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世稱「田野調查之父」馬凌諾斯基在因緣巧合之下來到了大洋洲上初步蘭群島進行了長期田野並豎立了民族誌田野調查（ethnographic fieldwork）典範之後，田野調查成為了民族學與人類學學門中重要的成年禮。但是身為民族學與人類學的門徒，要怎麼開始做田野？怎麼做好田野？究竟有沒有人能教你做田野？這些問題好像都成為老師們嘴邊一抹神秘的微笑，等待學生自己去揭開田野神秘的面紗、自己去體驗田野中的酸甜苦辣。

幸運的是、我所就讀的政大民族學系從我大三那年因應系上的課程改革開設了三堂田野調查的課程，分別是由張中復老師所開設的「中國西北穆斯林宗教與族群研究」；陳文玲老師所開設的「東台灣多元民族文化調查」和官大偉老師所開設的「泰雅族民族地理研究」，我是官大偉老師從2011年開始開設「泰雅族民族地理研究」這堂田野課程的第一年修課生，然後我在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暑期持續擔任這堂課的助教持續到2015年年底我出國去澳洲麥覺理大學念博士班為止，在2019年我回臺灣之後於政大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任教後、於2020年首度跟官老師合開這堂課程。在這堂課中我經歷了三種不同的角色：「學生、助教、老師」，這樣的身份變化也隨著我自己私人身份的轉變而有所成長（我在第一年田野調查課程課程時認識我先生，他是尖石鄉梅花部落的族人，現服務於長老教會，我們在2018年結婚）。

開端

作為一位在台北出生長大的小孩，在念民族學系之前對於「原住民族」這個概念我其實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我隱約地知道高中時班上有位同學是原住民，但我從來沒有意識到她與我們之間的不同（現在想想當時真是太無知了（汗））。在我大學之後第一次踏入原鄉就是在大三的那年在官老師的帶領下去尖石鄉。我猶記得當時的場景，那是要去參加一場在尖石天主堂反水庫說明會的一個晚上。當時新竹縣政府計畫在尖石鄉前山與後山各自興建比麟水庫與高台水庫，如此茲事體大的工程計畫在當時居然完全沒有經過當地居民的諮商同意，尖石鄉預計建造水庫的消息最後還是由一位在鄉公所工作的泰雅族人意外得知。在政府的水庫調查報告書中只草率用幾行字帶過這兩個水庫對當地族人的影響微不足道，但是實情卻完全不是如此。這兩個水庫將淹沒尖石鄉數個部落的傳統領域、影響到部落族人取用自然資源，甚至會改變既有的道路，使族人回家的路更顯艱辛。此外隔壁復興鄉（當時桃園市尚未升格直轄市）石門水庫建造時泰雅族部落被迫搬遷的慘痛經驗歷歷在目。尖石前後山的族人在得知消息後迅速組織了反水庫運動。當時剛回國任教的官大偉老師在得知自己家鄉可能要興建水庫的消息後也加入了在地的動員活動。

進入田野：建立關係

2011年的暑假，在經過了一學期的訓練和先期籌備後、我們正式出隊到尖石鄉進行田野調查。田野調查為期約兩個禮拜，在前三天官老師設計了一個愛鄉工作坊，算是一種對於官方版的水庫調查報告書抗議吧！相較於官方版報告書中位於水庫預定地的輕描淡寫，在地的泰雅族人希望能透過自己的行動去證明這些水庫預定淹沒地不是空無一物的荒野，而是充滿了在地泰雅族人的傳統生態智慧與族群歷史記憶。在工作坊的第一天我們與部落族人協力製作了一個尖石鄉前山比麟水庫預定淹沒地的部落地圖模型，第二天我們邀請部落耆老前來指認傳統領域內的族語地名（下圖是當時活動的海報跟第二天活動結束之後在梅花國小的大合照）。

在三天的工作坊後，修課同學們分成三組去進行田野調查。在當時我是被分到「泰雅族傳統生活空間的形構」、負責訪談泰雅族耆老對於傳統地名的知識。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我們開始一個訪談時，開端時一定是「介紹關係」。什麼是介紹關係呢？就是對於報導人來講要先搞清楚我們是誰帶來的很重要：「你們是那個官ＸＸ（官老師的爸爸）的兒子的學生齁？（因為官老師的爸爸過去在尖石鄉公所農業課服務，在部落中廣為人知）」或者是當時我們同組有位泰雅族的同學，他的父親在長老教會服務，也因此很多在原鄉教會的族人都認識他：「啊你的爸爸是那個ＸＸＸ牧師，我以前給他教過！」另外前面所提到那位在無意間發現尖石鄉即將興建水庫的部落族人─Sabi長老也時常在工作之餘抽空陪我們去訪談，幫忙介紹我們給部落族人。

有著這些關係，進入部落對於當時是學生的我們還算順利，因為我們並不是一群單槍匹馬闖入部落的學生，而是延伸著部落族人既有的、信任的社會網絡進入到尖石鄉進行田野調查。這段經歷對我後來的求學過程甚至是後來的教學生涯都至關重要。「找到適當的當地部落族人互相培力、跟部落族人協商田野調查的設計，並且請他們協助介紹報導人」這樣的流程已經成為我在做田野時的預備流程，有時甚至會比實際做田野花更長的時間準備。

我一直到很後來才認識到「介紹關係」這件事情在泰雅族文化中的重要性。對於泰雅族來講，要認識新的人中重要的一環是把他們放在一個「恰當」的社會網絡與位置。泰雅族文史工作者黑帶巴彥曾經跟我解釋過對於泰雅族來講、親屬關係是個同心圓。從自身開始往父母雙方的家族延伸出去，一層一層的親戚關係形成一個同心圓，這跟現在民法對於親等的關係採樹狀圖認定是截然不同。講到泰雅族的親屬關係，就不得不提到我在田野中踩到的地雷，在漢人社會中長大的我很習慣把人叫年輕（就像是去菜市場時候看到阿嬤輩一律喊姐姐；阿公輩一律喊哥哥）。但是對於泰雅族來講可不是這回事，我在跟我先生（當時還是男友）交往之後，有次在部落參訪時我叫了一個部落的阿姨「姊姊」，因為我就很直覺地覺得我們年齡相仿，叫姊姊準沒錯。殊不知立刻被糾正說：「我跟嘉榮（我先生的名字）的嬸嬸是姊妹，你要叫我yata（泰雅語中稱呼阿姨輩）才對！」

什麼是回饋？如何回饋？

• 串聯與實踐

任何研究都不免碰到一個問題：「我們究竟能回饋報導人什麼？」對於忍受一群外來學生和研究者騷擾的報導人來講、我們究竟能夠什麼幫上什麼忙呢？對於這個問題我想我的答案會不太一樣，跟多數由研習異文化的人類學家帶入門的學生不一樣的是、我的田野學校經驗從一開始就是由在地人帶入門（當然我不是說在地人有不證自明的正當性，不過這是另外一個主題了且待後續，我指的是開設田野課程的初衷），官老師當時會在系上開設這門課除了因應系上學術訓練的需求外，也有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回應尖石鄉當代即時的社會議題。正如我前面所說的當時政府計畫在尖石鄉蓋水庫，結合教學、實踐與研究是當初官老師開設這堂課的初衷，也因此當剛開始進入尖石鄉時，「學田野」與「做田野」對當時是學生的我來說就不是純粹對於學術知識的渴求、而是具有社會實踐的意義（雖然這樣講可能過於自大，對於當時才是大學生的我而言哪裡知道什麼是社會實踐），我後去澳洲念博士班的指導老師也是用同樣的方式教我。我在澳洲的指導教授在他學術生涯中處理了許多跟礦業公司跟原住民族部落的協商案件，有次在我們開會時我正因為對於「念博士」這件事情感到挫折和迷惘（相信跟千千萬萬個研究生一樣），我的指導老師跟我說他在自己過去也有過這樣的迷惘，他的學術生涯中處理了許多澳洲原住民族社區與礦業公司諮商同意的相關研究，有次他也問他的原住民朋友自己為什麼還要繼續念書的疑惑，他們只簡單地回了他：「因為我們需要在大學裡有值得信任的人。」

扮演起橋樑，對我來說這就是田野課程帶給我對於自身定位最大的啟發。政大田野課程的訓練讓我清楚的認知到田野工作不是為了解決在研究上的議題，而是相反的：「我們的田野工作可以回應哪些當代的社會議題？」要回應到當代的議題、知識的論述與建構就不能只是留在學術的象牙塔內，而是應該積極地、謙卑地與田野地的研究夥伴合作，共同創造知識論述的共享平台。

從我2011年第一次踏入尖石鄉以來、近十年倏地就過去了。在這段旅程中我逐漸感受到一件事情：「連結」。在剛開始進入尖石鄉的時候，作為學生與研究助理的我總覺得去尖石鄉的路程是「點到點」的通勤：坐上客運、轉公車、騎機車─從台北到尖石，但是漸漸地、隨著社會網絡的建立，這樣的連結不再是點到點的單向連結、而逐漸擴大成為面與面的連結與交集。前面所提到那位在無意間發現尖石鄉即將興建水庫的部落族人─Sabi長老，她從田野課程第一屆開始就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Sabi長老會幫忙我們聯絡報導人、陪著我們去做田野調查，然後永遠都是我們田野調查成果發表最忠實的聽眾。在我碩士班的時候，Sabi長老下定決心要繼續深造、並考上了政大民族所，後來她在2019年畢業了，現在擔任尖石鄉文化館的館長。

• 尖石國中民族本位實驗教育

另外從2015年開始，透過至善基金會尖石國中課輔老師曜誦的牽線，我們開始與尖石國中的民族本位實驗教育課程合作，官老師和幾位學生（包含我）與在地文史工作者會在學期中到尖石國中帶國三的學生在期中考或期末考後的空檔時間製作部落地圖的模型、預計將完成的地圖模型做為未來民族教育的教材。下圖是課程剛開始由尖石鄉泰雅族文史工作者芭翁都宓先來跟尖石國中的孩子們用古調解釋泰雅族的遷徙。

從2015年開始做的部落地圖模型每年在不同屆田野課程的學生回去尖石國中幫忙之下、陸續的做了五年，總算在今年快要完成了。2019年我從澳洲念完博士班回國之後也再度加入了課程，在官老師的設計之下，這堂課除了有做立體地圖模型和請文史工作者來講泰雅族的遷徙之外、也加入了請小朋友繪製部落地圖的單元。我們將來自同個部落或鄰近部落的小朋友分成一組，然後請他們畫對他們來講部落中重要的地方。下面兩張照片是去年2019年時我們帶尖石國中的學生的課程的照片，第一張照片是阿道．優帕司長老教導小朋友泰雅族的傳統領域，第二張照片是小朋友在呈現他們所繪製的部落地圖。最後一張照片是今年2020年寒假時，我和學妹宇荃帶著尖石國中的畢業生們一同完成部落地圖模型的初步成果，今年暑假與最近我們都還有再去細修地圖模型，在今年尖石國中將預計轉型成「拿互依Nahuy民族實驗學校」，這個地圖模型將會作為教材使用。

故事未完待續…

當初在構思這篇短文時，有位芭樂小編提供了我一些思考的方向：「『田野學校』到底是什麼？要如何運作？會遇到什麼問題？妳的身份有什麼影響？」這些問題對我來說好像不只是學術或教學上的問題、這也是我在自己在自己生命不同階段中所會思考的問題。政大的田野課程不只是形塑了我個人對於學術研究的思考，也在因緣際會下讓我經歷了不同的私人身份的轉換，我的身份從一開始是「來部落的大學生」變成「嘉榮的女朋友遠在澳洲念書」到現在變成「教會師母在台北教書」，隨著身份的轉變，我對於田野倫理的思考也有了不同的層次。我在澳洲念博士班的時候，所有的研究計劃都會送到大學的倫理審查會中去進行審查，其中有個研究倫理的考量是因為我當時的男朋友是部落的人（就是我先生），當我在進行研究時是否會有利益上的衝突？在當時我回覆倫理審查委員說：「跟部落族人交往並不代表我就能夠豁免於研究倫理的審查或在部落暢行無阻，相反地，其實我必須要接受部落慣習法更嚴格的審查與約束（但這是另外一個故事了，以後有機會再說）。」

政大民族學系田野課程的訓練根本性地形塑了我對於「田野工作」的認識。田野工作這件事情對我是捲動式的、連結社會網絡的、協作式的「社會實踐、教學服務、學術研究」的重要基礎。我現在也還是在摸索階段，但是幸好我不是一個人在摸索，而是有很多的同伴陪著我一起摸索。與尖石國中的合作還在進行中，在政大成立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後有另外三位來自尖石鄉部落的族人進入了政大念書，在Sabi長老開始在文化館開始擔任館長後也可能跟系上有更多的合作機會，在尖石鄉的田野課下學期（109學年度第二學期）也預計會繼續開設，故事還在繼續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