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科學性的田野發掘讓〝考古學家〞與盜墓者及古物愛好者開始走向兩條不同的路，考古學家依據著層位學的原則，系統性的進行發掘，在這發掘過程中需要極大的耐心及毅力，不論外在環境如何不舒適，〝考古家〞一鏟一鏟的將這些埋藏於地層下的線索接露出來，一筆一劃的將所有的過程鉅細靡遺的記錄下來，深怕在這過程中遺漏了任何資訊，而這耗費大量時間的過程並不是像盜墓者或古物蒐藏家，只是為了將〝物品〞揭露出來，對〝考古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將這些證據帶回實驗室後，那不斷的分析及研究，藉由不同的證據將已經過去的那個世界一角一角的拼湊出來，而這拼湊的每個過程都需要經過嚴格的檢驗，不論是透過實驗不斷的驗證或是各種類比的運用，每一個考古家建構的圖像都是由多種線索交織出來的一種可能，雖然我們誰都無法像小叮噹一樣搭乘時光機到另一個時空去將那個圖像擷取下來，然而透過理論及資料的不斷對話，〝考古家〞竭盡所能的讓這些證據彼此對話驗證，若是忽略了這一段反覆檢驗論證的過程，建構出來的圖像其實也就和盜墓者或是古物蒐藏者一樣，只是一個隱晦不明，一個為了特定目的想像出來的圖像，唯一的差別或許也只是在得到的是有形或是無形的利益罷了。

雖然考古發掘可能是許多考古家之所以成為考古家的開始，但是真正讓這個開始延續下去的卻是從田野回來後那個拼圖的過程，也是這個過程讓考古學可以成為一門研究人類過去社會的主要學科。常常考古家在外發掘一個月的資料，必須讓考古家在室內整理長達數年的時間，不論是在實驗室內與各種器物奮鬥，或是在圖書館內尋找各種串連這些考古證據的可能參考架構，甚至是在辦公室裡盯著電腦螢幕卻無法寫出一個字，這些可能才是考古家真正的生活寫照。

近年來各種技術的進步，更讓我們對於過去覺得理所當然的推論有更多的質疑，像是過去常常因為許多器物的形貌類似於近代可觀察到的器物而直接推測器物的功能，例如在南美洲，常因石磨棒、細石器及石磨盤等類似當代處理樹薯及玉米等作物器具的出土而推測這些考古遺物也是類似的功能，然而最近透過進一步對這些遺物本身所黏附的澱粉粒進行分析，卻並未發現有這種特定器物與植物間直間相關的連結，換言之，考古家過去僅憑藉器物的形貌及組合所做的推論很可能建構出來的是一個錯誤的過去，過去人類的生活與其所擁有的物質環境間的關係是更複雜而多變，需要更多更精細的分析及不同線索的交互論證。

也是由於這些新發展，讓考古家體認到新技術不但可能挑戰許多舊有的推論，讓考古分析進入另一個境界，更讓所謂的考古資料範疇擴大，從過去專注於肉眼可看到的資料進入需要運用高科技儀器才可以見到的〝微資料〞，例如澱粉粒、矽酸體、蛋白質、DNA等等，也使得考古田野的操作和過去有許多的不同，各種探測技術的進步、三D技術在田野現場的運用及微土壤分析的進展等等，讓考古家可以開始思索如何以最小程度的發掘獲取最多的資料，每每當我們看到新技術的運用及因應而生的新資料，而回頭思考過去的發掘工作，心中真是充滿悔恨，甚而質疑自己到底是在搶救遺址還是另一種程度的破壞遺址呢？恨不得可以重新再思考發掘的方法，但是鏟子一旦落下，就像江水東流，永不復返，連一點回頭的機會都沒有！

也因體認到這樣的矛盾，當代的考古家在訂定發掘計畫是越來越謹慎，發掘的面積是越來越小，甚至更多考古家的工作場域轉入博物館的庫房。過去各種透過考古發掘出土的器物成箱成箱的堆疊在博物館的庫房內，這些器物幸運的或許曾經在某些考古報告的圖版頁上短暫露臉過，但大部分的器物可能只是曾經以一個數字短暫存在過，就被從塵土掩埋的地層中移到被灰塵覆蓋的標本籃內，再次被掩埋起來。隨著科技的進步及考古學理論的豐富，考古家逐漸意識到這些過去出土的資料其實隱含了更多被忽略的資訊，不論是重新針對器物的型制做研究，甚或是運用當代科技進一步對器物上所可能殘留下來的任何有機物質進行分析，博物館的庫房成為考古家另一個新田野，如何有效的發掘這個田野地也成為近來考古學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

這個新的田野地紓解了考古家面對如何妥善發掘遺址的焦慮，也將發掘的工作交棒給擁有更好技術的未來考古家，過去因應大量經濟建設而生的搶救式發掘工作到底對考古學本身的發展是正面或是負面仍需要更系統的檢討，但是現階段考古家是真的體認到未來的可能性，也意識到對大量庫藏標本的責任，所以一方面不但開始減少發掘的尺度，更需要進一步積極的防止遺址的不斷被破壞，不論是以經濟或是學術之名。

曾經，考古家不願成為阻礙發展的罪人，所以配合各項經濟發展計畫執行各種搶救計畫，為了想像中的未來而犧牲了真實存在過的過去，然而遺址一旦被發掘，不論是透過怪手或是小平鏟，就永遠無法被復原，我們與另一個世界的連結就永遠失去了，所有考古家也都明瞭，在有限時間下的搶救發掘在某種程度上失去的資料不見得比搶救的多，考古遺物進入博物館是極無奈的選擇，但絕對不能成為政府或開發單位為各種搶救發掘除罪化的藉口，考古家更無法置身當代社會發展的論述外，到底各種所謂的經濟開發追求的是眾人或是少數人的利益？所謂的建設帶來的是短暫的便利或是提供環境永續發展的可能？換言之，考古家不但對過去社會有責任，有義務讓社會大眾認識過去社會存在的證據及證據背後的故事論述，也不能迴避身為社會人的責任，不能為少數利益或無謂的開發而背書，更不能忘記對於下一世代的責任，我們留給他們什麼樣的可能接近過去，什麼樣的環境繼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