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的經濟活動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印度於1991年開放民營媒體，其衛星電視台在巴基斯坦大受歡迎，為「抵擋」其文化影響，巴基斯坦政府於2002年「不得不」開放民營大眾傳播與印度抗衡。而跨國飲品企業（如百事可樂、可口可樂、茶葉飲品等）更是在這波媒體自由化的時期助長了流行影星的興起，贊助歌星的演出，也資助各式的音樂節目。

然而印度大眾文化來勢洶洶，尤其寶萊塢電影音樂在巴國盜版盛行，擠壓了本地音樂人的版權收入。此外，2001年911事件過後，巴基斯坦參與美國的「全球反恐行動」，國內開始遭受大量恐怖攻擊，演唱會等公眾音樂活動在安全限制下幾乎全數停擺。這些都危及了在地流行音樂的銷售與演出，巴國流行音樂產業開始委靡不振。

《可樂錄音室》便是在如此的時空背景下，由Vital Signs的創團成員Rohail Hyatt建議可口可樂公司贊助製作。節目於2008年開播後，為當時低糜之音樂產業注入了一劑強心針，替苦無演出機會的樂團樂手提供了優良的曝光平台。14年來，每年平均製作播出25首曲目，除了邀請當時熱門的歌星於錄音室展現現場實力一望，更設計邀請演唱傳統音樂之民間樂人與錄音室的西洋搖滾樂團進行融合演奏，其實驗性與創意性引發全國及海外關注，至今成為巴國史上持續最久的音樂節目。由於節目之最終目的為飲料產品之形象與行銷，因此不惜節目版權，策劃同時於多電視台、廣播電台、直後期之數位平台播出，此策略成功地促長了節目之極高收視率。

「蘇非融合流行音樂」

《可樂錄音室》各季製作的曲目，累計至今為341首，其中有約89首為包含蘇非詩歌，或是與民間「蘇非」歌手合作之跨樂風融合，大約佔整體曲目的四分之一，可以說是節目中最持續暢銷的融合產品。巴基斯坦的民間音樂多受歷史悠久的在地蘇非詩歌文化影響，因此大多數民間歌手之吟唱被主流市場歸類為「蘇非」音樂。自西元八世紀伊斯蘭逐漸傳入南亞，蘇非道團的實踐者發展出在地獨特的蘇非詩歌，以奉愛為思想基礎，透過吟唱表現人對阿拉以及蘇非聖人的愛。由於這些詩歌時常取材於民間故事與旋律，又以人間之愛隱喻對神之愛，因此受到大眾歡迎，歷代傳唱。

《可樂錄音室》從第一季開始，便操弄著跨界合作的本質化對比----「東方遇上西方，傳統遇上現代」----所引發的新奇感。如上圖所示，第一季開播前的一幅大型宣傳海報上，大片紅底的布幕上，左右分別合成著歌手的照片，中間以Coke Studio的圖樣分隔。左邊的歌手以英文標上其名字（Ali Zafar）以及代表的樂種（Pop，流行），右邊的歌手則是以烏爾都語的阿拉伯字母拼寫名字（Sein Tufail）及樂種（Sufi，蘇非）。[7]

影片3：《可樂錄音室》第一季第三集之曲目之一〈Allah Hu〉

再來看看節目的現場錄音影片。錄音室中，兩者各在舞台的左右方，流行歌手Ali Zafar穿著西式短袖衣褲站立在麥克風前，蘇非歌手Sein Tufail則穿著傳統長型kurta-pajama與修行掛戴的首飾，盤腿席地而坐。兩者由西洋搖滾樂團之樂器演奏者圍繞，輪流唱誦一首讚頌阿拉以及靈性導師的傳統旁遮普語（Punjabi）詩詞。曲名〈Allah Hu（阿拉即是）〉是蘇非道團修行者時常朗誦的短句，重複著「阿拉」之名，尊從阿拉之獨一無二。

早在1990年代，巴基斯坦的青年搖滾樂手們便開始嘗試將自己成長過程中聆聽的蘇非詩詞、傳統樂器與旋律等元素融入他們的搖滾樂風創作中。其中以揚名國際的樂團Junoon引領風潮，被文化評論者冠上「蘇非搖滾」的創始者。這些團員面對自身背景、西式英語教育、以及國際看見巴基斯坦的眼光，試圖找尋自我，尤其對在地蘇非詩詞中向內探索的哲學共鳴。流行樂手在新自由主義下主張獨立個體的意識形態中成長，蘇非歌詞中的內在探索精神則提供了有些雷同，但似乎更為本土的「形塑自我」模式，讓他們透過音樂表達自我，展現對威權的叛逆。

除此之外，911事件之後，西方世界掀起一波反穆斯林風浪。巴基斯坦總統因應國家在國際上被抹黑的形象，推動「enlightened moderation」，即相對於基本教義伊斯蘭較為「溫和」的伊斯蘭（moderate Islam）。在此風氣下，「蘇非主義」被巴基斯坦內部以及西方部分政策媒體人士推拱為愛好和平的「溫和伊斯蘭」代表，Junoon也藉著他們的「蘇非搖滾」在國際上為伊斯蘭宣傳。

影片4：Junoon樂團1998年現場演唱之〈Allah Hu〉

這個影片即是Junoon樂團在1998年於美國紐約的中央公園演出時，向卡瓦力巨星Nusrat Fateh Ali Khan致敬所唱的〈Allah Hu〉。他們所唱的版本不同於前面《可樂錄音室》第一季Sein Tufail的詩歌吟唱版本，而是將Nusrat的卡瓦力曲目改為搖滾編曲，熱力開唱。[8]

《可樂錄音室》便是在巴國90年代所發展的「蘇非搖滾」基礎上，將「蘇非融合」的樂風帶入更多演奏上的探索。相較於過去中產階級樂手的改編演唱，其最大的創舉便是邀請了許多來自鄉間，在生活背景、飲食穿著、教育程度、語言習慣皆與以英語對話的都會中產階級樂手迥異的民間樂人，並藉由不同社群的視覺聲響，碰撞出對比的、創意的火花。

在身分背景上，來自鄉間，吟唱蘇非詩歌的樂人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其一為在蘇非聖祠奉唱的修行者，有些是自願拋棄家世，苦行吟遊乞討，沉醉在對神的愛之中，有些則是有家世但定期到特定聖祠為愛奉唱，從事其他生技而不以吟唱為主職；其二為世襲的樂手種性家族。在接觸西方殖民前的南亞社會，職業樂師被掌權的種性視為不潔的低階種性，此觀念依然影響著當代社會。例如社會上普遍對樂手種性秉持偏見，而當中產階級青年想以音樂為職業時，也會遭受家人質疑為何要自甘成為「樂手種性」。根據我對節目和幕後花絮的觀察以及相關的報導，《可樂錄音室》中的製作單位有意圖打破這種社會觀念，強調音樂演奏中人人平等，製作人亦相當尊重邀請到錄音室的鄉間樂人，致力營造各方皆能盡情發揮的演奏氛圍。

當然，光是從成品觀察，資訊是片面的，而且《可樂錄音室》為大型企業之製作，其宣傳與訪談自然是以正面形象為目標。對於實際參與融合錄音的民間樂人來說，從鄉間小鎮來到大城市錄音，他們是否真的受惠，與都會樂手平起平坐？《可樂錄音室》新創的融合聲響網絡中，究竟獲利誰家？

且待下集揭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