疊加的認同與記憶
從《重拾時間的山語》探討「我們的」立場性(positionality)
六月學期結束的微涼傍晚,我到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欣賞音樂劇《重拾時間的山語》(即《霧台的迴與疊》系列3.0 版本)。自從三、四年前加入了本校的教育部USR霧台計畫團隊後,也以結合相關課程參與此一計畫,這個音樂劇的前期版本也是計畫多年累積的部分成果。雖然是團隊的一員,但我從沒有作原住民研究的經驗,對於霧台的了解,則因為計畫的關係似乎比一般人多,卻也稱不上什麼魯凱族專家,更別說自己和當地應該是零連結,對於地方知識和自然社會人文生態也僅於間接的了解。這樣的我,拿著貴賓席的票從最後一排一路找位子,坐定後沒見到認識的人,聽著開演前附近觀眾的絮語,心裡虛虛的,不過對於這部劇充滿了期待。
音樂劇開始了,主角是一位臺灣霧台部落與日本熊本的混血青年健太,因為對於父親家族的好奇而踏上了旅程,劇情環繞在這位青年對於自己的「家」的複雜認同與斷裂的歸屬感,以及部落青年對於離家、返家的情感掙扎。這位青年到了霧台也結識了當地年齡相仿的族人,他們也同樣面臨時要留下還是要離開的選擇,以及渴望成年後建立自己的「家」。

圖片來源:Opentix報導《音樂劇《重拾時間的山語》霧台的迴與疊3.0
此劇的背景安排上有三個主要的結構: 臺日關係下的霧台部落、當代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不同世代的原住民文化認同。而本劇劇名的「迴與疊」其實已經暗示了這些結構下的社會互動、世代傳承並非單次、單方向的關聯,而是隨著時間、記憶來來往往、層層疊疊,可能有錯位、衝突,也可能沒有交集。而這些無法分明切割的互動與傳承,圍繞的核心不在於固定的認同,無論是國籍的認同、對於原鄉的認同等,而是一個人的普世經驗,無論這個人是混血兒、漢人、原住民、移民、移民的下一代等,都可能有深刻的類似經驗,而這個經驗打動觀眾,這才是本劇想要傳達的。而當這個普世困境發生在原住民身上時,它背後額外的歷史重量—殖民歷史、原漢權力不對等、語言文化被壓抑、土地被掠奪、世代相傳的文化面臨斷裂等,這個結構性的不對等是真實的,不能被普世經驗的論述淡化處理。而這些經驗如何與帶有本質主義色彩的、對於原民想像的評論共同淡化本劇呈現出來的情感和集體記憶,卻成為爭論後失焦的模糊景象。
劇中傳達出族人離開原鄉的現實考量,例如族人在世代傳承與社會變遷的拉扯中被迫選擇離開原鄉,而這個選擇雖然在文化脈絡下像是一種集體面臨的考驗,而此劇試圖強化各個角色下個別行動者如何回應這個集體性的議題。相較於在部落長大的其他同輩族人,健太的選擇已經在上一代他父親選擇離開原鄉時已經定調,健太的返鄉與去留似乎沒有太大的拉扯、阻力、對抗,只有他自身內心的掙扎,以及母親電話裡的掛念。從這個層面來說,似乎日本家鄉的情感依附就在這樣的往返中被消去了,相較於族人要面臨生計、文化認同、家族關係等權衡考量,健太則好像只是基於好奇以及對於父親年少時的浪漫想像而從日本來到/回到父親的家鄉,最終他如何回應當年父親的離去並選擇霧台作為「我們的家」留下,似乎沒有太多的交待與計畫,例如停留多久、是否回去等。他有霧台族人的血緣、但沒有語言、沒有生活記憶、沒有部落知識,他的認同集中在我是爸爸那邊的人還是媽媽那邊的人? 我是哪一國人? 我用的語言跟大家不一樣,那我到底是誰? 他的漂泊造就了漂移的認同,和韻文希望考取學位返鄉提高族人的聲望,以及勝峰希望安安穩穩在部落裡生活形成鮮明的對比,更突顯出的是不同生命經驗下族人的個體性以及對於土地不同程度的依戀。

圖片來源:試說新語小集
韻文這個角色承載的是文化傳承的焦慮—她認為透過辦理文化活動可以促進文化保存與族人的凝聚力。然而,這個邏輯本身值得思考:用活動人次來衡量文化凝聚力,活動效果不彰就代表文化在流失,這其實預設了文化是需要被刻意保存的脆弱物件,而不是族人日常生活中自然流動的一部分。這種思維方式,與其說是韻文自己的判斷,不如說是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文化的想像,已經滲透進了族人自己的思維裡,也是一種內化的凝視,或說是內部的自我審查。此外,「我們的家」這個集體認同在劇中被呈現為凝聚的力量,但共有意味著個人界線與群體界線的模糊。對不同的角色而言,這個「我們」承載的重量並不相同,對於留守的族人來說是責任,對離開的族人是愧疚感,對健太是浪漫的想像,對韻文則是使命。劇中對這種界線模糊的複雜性著墨不多,而這恰恰是霧台族人在當代社會轉化過程中真實面臨的張力。
可惜的是,本劇中簡化了認同的疊加過程,前二個版本的劇名中,「疊」(layered)的意象在這幾位主角的成長與認同形構(identity formation)在這一版本中被淡化了。例如健太在表現上動人地詮釋了剛到霧台時的近鄉情怯,但後來的劇情卻淡化了他熊本的另一個家鄉的成長記憶。這似乎暗示著霧台的認同與歸屬是靠血脈,而非生活經驗而獲得的,似乎他因為遇見了相似年紀的好友、親人後就「自然而然」接受了霧台作為自己的家,以及他應該並不熟悉的石板屋家屋文化。此外,劇情上也未能將原先的日本經驗賦予同等的情感重量。本劇中其實有部分主題其實可以很好的討論後殖民臺日關係下的霧台,細緻處理的話能深化劇中人物對於「家」、「我們」的拉扯,並突顯疊加且迴盪在世代的集體記憶,以及臺灣當代對於日本殖民時期治理的集體情感的矛盾。此劇在處理當代脈絡與臺日關係上較為薄弱,這是我覺得本劇未來可以深化的方向。
值得留意的是,本劇先前的版本在演出後引發了幾位評論人關於原住民文化再現(cultural representation)的正當性討論,核心的問題集中在誰有資格詮釋這個文化、而演員是否為原住民、是否有邀請霧台部落的人來觀賞。近期也有針對第三版演出的評論,其中關於英文字幕用詞與謝幕安排的批評,我認為是製作團隊需要認真面對的疏失。不過,在這篇文章裡,我更想討論的是立場性的問題。原住民的立場性和學者的立場性一樣,都是流動的、有時重疊、有時衝突的。對於原住民文化沒有被妥善再現的部分,不見得都是殖民凝視的結果,也可能是立場性錯位下的產物—這兩種解釋並不互斥,但值得被分開來看。值得思考的是,以殖民凝視或上對下的框架來批評漢人對原住民文化的詮釋,這套批評語言本身也形成了一種新的知識權力—誰有資格指出殖民凝視、誰的批評是正確的批評,這些問題同樣涉及立場性。對於理解原住民文化而言,這類指控有時反而造成了新的隔閡,讓討論的空間更窄,而不是更寬。

圖片來源:Opentix報導《音樂劇《重拾時間的山語》霧台的迴與疊3.0
我是計畫成員、非該領域的學者、漢人,也同在那個晚上與其他的「我們」一起觀看了這一部劇,我的立場性似乎不斷流動。這讓我想到,在每一次進入田野、試圖開展前導研究時,我常常自問: 我是否夠「資格」研究這個? 我不是族人/ 住民/ 被研究群體的一員,那我該怎麼開始才是對的? 我的立場性在哪裡? 我有沒有自以為是地代表「他們」說話? 我是否介入並干擾了原本的社區關係等? 看著這些討論,我想起來每一次無論是面對他人的詰問或是自我反省,這些無窮無盡對於立場性的問題隨之而來,縈繞不去。
不過在觀看音樂劇時,我們除了用類似的標準檢視舞台上呈現的表演外,是否也需要審查作為觀眾的立場性? 而類似的提問,特別是關於演員身分的問題,即究竟誰能有資格演出並觀賞甚至評論霧台的舞台劇? 而討論到演員的身份,是有原住民演員就可以了呢,還是一定要霧台的原住民才可以?還是一定要有原鄉經驗的原住民才行? 這部分認真追問起來會成為本質主義/血統主義的錯誤命題,正當性的門檻不斷隨著身份、血緣、社會關係逐步提高,相對應的觀眾是否也需要具備相關知識和「正確」認知才能進到劇場觀影呢?我認為這樣的文化再現和學術研究有類似之處,門檻愈高,觀眾/讀者愈沉默,討論原住民議題容易踩線,非原住民身份的人在進行知識生產、傳遞、再現時也很容易「犯錯」,無論是知識、倫理上、或對於當地生態、文化的掌握上原先已有一定的門檻。若原住民相關的議題的討論或觀影需要有一定的立場性才能進場,那這樣的把關對於議題的討論空間是否是好的呢?
這個問題或許沒有答案,但是「疊」字已經暗示了可能的答案。認同與記憶不是乾淨的、單一、與生俱來的文化產品,我們每個人的立場性更是疊加、錯位的。要求由有原住民血統的演員、製作團隊、觀眾、來「正確」再現霧台文化,這件事情或許不是在保護霧台文化,而是拒絕承認「文化」本來就是以這種複雜的方式存在著的事實.霧台的認同與記憶也不是單一的,集體記憶也不是用來侷限個人生命經驗的牢籠。

圖片來源:試說新語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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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書瑋 疊加的認同與記憶:從《重拾時間的山語》探討「我們的」立場性(positionality)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7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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