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大學教授「環境人類學」這門課時，我於其中一週主題為「環境倫理」的課堂上，安排學生觀賞以日本和歌山縣太地町捕獵海豚為主題的知名動保紀錄片《血色海灣》（The Cove），以及另外部片長較短較少人談論、探討北歐法羅群島島民捕鯨活動的紀錄片The Grind: Whaling in the Faroe Islands，並搭配幾篇關於原住民族捕鯨傳統的文章閱讀。這堂課的設計主要用意在於以多元的案例來平衡強烈批判任何鯨豚捕獵行為的《血色海灣》。在聆聽這群學科背景紛雜的學生討論時，我發現他們雖然也不認同太地町的海豚捕獵，但卻沒有與《血色海灣》一樣站在動物權或鯨豚類智能說（cetacean intelligence）的立場，認為這群感知能力幾乎等同人類的生物不該遭受任何形式的囚禁或捕殺。他們反對的理由是太地町漁民在紀錄片中被呈現的那種隱瞞的態度與顯得殘忍的獵殺方式。而更有趣的是，他們反而能接受法羅群島公開、歷史悠久、記錄完整、沒有涉及商業活動、且號稱人道殺戮的捕鯨活動，並認為前往抗議的「海洋守護者協會」（Sea Shepard Conservation Society）成員不應干涉當地的生活方式。

簡單來說，他們的結論某種程度上是偏向所謂「文化相對主義」：鯨豚保育並非一種放諸四海皆準、不可撼動的普世價值，而根基於一地社會文化的鯨豚捕獵活動應該受到尊重。然而，怎麼樣的狩獵活動才是有「文化」呢？是淵遠流長的傳統？是有限度的狩獵規模？還是不涉及商業利益的生計行為？同時，若不具備這些條件就不算是有「文化」嗎？這些疑問顯示狩獵權辯論中的「文化相對主義」一詞其實有很大的不足，不但僵化了地方的複雜性，也壓縮了與環保動保團體溝通的空間，更有可能反被拿過來攻擊一地的狩獵活動「文化意涵已消失」。本文以民族誌、歷史、社會、經濟、生物等資料重新談《血色海灣》中宛如蛾摩拉般的罪惡之城太地町及其獵豚活動，並分析當地有什麼尺度或大或小的力量在運作著，以及有什麼已產生的改變或未來變化的可能性，而這些都是僅用「文化差異」的視角所不能完全捕捉的。

法羅群島捕鯨紀錄片The Grind: Whaling in the Faroe Islands

環境與法律面向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本文的討論是建立在地方鯨豚捕獵活動並沒有造成顯著的生態破壞這個前提上。以法羅群島為例，從2010到2015年間，當地島民平均一年捕獵約七百隻長鰭領航鯨，這個數字被認為不會影響東北大西洋中數量約七十七萬隻的領航鯨群體。至於太地町每年所捕獵的海豚中最主要的寬吻海豚、條紋原海豚、以及花紋海豚也都並非瀕臨滅絕的保育物種，且在太平洋的群體數量都算充裕。根據一項2007年的數據，在日本沿海捕獵活動中被捕殺的小型鯨豚類生物大約為兩萬六千隻，其中在太地町大約有三千隻，而其中有一千六百多隻為海豚。若單看日本沿海所捕獲的條紋原海豚的數字，的確有長期逐年下降的趨勢，但也有學者指出這還包含海豚肉與油脂被鯨魚取代、市場變小、漁村人口結構變遷、適宜捕獵的海岸被發展建設破壞等因素，並不全然代表海洋中的海豚數量劇烈減少。以人類學家Arne Kalland為首的一批長期研究捕鯨文化的學者在Japanese Whaling: End of an Era?一書中更認為，「在國際會議與媒體上針對捕鯨的討論，大部分是踩在道德的立場，而非環境生態。而為了保護鯨魚所進行的種種行動，其思考邏輯是基於倫理政治，而非純然環境保育。」上面提到的「鯨豚類智能說」，就是時常用來反對鯨豚捕獵的倫理觀點。論者根據腦容量、腦部全身比例、涉及情緒與社會行為的神經元等研究資料，認為鯨豚類應被給予與人類同等的生存權利，2013年印度的環境森林部更進一步地認可鯨豚類為「非人的人類」，不得被監禁或捕殺。但也有學者表示這些研究未臻完全，其所衍生的保育論述也被認為過度「擬人化」鯨豚類。

然而反過來從另外一面來談，贊成捕鯨活動的人士有時候也會用生態的角度來辯護，認為捕獵海洋中的大小哺乳類生物，可以維繫海洋生態平衡以及保護區域魚獲量。這個在太地町已成為官方論述的說法，現在也被以Daniel Pauly為首的海洋生物學家以研究資料反對。也就是說，鯨豚捕獵無法像其他在山林進行中的狩獵活動（例如原住民族對山羌或馴鹿的狩獵）一樣以生態管理的框架來支持。唯一稍稍能夠用類似生物觀點來解釋的，或許是位於高緯度低光照的法羅群島島民需要依靠鯨脂來攝取高維他命D的養分，而這是當地其他海鮮食物無法取代的。然而之後本文也將會提到，太地町的海豚肉以及法羅群島的鯨魚肉其實都含有高度重金屬污染，對人體其實有害。

最後，在法律層次上，國際上最大的捕鯨管制組織「國際捕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雖然在1982年決議暫時停止商業捕鯨行為（於1986年生效），但此法令管理不到像在法羅群島和太地町這種沿岸針對小型鯨豚類的捕獵活動。在日本，除了在大型捕鯨活動上持續地以「科學」的名義進行外，像太地町這種地方捕獵活動則僅受到地方政府（如和歌山縣政府）以配額和許可證的方式管理，但也有研究者指出這成效並不彰。

太地町的鯨豚捕獵歷史與發展

根據Kalland研究團隊的資料，因為《血色海灣》而惡名昭彰的太地町，是一個遠離都會地區、號稱擁有八百年之久的捕鯨歷史的海邊小鎮，目前人口僅有三千多人。其周圍沒有適合農耕的田地，腹地也不足，發展有限，因此捕鯨成為這裡最主要的經濟基礎。根據地方歷史記載，日本首次的大型魚叉捕鯨活動就是於1606年從這裡開始。之後1675年，一種更為有效率的漁網捕鯨方式，據信也是由太地町居民發明。在江戶幕府時期（1600 - 1868），太地町因為捕鯨產業而發達起來。然而後來在門戶開放後由於無法與西方捕鯨船隊競爭，地方經濟逐步蕭條，年輕人出走，使太地町傳統捕鯨活動終止。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捕鯨產業因為現代技術的引入而得到復甦，並在六零年代到達鼎盛，提供了城鎮大部分的賦稅收入。但好景不長，80年代產業又沒落下來，捕鯨公司成立的基地紛紛關閉，城鎮失去主要收入來源，負債增加，地方經濟再次衰退。正是這樣歷史與經濟的背景，讓太地町希望能藉由輝煌的捕鯨過去來復振自己的城鎮，重建地方身份認同。在日本所有的捕鯨城鎮中，只有太地町有一個地方捕鯨組織，並且持續舉辦鯨魚的「供養祭」，早在1969年更已成立了一個鯨魚博物館，有關於鯨魚的舞蹈、鼓陣、文化祭典也在之後被創造出來。在《血色海灣》中，導演Louie Psihoyos提到太地町的鯨豚捕獵活動與佈滿城市的鯨魚意象讓他感到十分詭異，但對當地人來說這其實並不衝突。

上面談的都是捕鯨活動，那《血色海灣》中的主角海豚呢？在日本，將成群的海豚驅趕到海灣然後用漁網圍住的捕獵方式同樣也有悠久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在1863年，博多灣的一個村落便有相關的詳細記載。那一次的獵豚活動中共有九十四隻江豚被捉到，其中大多數透過不同管道販賣掉，而賺到的錢在分給漁網以及船隻主人後，其餘則分配給村落各個家戶。位於長崎縣的有川町是日本另一個著名的傳統獵豚城鎮，一位嫁給當地捕鯨船員的老太太回憶在三零年代間，村落最熱鬧的時刻就是成群的海豚被驅趕上岸之時。之後村民會醃製海豚肉，或直接弄成生魚片食用。但這樣的海豚食用傳統只限於日本西南部分地區，因此並無足夠的市場支持。1986年國際捕鯨委員會暫時停止商業捕鯨後，日本一些海豚肉開始以鯨魚肉的名目販賣出去，以填補市場的空缺。儘管如此，海豚肉的價錢還是不斷走低，許多地方的傳統獵鯨驅趕活動也逐漸消失，到了八零年代後只有靜岡縣的富戶、壹岐島的勝本、沖繩的名護市、還有太地町，而現今又只剩太地町在進行。

現今太地町的獵豚活動又與上述所謂日本傳統獵豚活動不一樣。首先，太地町有每年固定的獵豚季節（從九月到三月），而以往則是隨機的。其次，太地町漁民使用的是高速摩托漁船來大範圍地尋找迴游中的海豚群體，此方法據信是在二零年代從伊豆半島發展出來的，並且在六零年代後開始普及。事實上，太地町的傳統獵豚活動與多數日本漁村一樣大約在六零年代就終止了，而現今的面貌是在1969年幾位當地漁民從伊豆半島學到新的技術後才開始的。同時根據一項2006年的資料，太地町其實只有二十六位漁民有獵豚執照，所以這從來就不是媒體上所形容的「全民活動」。

然而，在獵豚傳統中斷、海豚肉沒有經濟價值、現今又只有少數漁民在進行的狀況下，為什麼太地町會在七零年代開始恢復獵豚呢？其實《血色海灣》紀錄片一開始以攝影機捕捉太地町如何將海豚驅趕到海灣、以漁網困住過夜時，答案就近在眼前：隔天一早，一排排的海豚訓練師會出現在海灣，挑選海豚送至各地的水族館、海洋公園（包括太地町自己的鯨魚博物館），剩下的海豚才會面臨殺戮的命運。鯨豚保育協會（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於2006年便發表了一篇報告，直指日本當代的鯨豚捕獵活動背後的主要兇手正是水族館這個產業。那段時間一公斤的海豚肉只能賣美金十六元，而一隻死海豚最多只有美金四百元的價值，但在太地町捕捉到的海豚，若是水族館喜好的品種，一隻最多可出價到美金六千二百元。而從時間點上來看，早在1968至1972年之間，日本的水族館就已經有從地方獵豚活動中交易海豚的記錄，並且在七零年代達到高峰，這與太地町當代獵豚活動興起的時間是相吻合的。這個交易網路之後開始遍及全球，例如台灣花蓮的「遠雄海洋公園」在2002到2005期間總共從太地町引進了十七隻寬吻海豚；另外有證據指出美國最大的海洋生態娛樂公司「海洋世界」（SeaWorld）也有間接涉入。正是全球水族館產業這樣的需求，使得在八零年代開始衰退、但又有以往捕鯨傳統作為象徵資源的太地町，會緊緊地抓著獵豚活動來作為復振城鎮的手段，一方面有活海豚可以帶來經濟收益，另一方面海豚肉與獵豚活動則可以聯繫到一個繁榮的捕鯨過去與地方認同。很可惜的是，《血色海灣》只將這條產業鏈的影響草草帶過，倒是2013年的另一部紀錄片《黑鯨》（Blackfish）徹底揭露了水族館產業的黑暗面，也迫使美國「海洋世界」於去年宣布不再私下繁殖殺人鯨作為園區娛樂之用。

那為什麼不是每一個曾有鯨豚捕獵傳統的日本海岸社群都和太地町一樣持續地在捕獵海豚？一個簡單的回答是，即使同在日本，不同的社群所面臨的行動者與在其中運作的力量都有所不同。以壹岐島的勝本為例，早在《血色海灣》之前，當地的獵豚活動才是動保團體對抗的焦點。1980年在環境導演Hardy Jones以影片揭露之後，來自國際重重的壓力使得勝本不得不於1986年停止大型的捕獵活動，並且於1995年之後完全終止任何捕獵行為。然而，人類學家Kalland的調查發現，當地人開始會將小群的海豚飼養在內灣處，一方面可以於之後高價出售，另一方面則是將城鎮打造成「海豚之城」的基礎。更有趣的是，負責照料海豚的當地婦女竟與他們培養出與寵物般的感情。對認為海豚應該在野生狀態下生活的動保團體來說，這依然不是一個理想的結果，但對當地人來說，此種馴化後的「自然環境」才是他們能接受的。至於靜岡縣的富戶，在2005年進行最後一次獵豚活動後，已轉向賞鯨觀光的路線發展。

也許最後能停止太地町獵豚活動的，其實是關於身體健康方面的顧慮。早在2002年，北海道醫療大學遠藤哲也教授的團隊便在包括太地町在內的市場賣的鯨豚類內臟中發現，其平均的汞含量遠超過當時日本厚生勞動省每克海鮮食品0.4毫克的標準。之後對太地町居民的研究也證實有食用鯨豚肉類習慣的受測對象頭髮中有明顯較高的汞含量。鯨豚類體內的汞，或更精確地說甲基汞，主要來自於人類活動對海洋生態的污染，而身為食物鏈頂端的鯨豚類相對地也囤積了較多的有害物質，人類若過度食用會造成認知神經相關的症狀。然而，一項2015年的研究同時也指出，伴隨著太地町鯨豚類以及人類體內高汞含量的是同樣高的硒含量。這些硒主要來自於海產，並且能透過相互作用抵銷汞的毒性。因此在認知反應的測驗上，太地町居民並無異常的狀況。另一方面，日本厚生勞動省和消費合作社聯盟也僅提出關於大小、頻率以及孕婦不要食用的建議，目前並無任何政策上的改變。

狩獵「文化」的陷阱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太地町獵豚活動所牽涉的範疇遠超過一個「地方文化」的框架，但由於從太地町地方政府乃至於首相安倍晉三都是以「文化」與「傳統」來加以維護，使得國際動保組織發現若堅守動物權的立場，與此論述毫無交集，各說各話。於是後者漸漸開始針對當地獵豚是從1969年開始的這個時間點，以及海豚食物文化的逐漸消失，來攻擊太地町的獵豚活動沒有文化基礎，因此沒有繼續下去的價值與必要。對於這種批評，一個最直接的回答是，從來沒有規定要求一個傳統要有多久的時間深度或實用性才算「文化」。誠然，太地町現今的獵豚活動的確是一種「再發明」，使用的也是現代的技術與工具，但這不代表當地居民憑空「捏造」出來一個傳統。另一個更適宜的論述架構也許是：太地町是一個擁有長久捕鯨歷史但於近代開始衰退、人口外移的小城鎮。透過有明顯經濟利益又能連結到過往記憶的獵豚活動，太地町得以復振自己逐漸邊緣化的社群與地方身份認同。可惜的是，能夠豐富此論述架構的實際民族誌資料還是太少，這反映的是當地的聲音在《血色海灣》以及國際媒體中是多麼地缺乏以及被忽略。2016年才剛在釜山國際影展首映的紀錄片A Whale of a Tale據說呈現了更多太地町居民的說法，或許能在之後激起不一樣的討論。事實上，若從全球水族館產業與鯨豚類交易的角度進行批判，或是從食品安全與環境污染的議題來著手都是更有說服力的策略。但是，兩者涉及的尺度太廣，且會牽扯回到西方「文明」國家，沒有一個像太地町漁民一樣面貌清楚、可以他者化的「敵人」。曾去過太地町短期觀察的人類學家Jon Holtzman認為，這與在抵制鵝肝醬時，歐洲較為邊緣的國家如匈牙利受到較多的攻擊是類似的狀況。因為法國雖然鵝肝醬產量居全球之冠，但有高度發展的飲食文化做基礎，「文化相對主義」的應用在此便「合情合理」。反之像日本太地町或匈牙利，既不像與環境有緊密關係的原住民族，也不是掌握普世價值話語權的核心國家，自然就成為方便的標靶。

我絕對不是在說如《血色海灣》這種直接進入太地町的抗議行動是沒有意義的。多虧這些在第一線觀察的動保人士，我們可以在日本官方論述之外得到珍貴的統計數字。例如太地町今年剛結束的獵豚季中，共有595隻海豚被殺死、448被放回海洋、232被囚禁等候水族館的交易。雖然對動保團體來說還是不盡理想，但畢竟有明顯下降的趨勢，評論者認為這與當地開始強烈避免鯨魚肉的食用有直接的關係。另外方面，日本動物園水族館協會於2015年在被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因太地町的鯨豚交易而暫時停止會籍後，投票決定繼續留在這個國際組織中，代表之後其六十三個水族館會員不得從太地町購買鯨豚，是日本國內對此產業鏈的反省的重大一步。這些成果反映了若離開上述狹隘的「文化」框架，鯨豚捕獵活動正反兩方其實還是有能對話的地方，這或許可以拿來作為現今台灣原住民狩獵權辯論的一個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