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規定一部史詩巨片一定要有一位英雄?什麼樣的歷史電影才能讓人不急著進行道德批判,進而能夠更深一層探討歷史,甚至是人性?以一個近乎消逝的族群為主軸的故事,如何才能避開多元主義的陷阱—透過影像的再現本質化、單一化與固化一個「文化」, 好符合主流社會的各種矛盾的道德想像,對被壓迫者進行二次文化剝削(如相信阿富汗社會極為「父權」,其女性必定悽慘被虐、現代澳洲原住民可以舉辦「傳統」儀式但不應該再進行群婚、魯凱族藝術家最好畫百步蛇而不是當達利、愛斯基摩人不應該對現代科技很熟悉,所以看到唱片應該咬一口,或者不遵守「伊斯蘭法」的穆斯林並不是「真的」穆斯林)?
賽德克巴萊最讓我佩服的地方,就在於它成功地說服我,即使是一部商業片,也可以對歷史進行有深度的詮釋。即使是一部商業片, 也可以做到避開非黑即白、善惡對立、重蹈現代歷史教科書英雄情結過剩與正邪對立的扭曲思維。一部商業片,也可以把少數族群的尊嚴與掙扎,轉變成主流社會自己的故事。一部商業片,也可以問出不是選擇、填充、是非,而是深論的大問題。而這個大問題——由莫那魯道的口中說出,但更寬廣的代表著被壓抑的集體靈魂之吶喊——就是「選擇死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