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在歷史殖民、國家力量及保育壓力之下，原住民的狩獵及漁獵傳統每每遇到嚴峻的威脅與挑戰，在哥倫比亞河看到守護河流與鮭魚的印地安人，讓我們回想起那段古老的神話啟示： 鮭魚為人類犧牲，人類為鮭魚講話！ 哥倫比亞河流域的「聖靈鮭魚」計畫實施迄今滿20年，在鮭魚復育和部落主權的實踐上相當具有成效，是值得我們參考的案例。

印地安人稱哥倫比亞河為「大河」，「大河」猶如輸送滋養大地養分的血管，餵哺其間採集漁獵的印地安人，其中鮭魚產量特別的豐富。然而水壩等設施讓鮭魚洄游困難重重，這不只是生態問題，更涉及原住民文化的存續。水壩切斷的不僅是鮭魚藉以回返的水道，同時也無情地斬斷了與鮭魚連結共生的Yakama文化和信仰。Yakama族人自古視鮭魚為他們親近的「兄弟」，失卻了文化聯繫與認同的印地安人，如同困在水庫裡的鮭魚兄弟，返回文化信仰的原鄉棲地是如此地艱難。共管機制，或許是一條可行的道路。

原住民朋友對於蔡總統在就職演說講的「先來後到」說法頗不以為然。主要的理由大致有兩點：一、這種說法似乎要證成一種「都一樣」的印象，只不過是「先來後到」而已，這種說法容易放過以前不正義的殖民惡行，阻礙轉型正義的推動；二、原住民名稱上所指稱的「原」，就是起源，就是開始，原住民本就是台灣的主人，不容「有先後到」之說。這兩點論證雖彼此不牴觸，但卻有相當的差異。

經過漫長的訴訟及研究，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最近宣布，將遵照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及歸還法(Native American Grave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把Kennewick man歸還給北美華盛頓州的原住民，似乎將為這段美國考古學家與原住民間糾纏20年的故事畫下一個句點。雖然這不同知識體系的論戰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但這事件一方面讓考古學家深刻感受到考古詮釋本身的不確定性，更顯示出考古學知識可能如何被當代社會運用來合理化原有的權力架構。

2015年5月立法院通過的「長期照顧服務法」，表面上似乎已經考量到了原住民族對長照需求的特殊性，但在實務面上卻存在許多偏見。例如，以巴氏量表評估原住民族老人的失能程度無法捕捉文化行為的特殊性、長照社工及醫事專業人員也沒有文化敏感度的訓練、「平地原住民」更是在制度上被排除歧視。政府應該站在保障原住民族「健康權」 的前提下，儘速通過「原住民族健康法」， 藉以提升原住民族的整體福祉。

之前芭樂人類學談了政治人物與食物的關連，這裡則對政治人物的命名政治有更深一層的分析。例如最近總統參選人朱立倫就被給予了一個阿美族名「都倫」，而蔡英文也得到了「巴奈」的稱號。這些被抽離脈絡的符號一方面被定調成單一形象，但另一方面，原住民或鄉民多元靈活的詮釋並不會因此被壓制，反而可以逆襲這些主流論述，甚至讓政治人物反被操弄成笑柄。

棒球在台灣普遍稱為「國球」，但是對布農族來說，深受族人喜愛的運動則是在二十世紀後半由長老教會傳入的排球。很特別的是布農人採取「雙排球」的形式，成為星期日下午彌撒結束後的教會主要活動。為何會有「雙排球」這樣獨特的安排呢？這是一種對新自由主義規則的反抗嗎？作者認為，這沒有一個單一的答案，與教會的角色、「玩」本身的創造性、與布農族的集體認同都息息相關。

太陽花意外綻放一年後，網路上紀念反思的文字或是內部質疑的訊息，像是正午日影在放大鏡下聚焦，點燃已經沉寂一時公民戰火的煙硝。彷彿這些運動能量在一年當中從來都不曾碰頭，卻在週年的時刻從沈睡中又被喚醒。不過即使是這樣，有一群當初也參與太陽花學運的人，卻默默地被多數人所忽略──原住民在公民運動裡面「常見」的「被缺席」。

上星期六早上，我坐在西門町的真善美戲院中觀看《餘生》，環顧整場不到二十位的觀眾，想起三年前《賽德克‧巴萊》一片引發的空前盛況，心中不免有許多的感慨。魏德聖導演對於霧社事件這個題材長期的投入與付出以及個人的魅力光環，讓許許多多的觀眾得以認識霧社事件與賽德克；然而，也因為魏導如此巨大的光環，某個程度讓一些不同的聲音自願或不自願地在公領域降聲或噤聲，以致無法讓不同觀點做更深入的對話與討論。我相信後者絕非魏導的本意，也非其所樂見，否則他又何需如此大力地鼓勵與支持《真相‧巴萊》與《餘生》的出版，這三個不同的媒介（電影、書與紀錄片）加總起來，應該才能拼出魏導心目中更完整的霧社事件圖像。

人類學家James Clifford在其2013年最新著作“Returns: Becoming Indigenou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探討在全球化快速進展的世界，世界並沒有因此趨向同質性發展，原住民族、土著、少數民族並未如過去預期地隨著資本主義的散播與全球化的力量而消失，相反地，歷史與文化呈現了多重的過程與發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