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政大和Waikato大學的合作備忘錄，更感謝Waikato大學毛利與原住民族研究學院（Faculty of Maori and Indigenous Studies）副院長Sandy Morrison的大力相助，讓我有機會來到這裡進行半個月的短期訪問研究。

當初和Sandy通信表達訪問研究的意願時，Sandy人在日本開會，她簡短的回了一封很豪氣的信給我“Don't worry, I will take care of you”，而半年以來，太多事情在忙，移地研究的事就被放到一邊，連機票都幾乎是最後一刻搞定，而Sandy還能夠幫我安排校園中的宿舍，真是令我非常感動。Sandy告訴我，她到台灣三次，總覺得毛利人和台灣原住民族之間有某種連結，也對近來台灣面對中國強權，原住民族所提出之自主自決的主張非常關心。

Waikato是全紐西蘭第一個毛利人和紐西蘭政府針對傳統領域完成協議的地方（1995），經由協議取回的土地，以及無法取回土地而代之以賠償的金額，使得部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與土地信託，發展出成功的經濟事業，晚近也和政府形成對Waikato河的共管機制。甚至是Waikato大學的校園，都是被承認是此地毛利人的傳統領域，因此登記在其iwi名下，由政府每年繳納租金租用土地，而在大學的董事會中，也有兩席毛利人的代表，以確保學校的經營，具有對毛利文化的敏感度並符合與毛利人共同的福祉。

訪問Tom Roa

抵達後的第一天早上，Sandy到宿舍接我們，穿越校園後來到課堂，由一群老師和學生舉行了迎接的儀式，這個儀式我在前兩次訪問紐西蘭時有經歷過，但很驚訝的是，我原以為這樣的迎接儀式只會用在接待團體的大陣仗之中，沒想到迎接一個小小的訪問研究者也會用得上，看來強調使用毛利語言和儀式的態度是落實在許多大大小小的場合之中。

和老師學生們對話之後，Sandy帶我到毛利與原住民族研究學院，看看為我安排的研究室，也簡單的介紹了環境。Waikato大學的毛利與原住民族研究學院有非常堅強的師資和研究陣容，成員中有三位擔任過Waitangi法庭（Waitangi Tribunal）的委員，包括：Linda Tuhiwai Smith、Tom Roa、以及Pou Temara。這樣的陣容大概在別的大學中的毛利研究/教學單位中都不容易找到。其中，Linda Tuhiwai Smith的名著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一書出版沒多久我就到夏威夷大學唸書，被介紹念這本書後，我受到很大啟發，這次能來到她所屬的學校和學院，真是令人興奮。

Tom Roa是一位毛利族語言學家，在1970年代，當他還是個研究生的時候，曾經和他的老師一起發表論文，運用脈絡分析的方法，指出Waitangi條約英文版本和毛利語版本的差異。在Waitangi法庭中，語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這是為什麼我會是Waitangi法庭的委員的原因」，他告訴我。

Waitangi法庭處理主張傳統領域的案件，也處理其他涉及到違反Waitangi條約精神的事件，因此在最近的一個案子中，Tom在調查的是，一戰期間被大英帝國送到歐洲戰場之毛利特遣部隊的這一段歷史。

我告訴Tom，我一兩年前拜訪過的奧克蘭理工大學副校長Pare Keiha的父親，是這個毛利特遣隊的一員，Tom微笑著回答：「我的父親和他的兄弟也是」，於是我跟他分享我的親戚長輩參加高砂義勇軍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被感動，Tom揉了揉他的眼睛。「那麼，你知道為什麼這些人，既是被殖民卻又願意去參戰的原因嗎？」，他一邊問我也一邊自己解答：「我問過我爸爸，我爸爸說，他就是想要去看看，看看外面的世界長什麼樣子」。

常見的論述都是認為原住民就是根著於某地、遵守著古老的行為，但Tom認為這是一種迷思。「我有一位叔叔，Uncle Henry，他是毛利國王主要的發言人，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問他一個問題：『在面臨那麼多外來挑戰的時刻，你覺得什麼是我們要保持與傳承的最重要事情是什麼』？Uncle Henry回答我：『Adaptability（調適能力）』。」

1863年，英國通過《紐西蘭殖民法》（New Zealand Settlement Act）與《平定叛亂法》（Suppression of Rebellion Act），授權軍隊強行征服那些不願意接受買賣的毛利部族，並充公其土地，Waikato地區的毛利人土地就是那時大量的被政府奪走。但是，一百多年來，Waikato地區的毛利人沒有放棄向國家爭取那些被不公義奪走的土地，一直到1995年，Waikato的部族和紐西蘭政府完成了土地協議，取回大部分被收奪後成為政府土地的部分，至於私有土地的部分，政府則是以金錢賠償，部族可以選擇用這些錢向私人地主買回土地，或是用於其他投資。

在要回土地和取得賠償後，Waikato的部族即組成公司，並以信託方式管理土地，然而一開始，也經歷了許多挫折，但在試誤學習後，體認到人才的培養最為重要，因此iwi有專門提供給部族青年去念商學院的獎學金，而得到獎學金的條件，就是畢業後要回到iwi，為iwi的經濟與商業活動服務。

那麼，在Waitangi Tribunal處理傳統領域主張的經驗中，有沒有遇到兩個或多個部族之傳統領域高度重疊的狀況？「有啊」他回答，像是Raukawa vs. Maniapoto之間的爭議，這個案子經過了多次口述歷史的對照後，協商成果是，雙方各自主張其傳統領域範圍的權利，而同時也接受對方在重疊地區的特定權利應該必保障。

和Tom的訪談大約進行了一個半小時，過程中受益良多，特別是佩服Waikato地區的毛利人為適應挑戰而進行的調適。Tom也提醒我，這些努力是經歷了一百多年的努力，每一步的成就，都是奠基於前人所鋪下的基礎之上，而這就更加深了我的佩服。

毛利國王及Waikato毛利人爭取土地的歷程

昨天拜訪Tom Roa之後，他送給我一些他編的書，而他也特別向我解釋裝書的袋子上印的字“Tikanga Ora, Reo Ora. Toro Mai Te Aroha!” （守住規範、守住語言，用愛向外探索世界）。除了這些字之外，袋子上的Waikato-Tainui一詞，則是指整個Waikato地區的毛利人。這個地區的毛利人都是源自於搭乘著用Tainui樹做的船在此地區登陸的同一群祖先，乃以此自稱。

在Waikato河兩岸的平原地帶，歐洲人到來前，已經有大量的毛利人建立的定耕農地，在歐洲人逐漸增加並以貿易方式取得毛利人土地之後，Waikato地區的毛利人推舉了因為聯姻而親屬關係網絡最廣大的家族成員，擔任國王，並把土地至於國王的mana（靈力）保護之下，拒絕出售土地予歐洲商人（歷史上被稱為毛利國王運動，Kīngitanga）。因此，英國王室乃必須透過戰爭的手段，對付這個反對出售土地的運動，並用1863年的法律宣告透過戰爭征服反叛地區的土地都成為王室的土地。

Waikato戰爭延續了一年多，在1864年才結束，毛利國王撤退到南部地區Maniapoto（也就是Tom Roa的家鄉）。Maniapoto是一個山地地區，這裡的毛利人從事遊耕的生計方式，更不容易被征服，而山地的地形易守難攻，於是毛利國王在這裡接受Maniapoto人的照顧接濟長達二十年之久。

1880年代，毛利國王和他的跟隨者決定不再用軍事的方式和殖民者對抗，但這並不表示放棄對土地的主張，而是改以不斷寫信給英國女王，告訴她，她做的事情有多麼錯誤。這樣的遊說、陳情不只是一個人在做，也不是一次性的工作，Tom Roa現在正在進行的研究，就是收集整理19世紀末期毛利人寫信給女王、總督，甚至是主教陳情抗議的眾多書信，這些書信顯示了Waikato地區毛利人為了爭取被殖民者剝奪的土地，百年來努力不懈的歷程。

1920年代，紐西蘭政府終於開始認真的面對Waikato地區毛利人的主張，1926年紐西蘭政府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當時的歷史，並在1946年和Waikato地區毛利人達成每年五千英鎊之賠償金的協議。紐西蘭政府原本認為這就是最終的協議，但是1975年Waitangi條約法通過，並成立Waitangi法庭之後，Waikato戰爭的過程、強徵土地的狀況與1946年賠償的合理性，再度被檢視。於是紐西蘭政府在1989年重啟和Waikato地區毛利人的對話，並在1995年達成協議，國會通過Waikato Raupatu Claims Settlement Act（Raupatu就是毛利語指被強徵之土地的意思），付出包含金錢與土地在內，總價1億7千萬紐幣的賠償金，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也來到Waikato，為英國當年的歷史錯誤道歉。

我對照著訪談Tom Roa的筆記、錄音和文獻，整理出以上這些文字，想著Tom Roa所說的：今天Waikato毛利人環繞著土地信託達成之經濟發展的成果，是建立在前人奠下的基礎之上，心中也有了新的體會。

訪問 Robert Joseph

Robert Joseph是Waikato大學法學院的資深講師（senior lecture，相當於美制中的副教授），和許多原住民學者一樣，Robert必需滿足學院中學術標準的要求和服務族群公共事務之使命，而經常忙到不可開交，所幸有Sandy的引薦聯繫，他很爽快的答應了今天早上的碰面。

在Waikato大學法學院中，有一個Moari and Indigenous Governance Center（毛利與原住民族治理中心），Robert 是這個中心的主任，這個中心提供給NGO的工作者、毛利部族的成員、政府官員幾種不同的短期課程，包括策略規劃、組織治理、財務金融、信託規劃與審查等等，而其課程訓練的核心就是追求具毛利文化敏感度的善治。

除了中心的訓練課程，Robert最近在做的研究，是和海岸管理有關。他的研究和海岸地區的毛利部族合作，探討如何將毛利文化中kaitiakitanga （守護、照顧之責任）的觀念，和當代的法律相結合，運用在海岸的管理上，形成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管理）。如此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管理，和過去資源管理學界常談的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以社區為基礎的管理）不太一樣。以社區為基礎的管理，是以人為中心的考量，但是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管理，在Robert的研究中，舉了Whanganui River（就是被法人化的那條很有名的河流）為例，雖然河流自己不會說話，但是被指派代表這條河流的毛利委員，卻必需藉由自己文化中對於河流的理解，站在河流的角度思考、發揮自己文化中維持人和河流間良好關係的知識，來達到河流的最大利益。因此，這當然還是以人在運作的一套管理機制，但卻是運用毛利文化中把山川森林海洋當作主體的概念，來突破以人的利益為中心的管理模式。

Robert也參與了Waikato地區許多的土地調查協商。「我以為1995年Waikato和紐西蘭政府簽了協議之後，一切就搞定了？」「當然不是，」他回答，協議簽完之後，還有一系列的挑戰等在後面，包括毛利部族和部族之間，也包括毛利人和政府之間。協議是針對一整個區域的土地歸還和賠償，但是區域內的不同部族，才開始要分配利益，這是充滿政治的過程。「有沒有不同部族主張重疊之土地範圍的例子？」「太多了，」「那人們怎麼解決爭議？」他說「最好的方式，就是雙方坐下來談，各自找出各自的證據、說明自己的理由，然後進行協商。」至於毛利人和政府之間， 他提醒「政府不是簽完條約就算了，後面有還各種執行的細節和規則制定，每一個執行的細節和規則制訂，都是政府可以使力的時刻。」

「所以，解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有感而發，他看著我說「殖民是一個進行中的過程。殖民就是殖民者奪走你的力量，用他的力量凌駕在你之上，而這樣的關係不會只發生在一次性的事件中，它會不斷發生，而你們也必須不斷與之對抗。」

那麼土地信託呢？我這次來紐西蘭很大一部份的原因，就是希望找到用土地信託重塑原住民族土地利用之集體性，並創造經濟效益的可能，在聽完我解釋台灣原住民保留地流失的問題後，他回答，紐西蘭毛利土地信託的經驗，或許可以提供給台灣原住民族一些參考。不過，部族、信託、毛利公司，三者之間的關係，因個案而異，若要做個案研究，全紐西蘭有超過一萬五千個以上的土地信託，要從何著手？真是令人苦惱。這時，Robert把一堆要送我的書攤在桌上，其中一本正是這個毛利與原住民族治理中心所製作的一份分析幾個不同形式之土地信託運作案例的報告，我如獲至寶。雖然兩個小時的訪談時間有限，但是Robert親切的提供了我許多重要的資訊，而且他送給我的這些書，應該夠我讀上一陣子了。

訪問Linda Tuhiwai Smith

博士班時讀Linda Tuhiwai Smith所著的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一書，受到很大的啟發，沒想到有一天竟然可以跟她面對面近距離的訪談，自是非常興奮。Sandy幫我約Linda時，已經向她介紹過我，所以早上到了Linda研究室，簡單寒暄之後，我們很快進入訪談的主題。由於2016年時，Linda 和我前幾天訪問的Tom Roa一起被提名成為Waitangi Tribunal（Waitangi法庭）的委員，於是我先請教她參與Waitangi法庭的心得。

Waitangi法庭自2008年起，已經停止接受對1992年前發生之土地權利侵害事件的索賠申訴，這意味著這一類事件如果不是已經完成協議，就是在協商之中，但是，Waitangi法庭並沒有停止促使紐西蘭落實Waitangi條約原則的任務。2015年，Waitangi法提出了名為kaupapa inquiry的新機制，這個機制並非針對個別部族之遭遇，而是就這個國家的政策作為進行系統性的檢視，並尋求必要的修正方案。Linda現在負責的是檢視紐西蘭政府的健康政策。

Waitangi法庭實際上是一個審理委員會，並沒有作出司法判決的權責，曾經有一位毛利學者（Aroha Harris，歷史學者，也是Waitangi法庭成員）在一場座談中向我形容，Waitangi法庭像是集體治療。從負面來看，可能是花了很多時間在不斷的討論，但最後的建議並沒有法律效力；從正面來看，它正是一個社會對話的過程。我請教Linda的看法，Linda表示這樣的社會對話是重要的，因為它提供一個空間讓毛利人有機會陳述過去的傷痛、憤怒，也讓非毛利的紐西蘭人有機會聽到這些聲音。

「關於紐西蘭政府的健康政策，你是否看到了裡面存在著對毛利人的不正義？」Linda 回答「是的，」從傳統健康知識實踐方式 （health practice）的被剝奪、社會支持系統遭到的傷害，到經濟上的不平等，都是對於毛利健康的系統性傷害，「但是，真正的挑戰是，要提出改變的方案，」Linda說。

Linda也指出，要讓政府接受Waitangi法庭作出的建議，很多時候的努力不一定是在檯面上看得到的（behind the scenes），但由於一旦案件成立，聽證開始，政府就必需在法庭上陳述、辯護或表達政府的立場，因此法庭也可藉以在檢視政府是否違反Waitangi條約原則後，找出適當而又雙方可接受的賠償和權利回復方案。不過基本上，這麼多年來，不論哪一個政黨上台，或許態度上有所差別，但是必須遵守Waitangi條約原則一事已經寫在1975年的Waitangi條約法中，也是不同政黨的基本共識。

「如果回顧歷史，你認為毛利人是如何讓紐西蘭政府形成這樣的基本政策方向？」我知道這是一個不容易簡單回答的問題，但是Linda告訴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斷的堅持、不放棄、持續發聲，讓這個國家知道，就算換了不同的政黨，我們還是在這裡。”但是，我們當然也付出了交換的代價，我們以部分的主權，換取對於這個國家的參與”，她繼續說「這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決定，它同時考驗毛利人和紐西蘭政府雙方的領導能力（leadership）。」這樣的交換，她說，是希望讓紐西蘭的下一代從對抗中走向互惠的未來。

我分享了台灣的原轉會的狀況，並請教Linda，「許多調查都需要花很長的時間，要怎麼讓族人們不會感到是失去耐心、不耐煩，甚至開始質疑和失望？」「人們當然都經不起無止境的等待，但是如果你可以讓人們看到願景、了解事情進行的狀況、參與到過程之中、知道未來的方向，那麼，他們就會有更多的理解和耐心。」所以，Linda強調「公開透明和足夠的參與，是很重要的。」

除了在Waitangi法庭中的服務，Linda也服務自己所屬的部族—Ngati Awa，這個部族中有七個marae, 每個月這七個marae都會舉辦一次聯合的公聽會，討論和政府簽署協議（Ngati Awa是紐西蘭第三個和政府簽訂協議的部族）之後的安排，例如賠償金的運用、資產的管理等等。我想到昨天和Robert Joseph的討論，「所以，這是一個漫長的解殖（decolonizing）過程？」我問，Linda很快地回答「若不小心，它也可能是一個再殖民（recolonizing）的過程。」她提醒，如果只看到賠償金、資產的金錢價值，忽略了其運用、管理的社會意義，那麼很容易就會被資本主義的邏輯捕捉入網，而陷入被其宰制的局面。

Linda作為一個國際知名的學者，同時又不忘服務自己的部族，我表達了對她的佩服。她回答，對於學術研究充滿興趣的同時，「我也很清楚知道，我的部族需要我的支持（support），我必需支持我的部族，」她強調「是支持我的部族，而不是支持政府。」「作為一個原住民學者，你的信譽（credibility），應該同時受到來自學術社群和原住民社會兩邊的檢驗與肯定，」她說，「有的時候，人們會停留在歷史的憤怒之中，而聆聽並提供走出憤怒的方案，就是學者可以扮演的角色。」

訪談的後半段，我們聊到了關於共管機制的議題，「第一個原則是歸還，第二個原則才是共管。」但即使是共管，她舉Waikato河流共管的例子，一開始也是受到很多的阻礙，包括來自地方政府的反對。「啊，原本我讀文獻讀到的都只是故事中好的一面。」她指出地方政府對於毛利人權利的回復，往往是相對比較不友善的，我分享了台灣原民會公告邵族傳統領域後，地方政府帶頭反對的例子，接著問「那麼，Waikato河流共管的計畫在遭遇地方政府的反對之後，又是如何可以實現呢？」她回答「中央政府就必需扮演積極的角色，中央政府有資源、有可以運用政策工具，必須提供誘因鼓勵地方政府上談判桌，」「而這時候，」Linda再度強調，「領導能力（leadership）就是關鍵。」

一個小時的訪談錄音，重新聽一遍，覺得每一句話都很重要，我一邊聽一邊想，或許應該把訪談全文翻譯出來，跟在台灣的朋友們分享，同時心中也反覆的咀嚼著，Linda所說的，殖民與再殖民的提醒，以及領導能力、足夠的參與、走出憤怒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