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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籤: 日本

《末日松茸》中「聽不見」的臺灣史(上)

近日將由八旗文化翻譯出版的《末日松茸》是本奇書。不論就其涉及的空間尺度,欲對話的理論脈絡,還是作者Anna Tsing 流暢的文字,都是近年來學術研究中少見的佳作。我認為,對臺灣讀者而言,《末日松茸》的意義不只是一本人類學的名著而已。在該書多維與多重的敘事線中,我試著指出,還有條Tsing未能觸及的、隱而不顯的軸線,聯繫起當前日本的松茸消費者,以及在美國奧勒岡一帶之「廢棄的工業林地」上採集松茸的尋菇人。我稱這條軸線是「『聽不見』的臺灣史」。

看電視學宗教?:日本『そこまで言って委員会NP』與泰國『不同人不同想法』(ต่างคนต่างคิด)節目中的電視媒體、宗教與社會

最近因妙禪的名車事件,新興宗教議題再次引起討論,前些日子公視『有話好說』節目,也請了學者專家討論妙禪與台灣的新興宗教。這讓我想到自己看過幾則日本與泰國討論新宗教與社會議題的電視節目,覺得是個有趣的對照。這篇文章主要想介紹日本與泰國兩個此類節目,目的不在說哪種媒體討論方式較好,也不在討論新宗教是非。希望透過這兩個節目,一方面可以看看在台灣外新宗教如何在媒體上被討論,另一方面也對照新宗教與不同社會關係間的異同。

端午閒話沖繩划龍舟

在沖繩豐富的海洋文化之日常中,Ha-Ri-(划舟競賽)除了留存了沖繩歷史中具有紀念性的一頁文化交流史之外、也結合了當地的生態、物質發展,在季節更替之際,藉由人群的活力,向社會昭示海之幸與人之力的完滿結合。

田野研究倫理那件小事

「田野就像是在學做人」:研究倫理作為一個學科或學門制度化的準則當然不否認其意義,但田野之中面對不同的情境,甚或是相異人群對於「倫理」為何的不同考量,或許很難說有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這也或許是為何,關於這些「研究倫理」的討論,總是能不停地在新的課堂上,又有新的案例和應對,讓我們繼續討論下去。

重返《血色海灣》:日本太地町有獵豚「文化」嗎?

剛於三月進入尾聲的日本太地町獵豚季,因為《血色海灣》這部動保紀錄片而成為大眾撻伐的對象,之後相關的報導與分析也多不勝數。本文著重在太地町獵豚「傳統」是否存在的論述上,討論若限制於狹隘的「狩獵文化」或「文化相對主義」的框架,將簡化牽連到的複雜歷史經濟生物等面向,對此議題的進展不會有太多幫助。

餘生:賽德克巴萊之後

上星期六早上,我坐在西門町的真善美戲院中觀看《餘生》,環顧整場不到二十位的觀眾,想起三年前《賽德克‧巴萊》一片引發的空前盛況,心中不免有許多的感慨。魏德聖導演對於霧社事件這個題材長期的投入與付出以及個人的魅力光環,讓許許多多的觀眾得以認識霧社事件與賽德克;然而,也因為魏導如此巨大的光環,某個程度讓一些不同的聲音自願或不自願地在公領域降聲或噤聲,以致無法讓不同觀點做更深入的對話與討論。我相信後者絕非魏導的本意,也非其所樂見,否則他又何需如此大力地鼓勵與支持《真相‧巴萊》與《餘生》的出版,這三個不同的媒介(電影、書與紀錄片)加總起來,應該才能拼出魏導心目中更完整的霧社事件圖像。

戲劇如何誘發新的人類學思維:從「新時代的教科書:日劇」談起

戲劇如何成為人類學家思考當代社會文化性質的素材與媒介?甚至,這戲劇對於人類學家在面對新時代與思考重新建構知識的可能出路時,可能產生何種作用?這是黃應貴教授於今年二月十五日在中研院民族所午餐時間給了一場名為「新時代的教科書:日劇」的演講所關注的問題。文末,我將以另一位同樣受到戲劇影響的人類學家Michael Taussig的作品為例,探究戲劇或劇場如何可能有助於我們釐清被研究對象社會文化中幽微難解的側面,促使我們反思自身知識之理論預設所造成的侷限,甚至進而誘發新的人類學思維。