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頸的大小與形狀千變萬化。在同一個個體中，遑論任一族群的人骨或獸骨，都可見圓形（如腕骨中的新月骨與豌豆骨）(lunate and pisiform)、長方形（如頂骨）(frontal bone)、長條形（如肱骨與股骨等長骨）(humerus & femur)、三角形（如膝蓋骨或枕骨）(patella or occipital bone)、蝴蝶形（如蝶骨）(sphenoid)、動物形象（如長頸鹿頭部的頸椎棘突或馴鹿頭部的腰椎棘突）(spinous processes of the thoracic vertebrae and lumbar vertebra)等各式骨骼。

 

 

其大小亦可差之千里，可從小至數釐米的豌豆骨，到大至數百釐米的肱骨、橈骨(radius)、尺骨(ulna)、脛骨(tibia)、腓骨(fibula)與股骨，二者差距以百倍計。同理，厚薄變化更可見於同一塊骨頭，其中以肩胛骨(scapula)與薦椎(sacrum)二者之厚度差異最為明顯：薄處僅數釐米，但厚處可至數十釐米。當然，這種變化多端的特色在骨頭須要修復時，即造成了一種有趣且相當具挑戰性的氛圍，骨頭就像一份精緻的立體拼圖，而愈複雜的骨頭在須要修復的時候，所代表的拼圖級數愈高。

基本上，從遺址中出土的任何一塊骨頭(或需法醫鑑定、屬於無名階段的骨頭)，首先需了解的就是其所屬部位、甚而所屬物種（鳥類骨壁最細、人骨持中而獸骨海綿質較粗而厚重），然後，依其部位與尺寸大小，即可以進一步判定其可能的性別（頭骨與骨盆腔為優）、年齡（以牙齒與骨化中心是否癒合為最佳觀察對象）與病理現象（骨骼異常生長或變形），最後，依骨骼的完整性（整具、僅頭骨或牙齒等等）及其重要性來決定是否進行古代DNA或同位素分析。

其次，骨頭可供研究的範圍極廣、可以提供的訊息也極多。因此，骨頭的相關研究在體質人類學與考古學中，都是很重要的。舉例來說，法醫人類學、古人類學、生物考古學或動物考古學都是以骨骼的形態研究為主；分子人類學、靈長類研究或墓葬分析，也都必須於某一種程度上假借骨頭本身。以法醫人類學與古人類學為例，沒有遺骸或化石，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發生，乃至於整個學科都會消失；骨頭本身雖然很重要，但是陪葬品或是棺槨等器物卻可以做為當時工藝技術與階段認知的指標。

再者，人骨與獸骨的研究方向是相當一致的。舉凡形態比較、組織學、病理學、遺傳學或同位素分析，都是骨學的研究課題，而且又以前三者的關係較為密切。舉例來說，一個骨幹中上端較正常狀況粗厚的肱骨，其可能造成的原因至少有幾項：骨折、骨髓炎或長期使用肱骨而使該區特別發達，當然，骨折與骨髓炎並不一定百分之百會造成骨骼變形，其產生原因多是未經妥善治療或大範圍感染而導致的結果。此一研究分析的過程就簡易地概括了形態學與病理學，而若欲了解更深入的問題（如病因與其破壞情形）就必須引入組織學與遺傳學的技術來進行分析。至於醫療狀況則可做為當時群眾生活水平的衡量標準之一。

除了上述種種個別特點外，骨頭也蘊涵了濃濃的自然與文化色彩。在任何一個遺址中，文化層或灰坑中都常容易見到一塊塊屬於不同部位的各種物種的骨頭，這些說明了那個年代中的動物有哪些，而藉由這個動物相的表現，也不難了解當時的整個生態環境的概況（肉食動物→草食動物→植物→古環境部份重建）。從同一類物種的獸骨年齡比例中，可以推測當時人群是否以狩獵為生．抑或是已開始飼養野生動物做為生活中肉食的主要來源。骨器的利用，則可以使用我們了解當時人群開始使用哪些工具，並作為認識史前人們生業型態的一個指標。骨頭的特殊埋葬方式（如人骨的葬姿與方向、甚至火葬，後者以美國的Pottery Mound為例）則可視為當時人群的習俗表現；而南關里與烏山頭等遺址完整的狗骨出現，或許可以推測為當時人群與狗已有密切的合作關係。配合民族認資料，我們得以確認拔牙（側門齒或犬齒）一類的習俗亦存在於古代社會。最後，少部份墓葬呈現的特殊現象（如五間厝遺址的無頭人骨或三抱竹遺址的一人骨於胸腔中穿插一個大鏃頭）則說明了個人衝擊或小型戰爭的存在。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依小看大，從骨頭的出現看到一個社會的人口組成、健康狀況、族群關係、風俗習慣、社會認知與生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