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或許會笑我是個怪胎，不過我真的覺得將我所收集的幾百首'Amis（阿美族語）流行歌曲加以分類，其實是一種享受。這種工作的單調很適合波士頓的冬天。透過分析歌詞中的主題、以及有點公式化的表現形式，可以發現此音樂類型(genre)的一種重要特質：在一段長時間內，哪些主題會一再出現、而哪些主題似乎從來不會被觸碰？也就是在一個音樂類型中，某些特定經驗是相對可談的（tellable），而有些則比較不可談（untellable）。除了歌詞，編曲也是音樂如何處理人生經驗的重要媒介。我的語料庫含括了1940年代到2010年代的'Amis流行歌，可以從中觀察到時代的變化。覺得乏味嗎？ 我還是不厭做，反正，感到累，可以站起來跳舞。

不過有時我對我自己發現的東西也感到意外。

我最初推測，早期有歌詞的'Amis流行歌曲，跟1970-1980年代大量生產的流行音樂之間，應該會有一個斷層。原因是1970年代後，'Amis部落的男人開始跑船從事遠洋漁業。他們的家屬為了方便也跟著跑，遷移到台灣西岸與北岸，在八斗子、三鶯、哈瑪星、草衙等城鎮建立聚落。的確，1970-1980年代以來，歌詞經常提到Takaw （高雄）和 Taypak （台北）。不過1970-1980年代的歌詞跟早期歌詞比起來，我們卻還是能看到高度的連貫性；相對於旋律、編曲、樂器及音色在此時期變得明顯不同，歌詞內容卻好像沒有太大的變化。我不由地揣測：從1920 到1990年代末這些‘Amis流行歌曲中所談的主題，反映的是某種一致的文化建構（cultural formation），而非不同文化世代（cultural cohort，如某「年級生」、年齡階層、或次文化）的生活經驗。如此一來，我們好像遇到一個問題：’Amis流行音樂歌詞記錄了當代跑船從事遠洋漁業的經驗，但早期流行音樂歌詞的「潛規則」（比如說，什麼是可談的、什麼是不可談的）卻會影響這些活動在歌詞中如何被呈現。這個問題並不令我們驚訝，畢竟如果讀過傅柯理論的話，就會知道每一個論述(discourse)內在都具有一種可談／不可談的區分（distribution）。但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就構成問題了。我們會懷疑，如何能確認我們所依賴的文獻除了此種可談/不可談的分類以外，還反映了其他什麼事實？如果無法確認，那要如何處理文獻？這個問題不是角度或個人定位的問題，而是歌手面對新事物時，如何在他們創作實踐中加以處理的問題，也可能反映了文化建構（cultural formation）如何吸收新經驗的過程。

另一方面，知道歌詞能夠創造一種跨越不同的勞動、移動、思念等經驗的連續性是件很酷的事情，而這種連續性（屬於'Amis文化的連續性）經常被國族論述所忽略。勞動以及移動是'Amis在面對工業資產和國家體系的常態，在歌詞中強調「流浪」已成為一種生活常數。除了歌詞以外，年齡階層（kapot) 的命名方式，也能紀錄這種經驗。 比如說，lahetay「拉嘿代」（1940年代初，被召去當兵的青年）、lacinsek「拉建設」（1970年代的十大建設）。這種命名方式讓我想到奈及利亞節奏樂手Fela Kuti，他曾描述國家勢力說：“soldier come soldier go.” 我時常想，「拉皇帝」，「拉民國」，「拉金門」等年齡階層的命名可以證明，這是原住民對國家的一種持續的感受：「軍隊來軍隊去」罷了。

然而歌詞中也有一些不可談的主題。例如很有趣的，我們一般認為是流行歌曲的家常菜──愛情關係的表現，在1920-1990年代的'Amis歌曲反而相當罕見。當然，歌詞中的演唱主體 (singing subject)可能會遇到一位「貌美如月」的人，也會想「借問芳名」。不過，演唱者一直害羞得不敢問。歌詞中剛成年的kapah (青年)哭訴「為何沒有人注意到我，想跟我在一起」；有意中人的女孩子抱怨父母不贊成她的婚事。演唱者可以訴說感情挫折，但是愛情的表現，好像屬於歌詞的不可談的範疇。反正，演唱者一般來講也太「害羞」（mangodo'）──害羞、客氣在‘Amis 倫理中是男人的美德，跟勤勞同樣重要。

（補充一下：還有一種流行在部落中的「歪歌」，利用各種有趣味的比喻來描述性愛的快感，或者讓一首正歌變成「很直接」。這種歌部落老人家，特別是女性，唱得津津有味，但是卻很少在卡帶或CD上出現。）

據我小統計一下，在'Amis流行歌曲最常聽的詞彙，莫過於rarom這個詞的各種變化，如mararom konia tireng , mararom ko faloco', o kararoman, rarom ko harateng 都曾出現在歌詞中。Rarom有難過，寂寞，挫折，失望，和思念的意思。而maeden a samaanen 也是差不多每一首都會聽到的，可以翻成「怎麼辦？有什麼辦法？」我們也可經常聽到演唱者提到 'orip，「人生或生活」，或是一種「命運」；還有pinangan no fa'inayan「男人的習性」。此二者將人生的遭遇轉換成一種人（如男人）的本質或命運：如果我是'orip no pakoyoc，孤兒的人生／命， 我沒有其他選擇，maeden a samaanen（怎麼辦？有什麼辦法？）。 此外1920-1990的歌詞也習慣利用kinia tireng（這個身體）來代表第一人稱。跟中文歌壇的歌詞比起來，思念的對象也更加具體，因為所思念的人不是一個「你」或「她」，而是一個需要照顧的身體 (tireng)。當「這個身體很難過」，演唱者也會「思念你的身體」（maharateng to tireng iso)，叫你「照顧你的身體」(dipoten to ko tireng)。這種以tireng, 'orip和pinangan將偶然性（家貧如洗，要出外工作）轉為本質（男人的習性，這一身的命運）的人生態度，對2000年代後的歌手可能過於宿命，2000-2010年代已經很少聽到。

分析歌詞時，交通、移動的意象也經常出現：車站、海中的漁船、軍艦、來港邊送走親人的手帕，藏在路人枕頭下的照片，陪著苦力，漁人，木工的步伐，留在故鄉家人的來信和淚水，出沒在演唱者的想像中。此外還有港口、港邊、車站、火車、月台等代表離別以及流動的代表地點和物件。'Amis流行歌曲就這樣提醒我們，部落在現代社會中的經驗其實是一種流離失所（displacement) 的過程，不管是海上跑遠洋或陸地做板模，不管是部落蓋了鋼筋水泥樓或移居北部，都是如此。

隨著華人「發現」原住民流行音樂，透過非主流公司製作後，歌詞的改變也相當多。但今日'Amis的流行歌曲還是有早期歌詞中「流動」的主題，比如圖騰樂團的〈我在那邊唱〉，應該是留北青年的主題曲之一。但是，2000年代後的原住民流行歌曲，好像比較強調存活、堅持、回部落的路。歌詞及旋律都充滿回歸傳統的願望。很有趣的是，年輕一代的歌手也從主流華語歌壇學到如何說「我愛你」。這句話，在現在'Amis流行歌曲裡已經不算「不可談」的範疇了。

※本文譯自DJ Hatfield部落格文章WHAT CAN YOU SING: THE TELLABLE AND NOT SO TELLABLE IN SONG LYR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