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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出了什麼?

阿美族流行歌曲中可談以及不可談的主題

2016-03-28 回應 0

各位或許會笑我是個怪胎,不過我真的覺得將我所收集的幾百首'Amis(阿美族語)流行歌曲加以分類,其實是一種享受。這種工作的單調很適合波士頓的冬天。透過分析歌詞中的主題、以及有點公式化的表現形式,可以發現此音樂類型(genre)的一種重要特質:在一段長時間內,哪些主題會一再出現、而哪些主題似乎從來不會被觸碰?也就是在一個音樂類型中,某些特定經驗是相對可談的(tellable),而有些則比較不可談(untellable)。除了歌詞,編曲也是音樂如何處理人生經驗的重要媒介。我的語料庫含括了1940年代到2010年代的'Amis流行歌,可以從中觀察到時代的變化。覺得乏味嗎? 我還是不厭做,反正,感到累,可以站起來跳舞。

不過有時我對我自己發現的東西也感到意外。

我最初推測,早期有歌詞的'Amis流行歌曲,跟1970-1980年代大量生產的流行音樂之間,應該會有一個斷層。原因是1970年代後,'Amis部落的男人開始跑船從事遠洋漁業。他們的家屬為了方便也跟著跑,遷移到台灣西岸與北岸,在八斗子、三鶯、哈瑪星、草衙等城鎮建立聚落。的確,1970-1980年代以來,歌詞經常提到Takaw (高雄)和 Taypak (台北)。不過1970-1980年代的歌詞跟早期歌詞比起來,我們卻還是能看到高度的連貫性;相對於旋律、編曲、樂器及音色在此時期變得明顯不同,歌詞內容卻好像沒有太大的變化。我不由地揣測:從1920 到1990年代末這些‘Amis流行歌曲中所談的主題,反映的是某種一致的文化建構(cultural formation),而非不同文化世代(cultural cohort,如某「年級生」、年齡階層、或次文化)的生活經驗。如此一來,我們好像遇到一個問題:’Amis流行音樂歌詞記錄了當代跑船從事遠洋漁業的經驗,但早期流行音樂歌詞的「潛規則」(比如說,什麼是可談的、什麼是不可談的)卻會影響這些活動在歌詞中如何被呈現。這個問題並不令我們驚訝,畢竟如果讀過傅柯理論的話,就會知道每一個論述(discourse)內在都具有一種可談/不可談的區分(distribution)。但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就構成問題了。我們會懷疑,如何能確認我們所依賴的文獻除了此種可談/不可談的分類以外,還反映了其他什麼事實?如果無法確認,那要如何處理文獻?這個問題不是角度或個人定位的問題,而是歌手面對新事物時,如何在他們創作實踐中加以處理的問題,也可能反映了文化建構(cultural formation)如何吸收新經驗的過程。

另一方面,知道歌詞能夠創造一種跨越不同的勞動、移動、思念等經驗的連續性是件很酷的事情,而這種連續性(屬於'Amis文化的連續性)經常被國族論述所忽略。勞動以及移動是'Amis在面對工業資產和國家體系的常態,在歌詞中強調「流浪」已成為一種生活常數。除了歌詞以外,年齡階層(kapot) 的命名方式,也能紀錄這種經驗。 比如說,lahetay「拉嘿代」(1940年代初,被召去當兵的青年)、lacinsek「拉建設」(1970年代的十大建設)。這種命名方式讓我想到奈及利亞節奏樂手Fela Kuti,他曾描述國家勢力說:“soldier come soldier go.” 我時常想,「拉皇帝」,「拉民國」,「拉金門」等年齡階層的命名可以證明,這是原住民對國家的一種持續的感受:「軍隊來軍隊去」罷了。

然而歌詞中也有一些不可談的主題。例如很有趣的,我們一般認為是流行歌曲的家常菜──愛情關係的表現,在1920-1990年代的'Amis歌曲反而相當罕見。當然,歌詞中的演唱主體 (singing subject)可能會遇到一位「貌美如月」的人,也會想「借問芳名」。不過,演唱者一直害羞得不敢問。歌詞中剛成年的kapah (青年)哭訴「為何沒有人注意到我,想跟我在一起」;有意中人的女孩子抱怨父母不贊成她的婚事。演唱者可以訴說感情挫折,但是愛情的表現,好像屬於歌詞的不可談的範疇。反正,演唱者一般來講也太「害羞」(mangodo')──害羞、客氣在‘Amis 倫理中是男人的美德,跟勤勞同樣重要。

(補充一下:還有一種流行在部落中的「歪歌」,利用各種有趣味的比喻來描述性愛的快感,或者讓一首正歌變成「很直接」。這種歌部落老人家,特別是女性,唱得津津有味,但是卻很少在卡帶或CD上出現。)

據我小統計一下,在'Amis流行歌曲最常聽的詞彙,莫過於rarom這個詞的各種變化,如mararom konia tireng , mararom ko faloco', o kararoman, rarom ko harateng 都曾出現在歌詞中。Rarom有難過,寂寞,挫折,失望,和思念的意思。而maeden a samaanen 也是差不多每一首都會聽到的,可以翻成「怎麼辦?有什麼辦法?」我們也可經常聽到演唱者提到 'orip,「人生或生活」,或是一種「命運」;還有pinangan no fa'inayan「男人的習性」。此二者將人生的遭遇轉換成一種人(如男人)的本質或命運:如果我是'orip no pakoyoc,孤兒的人生/命, 我沒有其他選擇,maeden a samaanen(怎麼辦?有什麼辦法?)。 此外1920-1990的歌詞也習慣利用kinia tireng(這個身體)來代表第一人稱。跟中文歌壇的歌詞比起來,思念的對象也更加具體,因為所思念的人不是一個「你」或「她」,而是一個需要照顧的身體 (tireng)。當「這個身體很難過」,演唱者也會「思念你的身體」(maharateng to tireng iso),叫你「照顧你的身體」(dipoten to ko tireng)。這種以tireng, 'orip和pinangan將偶然性(家貧如洗,要出外工作)轉為本質(男人的習性,這一身的命運)的人生態度,對2000年代後的歌手可能過於宿命,2000-2010年代已經很少聽到。

分析歌詞時,交通、移動的意象也經常出現:車站、海中的漁船、軍艦、來港邊送走親人的手帕,藏在路人枕頭下的照片,陪著苦力,漁人,木工的步伐,留在故鄉家人的來信和淚水,出沒在演唱者的想像中。此外還有港口、港邊、車站、火車、月台等代表離別以及流動的代表地點和物件。'Amis流行歌曲就這樣提醒我們,部落在現代社會中的經驗其實是一種流離失所(displacement) 的過程,不管是海上跑遠洋或陸地做板模,不管是部落蓋了鋼筋水泥樓或移居北部,都是如此。

隨著華人「發現」原住民流行音樂,透過非主流公司製作後,歌詞的改變也相當多。但今日'Amis的流行歌曲還是有早期歌詞中「流動」的主題,比如圖騰樂團的〈我在那邊唱〉,應該是留北青年的主題曲之一。但是,2000年代後的原住民流行歌曲,好像比較強調存活、堅持、回部落的路。歌詞及旋律都充滿回歸傳統的願望。很有趣的是,年輕一代的歌手也從主流華語歌壇學到如何說「我愛你」。這句話,在現在'Amis流行歌曲裡已經不算「不可談」的範疇了。

 

※本文譯自DJ Hatfield部落格文章WHAT CAN YOU SING: THE TELLABLE AND NOT SO TELLABLE IN SONG LY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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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德(DJ Hatfield) 唱出了什麼?阿美族流行歌曲中可談以及不可談的主題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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