常常被拿出來討論等待的狀態。大部分論者集中探討「果陀」到底是甚麼？主角到底等的「物件」是甚麼？這件文學公案當然不是本文的主題。我有興趣的倒是等待這件事。David Harvey曾說「等待」是資本主義運作的關鍵(之一)，我們不是常說現在要多多努力，忍受各種考驗，等待美好的未來。很難想像，人們要不是被許諾有一個美好的願景，而現在的奮鬥總是可以在未來收穫美好的果實，那麼為何當下要節制自己的欲望和行動，等待「果陀」呢？另一方面，「債」和「信用」都是建立在對未來的可期待性，如此一來，「現在」變成是負債的狀態，於是人們等待、努力、忍受。總之，人們無論是為了被許諾的未來或是先行支領未來，現在都必須經受各式各樣的試煉，然後等待。在這樣的觀點下，等待被理解成目標具體，行動也是具體，只是時間最為難熬。當人們等待的物件出現，等待狀態結束；但是人們卻恆常的進入下一個等待狀態，等待下一個物件，講求不斷擴展的資本主義不能有一時片刻的停歇。

只不過，若是等待的「物件」最後終究不來呢？或是不如期待呢？或是人們不堪等待，終於放棄，因而看不到「果陀」呢？《等待果陀》這部劇作似乎就在描述當代人們困頓於他們無法理解的世界，一生下來就在等待，被告知等待，彷彿等待才是生命的真正意義；但是沒人確知「果陀」是甚麼，每個人似乎都忙碌於小事試圖證明「果陀」的性質，不過總是原地踏步，毫無進展，使得等待又變得異常荒謬和悲涼。有論者說《等待果陀》中的「果陀」指的是上帝，而現代性宣稱取代了上帝，人們的未來不再是福音救贖般地遙不可及，反而是明確具體的目標，然而人們的等待，以及跟著而來的焦慮，卻仍然沒有改變。死刑犯在有形的牢籠裡，不確定地等待終局；一般人在寬廣的世界，不確定地等待不確定的終點。

等待果陀（1978亞維儂藝術節演出。Otomar Krejča執導）（圖片出處）

等 (wait and sociality)

Marcel Mauss經典著作《禮物》所提到的三項義務是維持社會關係的基礎：給與、接受、回報，當人們完成這個必要循環可以說才構建了(原初)的社會契約，以交換互惠代替了競爭戰鬥。這個廣為人類學界熟知的古典命題，同樣地蘊含著等待。就拿著名的初步蘭群島的庫拉交換圈為例，交換三項義務的完成不但費時，必須等待適當的季節性，甚至有時候會耗上數年。我們也都知道，回報(give back)決不能立刻發生在接受之後，不然就不是真誠的接受禮物，嚴重時甚至構成羞辱。回報總是在質與量上多於最初的贈與，因為加入了時間因素，以及雙方所添加的社會關係。不過，回報何時會來呢？萬一終究沒有回報呢?那麼要開戰嗎?或是繼續等待下去呢? 於是，(原初)社會契約的形成和持續必定需要等待。

Ghassan Hage在2003年出版書籍最後一章結論 “the gift of care, or the ethics of pedestrian crossings”中，將Mauss這個經典三項義務做了驚人的發揮。簡單來說，Hage認為一個社會的社會性的出現，特別是以交換互惠開啟的「文明」社會而非爭鬥社會，必定發生在個人和他人有所關連的時候，也就是說他者，一個能和自己給與、接受、回報、交換互惠的他者，使得自己成為人。比方說，汽車駕駛者之所以能夠順暢馳騁在道路上，決不是自己一己之力得以完成，而是依賴許多世代的人、繳稅、規劃、建設，才有快速文明的道路。所以汽車駕駛者在斑馬線等待行人穿越，正正是汽車駕駛者將不知不覺得到社會的贈與(建設道路)回報的時刻! 所以汽車等待行人穿越不僅是社會秩序的展現，汽車駕駛者更是在等待中完成返還的義務，完成了(文明)的社會性，也只有在這過程中汽車駕駛者完成了自己的主體，這個主體性必須經由和他者(行人)互動互惠才能完成。按照Hage這個極為驚人而且理想性的說法，汽車駕駛者不但必須等待而且急切等待著行人的出現，好讓他/她完成做為社會人的義務，一如初步蘭群島的人急切等待著回報的時刻出現。或是如同本文上述的死刑犯總是在等待中，出現一個對話對象，讓他/她出現了某種主體性，而不只是在黑暗中無限等待終局的某個行刑號碼。

晚近台灣社會一片討論所謂「行人地獄」的現象，大致上以「路權」這個當今交通設計的基本概念為主，而「路權」的概念建立在類似土地所有權之上。既然馬路是一個興建在土地上的實體交通建設(即使是高架或地下化)，那麼誰有優先使用某一個空間的權利，便能夠容易以及清楚的標示出來。因此在標定出來的土地範圍內，某個使用者就擁有如同土地所有權般排除他人侵犯的權利。此處無法細論以權利為假設以及由義務為基礎的社會型態或社會性有何差別，而我也不認為當代複雜社會還能單靠Mauss所說的社會義務的履行就可以運作順暢，畢竟這是一個講究快速、明確的社會。只不過，若是有那麼一刻，當汽車駕駛者在斑馬線等待行人穿越的時候，不只是在尊重他人的使用權，而且還加上等待一個不同的社會性出現，一個實踐如同Hage所描述的照顧他人(the gift of care)的互惠倫理的出現。

小結

當代社會對於移動力(mobility)的無限迷戀與實踐，在理所當然線性前進的過程中，總是將斷裂、停止、等待視為往前行動中的一個階段、危機、例外。同時在這個線性前進的思維中，反抗與革命也被假設成不斷的行動，持續對抗主流霸權的支配。但是我們可以注意到疲倦(fatigue)、筋疲力盡(burnout)、枯竭(exhaustion)，成為形容當代人們的身心狀態的最生動寫實的幾個流行語。民主遲滯不前甚至倒退、經濟不平等似乎無法反轉、階級流動停止、地球生態危機龐大到讓個體陷入長長的倦怠或喪失信心。等待於是變成常態，但它不是完全不動、被動。當我試圖了解等待的各種狀態以及可能，越是發現等待是一個極為豐富有趣的題目，對「等待」仔細的分梳反而可以看到多樣的生存狀態，以及其中所蘊涵的各種行動樣態，不是只有前進與後退。

本文源自我等待去境外研究那些不可能再被研究的主題時的閱讀心得，旨意不在為這些作者爬梳一個知識系譜圖，他們也不是位列於一個嚴謹而有系統的「等待人類學」中，這些行文順序和整理純粹是基於我從其中所欲理解的可能與不可能，希望與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